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孙立哲：1966清华附中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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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生于1951年，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赴陕西延川插队知青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原题

想念史铁生

（三）

作者 | 孙立哲

1966年，史铁生正上初二。

5月份，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的草丛中创立了红卫兵的核心组织，毛泽东亲自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如果把文革比作一场地震，清华附中就是震中地带。一时惊天动地，历史变脸。

这里是大地震的震中

先是校长万邦儒和所有的领导干部被打倒；8月份，一曲“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指引每个班发掘祖坟找出“反动学生”，同窗交恶，反目成仇，一批一批的同类受到人格侮辱和血腥殴打；

全国大串联，世界急速扩张；接着又“清理阶级队伍”，时间倒流，揪出有历史问题的老师……

作为亲历者，这一系列事件使我们目不暇接，像是第一次坐上过山车的孩子们，强大的震荡翻卷出狂野嘶嚎。

天炫地黑、方向迷失，今天的回忆仍然带着虚幻感和错觉。这显然是一段最难以描述的经历。

铁生和我谈及文革最多的是在1977年——文革开始的十一年以后。我刚刚从肝坏死的重病中侥幸逃命，服用大量激素，把脑袋变成一副猪头，整天头昏脑胀成了半残；又被怀疑是四人帮的爪牙遭到审查，政治上走投无路，从医院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铁生家里。

我住进了史铁生的家

那是雍和宫大街26号一个平房小院里，前后一年半左右。

铁生自1972年从陕北回京治病以来，住了好几次医院直至双腿彻底瘫痪。

出院后，父母求遍了各种神医庸医巫医怪医，每次用钱用礼物换来希望，唯使得随后的失望更深重。

治病欠下单位和亲友们两千多元的饥荒，那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父母不得不整天为稻粱谋，一家人穷困潦倒。

在云南工作的母亲想回北京照顾儿子，单位又不准假，天天思念病中的儿子，患了乙型肝炎无暇治疗，转变成肝硬化并发食管和胃底静脉曲张。

这个期间，我的母亲，还有张铁良、曹博、陈绳组等许多同学发小的母亲，了解铁生母亲的无奈与困顿。

92岁母亲的回忆

下面是我九十二岁的母亲花了一个星期，用颤巍巍的手划拉出的一段回忆：

铁生的母亲：伟大的母亲，伟大的母爱，刚强、坚毅、理性，对儿子的不幸，和对儿子的爱，咽在肚子里，铭刻在心地（底）里。

铁生妈妈在撕肝裂肺的日子中度过，这颗心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啊！只要不是在睡中，便是时时刻刻都在她内心中搅痛。而为了不给儿子觉察到，增加他的无耐（奈），她又是平和地把眼下的一切痛苦埋在心里头，独自忍受。

工资微薄，那日子真是穷愁潦倒，看不到一线光。这是多么痛苦和无耐（奈），儿子残下身瘫患（痪），生活不能自理，甚或连幻想都不曾有过。

父母一天一天，不知熬到哪一天，哪一月或哪一年？

我理解她，她肝病在外地，不能回京，请假调动不准，常独自一个人上背后山上去哭，只有山神听到她的内心。

眼泪和哭声发泄倾吐一丝她内心里再无法承受下去的（字迹不清）。儿子痛苦真是挖心。肝炎那（哪）里照顾到自己的营养，一斤糖也舍不得买来自己吃。疾病、忧有（郁）的日日夜夜（少字）伴随不去的（少字），和无法治疗中，使她不知不觉中肝已经硬化，她顾不上她自己。

经济极为困X（？难）在吃棒子（玉米面）贴饼子的午饭，肝硬化胃大出血，急救医院做手术麻醉中没再醒过来。

在她离开这个世界，阂（合）目离去的两小时之前，我去医院看她时，她浮肿，双目紧锁，呼着粗气，我用小块湿纱布给她抹擦去他（她）口边的黏液，和毛巾给她擦擦后背、和前胸，盼她醒过来！

困境中思考“病根”

那时铁生刚刚失去了母亲。妹妹史岚十三四岁正上初中。

父亲请了长假，回北京勉强支撑着支离破碎的家。铁生在劳动局和知青办遭受了无数白眼之后，对找到正式工作不抱希望，侥幸找到了街道工厂的一份临时工，在鸡蛋壳上画工笔仕女。

铁生和父亲加起来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勉强糊口，日子过得恓惶。我和铁生一个残一个病，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晚饭后躺在床上天南地北，从小到大一生的故事和体验从头数来，无所不谈。谈论得最多的是插队的故事和文革经历。

我意外地发现，我和铁生在同样的环境下亲历文革，有些记忆一致，但是更多的是不同的精神历程和印象。这段历史，在我们心中像是由一些形状和色彩完全不协调的马赛克组成。随着历史的推演与反思，各自看问题有了新的角度。

我早先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像是万花筒中的图案，在旋转中变换，在变换中再度扭曲。仿佛这世界上有一种无比强大的无形规矩在牵制着我的思想。看看周围，不少人自诩不断“解放思想”，推陈出新，但终于像孙猴子一样，无论武功锻炼得多么高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当我还抱怨命运不公、整天怨天尤人的时候，铁生已经看到了这社会有着一种极权的病根，一套根本性的思想桎梏。

人生最可怕的灾难，是无形的思想中所设立的自我约束与惯性逻辑，人们自动遵守内化于心的陈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说到底，都是文化惹的祸。

在这时，铁生开始拿起笔，试图拨开行为表象，追问人性和文化的本质，走入他命定的扶轮问路之旅。

女儿对历史的拷问

一个亲历者，对于没有亲历文革的人讲述这段历史更难。

我的女儿孙婕莹，两岁多就和铁生相识，今年十六岁，在芝加哥的新三一中学上高中。铁生属虎，她管铁生叫“老虎叔叔”。

我想起女儿不久前给我出的难题。

她在作文里披露父亲文革时在红卫兵的发源地上中学。历史老师知道了如获至宝，热情邀请我去给学校讲文革历史。

婕莹说，她的历史课中最说不清楚的就是文革。网上、书上的相关资料铺天盖地，每个人的故事和对苦难的回忆无奇不有。思想斗争、打人武斗、跳楼自杀、家破人亡、天各一方、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不一而足。

“受批判和自杀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到底有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受惩罚？”女儿的问题难倒老爸。

婕莹于1997年与铁生和希米等在美国旅游了大半个月，相伴的还有友谊医院神经内科柏晓利、清华附中的老朋友霍秀、张铁良、王立德等。

我们开一辆巨大房车，从洛杉矶出发，边走边聊，经过赌城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抵达芝加哥，玩得乐不思蜀。

2008年，我们全家到北京看奥运会，聚在铁生家里吃比萨饼。婕莹开始懂事，知道了铁生经受的苦难和今天的成就，眼神不离铁生的轮椅。

出了门女儿就问，史叔叔为什么受这么多苦？社会为什么不帮他？好人为什么总是受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女儿的问题像连珠炮，看似简单，我却回答不出。

在女儿的世界里，保卫人性天经地义、法律之下童叟无欺，理性的形成水到渠成。我和女儿没有共通的语言，无法沟通，我生长在蛮荒时代。

我想起了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写的话：“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作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

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

女儿是个基督徒，每周日去教堂雷打不动，对圣经故事耳熟能详。我找到了给女儿的回答。

我说，在文革中受苦的人如同约伯。约伯是好人。撒旦和上帝打了赌，赌注就是约伯的身体、亲人和灵魂。中国的领袖和上帝打赌，奇想人能胜天，于是有了文革。女儿问：可撒旦原来也是天使呀？是的，正是天使变成了撒旦，才使人间的苦难尤其深重。可怕的是，天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能脱去天使的善良，使其变成撒旦。

一切始于讨伐人性

这也许是世界永远的悲剧，文革就是从批判人性论开始的。

铁生和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想到——初二上课的重要内容是看电影故事片！

清华附中教学的一大特色，是设立电影课。

在每周三下午全校师生整队，步行去大礼堂。迈起军训课学来的正步走，步调一致；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嘹亮。

不用在课堂里反复翻动无聊的课本自然是大好事，不过放映的尽是些科教片，不过瘾。

1965年以后，电影课逐渐被涂上了神秘色彩，居然开始放故事片。我心雀跃，电影课成了一周之中最诱人的盼望。看过的电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武训传》《舞台姐妹》《不夜城》《阿诗玛》，等等。不过，老师要求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这些电影，回来还要写批判感想。

这感想难写。

比如，《早春二月》的主人翁是个富有理想和正义感的年轻知识分子，面对吃人的世俗流言，决定放弃年轻漂亮的女友，娶一个革命者遗孀为妻，为的是救助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的母亲和子女，多么伟大的选择。可是这寡妇为什么自杀了呢？

选择两难。要是我，还是娶那个清纯的妙龄少女吧。

真挚的爱情令人神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使我逐步醒悟，革命者的思想哪能带有资产阶级人性味儿！他们是理想的化身，我们必须塑造和歌颂无懈可击的英雄人物。绝对主义的理念潜移默化，我们主动“斗私批修”，进入非人境界；同时，不知不觉中英雄的模板在我们心里种下疯狂崇拜的种子。

史铁生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革命者打眼一看，这“型号”就像一株“修正主义的苗子”。

文革开始，红卫兵给党员和校长贴大字报。铁生同情校领导，心中不服，政治逻辑顺理成章：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支部，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史铁生在《小传》中写道：“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十五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

铁生哪里想到，世道变了，玉皇大帝龙庭震怒、喝令云雨翻覆，今天是“造反”的时代。“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红卫兵纲领得到领袖的直接支持，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道破天机。

红卫兵真有先见之明，揭露出一条“从上至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你要接什么阶级的班？每个人必须立场鲜明。

铁生默默地“对号入座”，他回忆道：“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大字报旗帜鲜明：“……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1966年８月１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8月3日，王任重将清华附中红卫兵召至钓鱼台，向其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信，信中的结语说道：“……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检阅红卫兵大军。

史铁生的世界里突然到处出现血腥。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揪出“黑帮”——为首的万邦儒曾经是我们尊敬的校长。领导和老师原来是要把我们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让祖国的红色变色、革命者人头落地、劳动人民再受二茬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给男女黑帮们剃的“阴阳头”彰显出他们的反动形象，比电影中的敌人还可恨。“资产阶级当权派”在批斗会上口口声声的认罪，招来革命者一记记耳光和棍棒。黑帮们被集中关押在五楼大教室内，随时被拉走批判。身体任人损伤，自尊任人羞辱，良知任人宰割，灵魂任人揉搓。革命义愤使革命者丧失人性、走向疯狂；同类相残，花样百出。

划清界限最能触及灵魂。

附中五楼大教室批斗黑帮，铁生和我都在场。万校长颧骨鼓出来、两颊陷进去、满脸黑胡茬子，和韩家鳌副校长面对面站着，衣衫褴褛。革命者一声怒吼：韩家鳌！抽反党分子万邦儒嘴巴，给我狠狠地抽！

韩校长稍一犹豫，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

韩校长无奈，一巴掌打到万校长脸上，清脆的一声响。子弹射中子弹，良心刺中良心！

亲情与人性已经一文不值。

打得太轻！是不是同情反党分子，划不清界限？！同学们的厉声质问掷地有声。椅子摔在地上变成木棍，木棍打在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哀嚎阵阵钻入我的皮肉，犹如周身叮满噬血的蚂蝗，手指把手心攥出湿汗。心想，革命者的爱憎分明，思想觉悟就是高！

后来知道，这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红卫兵，不乏哪些在红卫兵造反精神引领下，用别人的血肉和痛苦证实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学们。

这事可怕，革命激情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染病。学校成了从理性中剥走爱愿的试验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成了凝炼仇恨的蒸馏炉。

相比之下，我们怎么恨不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思想，还有同情心，同情敌人就是对革命最大的犯罪，有思想的战士是最危险的战士。

讲台上的红袖章飞舞，划出崭新的历史逻辑。

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建党以来，在革命的大风大浪只有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产生思想，毛泽东思想洞察秋毫，已经替我们把一切都思考好了。天下只有一宗信仰，一个放之四海的真理。领袖挥手我前进，忠不忠看行动！忠诚领袖是衡量革命者的唯一标准。

万校长的儿子万军比我小三岁，是我招蜻蜓粘知了的跟班，红卫兵逼他用皮带抽打父亲，善良拷打善良。他扬起手，闭着眼睛抽过去，革命义愤战胜资产阶级亲情。

万校长的小儿子叫万方，方字是万字多一点，我们都叫他“疙瘩”，六七岁的年纪纯真可爱，不但是父母的宝贝，也是我们居民楼中的宠儿。在楼前的批判会上，母亲带着他高高举起拳头，咿呀呀的童音喊出：打到万邦儒！

消灭幼儿的天真，赎抵父辈的“罪行”。

“打倒”的口号声振聋发聩。革命是烈火，是熔炉。年轻人有的是肾上腺素，用肾上腺统帅行动激情无限。我们必须横扫一切资产阶级同情心，把同情踩成粪土，把心肠炼成铁石。造反靠盲从！

纵身一跃栽入高高的烟囱

铁生和我回忆起附中一位自杀的老师。

红色恐怖吓坏了站在“黑帮”边上的青年教师刘树华，瘦小的身体瑟瑟发抖。刘树华不是当权派，只是大学毕业不几年的物理教师、校团委副书记，兼任郑光召所在班的班主任。他是被刚刚揪出来的“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罪行？——是和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关系“暧昧”，也有说是未能成功的初恋情人写来了信，揭发刘树华曾经“纠缠”她。总之，万恶淫为首。

《太上感应篇》说得分明。“男女关系”是性激素的专业，其中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刘树华小小的身躯哪里禁得住青春小子们睾丸素的喷发？胳膊抡起来，板凳砸下去，一阵阵暴打，使他从讲台左边滚到右边，右边的战士连踢带打，又爬回左边，衣衫被血迹揉搓成碎片，样子像一条癞皮狗。

惨叫声声，响应出多少红卫兵和革命者的造反气概、英雄豪情。别装死，站起来，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耍流氓的？！

在撕扯耳鼓的口号声中，刘树华挣扎着站起来，头深埋下去。长长的软发被汗水洗成一条条粗绺垂在眼前，惊恐无助的目光在头发形成的帘布中偶尔闪出。纯粹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形象！

革命真是一种强大的非典病，我胸中热血奔腾，拳头捏起来，恨不得也上去打呀！让我们再一次高声朗诵毛主席的指示吧：“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多么激动人心的殷殷嘱托呀！

二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段唱红天下的毛主席语录竟然是编造的！编造传播“最高指示”，这是什么罪？当时居然无人出来辟谣？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史铁生回忆道：“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

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革命者虽然仇恨无边，体力毕竟有限，身体是本钱，先吃饱饭以利再战吧。台上一声命令：刘树华，明天一大早就过来，听见没有！接着喝问：知道明天来干什么吗？刘树华鸡啄米一样点头，他知道明天的屈辱必然更深更重。

威慑是悬在头上的利剑，制造不确定性是用心理实现谋杀。

挨打当晚，刘树华带着满身血污把身体拖回到宿舍，神情显得异常镇定。

刘树华同一间宿舍的室友是附中张亦鸣老师，未婚妻正好是给铁生和我所在两个班教数学的邵老师。张老师见刘树华一言不发、默默地清理伤口，小心翼翼地轻声劝他想开点，随后睡下。一夜无事。

第二天大亮，张老师起床好一会儿了，见刘树华还蒙着头向里侧身睡着，过去推推他，手指感觉异样，心中不由得一惊。

原来刘树华为了怕被室友发现，在离开宿舍前用衣服杂物把被褥裹出一个卧倒的人形。此时此刻，其人其命早已魂飞魄散不在人世了。

第二天，即1966年8月27号晚上，我去公寓食堂打饭时，看见家属区供热锅炉下聚集了一大群人，众人仰望天空，用眼睛丈量足有十几层楼高的烟囱。在夜深人静时，刘树华顺着钢丝脚手梯，一步一步爬上顶端，跳入烟囱口自杀身亡。

第三天，锅炉工用铁钩子把尸体从炉灰中拉出来，刘树华的大腿骨从骨盆脱臼，向上贯穿腹部，牢牢地插进胸腔。显然是从高空自由落体触地的一霎那，由巨大的冲力造成。

平时，刘老师给学生讲授物理的自由落体原理深入浅出，今天正是这重力加速度带着他命归黄泉。

刘树华老师时年26岁，生命之树正长得茂盛。试想，谁没有父母？谁没有亲人？难以想象，远在农村的父母如何能接受这可怕的现实？设若他们得知，带着一家人的希望与骄傲，正在城里“有出息的”儿子曾遭受了何等的屈辱，最终以无言的壮烈保卫人格的尊严，一横心，贯身跳入擎接苍天的烟囱口，心里会是怎样的痛楚！

刘树华死前想到了什么？心里会不会想到父母和妻子，想起那报不尽的养育之恩和割不断的血肉亲情？在跳入黑洞洞烟囱口前的一霎那，他必定是咬住牙在心里给父母道一声珍重、对亲人说一声对不起，把祈盼交给来世。

刘树华是个来自农村的本分人，人穷志不穷。

铁生向我说起在陕北学下的话：这人跟人就差得这么多？白馍馍有气，黑馍馍也有气哩！

这个事例不过是当时的冰山一角。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人算什么？中国人有的是，死他个三亿，还剩下一大半哪！在这红彤彤的新时代中，人性被揉烂，价值被绞碎，人心在触及灵魂的烈火中爆炒后再自己咽下去，化作粪土。

铁生跟着几个激进的同学到清华照澜院抄老右派钱伟长的家。

“右派”钱伟长的遭遇

史铁生在《文革记愧》中写到他的彷徨与无奈：“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铁生正视事实和历史，诚实反思，这是一例。

钱家住照澜院16号，与我姨妈马向春的家（照澜院15号）是老邻居，女儿钱开来和钱歌放与我的表姐郑嘉名、郑沈名、郑燕名是一起玩儿大的发小和同学，小时候聚在一起，在钱家的院子里和厢房里撒花、跳高，把好婆（奶奶，钱伟长母亲）和老娘（姥姥，孔祥瑛母亲）气得没辙。

钱伟长的夫人是孔祥瑛，清华附中原来的校长。孔老师的父亲孔繁霨是孔子第七十四代孙，仁学传承深厚，三十年代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有名的才女。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连年拿甲等奖学金，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

1939年毕业后，二十四岁的孔祥瑛与二十七岁的钱伟长在昆明结婚。一年多以后，收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研究生录取通知，激动不已。陈先生招学生要求苛刻，这个学术进阶的机会千载难逢。

孔祥瑛望着襁褓中的儿子钱元凯，想着只身一人在北美求学的丈夫，婉辞了这个机会，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代女国学专家。

1946年，与读完博士归国的钱伟长搬到清华。建国后，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夫人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各自的事业有声有色。

1957年，钱伟长因为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

到底什么是右派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呢？当下的人们也许早已被历史隔膜。

下面抄录几段：“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

于是，钱伟长成为“右派”，一夜之间天地翻覆，职务被一撸到底，夫人孔祥瑛受到株连，被免去清华附中校长职务。他们的孩子从此不能再上大学。尽管儿子钱元凯1958年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录取线五十多分，怎奈家中“出身”不济，只好自食体力，去工厂当了装卸工。

我告诉铁生，我和钱伟长在文革后期曾一起下围棋，成为忘年的棋友。钱教授自幼着迷围棋，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国学大师）都是高手，家学基础雄厚，终生钻研棋书，自己在家打棋谱，对当时统领世界围棋界的日本棋手棋路熟悉、棋艺了得。可清华大人们避嫌他的“右派”名声，不和他纹坪放对。

1968年，文革已经大致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目标，正处在暂时的“逍遥”阶段，我和陈小悦、郑清怡、常振工、常振明等人整天聚在学生宿舍楼，与余昌民、金伯苓、吴元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下围棋，有时也去国家队运动员大楼向国手请教。

有一天，胡小明拉我到路边，悄声传钱伟长的话，意思是：听说你最近常去和陈祖德等高手下受子棋，可否莅临寒舍，不吝手谈切磋，云云。

我天黑之后悄悄走到照澜院，与先期到达的胡小明接上头。他打着手电筒，带我进了一个小黑屋，那时钱家院子里住进来好几家人，钱伟长搬到不见阳光的一间小屋，生活面积局促。开门迎面一张床，床边一个相当大的老式木质办公桌，钱先生正坐在桌边专心等候。

他穿着一件手织的灰色毛背心，昏暗的灯光映出满面笑容，站起来谦卑地点头向我问候。

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和我父亲是前后期的清华本科同学，都是清华教授。

我小时候叫他钱伯伯，可如今叫不出口。

这类称呼，原是清华孩子们对长辈的统称，文革开始后，我们都意识到这称呼缺少阶级性，而且充满资产阶级人情味。尤其是各方家长们纷纷从造反派那里领来“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帽子以后，大人们自惭形秽，出门走路学黄花鱼溜边儿。实在面对面躲不开时，头一低，假装没看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自己方便大家方便，这见面打招呼的繁文缛节就都省了。

“伯伯”、“伯母”等名词，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我们清华子弟的语言中消失，与“四旧”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只得学胡小明，从喉咙里小声挤出来一声钱先生，权作应答。只见他从小山样的书堆中扒拉出一角桌面，铺开塑料棋盘。我们猜子分先，钻进黑白世界。

我执黑上来第一着天元，这是我的绝活，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

白棋占右下角星位，古风本手。

钱先生布局方方正正，定式走得中规中矩，显然底子雄厚，训练有素。

我一看心里默想，这么走下去最多是个细棋，收官不是我的强项，一目一目算计，像小脚女人买菜讨价还价，胜负难卜呀。我是下野棋出身，没有受过科班指导，只相信中盘搅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片吃掉对方，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想起平时“许猴儿”传授的秘诀：跟有正规训练的人士下棋不能按牌理出牌，老老实实走定式干不过他们，非得大刀阔斧把局面搞乱，杀起来再说，乱中取胜。

这话在理，好比运动会开幕以后，突然宣布规矩变了，让举重的改跳高儿，再好的运动员他也赢不了。

我于是抡出变招，飞、关、拆、打，逢扳必断，断了再说。四处挑起战斗，明火执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钱先生看我来势汹汹，接连走出变着，还故意到处开劫，明摆着是欺生，知道今天又是秀才碰见兵啦，嘴里连说厉害厉害；一边暗暗审度大局，处乱不惊，对我在局部的无理挑衅并不恋战，甚至脱先不应，弃子取势。

我学“天煞星”加藤正夫，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他仿“围棋美学家”大竹英雄，整理棋形抢占大场。我拿出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五洲震荡；他摆起林海峰的“二枚腰”，以静制动。总之他一颗“平常心”并不气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围魏救赵、激流勇退，棋局里演练人生智慧。

进入中盘，判断局面。钱教授棋形厚实，四角有三但实空有限，外加上几个大场。我在边路四面开花，几条大龙窥测中腹一块白棋，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期想，战线太长，首尾难以兼顾，被钱教授抓住一个破绽，把我的一个“棋筋”“扭了羊头”。

原来以为我方征子有利，一细看，接棒的棋子气紧，自顾不暇，接下棒跟着一起扭死。

无奈之中只好耍浑的，动员起中腹一块大棋强行杀气，开出一只宽三气的“赖皮劫”，扭起自己的羊头当劫材，饮鸩解渴。棋越走越重，终于积重难返，无力回天。

胡小明坐在床上，双手托腮，一幅藤泽秀行的“长考”状，看得目不转睛。

第一局结束，我拿起棋子，给他复盘两天前陈祖德和清华棋王许纯儒（原清华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极瘦，精明无比，外号“许猴儿”）下的一局授子棋。

陈祖德的白棋在看似铜墙铁壁的黑阵中二线打入，左冲右突腾挪出一条白龙，突破黑棋围剿如蛟龙出海，却只有一个眼。

双方比气时，陈祖德居然在底线大飞的关联棋型上自紧一气，做出“拐弯四”，看似形同自杀。没想到这是一着“倒脱靴”手筋，黑棋贪心吃人，提子后却被反吃，白棋大块棋子失而复得。

钱先生看了点头说，难得难得，平时下棋能走出“倒脱靴”真是少见，可遇不可求。

再来一局。我们老少三人躲进黑屋成一统，杀得难解难分，忘却天下熙攘。

1982年，钱老终于收到正式平反文件，从小黑屋出来重见天日。人生七十老当益壮，走马上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改为上海大学），演绎出真人版命运“倒脱靴”。只是这漫漫的二十五年“右派”岁月，人生精华之中的精华，付入历史长河的一团漩涡之中。有如长江赤壁“千堆雪”卷出的一朵浪花，逝者如斯，无处追寻。这是后话。

铁生随着大流儿去抄钱家之前，红卫兵轮流去抄过多次，照澜院16号早已家徒四壁。孔祥瑛是个现成的阶级敌人，“老当权派”、“右派老婆”、“历史反革命”，头衔内涵包罗万象，造反派上纲上线随心所欲。孔老师被附中学生剃成“阴阳头”游街，任人辱骂。

批斗时，造反派的质问直指要害：为什么明知丈夫是反动右派却坚决不离婚？是不是准备两个人抱着花岗岩脑袋一起见上帝？！

随后，钱伟长的右派脑袋上又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十几年来一家人的灾难如波如浪，奔涌而至。

女儿钱歌放回忆：“母亲告诉我们，她被关在（清华附中）理化实验室的小屋，勒令她写交代材料：承认散发反动标语，是反革命；揭发校领导；母亲自知此次凶多吉少，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家，就清清楚楚讲述了病句之事的原委，明确重申绝无反党之心，与校领导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绝无包庇之事。

母亲详详细细讲述她在学校的工作，全部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

整整写了两夜一日，未曾停笔，耳边响着受刑者的慘叫声，母亲要紧紧抓住这最后机会为自己申辩。

造反派拿着厚厚的这一大叠，破口大骂：X他妈，什么都不认！拉出去给点历害，看她认不认！

母亲被推进行刑室，按倒，蒙住眼就开打，母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连呻吟也没有。母亲说就是打死也不能认。开始还在心中默默数数，还知道又换了打手，后来，就只记得一次次地被水泼醒，后来，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不能再打了，会出人命的。

苏醒后只见嘴边一杯水，黑油腻的破玻璃杯上还沾着血手指印，母亲嫌脏，没沾一口。

‘他妈的，这老东西还真他妈死硬，记住，今天饶你一命，敢出去说，就别嫌我们不客气！去！滚蛋！’”

“回到家，掀起衣服，只见母亲腰部以下完全是黑紫色的，母亲脸上豆大的汗珠如雨，必须去医院。背着母亲，我才发觉，刚两天，母亲轻得就像一页纸。”

铁生在文章中反省他心中的纠结：“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躬身自省，在主义和革命使命的名义下，谁有选择的余地呢？

在这大潮中最可怕的现象之一是个体无意识和集体跟风，学名“羊群现象”。

环望四周，每个人心中的撒旦纷纷飞出魔瓶。难道果真人性恶，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魔鬼？

我的烧书经历

我给铁生“交代”了我在文革中的劣迹。

与铁生相比，我的“造反精神”彻底得多。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是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力，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状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

我的父亲拿出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这是他珍藏的宝贝，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再仔细端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

我端着脸盘，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

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的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

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摺，“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

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破四旧”真好，革命的烈火烧毁旧世界，迎来无限光明的未来。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节日。

“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

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

“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的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名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从这一天起，我母亲的脸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这是后话。

施暴从师长转向同学

给史铁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郑光召等学生挨打的情景。

那是1966年8月份，全国“血统论”甚嚣尘上。打下江山当然是为了坐江山，哪有为别人打江山的道理？用出身划分阶级阵营，建设纯洁的革命队伍，确保大好江山代代相传，天经地义。

清华附中每个班里都发现了“反动学生”——这些天生血管里就流着反革命污血的“黑五类”子女。铁生班里发现了两个女生出身“反动”，名叫王淑英和孙淑绮，史铁生眼看她们被剃了阴阳头、挨皮带抽打。

我们班挖出的是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女生是年级短跑冠军，家中贫困，平时衣着朴素，虽然学生注册表成分一栏填的是“城市贫民”，经考察，祖父是从农村跑到城里来的漏网地主，她撒谎，欺骗了组织。

男生令我惊讶，功课一流，是我的心中偶像。文笔好，嗓音带有磁性，造反开始时当了班文革组长，带领我们写大字报，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班里同学揭发他隐瞒了成分，父亲是个大“右派”，发表过一千多万字的文章向社会放毒，全是封、资、修货色。

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在城里看见他和高中女生肩并肩一起走路，这女生比他大三岁，还偷偷拉手！现在这一对男女同时不在校，有意逃避批判。同学们警惕呀，这是一个伪装革命混进造反队伍里的“狗崽子”，反动分子就睡在我们身边！

那个年代，男女学生谁敢私下发展男女私情，发生身体接触？男女界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革命的纯洁性哪里去了？！

此时，刘树华已经被揪出来了，前车不远。这男女“拉手”事件，居然在我们班的同学里发生，不啻是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我的胸中爆炸。心内暗自庆幸，好在没人揭发我和史铁生在莫宗江家偷看裸体画。

8月26号上午，各个班级的“红五类”不约而同地开始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让其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过了中午，十来个“反动学生”，像畜生一样被分批驱赶到了大操场上。铁生和我都随着大批同学出去“接受教育”。

我俩出身“职员”和“高知”，各自底气不足，感觉处在距离“黑五类”不足五十步的边缘地带，处境岌岌可危，革命活动不敢缺席。只见“反动学生”们散落在大操场各处，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拔草。三三五五围观的同学走走停停，像是北京动物园中的游客。

我们随着一片叫骂声，走到大操场中央靠东的一群人中。

郑狗！你也有今天！一阵乱脚踢上去，一团壮硕的身体跪在长着杂草的土地上，东倒西歪，胸腔内发出“吭吭”的回声。

是郑光召！我心里说。

他是清华附中高三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人物，除了功课好，还是铅球和短跑冠军，我们背后叫他“郑大块儿”。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居然还是文艺能手，文章写得漂亮，能导演，会编剧，是全校文艺汇演节目的总编导。

铁生佩服郑光召，这名字常挂在嘴上，用今天的话说是铁杆“粉丝”。

平时在学校里，郑光召走到哪里，身上不但经常聚起姑娘、小子们故作不经意投来的目光，更不时触发青年人大脑沟回下意识的电子撞击、还有神经介质和体内激素的超常分泌，思想和欲望历来在潜意识中穿行：好奇、激动、幻想、喜爱、钦佩、崇拜、嫉妒、不屑、仇视、憎恨……优秀的人逼你暗中做出比较、秘密地审看自我和发现自我的欲望。

世界复杂，人心不古。

也许真是应了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里的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郑光召上午已经在教室被连续教育了好几个小时，棍打脚踢。如今单衣上浸出数条血迹，背上好几处撕开不规则的裂口。头上的汗流出来清晰可见，淌在地上，渗进被烈日晒熟了的热土里，化为无形。

崇拜是获取权力的先声

崇拜是获取权力的先声，革命需要打碎旧的崇拜，建立新的标杆。

这时，人群中闯进来三个女生，一水儿的黄军装、黄军鞋，腰中紧紧扎着武装带，粗大的金属扣在太阳下闪出幽暗的光泽，两个梳着“刷子”小辩，另一个戴着军帽。

一个女孩儿解下武装带，袖子挽起来露出半段上臂，两腿劈开，身体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形，将武装带高高扬起，把铜头狠命抡向下面的身体——只见郑光召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跪着的身体翻向侧面，周身饱满的肌肉痉挛大抖，面孔像是滚油里的煎鸡蛋，暴起皱褶，眼珠凸出一网血丝。

换了一个女生，抡起武装带再次左右开弓，前胸起伏，气喘吁吁。

郑光召的衬衣上，被太阳晒黑的条条旧血污上又添出几片殷红，像彩色墨笔在宣纸上写意出的几枝腊梅，黑褐色的是骨，亮红色的是花。

抽累了，一仰头，脸上的热汗甩出一串漂亮的弧线。

显然，郑光召扭动身体的样子和狼嚎般的叫音，使打人的女生产生巨大快感，她们互相交换眼神，上下嘴唇拧出怪笑，扬长而去。

铁生和我多次提起这个场景，他相信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果没有爱和法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法西斯。

史铁生和郑光召后来成了终生的心灵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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