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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石焕南：采访孙立哲，我是县革委通讯员
石焕南，1948年出生，湖南祁东人。北京57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延安插队，后任延川县县革委会通讯干事。197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0年考入北师大数学系高校师资班，结业后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期间在北师大数学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三级教授，2008年退休。
原题
采访孙立哲
1969年1月，我由北京第五十七中学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插队，劳动两年半后，经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曹谷溪举荐，我被抽调到通讯组工作，直到1973年被推荐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
两年半功夫，我随曹谷溪跑遍了延川县的各个公社进行采访报道，其中跑得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地处黄河边上的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这是延川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个是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这里出了一个传奇人物，会做手术的赤脚医生，北京清华附中的知青—孙立哲。
1971年冬的某一天，为了核实关于孙立哲的种种传闻是否属实，由县政工组组长、陕西日报社的两位记者、县广播站站长、县医院的一位西安下来的大夫，谷溪和我以及在我们通讯组学习的两位业余通讯员杨圣敏（他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博导）和解明明（现在是北京斯福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组成的调查组前往关庄大队对孙立哲做联合调查采访（不巧，孙立哲不在队里，回京探亲去），查阅了孙立哲的所有手术记录，访问了所有能找到的接受孙立哲手术的病人，结论是未发现有手术事故，从而孙立哲做手术得到了肯定。
调查后，谷溪写一篇宣传孙立哲的报道，1971年12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此孙立哲在全国出了名。
左1杨圣敏，左4石焕南，左5解明明
不久我单独到关庄大队采访孙立哲，见到了他本人，高高的个儿，平头方脸，浓眉大眼，十分帅气的小伙子，当年他讲话略有口吃。
当晚我住在他的窑洞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就见一位老乡扑通跪在地上，嘴里连声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此情此景令我很是感动，孙立哲说，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起床后，孙立哲刚走出窑洞，身后就跟上了一群人，都是四里八乡找他看病的，孙立哲调侃地说，我是“蜂王”。饭后，我去看他做手术。是治疗支气管炎的小手术，看了半截，我突然感觉有些头晕，忙走出窑洞，蹲在地上，不一会儿浑身冒出冷汗。
孙立哲做完手术出来，看着我说：你怎麽脸煞白。我说，我怕见血。在孙立哲处住了几天，写了一篇报道，后来登在延安一个内部刊物上。
上面这张照片，是在1972年8月，我和申安秦一起去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采访赤脚医生孙立哲时，我站在一个凳子上拍摄的一张照片。图中孙立哲正给一位小孩做疝气手术，右为孙立哲，左为孙立哲的助手，当地的一位赤脚医生，中间站立者为申安秦。我给孙立哲拍的另一张照片曾刊登在《陕西日报》上。可惜的是当年拍的众多照片都不知去向。
大约是在1974年，那时我正在北师大念书，孙立哲已出名，正回京作优秀事迹报告，住在一家宾馆。一天在北京外语学院就读的中学校友，也是同队插友舒展（曾任驻卢旺达大使）约我去这家宾馆见孙立哲，邀请他到北京外语学院做报告。打那以后38年我与孙立哲未曾谋面。
2012年8月4日下午，在世贸天阶时尚廊书店举办“史铁生的宗教情怀和精神追求”读书会，我参加了这次读书会，终于见到了孙立哲。一见面，孙立哲就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路上见面我肯定认不出你了。是的，正如孙立哲在给我的E-mail中所言：恍如隔世，我们都老了！
这是回京后第二次见到孙立哲
左起庞沄、石焕南、程远、孙立哲、林彬……
现在与孙立哲有了微信联系。不久前他在微信中说：老兄好久不见啊！请多多保重。延川咱们在一起的许多记忆历久弥新啊！请老兄多多保重，准备有机会向你请教数学呢……
孙立哲一生磨难，一生奋斗，一生传奇，一个令人敬佩的大才子，大好人！
通讯报道是一项涉猎面宽，接触人广的工作。作为通讯干事，我在陕西省延川县通讯组组长曹谷溪手下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短，但工作内容丰富。我在诸篇回忆文章里已零零散散地谈及在通讯组的工作。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县上毎年都要在县城大礼堂召开一些全县规模的大会。我们通讯组自然要采访报道。开始，我多是跟班谷溪打下手，比如谷溪在主席台摄影，我给他打碘钨灯。后来谷溪就让我独自行动，拿着海鸥牌的120相机在主席台的前面，后面走来走去的找位拍照。在外人看来，这小伙子无所顾忌地上窜下跳的拍照挺神气的。实际上，开始在众目睽睽下左拍右照，我也紧张，时间长了我就自然了。
有一件事记忆深刻，一次在大礼堂召开共青团县委换届选举大会。陶海粟是新一届县团委副书记的候选人。在介绍每位县团委委员侯选人时，都要介绍家庭出身，我记得前面的候选人不是贫下中农就是工人，念到陶海粟的家庭出身时，竞是地主，我记得陶海粟家庭出身和我一样，是职员，怎么成了地主了呢？
后来才知道，陕北老区的家庭出身均由爷爷的成份确定，海粟和我一样，爷爷成份都是地主。我端着相机，站在主席台侧面幕后，看着站着的海粟，能感觉到海粟当时的尴尬。
以申昜为首的延川县各级领导是不唯成份论的，实实在在地实行重在表现的政策，海粟不仅当选了县团委副书记，在我离开延川县上大学后，还当选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其岀色的工作博得了延川人的高度评价，其担任公社书记的张家河公社的老乡们称他是＂我们永远的书记＂。
延川县吸收了不少出身不好但表现优秀的北京知青进各级领导班子。有一次县妇联开全县妇女工作会议，谷溪让我参加会议作报道。到会上我才知道，全县各个公社的妇联主任清一色的全是北京女知青。
几天会议下来，我跟这些妇女主任也熟了，每次下乡采访，路过某个公社革委会住地，我总要拜访一下妇女主任。例如，到城关公社拜访了赵红梅，到贺家湾公社拜访过王凤云，到关庄公社拜访过林达，到冯家坪公社拜访过刘淑叶。一个年轻的北京女知青，只身一人在偏远的山区工作实在不易！
延川县的这些公社妇女主任工作都十分努力，个个都是好样的。由于共同的艰苦经历，她们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仍联络不断。
有一年，我随曹谷溪在新胜古大队办一期通讯员学习班，有十几个学员，其中有北京知青杨士杰。正好陕西歌舞团的三位男团员（一个作曲的，一个唱歌的，一个跳舞的）来新胜古采风，和学习班在一个灶上吃饭。印象中那位歌唱男演员嗓音浑厚，在窑洞里放歌一首，我感觉整个窑洞似乎都在颤抖。我平时爱吹口哨，他夸我吹得不错。那位舞蹈演员虽然身材并不修长，但舞姿刚柔并济。
记得还接待了作为《陕西日报》记者的两位北京知青，一个叫乔雪松，一个叫江鲁鲁，乔雪松是宜川插队知青，恢复高考后，上了北京大学。都是北京知青，和这两位一起采访了几天，相处得很愉快。
我曾参加了陕西日报社在洛川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九个学员，除一名延川本地知青外全是北京知青，其中延川县北京知青居多，有我、陶海粟、张小萍、张翠英，还有宜川的杨军，洛川的刘大禾，刘大禾现在是北师大物理系的博导。一位姓胡的女知青，很巧，她哥哥是我父亲的同事。另一位女知青姓甚名谁就记不得了。
记得通讯组还有一次大的活动，好像和文化馆合作，寻访毛主席当年在延川走过的地方，去过太相寺，杨家圪台，刘家山……
文革期间，做手术，时兴针刺麻醉。有一次我随谷溪到县医院拍摄釆用针刺麻醉的一台手术，我们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走进手术室，一位中年妇女已躺在手术台，准备接受胃切除手术，从西安大医院下放延川的大夫给她做针刺麻醉后，谷溪站在高处端起了照像机，我负责碘钨灯照明。
我发现这位妇女腹部已有一道近两寸长的竖纹刀疤，这是她第二次做胃部手术。从西安大医院下放延川的大夫挨着刀疤切开腹部，然后伸手将胃揪了出来切除，然后分层缝合好刀口，整个过程病人没有呻吟，只是在胃被揪出来的那一刻，病人的嘴咧了一下。看来几根银针还起到麻醉作用。
在通讯组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不长，但延川县的各个公社我都跑遍了。北京赤脚医生孙立哲插队所在的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是我去的最多的的地方，不下四、五次。该队的北京知青姚健在我的新浪博客留言，说我曾在永坪镇曾借给她自行车一用，可我却一点印象没有。还有一次忘了是因什么事，曾到北京知青区延佳所住的窑洞，与她聊天，聊着聊着，她掏出香烟抽起来，并递给我一支，令我小吃一惊。1973年，她被推荐上了北京外语学院。
文安驿公社木瓜山大队知青点是个先进集体，记得我曾到这个队住了几天，为了宣传他的事迹，我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但照片和底片都不知哪儿去了。前两年我无意中发现了木爪山知青点的组长刘淑敏的新浪博客，见到不少她们当年的照片，她说是我当年拍的，并将洗好的照片寄给了她们留念。
当年我和谷溪拍了、洗了太多太多的照片，但遗憾的是如今已不知去向。
采访跑遍了全县各公社，有心到我插队的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采访，一次不知借什么事由，我回队作了一次采访，那时队里知青己陆续走了一些，剩下的人搬到村后一排新窑居住。离队两年又和插友们同吃同住几天实在惬意！从下驿回到县上，写了一篇通讯犒在县广播站播发了。
我在延川待了五年，这是青春勃发的五年，也是最为艰苦的五年，因此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的五年。前两年半在队里劳动，后两年半在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现在想想，我能分到通讯组是幸运的，我一辈子都在写作，写通讯报导，写大批判稿，写数学论文，写专著。通讯组是我走向专业写作的启蒙之地，曹谷溪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摄影，而这也得益于通讯组这一得天独厚的环境。
在那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代，我在通讯组的两年半却是延川文化事业最为红火的时期，在堂坡这一延川文化政治的中心，我得以结识了本地的，外来的众多精英。令我感慨的是，陕北偏僻落后，但文化底蕴深厚，陕北人朴实憨厚，但深沉大气，特别是他们那种拼搏的豪迈气概令人敬佩，它感染着我，鞭策我不甘落后，努力前行。我由衷地感谢这块滋养过我的士地！
1970年前后，到处都在学唱、学演革命样板戏。我们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的知青也不甘寂寞，排演京戏《红灯记》。
我既是组织者，又是“导演”，还担当主角李玉和。刘忠萍演李奶奶，王蔚巍演李铁梅，丁少奇演鸠山，郭松盛负责乐队：京胡、二胡各两把，还有笛子一支，板胡一把，再加上锣鼓、镲子。服装、道具更是因陋就简，郭松盛从北京带来的他父亲的铁路职工的大檐帽正好给李玉和佩戴，下驿蔬菜组的组长，老红军王福正主动从家里拿来一件黄呢军大衣，作为鸠山戏装。
李玉和手持的红灯用一盏普通的油灯代替，赴刑场那场戏用的镣铐，实在找不着，只好借来老乡拴狗的链子将就。白天劳动，晚上排戏。先是排折子戏，排着排着，就把整场戏排了下来。从大队演到公社，又从公社拔到县上汇演，结果还得了头彩，到各个公社巡回演出。我们走到哪儿都杀猪宰羊，好生招待，着实风光了一把。
(一) 演员
李玉和：石焕南; 老奶奶：刘忠萍; 李铁梅：王蔚巍；交通员：郎文学；磨刀人：李明；慧莲：王秀琴；田大婶：张润秋；游击队队长：？鸠山：丁少奇；王连举：赵连生；宪补：张贾；伍长：候志智；皮匠：石焕南
（二）乐队
京胡：郭松盛；笛子：郭松盛；二胡：曹和平，郭松凡，王长贵；板胡：豁豁；打板：惠思明。
(三) 花絮
（1） 李玉和一出场要唱一段西皮散板：
开始演出时，我唱不好这一段，就改成念白。巡回演出时，一次我说完前两句，怎么也想不起后两句了，就现场编了两句，打马虎眼过去了，当时编的是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2） 一次在乡下演出，《红灯记》的第四场是“痛说革命家史”，这场戏李玉和被鸠山“请去”喝酒后，老奶奶开始给李铁梅说家史，有很长一段没有李玉和的戏，我便在台下观看，在台上演出时我是不戴眼镜的，下台观看我就戴上眼镜。下一场戏是“赴宴斗鸠山”, 是李玉和的重头戏，该我上场了，我匆忙上场竟忘了摘眼睛，戴着眼镜就登了台。台下人纳闷：怎么李玉和戴眼镜了，什么时候变成“知识分子”了。
（3） 第十场戏“伏击歼敌”有磨刀人扔磨刀凳砸王连举的一段戏，当时设计的场景是：李明轻轻地将木条凳抛给赵连生，赵连生一接就势倒在地上。记得在排练时，不知是李明没扔好还是赵连生没接好，挺沉的木条凳还真的砸在赵连生的头上了。
（4） 我主演李玉和，还兼演日本宪兵队特务皮匠（日本宪兵队特务），正面人物李玉和化妆是红脸膛，反面人物特务皮匠就不能是红脸膛了，但因时间紧，来不及换妆，我就将皮匠带的毡帽压得很低，遮住半边脸，但不曾想，一上台就有人看出来了，冲着台上直喊“李玉和”，“李玉和”。
（5） 在县上演出了红灯记，有些人就记住了演李玉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曹谷溪出差，在延川汽车站售票口排队买票，突然有人喊“李玉和”，…,“李玉和唱一段”，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不知所措，曹谷溪在旁就说：“就给大家唱一段吧。”于是我就清唱了“浑身是胆雄赳赳”这一段。
刘忠萍（饰李奶奶）和王蔚巍（饰李铁梅）在排练“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戏。王蔚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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