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刘新路（又名刘新陆），1947年9月出生于四川宜宾，1968年甘肃师大附中毕业后到甘肃临夏康乐县草滩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在甘肃临夏州委、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甘肃省税务局等单位任职，退休后以读书作诗为乐。
作者 ：刘新路
我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隨父母亲来到兰大萃英门的。那一年，我三岁。在我的眼睛里，萃英门很高大。城门上还建有一层砖木结构的城门楼子。城门外，狹窄的马路两边，有一些低矮的小商铺。有卖各式文具笔墨的，有卖酿皮子炒凉粉热冬果等各种小吃的。平日里人来人往煕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萃英门
进了城门，便是兰州大学校区。向北走，土路两边，东边是教职工宿舍，西边是学生宿舍，还有锅炉房食堂洗澡堂。走到至公堂南墙下，便东西分道，东边通向玉成堂（工会）、萃雅堂（图书馆），中间是一个小广场。西边通向学校办公区和供销合作社，那里有一个理发室。至公堂高大宽敞，东西开门，两檐流水，处于校区的中轴线上。
国立兰州大学
刚来时，我家就住在城墙西南角的一个小院子里，晚上点煤油灯，紧挨着静观园。两年后搬到了老甘院，才有了电灯。静观园是一处休闲的好地方，花木繁多，清静宜人。园中有一座长长的堆石假山，把园子分成前后两园。前园种着许多百年老梨树，每年秋天，又大又黄的冬果梨挂满枝头，是小男孩们觊觎的目标。老甘院位于至公堂北侧，是校区中央最大的教师宿舍。西边是篮球场排球场，东边是田径场足球场。北面城墙内，从西到东，便是昆仑堂、天山堂、祁连堂、积石堂、贺兰堂。城墙外黄河流过，涛声可闻。北城墙下开一小门，是专门用来从黄河拉水的，平时总是关着。父亲刘天怡是1950年4月从美国乘船归国的。母亲闻讯后，带着我和姐姐，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颐和园旁边的华北革命大学，与父亲相聚。年底，一家四口来到兰州大学。记得火车路过郑州黄河大桥时，母亲抱我到窗前探望，只见下面黄河上漂着浮冰，翻滚流淌。1950年4月，刘天怡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途中来到兰大以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土改是1951年甘青两省的头等大事，兰大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到青海省海东地区参加土改。当时土改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发展生产。父亲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有两个收获：一是亲身经历平生第一次阶级斗争；一是结识了一个陕北来的老干部。这个老干部以后帮了父亲的大忙。父亲出生于四川省筠连县，五岁丧母，九岁过继给本家伯父。依靠伯父的资助，才得以上学读书，一直到出国留学。他没有想到西北的农村会如此贫困。在他看来，这里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他私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个陜北来的老干部，老干部心有同感，却不便明言。只是严肃地告诉父亲，土改划成分是有一定指标的，必须严格按上级定的指标完成任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父亲依言照办，老干部很是满意，对这个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好印象。两人交谈中，议及美国的经济情况，父亲便讲了一些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老干部很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对父亲的渊博知识，心生敬意。参加完土改，父亲获得好评。回兰州以后不久，发生了西关城门楼枪击事件。为了防患于未然，兰州旧城所有的城门楼，包括萃英门的城楼，便统统被拆掉了。解放军进城后，在几个交通要道的城门楼里，驻扎少量战士。一天，某士兵接到家信，说家乡搞土改，其爷爷被镇压，奶奶投井自杀，父母带着儿女们逃亡到新疆去了，下落不明。此人情急之下，一时想不通，竟然趁早操之际，据守城楼，胡乱开枪，伤及无辜，造成恶果。政府很快调来军警围攻，此人却随机应变，枪法又极准。久攻之下，弹尽自杀。父亲听说此事，沉吟许久。觉得萃英门乃学府文脉之地，拆掉城门楼，面目全非，不免可惜了。谁知过了两年，兰州开始修建和拓宽城市交通公路，把所有的旧城墙全拆除了。这样，不但萃英门被拆掉了，而且，连带南城墙都铲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这样，整个兰大就好像脱去了外衣一样，暴露在路人面前，校园里宁静安祥的气氛不复存在。这时，正逢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兰州大学被列为全国十四个重点综合大学之一，成为国家教育战略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规模必将大为扩展。旧校区显然无法满足新时期的要求，选择新的校区已经势在必行。老甘院位于至公堂前荷花池的北侧，分中东西三院，院间有日月门相通。中院为主院，院中有石子甬道和花坛，从南到北分三进大院，最北端有一五开间高高在上的中堂，有台阶拾级而上，大概是当年贡院主考官大人坐堂监考的地方。
至公堂，满清时贡院旧址
我家住在老甘院东院。这里也是三进院，但北院隔墙独立。我家在中院，居东房四间。两间是住房，一间是厨房。厨房里有两口大水缸，用来装黄河水。一口是澄清的，另一口撒一点明矾待澄清备用。每隔两天，就要淘洗缸底，把沉淀的黄泥清洗出来，倒进花园里。缸口上盖一块大案板，用来切菜擀面。父亲终于有了自已单独的书房。房间很小，屋角放两张靠椅一个茶几。临窗摆一张三屜书桌，一把椅子，靠墙是一个小小的书架。书桌上放着卡片盒和一个双层立架，上面摆着精装硬皮的英文辞典和汉语字典。父亲的成名作“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一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父亲在抗战期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47年7月赴美国留学，在丹佛大学经济研究院获硕士，后入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1950年4月，放弃即将进行的论文答辩，乘船回到大陆。1950年代大学引进苏联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父亲深感学力不足，便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力图跟上新社会的步伐，在教学上占有一席之地。
1948年1月，刘天怡在美国丹佛大学校园
1952年春，父亲接到养父从西安邮寄的一封信，信里有到兰州来避避风头的意思。当时四川老家又开始搞二次土改，社会不大安宁。养父到西安投靠入伍解放军的女儿，多有不便，就想到兰州来。养父刘绍斌是四川保路运动中川南地方的领导人，当时是宜宾老家一所中学的校长，加入了同盟会。民国时期经商办企业，富甲一方，在川南号称“桐油大王”“猪鬃大王”。抗战期间力主川军抗日，是刘湘的经济后盾。1948年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大代表。他寓居重庆多年，家乡的田产由族人代理，土改中悉数交出，受到政府优待。不想二次土改追浮财，被农民协会的人追到西安，抓回县城去，竟被枪毙了。等到中央政府下文纠正，为时已晚。父亲记得，1949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接到养父的信，询问要不要到香港或国外躲避一时，观察动向？养父虽然是国大代表，但不願意去台湾。父亲当时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的大多是国民党政府的负面报道，知道国民党政府不得人心，大势已去，回信力劝养父不要乱跑，更不要出国去当“白华”。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俄罗斯人跑到中国来，人称白俄，生活潦倒，精神空虚，不堪回首。养父觉得父亲说得有理，同时又觉得自已从未与共产党有过节，四川解放前，他又专程拜访过刘文辉，力主和平解决问题。便安居不动，不想祸从天降！父亲曾参加过一次镇压反革命的公审大会。那是在兰大昆仑堂前的小操场上，人们坐着自带的小板凳，也有人席地而坐。公审大会的主席台设在昆仑堂门庭前半圆型的平台上，有一人来高，显得庄严威武。大会开始后，有人宣读文件。父亲正在与身边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小老头打招呼，突然听到台上一声大叫：把反革命分子XXX抓起来！只见身边几个彪型大汉跳起来，一把将那个老头像小鸡一样提起来，跨出人群，押到主席台前。看来这些人都是早就安排埋伏好的。这令父亲吃惊不小，半天沒回过神来。只听台上的人又说了些什么话，语调高亢，义正辞严，然后又是一声大叫：“验明正身，立即执行！”那个老汉便被五花大绑，插上一块长长的令牌，拖上一辆卡车拉走了。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会议结束后，人们四散而去。父亲拿着自已的小板凳，跟在人群后面，两腿发软，慢慢离开。只见身边那个小凳子侧翻在地，孤伶伶留在原地，无人理会。昆仑堂是学校大礼堂，堂前修建一排二层小楼，门庭前有半圆型平台，台侧有若干级台阶，也是半圆型的。从上往下俯视，整个造型，像一架飞机。机尾靠近北城墙。学校的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活动，大都在这里举办。父母亲曾带我们去看过一场外地著名剧团来兰演出的京剧《画皮》，把我吓得半死。好长时间里，我都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晚上更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老甘院是萃英门里最大的教职员工宿舍区，却没有厕所。公共厕所设在院外北侧，穿过单双杠吊环吊绳架，下一个大坡才到。厕所后的粪池，就在北城墙下。城墙边挖了几个大洞，里面养猪。因为上厕所十分不方便，家里便备有一个大痰盂。痰盂盛满了，用绳子提着，出东院，进中院，出北角门，下大坡，倒进厕所里。母亲在萃英门连生两子，一个取名人杰，一个取名东平。东平的意思，是朝鲜战争结束了，和平了。有一天下雨，晚上路滑，妈妈去公共厕所倒痰盂，不小心摔了一跤，屎尿溅到裤子上，很不开心。母亲白朝莼是大家闺秀。其父白瑜与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同学，一起领导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学生运动，又一起开办过书店，都喜欢研究荀子，但一个信仰马列主义，一个信仰三民主义。学校毕业后，白瑜辗转来到黄埔军校，任蒋介石校长办公室上尉秘书（国共合作，共产党员比国民党员，阶差三级）。后与蒋经国同年考入苏联中山大学，对小蒋多有照顾。他家有不做官的祖训，主张教育救国。抗战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又不能脱离政治，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1949年去台湾，仍任大学教授，协助陈诚主持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后为蒋经国顾问。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任弼时的堂姐任培智。都是湖南老乡。
白朝莼抗战期间在重庆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兰大陆续调进了许多教职员工，其中有一些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如化学家朱子清、刘有成，生物学家郑国锠、吕忠恕，历史学家赵俪生等，以后又选调了一些留学苏联的学生，以及北京各高校的教师进修生，天南海北，一时人才汇萃，显露出萃英聚雅的兴盛气象。人多家属多小孩多，然而萃英门独立于西关城门之外，没有小学幼儿园。于是，学校决定自办，选址确定在静观园南侧的三四个大院落里。我家刚来时住过的小院，封门改院，变成了小学校的教师办公室。小学校有六个教室分六个年级。隔墙便是幼儿园，有三间大教室，分大中小班。教师大多数是教职工的家属，有的还是学生家长，待人和蔼可亲。1955年从上海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带来了大城市的文化生活气息。他们着装入时，年轻漂亮，唱歌跳舞，说一口吴侬软语普通话，令孩子们十分崇拜。1958年大跃进时，人们在这里挖出废铜烂铁，还有炮弹黑火药，我们才知道这里曾经是马步芳军队的兵工厂。原来，我们玩耍做游戏的院子里，埋藏着炸弹！萃英门校区的教工宿舍，集中连片的有两处。一处在萃英门东侧，院子套院子，从南城墙到东城墙，排列成一二三四几个序号。另一处便是老甘院。静观园北侧也有几个院落，比较分散。人多一时不好安置时，临时还占用过静观园假山上的亭台楼阁。孩子多了，校园就热闹起来，到处都有孩子的身影。大孩子们喜欢爬城墙，在高高的城墙上打仗，眺望城外的景色。有人来制止，便冒险从墙角跳下，不顾屁股蹾得生疼，一溜烟跑掉了。静观园的冬果梨，也是他们侦查的对象，一年年眼睁睁地看着梨花开梨花落，细数着哪棵梨树上的果子长得大，记在心头，等成熟后便去偷来分吃，炫耀给别人看。到了冬天，静观园的花园里便开辟出一块滑冰场，大人小孩都在那里学滑冰。学会的人，便绕着冰场转大圈子滑，脖子上围着围巾，头上冒着汗，动作十分潇洒。一年四季，大操场上大学生们开展的各项运动，孩子们都会模仿起来，样样都能来两下子，所以运动素质大都很好。至公堂里每一个周末都有舞会，小孩子们便会在人群里穿梭不休。有人提出不满意见，管理人员才不得不出面干涉。最令孩子们向往的，是一年一度在昆仑堂大礼堂举办的春节联欢会，有各种有奖活动，可以玩到半夜时分不睡觉。学校每年还组织到兴隆山去游玩，晚上就住在山上的大庙里，十分热闹。至于周未去五泉山喝茶，更是常有的事。父母亲每年还带我们坐马车去十里店看桃花。黎明时分，月亮还挂在天上，父母把我们从梦中唤醒，给一块泡泡糖，便上车出发。走过黄河铁桥，还不到金城关，我们便在马车上又睡着了。
刘天怡一家，右一为作者
孩子们的母亲们，操着各种口音，穿着打扮各不相同。有挽髻小脚的，有烫发高跟的。她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忙于操持家务，很少有人出外工作。这时提倡向苏联学习，做英雄母亲，一家四五个兄弟，很普遍。独生子女很少。有人家还带来老家的保姆，说的话外人听不懂。母亲不开心，并非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经过战乱的人，都不怕吃苦，而是因为她不願意当家庭妇女，一直想出去参加工作。抗战时期，母亲在重庆读完书，便在宋美龄主持的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工作。宋美龄很喜欢母亲，大约是看母亲长得清秀，又是白瑜的女儿。1945年父母亲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父亲出国留学后，母亲留在重庆家里抚养孩子，到1956年，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家庭妇女。要参加工作，第一件事，是写自已的简历，向组织交待清楚自已的历史。母亲很认真很仔细地回忆自已的过去，几易其稿，在父亲的帮助下完成，交给兰大人事部门。父亲告诉母亲，向党交心，一定要老老实实，不能隐瞒任何问题。父亲回国后，他写的第一份简历，是在华北革命大学。以后又经过几次运动，简历越写越细，很有经验了。母亲经过兰大审核批准，被录用到图书馆工作。住在老甘院，邻居多了起来。第一个同住东院的邻居，是从法国留学回国、同在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又同乘一辆敞篷汽车到兰大来的樊祖鼎教授一家。他是浙江温州人，刚来时也同样吃不惯黄河水，肚子老胀。两家还曾一起搭伙做饭吃，所以孩子们便是青梅竹马，常在一起过家家。樊教授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爱好打猎。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一支小口径步枪，闲暇之余带着女儿去打麻雀，有时还能打到班鸠，用麻绳拴了，提回家做成下酒菜，女儿却拒绝品尝。樊教授是男孩子们热烈追逐的偶像。后来他家搬到西院去了。
樊祖鼎教授1950年在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跟父母亲交往比较密切的，有同在经济系任教的吴宗汾教授。夫妇两口，上海人，无儿女。吴妈妈最擅长做汤团甜食，常常召集邻家小孩子们到家里品尝，深得孩子们的欢心。吴是全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后来调到西安去了。搬到老甘院，第一个来家探望的，是陈时伟左宗杞教授夫妇。他们都是国内著名的化学专家，与父亲同是中央大学校友。左家是湖南大家族，与母亲继母任家有世交，两人很说得来。陈时伟是兰大理学院院长，后升任副校长。父亲来兰大任教，是他亲自到教育部做了动员工作的，所以关系更是非同一般。陈时伟组建九三学社兰大分社时，把父亲拉进去做了秘书。据教育部的统计，1950年代初期从国外回国的留学生有1700多人，其中学理工农医者居多。到兰大来任教的，还有生物学家郑国锠和吕忠恕。他们都是父亲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同期博士生，完成学业后，先后来到兰大。校友相见，十分亲切。几家的孩子，年纪相仿，都是小学幼儿园的伙伴。化学系搞有机化学的刘有成教授，是1956年来的，属萃英门最后一批留美归国学者。
吕忠恕教授194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室
住在老甘院里的，还有中文系的刘让言教授，数学系的周慕溪教授、赵继游教授。另外更多的是刚成家的中青年讲师助教，还有一些行政后勤人员。我家前院里就住着学校食堂的一个炊事员，他的儿子跟我差不多大，说一口阿木了（甘肃方言：怎么了）的话，听不大懂。后来混熟了，人其实很憨厚老实的，不久却又回老家去了。兰大的行政后勤人员，很多都是甘肃本地人，以天水人居多。经济系的李剑夫教授也是与父母同时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又同车返回兰州的。他的夫人沈滋兰，是民国时期兰州第一个去北京上学的女学生，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回甘肃办教育，任兰州女子中学校长，是宋美龄创办的妇女文化促进会甘肃分会的领导者。蒋介石宋美龄来兰视察工作时，她作为甘肃妇女界教育界代表，受到接见。她说一口地道的兰州话，仪态大方，做事认真干练，是兰州妇女界有名的“三兰”之首。
1948年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留学生郊游照片。右正面照第五人为郑国锠院士，左二（侧面）为刘天怡
解放军接管兰大后，军管会任命辛树帜代理兰大校务，把旧兰大的许多教职人员送到北京学习，其中有经济系的赵从显副教授等人。赵教授毕业于中央政大，山东人，在省财政厅任过职，是个财政方面的专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制以后，把在延安搞过教育的林迪生调来任副校长。林迪生个头不高，笑口常开，曾留学日本，很受人敬重。他负责筹建新校区时，曾说过要像延安一样修一排窑洞。父亲听了，不以为然，认为可能是误传。其说话的原意，大概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延安办学的方法引进兰大。这段时间，兰大人员，新旧杂处，关系复杂，说话传话都要当心，稍不留意，就可能惹出是非来。父亲就因为与系里几个老教授走得比较近，被人说成搞小宗派，受到批评，洗了一回热水澡。
兰州大学萃英门校址
经济系在原法学院撤消后，成为兰大文科第一大系，正副教授14人，占全校教授总数近四分之一。其中有的是抗战期间从北京等地院校撤退过来的西北联大的，有的则是在本地国民政府中从事过经济工作转行过来的，大都有当时著名大学的学历。比如管照微教授，曾任国民政府甘肃信托局要职，是一位金融信托业专家。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兰大组织上报的六十个科研项目里，就有管照微教授的发展社会主义信托事业的题目。另外，还有段重熙教授的“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课题，引人注目。两个教授都是留日的。兰大在向科学进军中提出的科研项目之广、水平之高，令全国学界意想不到，刮目相看。父亲也向经济系上报了一个科研课题，题目是“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经过几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他对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了如指掌。他认为，斯大林利用国家力量干预经济过程的做法，与罗斯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采取的做法有相通之处。而罗斯福的做法，来自凯恩斯理论。但是，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基础上的，而罗斯福则是在保护私有制基础上，利用国家财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两者之间，手段相似，却有本质区别。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预判、选择是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在这些方面，西方经济学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因此，批判性地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但是，父亲的这个研究课题，系里没有通过，更没有上报到学校去。原因很简单，西方经济学不是当时研究的重点。另外，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是排斥西方文化的，甚至于法律学、心理学等大学课程，都被取消了，其中有部分内容则被当作中专一类的技术课程来对待。在父亲心目中，法律学、心理学乃至美学逻辑学西方哲学一类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任何经济行为，当事者双方要讲诚信，但需要有契约来约束，契约则靠法律来维护。这是常识。而人的行为又受心理活动支配，任何一个经济活动，都会在人的心里产生一定的影响或预期，这种心理预期又会对经济活动本身造成反作用，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常识。这些常识积累起来，经过上百年市场经济实践，被总结成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便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写出了《资本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用来维护雇佣劳动者的权益。在此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不断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缓解阶级冲突，创立出稳定经济发展的许多方式方法，从而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凯恩斯经济思想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当中，最具影响力、最有操作性的一种学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完成于1936年。但是，在195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国内实行全盘苏化，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方面，注重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因而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对父亲这样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系统教育的学者来说，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存在很多的困难。这一点，搞理科的人不大容易理解。在文科中，搞文学艺术历史外语教学的，虽也遭遇类似问题，但程度上相差甚远。父亲的处境，其实很危险。在政治上，父亲是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选择回大陆，而不选择去台湾，是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在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这种思想观点很普遍。所以，父亲很早就向系里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给父亲上第一堂党课的，是土改中遇到的那个陕北老革命。他告诉父亲，既然是回来建设新中国的，不入党，很多方面会受限制，很多事情搞不了。但是，父亲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一直没有下文。经过1954年的高饶事件、1955年的胡风事件，加上肃反运动，学校党委对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十分谨慎。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而把培养的重点放在学生和青年助教上。经济系的老教授们，经过几番整肃，能够保持住稳定地位的，为数不多了。只有系主任骆秀峰，能够始终如一、岿然不动。骆是原北京一所商业学校的教授，曾留学日本，被林迪生看上，做了系主任。他为人谦和谨慎，没有多大的历史问题，虽不是党员，但注重与党员和青年教师搞好关系。在学术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时间长了，系里积累了人事矛盾，而这些矛盾，常常在一定的政治气氛中影响人际关系。特别是大的政治形势一有风吹草动，系里的小圈子里便会风生水起，勾心斗角，借机整人。所以，国家的政治风波，常常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父亲在系里，跟老教师们走得近，却与青年教师比较疏远，觉得这些从北京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讲师，专业素质过于狭窄。他误以为自已要求入党，在党支部通不过，与这些青年教师有关。所以，他私下里曾发过牢骚，说有三怕：一怕领导，二怕党员，三怕青年教师。后来他虽然参加了九三学社，但仍然定期向系党支部汇报思想，要求加入共产党。这些申请书，他的档案里应该都有的。父亲是笃学达观之人。因为他是归国留学生，政治历史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些年里虽然有一些风波，没有受到较多影响。他把做学问抓得很紧。对凯恩斯学说，他采取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持一致的态度，侧重于批判凯恩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局限性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翻译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的“为反对凯恩斯而战斗”等多篇文章，发表在《学习译丛》等多个杂志上。他写的“凯恩斯经济理论评介”，有四万多字，国家人民出版社已准备出版。许多重要的学术期刋来约稿，就连《甘肃日报》也来采访。他逐渐受到全国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当时崭露头角、有一定话语权的西方经济学专家。1956年，国家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知识分子的春天似乎来到了。在生活上，父亲唯一保留的美国习惯，是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牛奶，原汁原味。只要能搞得到货，就不喝别的。若买不到咖啡，用茶代替，喝的是老家寄来的雨前茅尖。泡茶用是的一只精緻的紫砂壶，壶盖做成一张小小的荷花叶状。无论是咖啡，还是茶叶，只要泡出来，屋里便漂散出特殊的清香。四川宜宾筠连老家，位于川滇交界的大山深处，自古是茶马古道。马帮往来，络绎不绝。爷爷刘绍琨开一家小客栈，勉强维持生计，无力供养父亲读书。直到父亲九岁时过继给本家伯父刘绍斌，才改善了生活条件。刘绍斌去世后，父亲每月按期给自已的亲生父亲一家寄生活费，几十年从未间断，直到弟妹们长大自立。父母亲对我们姐弟四人的家教很严，生活上从不娇惯。衣服裤子都是补了又补，大改小、接着穿。冬天，家里燒煤炉取暖。他们买来酥油、炒面，用烧水壶将滚烫的开水，一碗一碗冲成糊糊，让我们吃。说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将来长大了，什么东西都要能吃才行。浆水面是西北特色地方主食，母亲专门请人来做。我们吃了，觉得并不像当地人说得那么好，不如臊子面好吃。其实，父母亲是更喜欢吃大米饭的，家里经常做面食，是要求我们从小就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自已也要尽快改变旧习惯、适应新生活。父亲教我们读唐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父亲告诉我们，诗里说的孤城，大概就是兰州。弄得我们几个兄弟从小就磨拳擦掌，一心想长大出去闯天下干大事。后来弟弟刘人杰在兰大外语系毕业后，自愿报名到西藏去工作，大概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父亲说，人的一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父亲喜欢古诗词。1939年夏在重庆，遭遇日本飞机轰炸，父亲在防空洞有诗云：“警报声中走避忙，敌人近逼太嚣张。何当仗剑驱倭寇，一江风雨望头塘。”父亲的这个爱好，伴随终生。每临大事必有诗词，其中佳作无数。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与他从小练字有关。他自已的诗句，自已用毛笔写出，便是书法作品，朋友们争相收藏，装裱起来挂在墙头。
刘天怡先生的诗书作品
父亲有一支古箫，闲暇之余，吹来自娱。其声委婉动听，常令我们如痴如醉。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曾在学校晚会上吹奏过一曲《满江红》，美国人哪里听到过如此曼妙的东方音乐？一曲过后，全场肃穆，静默许久，才欢声四起，掌声不绝。有美女同学跑上前台，询问能不能摸一摸这个神奇而简单的中国乐器。川南多竹，人们普遍善吹萧笛。不想身在异域，竟能大出风头。文化交流之妙，留学生们多有切身体会。父亲从美国带回来一架蔡司相机，虽是二手货，但性能很好。带有镀铬的可以伸缩的三角支架，还有自拍器。节假里，常常带我们一家人出去拍照。白塔山五泉山黄河边，处处留有我们的身影。静观园里的梨花桃花牡丹花，观成堂前的小石桥，老甘院里的菊花向日葵，都是拍照的背景。甚至夏天买来的大西瓜，也用来做道具。邻里小孩子，也常被收入镜头之中。父亲从美国带回的西装和黑呢大衣，早已压在箱底，很少有场合拿出来穿了。妈妈的旗袍皮鞋，也很少穿出门去。父亲在华北革命大学研究院五班学习时，穿的戴的都是统一配发的解放装。沈从文先生也是同期学生。五十岁左右，落寞寡欢，跑步做操，有点跟不上节奏。他穿的也是同样的服装，不大合身。父亲心想，在别人眼里，自已这个洋学生，不知是个什么形象？该不会也是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吧？在萃英门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从没有从父亲的口里，听到过对生活条件的抱怨。母亲倒时不时有一点小小的议论之词，都被父亲一笑遮过，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常常有人称赞父亲是爱国主义者。父亲内心不大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回国是因为家在这里，亲人在这里，事业在这里。他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事业，願意投身建设新中国。赤子之心有之，谈不上什么主义。他觉得主义不能太多。什么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分散主义，哪有那么多主义？主义太多，一个大帽子盖下来，反而容易掩盖了真正问题的实质。只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的这种思想，有点不合时宜。但他做学问，就是这个态度、这个方法。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过去文人大多如此，还有保留往来书信的习惯。但是在反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中，父亲看到那些文人之间的书信和日记，都被拿出来当作罪证，或者互相检举，连锁追查。便不再写日记了。亲友来信，自已先做一回检查员，觉得不妥的便也不再保存。直到反右运动后期，他得知自已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才又重新恢复写日记了。这是因为，他有了大把大把的闲暇时间，他要用日记来表达对党的信仰和追求。
兰州黄河铁桥，1907年由德国商人出资建造，一直沿用至今，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兰州大学旧址位于桥的右侧一头
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在政治上的小心谨慎和追求进步，在学术上的锲而不舍和勤奋努力，这两个方面都有了一些收获。他的新作“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一文，已投稿到国内经济学权威期刋《经济研究》，几经修改，确定择期刋用。这令父亲大为振奋。这篇文章，是他这几年潜心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並运用在西方现代经典经济学著作分析批判方面的成功实践，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他的新的博士论文。他因为回国较早，未能拿到美国的博士文凭，在职称待遇上打了折扣。现在，终于可以证明自已的实力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5月，学校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反复征求各方面尤其是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在这之前，父亲被抽调到省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收集整理全省各地的情况，其中也有兰大整风工作的情况。土改工作队的那个老陕北，恰巧是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朋友相见，十分亲切。老陝北问他对各地反映情况的看法，父亲认为，整风运动很及时很有必要，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意见多一些是正常的。不过应该把对单位领导个人的意见，与对党的领导的意见，区别开来，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老陕北听了，大为赞赏。不久父亲回校参加经济系的整风运动。他因为自已的入党问题、科研课题问题、职称待遇问题提了意见。并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上把自己的“三怕”（怕领导怕党员怕青年教师）说了出来，受到老教授们的赞扬。吴宗汾李剑夫等人还专门来家里表示声援。这当然令系里的一些年轻教师大不满意，从此结怨。六月中下旬，整风运动的风向忽然发生改变。先是《人民日报》刋登一篇“这是为什么”的文章，以后便明确提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号召，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了。
在萃英门的城墙上，还可以看到古老的黄河水车
兰大的反右运动分别在萃英门老校区和盘旋路新校区进行。至公堂周边的墙头，老办公区的院墙，洗澡堂的后墙，到处贴满大字报和标语。暑期也不放假，继续搞运动。至公堂的前后院，经常组织有小型批判会。人们围坐成一圈，中间站一个右派分子或疑似分子，低头垂手，满头大汗，接受质问。一问一答，怎么回答都不满意，便群情激愤，呼喊口号，要求老实交代。有一天上午，召开一个大型批判会议，至公堂前搭起一个台子，陈时伟副校长站在上面交待问题。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刚回国不久的刘有成教授义愤填膺地控诉陈时伟如何拉拢他。太阳照在他的头顶上，亮闪闪地一顿一扬，精神抖擞，生气勃勃。他才回国不久，怎么也卷了进来？一定是有人要他非如此不可。这一点道理，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我怕父亲也遭受如此不堪局面，四下查看大字报。只见洗澡堂北边一面大墙上，有一幅大大的漫画。上面画着一个中军大帐篷，正中央一个胖子元帅正在发号施令，胸口写着陈时伟三个字。左右是挺胸凸肚的八员大将，也分别写着名字。帐前几个摇旗呐喊的小喽啰，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写着刘天怡三个字。我很担心，但更有些失望，心里愤愤不平。父亲至少应该也是头顶花翎的大将军才对，怎么成了虾兵蟹将一族？旁边还有个女的，写着陈佩芳三个字。反右运动中，兰大九三学社是重点清理对象。父亲与陈时伟左宗杞的关系，成了怀疑的线索，把他划在陈时伟反党集团里面。陈佩芳是化学系讲师，陈时伟的研究生，被划成右派，留校劳动改造。她被划成右派，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父去了台湾。20年以后中央来函证明是中共地下党员，已牺牲。经济系是重灾区，段重希教授被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释放出来后在工地上搬砖头拉砂子打临工。管照微教授夫妻离婚，老婆带孩子回老家去了。管教授一个人生活，冬天戴一顶毡帽，拿一个饭盒到食堂打饭，后来病死在回家探亲的火车上。李剑夫在肃反中已经被打入另册，这次更是难逃天网。父亲的名字也被列入右派分子名单，上报到学校党委，拟按降职降薪留校工作的一个类别处理。正在这个时候，《经济研究》第六期刋发了父亲的文章“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这一下打乱了经济系反右斗争领导领导小组的阵脚。他们马上布署批判文章，並给北京的《经济研究》编辑部写信，指责为什么要刊登右派分子的文章？经济研究编辑部不明就里，左右为难，最后以来信摘编的形式敷衍了事。父亲的这篇文章虽然生不逢时，却奠定了他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许多人原来不知道兰州大学在哪里，兰大借此扩大了影响力。学校就是这样，出人才就出名声，有人才就有地位。在经济系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坚持下，学校党委将父亲的名单上报省委。省委却没有批准。省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已改称省委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明确答复学校党委，父亲这样的归国留学生应以团结为主。这个答复令经济系一些人很不满意。在宣布省委这个决定时，骆秀峰发言说，这次不戴帽子不是说没有问题，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再戴上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为了平复青年党员们的情绪。父亲从内心感谢省委领导。他给学校党委写了一封信，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大了解中国的情况，支部在党，党在支部。搞不好与青年党员的关系，想入党岂非南辕北辙？父亲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其入党的愿望。陈时伟被作为学校反党集团头头、极右分子，撤销副校长职务、开除公职，发送夹边沟劳动改造，历经九死一生。夫人左宗杞降职降薪留校劳动改造。他们的小女儿是兰州女中的高才生，当年参加高考未被录取，在家待业。后在街道小厂当临时工，连续参加几年的高考，皆为高分，均不予录取。直到1962年才在江隆基校长的关照下，录取到兰大物理系。这个时候，她的高中同学，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终究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被作为江隆基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典型，遭受非人的迫害，便失踪了。左宗杞四处寻找无果，眼睛哭瞎了。父亲在家里说话少了。过去，吃饭时间就是讲故事的时候。一个小白兔的故事，可以讲一年。聪明勇敢的小白兔，狡猾阴险的狐狸，凶狠无耻的大灰狼，在我们的脑瓜里，活灵活现。常常是一桌子的人都吃完饭了，父亲才吃了一半。母亲担心这样会影响肠胃消化，父亲却毫不在意，乐此不疲。现在，父亲常常沉黙不语，跟他说话，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显出迷茫迟疑的神色。饭桌上若有好吃的东西，他会喃喃地告诉我们：多好啊，别人家还不一定能吃得上呢！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家？他又会说，好日子，要拉长了过。这话说得多了，我们便觉得自已真的很幸运很幸福。父亲告诉我们，古人有云，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半句话好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之道。后半句话，则不明其意。何为穷？何为独？似乎是走下坡路。
清代的兰州举院
运动开始后，父母亲很少出去串门与人交往，也很少在家里吃饭。有了新校区，天不亮，他们就要赶到新校区去上班。萃英门校区，开办了工农速成班，新食堂吃饭不要钱，我们几个孩子很兴奋地混吃混喝，过了两个月的好光景。小弟弟送到保育院去了，一周接回来一次。我们小学生整天去拾废铜烂铁，还有耐火砖之类，说要大练钢铁。学校又通知我们要把家里的铁锅等各种铁家伙交到学校去，必须完成任务。家里只有一口铁锅，母亲便买了一个新的，总算是完成了我们姐弟二人的任务。另外，就是除四害讲卫生。要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也有任务。我和同学们经常爬到厕所粪坑里去捞漂浮在屎尿上的苍蝇蛹，吓得新开办的护士学校女生们在上面大呼小叫。这些未来的小护士们，占据了天山堂。晚上下了自习课，便成群结队上厕所，一路走来，一路还唱着歌。歌声在夜空中飘扬，给空寂的校园增加了一些生气。有一次，我感冒了，发高烧，在家里躺了几天。醒来几次，家中无人，只见枕头边放着一包饼干。感冒好了以后，眼睛却看不清东西了。墙角有一堆东西，蹲下身去看，原来是新长出的草。经济系通知父亲参加打麻雀，父亲很高兴。他终于可以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群众活动了。他打麻雀的岗位是在盘旋路学校门口，手持一根长杆，挥动呼喊，不让麻雀降落，目的是要把全城的麻雀统统累死。第二天看报纸，报纸上刋登战报，又消灭了多少多少麻雀。父亲感叹，群众的力量多么伟大！萃英门外有几处炼钢炉，火焰冲天，通宵达旦，日夜不停。黄河边有一处熬糖厂，是用甜菜头熬出黑糖，再送别处去加工成白糖。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头，带着许多满载的车厢，像一列长长的火车，慢慢前行。据说是又创造了运输奇迹，放了卫星，到中央广场的省政府去报喜。生物系研究的白兰瓜新品种又有了新进展，超过了美国的华莱士。听说农民种的白杨树上长出了苹果，令人向往。
兰州市的代表性标志——黄河母亲雕像
萃英门里已经是一副破败景象了。大多数人家都搬到新校区去了，许多院落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两户人家。厕所无人打扫，屎尿遍地，臭气熏天。原来送水的人没有了，吃水要自已到食堂的水管子用水桶接。这是个力气活，我们只好尽量少用水。至公堂变成了仓库，门窗紧闭。昆仑堂等一些楼房楼梯上原来镶嵌的黄铜雕纹踏板，已不知去向。原图书馆被铁丝网隔离成了精神病院，里面关着一些赤身裸体的病人，趴在窗前向外张望，模样很吓人。墙壁上还保留着一些标语漫画，写着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之类的鼓舞人心的话。戴高乐的鼻子又大又长，鼻头染着红色。原来学校办公区和学生宿舍的小楼，现在已经拆除了，正在修建医院大楼。那是一楼六七层的钢筋水泥大楼，说明时代在进步。
黄河铁桥夜景
我们是最后搬出老甘院的人家。据父亲的日记记载，1958年9月28日，我们搬到位于段家滩的甘肃省财经学院。在那里，我们用上了自来水。在大跃进中，甘肃一下子增加了三十多所大专院校。兰州大学的经济中文历史文科三系，分别与省上原有的财贸干校、艺术学校合并建立了新的大专院校。兰大医学院从兰大分离出去，单独组成兰州医学院。兰大与中科院兰州分院合并一块，挂上了甘肃省科技大学的牌子。但教育部和中科院都没有批准，以后只得又各自挂回了老牌子。但文科三系回归兰大，则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经济系只回来了四个教授副教授，元气大伤。
兰州大学
我的一个同学是兰州房地产界的成功人士，前几年从香港请来一个风水大师。大师在兰州待了一天，第二天便乘飞机回香港。临走前抓紧时间登上白塔山，拜谒西藏萨加派高僧的舍利灵塔。只见黄河穿城而过，高楼林立，气象万千。我看大师沉吟不语，挑起话头，问哪一块地段风水最好？大师环顾四周，目光最后停留在黄河铁桥西南侧的地方。谁都不知道，那里曾经是萃英门！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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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50年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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