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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陈小悦：从生产队会计到知名财务专家
菁英简历
1968年夏，在没有单位接收他的情况下，小悦和其他十几个清华附中也同样“政审不合格”的同学，乘火车然后汽车，去黑龙江北大荒东北建设兵团853农场4分场1队，想当农工，但由于家庭问题，政审不合格，农场不要他，给他和其他同学办学习班。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陈小悦（右四）黑龙江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853农场与同学合影
小悦在黑龙江兵团待了大约半年后离开了853农场，他和清华附中同学丁爱笛一起经山海关回到北京。然后两人很快在1969年1月13日又离开北京，1月19日到达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第二小队插队。
按他的说法，他是从“黑土地转到了“黄土地”。陕西虽然非常贫穷，但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是一个基本无人管，可以“自由思想”的地方，这给了小悦一片新天地。
当小悦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到陕北插队后，由于他身高体健，很快成了干活不惜力的全能型好劳力。据插队同学回忆，老乡对小悦的评价是：“陈小悦可好苦咧，应当给记12分工分。”
生产队会计陈小悦（左）
1970年，小悦还当起了生产队的会计。这是他和会计、会计学打交道的开始，算起来至今整整40年了。
自他出任生产小队的会计后，很快就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人。他小本记账、大斗分粮。认真做事，本色做人，公平、公开、公正。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实践他的德行天下、对得起自己一生的做人准则。
也是这第一份会计工作，开始了他与会计的不解之缘。
他后来果然学了会计学，研究实证会计，还当了国家会计学院的院长。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全仗着我当小队会计的老底子。”
如果说是清华园教会了陈小悦怎样读书、学习，按小悦的说法，是陕北的农民和插队的艰辛生活，教会了他怎样看待人生，怎样解决人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常说，陕北的农民虽然没有很多文化，但他们看问题非常实际，一针见血，直奔主题。
他说，他在陕北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以最直接的眼光看问题，用最简捷的方法去处理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影响和支配了他的后半生。
1968年陈小悦(后排右一)赴延安插队前与作者(前排右一)等同学的合影
1970年夏天，小悦的好朋友籍传恕从北京到陕北，由我陪同去关庄公社的张家河大队看小悦，小悦独住在贫农老伍家的一间窑洞。一日，在小悦岀工时，籍传恕在他住的窑洞里小憩，但见土炕上不叠的被子和脏衣臭袜滚成一个蛋，炕上到处伸手可触及的是各种书籍，包括哲学、政经、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高等数学等，不一而足。书堆里夹杂着一本本黑色硬皮的笔记，随手翻开，秀丽的赵体行书跃然纸上，内容则绝非摘抄，而是充满了小悦的读书心得。
小悦不仅能干，能吃也是有名的。当年他在陕北插队当农民时，曾经创造了一顿吃130个饺子的记录，得了“震延川”的名头。但插队的一段生活经历也养成了小悦不注意个人卫生及饮食卫生的不良习惯，他还自豪地说：“老乡行，我也行。”
向老乡学习的结果是一年不洗澡、靠大风洗衣服、要书不要屁股。由于不注意卫生，他得过一次严重的痔漏，不得不在附近的永坪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受到李子壮等朋友的看护。小悦无规律的饮食，不注意卫生的习惯，为他后来生病埋下了伏笔。
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第二生产队全体插队生合影
像很多其他插队的知青一样，小悦也有过一段住在陕北老乡家中的经历。他的房东叫老伍，有六个女儿。他在老伍家帮他们干些需要体力的重活，老伍家人做饭给他吃，这样他和老伍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小悦在永坪医院住院时，老伍的小女儿曾去医院看望过他。
小悦在他生命临终前最后的嘱托是：“别忘了给老伍家寄六百块钱，他们的生活苦啊。”
小悦多次说过：“延安的经历重新塑造了我的价值观。”这绝不是他随便说的，而是他实实在在的心里话。
1972年元旦，小悦全家历经磨难，终于过了个团圆年并合影留念。合影时陈小悦、陈小林还在陕北插队，陈小茁则在北京海淀区温泉公社插队。小悦母亲则刚刚从江西鄱阳湖边血吸虫泛滥的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而小悦父亲也刚从河南三门峡水库工地返回清华。
“文革”中政府有明文规定，哥哥姐姐插队则弟弟妺妹可以不插队，所以在“文革″时期像陈家这样全家三个孩子都去插队属极少的例外，属违反政策。
陈小悦(后排右一)全家合影
在延川插队之后，小悦还在延安无线电厂当了5年车工，直到“文革”结束才上大学。这个变化是由于1972年，延安地区成立地区运动队，准备参加陕西省运动会。在这次运动员选拔中，小悦和妺妹陈小林被同时选上。
省运动会结束后，小悦和小林就都留在延安市当了工人。
参加运动队是小悦的一个人生重大转折：他在运动队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当时的排球运动员郭凤梅。
促使他向往运动队生活的另一个动力，是“吃饭管饱”。
“民以食为天”，当时参加批林批孔的陕北老乡说：“林彪整天吃白馍，还要反对毛主席。″可知当时在陕北白馍是稀罕之物，饥饿是个普遍现象，而这对小悦这样的大肚汉绝不是一件小事。
在他成为清华的教授以后，他曾对我回忆说：“在延安实在把我饿坏了！"
回京后，有一次，我们两人去北京五星级的中国饭店吃饭，结果我们两个人就把饭店自助餐上的一盆虾统统吃掉了！惊呆了所有的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饭店服务员。
另一次，朋友们在一起聚餐，小悦说：“别管我，你们先吃，剩下的都归我。”结果，他真的把一桌剩菜风卷残云般地一扫而光。很难说，小悦的这种饮食习惯对他后来得癌症没有影响，但肯定对他身体健康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陈小悦（右二）和作者（左一）等知青在延安
小悦从1972~1977年在延安无线电厂当车工。
小悦干什么都非常认真，他为了当好车工，认真学习了机械理论，涉及什么车床、齿轮、杠杄等，并把理论付诸实践。他的手不巧，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学习车床操作，他是肯花时间，下死工夫的人。
1973年陈小悦(中)在延安无线电厂当工人
小悦在延安无线电厂当工人的时候，就重新对经济学有了兴趣。
他记得厂长有次讲话说：“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就是为党为国家做贡献，产品有没有人买咱们管不了!”
小悦由此产生了沉思：那到底什么是价值呢?如果创造价值不是我们生产的目标，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剩余价值了。
他在“文革”初期和中期读《资本论》和亚当·斯密的书使他认识了经济学，并且很早就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价值评估问题还最终成为小悦的学术专长。但是在“文革”时期，他学了《资本论》学了经济学却毫无用武之地。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停止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
他逐渐发现和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主要不在科学技术上，而是在经济管理制度上。由此他萌发了经济管理救国的想法。这时候，小悦的思想开始从內部化逐渐外部化，昐望有能够发挥他的特长的一天，希望英雄能有用武之地。
就在中国濒临政治，经济崩溃的边缘，也是小悦对前途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中国突然发生了巨变。随着毛的突然去世，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革命”在1976年结束了。在12年之后，通过1977年第一次全国高考，小悦又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清华园。
但小悦回清华读书一事十分艰难曲折。
小悦在延安参加了考试，并取得了延安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他父亲的“历史问题” 迟迟没有结论，清华大学第一次没有录取他。他母亲听说了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决定“上告”。
最后，小悦没有被清华录取的消息，通过他的好朋友张克澄传到了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以至新任校长刘达那里。好人众人帮，好苗众人扶。清华大学马上决定给小悦父亲的“历史问题”定案，并派清华附中的羊涤生老师亲自去陕西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谈判。
经过交涉，陕西方面同意“放弃” 已经被陕西机械学院录取的陈小悦，使他终于在1978年比正常入学晚了三个月之后又回到11年以前就应该上的清华大学。这年，小悦已经31岁了，是他班上岁数最大的学生。
小悦对他终于又上了清华大学的评论是：“你不能不相信命运”， “我这辈子运气不错”。说到底，命运之门总是向那些准备好了的人敞开，小悦基础好，另外， 他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小悦是个认命的人，好命也认，坏命也认。
1978年对小悦一家是个好年。
小悦和他相差7-8岁的弟弟小茁一起考上了清华大学，同年入校，分别上了热能系（后来汽车系）和化学及化工系。虽然已是 31岁“高龄”，小悦重返运动场，担任清华大学运动队总队长兼跳远队队长和队员，参加三级跳和跳远比赛。
真是如梦如幻，明星再现。
小悦不减当年风采，不负众望，以比其他运动员大5到10岁的年龄多次获得清华大学三级跳冠军和跳远亚军。“上阵亲兄弟”。他与弟弟一起代表清华大学多次参加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并取得好名次，北京晚报为此和他们的优秀学业还专门作了专题报道。他们两人也双双获得清华大学三好学生的称号，同台领奖。
那时，领导他的正是文革前清华大学兼管清华附中工作，而文革后兼管体育的邢家鲤。他在清华本科时，由于学业超前，还经常上研究生的课程。而且，他一上清华，就和小茁一起参加考试，取得英文免修资格，不再上一般英文课，而专门参加晚上上课的英文口语提高班。
1982年，小悦清华大学本科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留校做汽车系硕士生和学生工作。1983年夏天，小悦作为中国大学生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由爱因斯坦和罗素倡导的Pugwash 世界大学生反对核武器大会。这也是中国大学生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和平大会。
1983年夏天陈小悦与孙立哲、籍传恕、陈小茁在美国密西根大学Pugwash 大会会场外合影
我和朋友籍传恕， 陈小茁一起开车去密西根大学看小悦。久别重逢，真是喜出望外！大会之后，我们又在芝加哥会面，他访问了我在芝加哥的 “洋插队” 队部。那次，我在密西根湖里钓了一条十几斤的大鲤鱼，结果基本上让小悦一个人一顿都吃了！
这次参加世界反核武器大会是小悦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来美国，当时中美两国的差别给了小悦很大的震撼，也更坚定了小悦走改革经济管理制度道路的决心。
1988年陈小悦在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2年，小悦清华大学汽车系本科毕业，1988年完成了汽车工程学博士论文， 成为中国恢复学位制度后清华大学的第三个汽车博士。
对于从汽车工学博士改行成为从事金融学，会计学研究的选择，小悦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有什么吃亏。在他看来，学什么都没有太多关系，无非重头再来。而任何重头再来相比文革的10年和从农村回到大学，都算不了什么。
他说，77级有学上就不错，那时谈不到“自主学科选择，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汽车专业。”小悦选择转行和1980-90年代中国的汽车工业的现状有关。他决定转行时的考虑首先是，中国汽车工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十分落后，而要提高中国汽车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就必须先提高汽车工业管理水平。
他转行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不考虑功利和已经有的名誉地位，而是根据社会，清华大学和改革的需求。
他说过：“所谓转换其实就是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件相当可怕的事儿，而对我来说这并不可怕。我们这批人都有这个共同点，那就是需要转换时就转换了，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更没有那么多功利色彩。”
从他“文革”初期的一落千丈和“穷则独善其身”，现在终于上升到“达则兼济天下”。他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为己任，重新改学经济专业，敢于创新不落功力主义的俗套，“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全面的知识体系使小悦能迅速融会贯通。
在他看来，管理学和工程学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而这两门表面上毫无关系的学科在它们的方法论，分析工具，支撑体系以至哲学思想都是相通的，只是处理对象不同而已。
小悦在清华大学读书和工作时，十分喜爱打篮球。
他在大学生时，就是他们系篮球队员，而他们系篮球队又是全校多次的冠军。他爱打篮球的习惯一直保持到60岁以后。
在他生病之前，他每星期都要从望京附近的国家会计学院返回清华，参加两次篮球比赛，一场是在周日，一场在周末。
他还一直是清华大学教授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曾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篮球队队员之一访问了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并与那里的清华大学教授篮球队进行过比赛。
1985 年参加清华大学研究生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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