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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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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喜欢几乎所有的体育活动，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都能上手。我的记忆中保留着他在宿舍后面篮球场上带球上篮的样子：虚晃一下身体，拍球过人，跳起来转身侧手投篮。虽然弹跳不高，姿势蹩脚，但投篮命中率挺高。
铁生说他第一喜欢田径，第二喜欢足球，第三才是文学。
清华附中的校运动会是个盛大节日，也是演出会。操场四周插着各色彩旗，闪眼，撩得人心里痒痒。树杈抱着高音喇叭，吆喝得树叶随之沙沙鼓掌。主席台设在二楼一个又长又宽的大阳台上，那是体育泰斗马约翰在开学典礼那天给我们训话的地方。他穿一袭运动短衫，双肩挎背带裤，踏一双皮跑鞋，在麦克风前原地跑步，“要动，要动呀”，他满口的福建客家话只有这两句我能听懂。咔咔的脚步声顺着扩音器张扬到空气中，把风吹皱，穿透耳膜鼓舞全身细胞，同学们的腿不由得跟着跃跃欲动。
我小学六年级跳远还行，3.69米，得了年级第一。到了中学，同学里强手如林，只能当业余拉拉队员了。
不过旁观者独享旁观的乐趣。高年级女生穿着紧身运动衣，膨起的前胸和短裤下露出的白皙皮肤，引人想象，令我眩晕。
跳高项目最引人注目，我的邻居陈小悦几步轻盈的助跑，猛然起跳，悠忽忽地带着我的骄傲一起过杆，全场欢声雷动。短跑和跨栏最有看头，从各就各位到决出胜负，分秒钟就结束，紧张刺激。还有4X100米接力，手中的接力棒传递的是班集体荣誉。起跑枪声一响，人人都是拉拉队员，“加油”声浪此起彼伏，阵营分明。
铁生在体育比赛中发现自我、体验极限，对体育的爱好跟了他一辈子。
年代久远，我从记忆里挖出来的是一个个同学跑步的姿态和表情。比如陈小悦代表预科64-1班跑接力第一棒，三级跳远的范儿，一步顶人家一步半，对手小步紧捣，各有各的高招。
高63-1班郑光召，就是后来写《老井》拍成电影的郑义，铅球第一，人称“郑大块儿”，铁生形容他“小腿上的肌肉像是挂着两个灯笼”；跑百米接力最后一棒，呲牙咧嘴像一头野驴。冲刺的时候身上一坨坨铁疙瘩般的肌肉上下抖动，像是周身绑满嘶嘶冒烟的手榴弹，瞪着眼要跟谁同归于尽的架势。
我们初64-4的班长王志平一边跑一边把脑袋往地下甩，像油田里的磕头机，直接跟地球过不去。
史铁生代表初64-3班比赛80米跨栏。他跑步姿势奇特，外八字脚带着上身打晃，两个胳膊肘横着往外摆。跨栏决赛枪声响了，史铁生和王志平跑在最前面，不分伯仲。史铁生的跑姿有点像螃蟹。那意思是说，你们都离远着点儿，我来了，一股子横劲儿。每跨一个栏，头左右一摆。跨过最后一个横栏时已经领先，脑袋向前一挺，冲刺，齐活，第一名！
我跳着脚嗷嗷叫，跟大家一起为史铁生叫好，心里说，史铁生你什么都行你太厉害啦。
在清华莫宗江教授家里，史铁生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量裸体画。
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玩儿。先是聊无线电，又闲扯别的事，说到班里同学唐若庭的父亲见过鲁迅，又聊到吴承露老师上美术课太逗了，像是说相声。莫京说我爸出去了，一时不回来，咱们去他屋里看看美术书吧。莫京知道铁生喜欢画画，在附中里已经颇有名声。莫京的父亲叫莫宗江，是清华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的主要助手。据说古建筑描图水平极高，天下无双。
我们一进屋看见一个巨大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层层的建筑设计图纸，烟灰缸内堆满香烟头，屋里弥散着浓重的烟气，简直入木三分，家具似乎都被熏黄了。一面墙竖着几个大书架，莫京从一大排精装书中抽出来一本拿给铁生。是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莫京出去买东西，让我和铁生先慢慢翻着看。是外国油画。我不喜欢画画，看不懂艺术。他看得津津有味，说这个画叫《最后的晚餐》，那个叫《夜巡》。
突然，我和铁生同时愣住了，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缓过神来，他急急地把这页翻过去，停留在一个静物油画的页面上。
文革前是性禁锢的年代，在十几岁的少年思想里，裸体女性是罪恶的影像。一时，谁都不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房间里除了心跳没有其他响动，此地无声胜有声。
过了一会儿，神经恢复镇定，接着向下看。裸体女性的画儿真多，有各种姿势和场面，有的还抱着长翅膀的小天使。我们都聚精会神地看，每隔几页就有裸体，铁生故意把这页快点翻过去。心照不宣，我们都暗地里盼着下一幅画又是女性裸体。最后带着犯罪感从莫教授家里出来。
看色情图片是流氓罪，最低限度是劳动教养，街道办事处贴的公安局告示上写得明白。黑帮入伙的首要条件是一起参与犯罪，比如共同杀人，之后才能死心塌地，同生共死。我和铁生也第一次共同“犯罪”了，至少是“思想罪”；自此，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我们开始交流内心，敞开各自心中的“秘密”。
我向史铁生披露了不为人知的心曲，讲了开学第一天上语文课遭遇的难堪，这事一直压在内心深处，让我抬不起头来，是一处无法愈合的伤口：我小学语文不好，侥幸考上了清华附中。新人事新开端，是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拿到初中语文课本，当晚认真预习第一篇课文。对着镜子反复大声朗读，直到流利顺畅，把自己听得陶醉。第二天上课老师要求阅读这篇名为《春》的课文。一人读一段，请举手。真是正中下怀呀，我头一个举手。
老师指着我说，你给大家开个头吧。我腾地站起来，大腿碰得桌椅一阵乱响，手一松，书跌落在地上。赶紧弯下腰捡书，耳朵里灌进来一阵笑声。站起来眼睛瞄准课本，突然听见空中鼓声大作，振聋发聩。环顾四周，同学都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才发现是自己的心脏撞击胸膛，咚咚的响。
这鼓点让我方寸大乱。读了开头的两句，课文远远传来，绝不像是自己的声音。昨晚烂熟于心的板眼化成一团黏液糊在口中，把舌头死死地粘在口腔里，上下嘴唇失去控制开始打架，“只闻朱帘响，不见玉人来”一个字也读不出了！空气凝固。全体师生屏声静气，等了足有一分钟。
没有一个人笑，毕竟是清华附中的素质。老师看出端倪来了，和蔼地对我说，先歇歇，下回再读吧。我汗如雨下，狼狈地坐下来，太阳穴怦怦地跳。我无地自容，恨不得变成一只鸟从窗子里飞走，飞得越远越好，再也不回来！
自此以后，我上数学课时兴高采烈，上语文课时一言不发，总是害怕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
铁生问我，语文不好你是怎么考上清华附中的呢？ 我考上清华附中全凭运气。否则无缘相识铁生，我们必将一生陌路。是呀，要想长大，这语文是躲不开的。特别是小学毕业考初中，全市统考，老师集中判卷，要靠硬碰硬的真功夫。
母亲知道我着迷算术，大概能考高分，语文底子薄，写字像“狗划拉”，和我一起忐忑不安。考试前给我减压说，考不好没关系，咱们上人大附中也行。
打开作文卷子一看，题目是《我的家庭》，这不就是写身边的事吗，我心中暗喜，感谢老天爷长眼。先是家庭成员介绍，捡好的说呗。比如父亲用自己的故事教育我，留学美国后辞去通用电气公司的位置回国服务；母亲鼓励我做好事，小时候偷走家里的衣服给了街上的“叫花子”，回家没挨说。
到了写我的哥哥，全是拿手好戏。比如他带着我探访清华园生物世界，养刺猬放鸽子一把好手；学习朱汉成把父亲的皮鞋底子割下来做化学试验，熬成胶水，粘蜻蜓粘知了跑不了。还写了1961年父母带我到101中学看望哥哥，他敢用小脸盆吃饭，不拍撑死，一会儿功夫洒了好几泡尿。他教我安装无线电，长本领建设伟大祖国。
“狗划拉”笔走龙蛇，蒙倒判卷老师不上税，高分录进清华附中。
没想到上了清华附中这语文要求越来越硬，我的朗诵、作文、汉语、古文的缺陷尽然暴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急越退步，信心跌至谷底。铁生告诉我别急，语文不难，先下功夫背书。作文也不难，可以先写日记，试着把观察的东西和想法记下来。朗诵的关键不是简单的读字，是先理解，读的时候把感情灌进去，不要想别的。你平常不紧张的时候说话不是可以不结巴吗？你得自信。
我听了觉得铁生够意思，没有看不起我，真心帮我。
现在看来，我天生过于敏感，初中已经出现焦虑症状。心理压抑无处宣泄，如果没人疏导，信心可能难以恢复。
铁生和我谈到了他对学校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批评，比如谈到大多学生只关注课本知识，不愿独立思考，学习不求甚解，还自以为是。铁生越说越恳切，面容越来越严肃。我也匆忙随声附和。铁生平时话少，相当随和。这时说话有板有眼，含着一种目空一切的内在骄傲感，看得出是个有理想的人，但这理想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甚了了。
我不再对铁生防备，给他讲小时候理想形成的过程，惹得他大笑。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数学家。我家在清华新林院的住所，和华罗庚家是近邻，他那时是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研究本部设在清华。中苏友好期间，苏联专家送给他一台红宝石牌电视机，放在客厅里，在我眼里这是世界级珍宝。清华全校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放在工会活动室，每周六晚上开放三个小时，小孩谢绝入内。
我那时刚上小学。听到华罗庚的儿子华光给自称“清华园四少”的几个哥们儿报告，今天晚上电视里演电影，打仗的片子。
华光比我大六岁，是“四少”中的老二，长得最像父亲，顽皮无比。老三叫吴文北，生在法国，会说外国话，比我大五岁。父亲吴新谋是留法的数学家，1951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带着金发碧眼的法国夫人和孩子们回国组建科学院，全家入了中国籍。法裔母亲爱情至上，跟丈夫回国以后几乎不出门，出门怕被成群的小孩围观当活电影看，在家里一心相夫教子，一共生了五六个孩子。孩子名字中间一律是个“文”字，最后一个字分别为东、西、南、北、中……表示全球一家人，世界大团结。
“四少”中跟班的老四是陈小悦，比我大四岁多。父亲陈樑生是哈佛博士，清华水利系教授，思维逻辑极其严谨，却一生看不懂故事片，因为时间、空间经常被“蒙太奇”，违反基本科学原理。母亲高恬惠是清华附中高中语文老师，曾是厦大中文系高材生。
小悦听见晚上看电视的消息摩拳擦掌，说今儿个天黑得怎么比往常慢。我哥孙立博比我大7岁，翻墙上树身手敏捷，是公认的掌门老大。我晚上无心吃饭，肚子里一只小兔子乱挠。
晚饭后队伍集合，华光开路，小悦押后，四个人开正步跨过小路，去华罗庚家。我默默跟在小悦身后，胸中响着打仗电影里的冲锋号。华光的母亲开门，“四少”依次进门，押后的小悦用手一把把我搡开，回头压低嗓门瞪着我说，小孩不许进！大门随即关上。
我听见屋里“华伯母好、华伯母好”一声声叫得亲切。我被关在门外，敢怒不敢发作，这“四少”我谁都惹不起。
情急之下，我搬来几块砖头摞起，踩在上面，把头探在玻璃窗前。对面不远处正好是电视机屏幕；也行也行，今天晚上就看无声电影吧。
没想到陈小悦看见我在窗子上露出的半个脑袋，顺手拉了窗帘，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我气得在外面跳脚，天不应地不应。
无奈，我对着电视的方向，狠狠地洒了一泡尿，嘴里突突突响着机关枪，左右扫射，算作报仇解恨。
独自回家路上，我心凄凉，仰头看着星空，下了决心。华伯伯不就是个数学家吗？我要当世界上最棒的数学家，家里也有电视，就我一个人看，谁也不让进，求也不行！我的人生理想由此确立。
史铁生的理想和我的“理想”绝不是一个定义，他考虑的问题复杂得多。这么说吧，他那时的理想更像是一团一团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他引起的不安和烦恼。
何以见得？初一结束时，史铁生成了全年级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学生之一。本应戒骄戒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却在1965年秋天干出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来，发生在64-3班语文课堂上，险些升级酿成大事，误了前程。
起因是一篇作文，议论文。
铁生一直思考的理想观问题与这个题目不谋而合，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千字，自认为有文有论，是迄今最得意的一篇文章。初二的语文改由王潄瑱老师教授，王老师判作业给了他八十多分和一个不错的评语。
语文课上，王老师给学生点评作文，解析文章主题，规范议论文思路。史铁生显然对王老师的观点不以为然，或许对老师给自己作文评语不满，静静的课堂上突然打断王老师，嘲讽地郎声说道：“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当场给王老师下不来台。
六十年代的课堂文化，讲究师道尊严。平时，同学中心里嘀咕老师者有，私下议论老师者有，在大雅之课堂与老师四目对视、发出如此狂言者，绝无仅有。 四十多年过去，同学们今天忆及此事，对当时情景印象深刻。
清华附中校风严厉，对学生违纪坚决处分，毫不留情。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学生公然挑衅老师，扰乱课堂秩序，落个骄傲自满的名声不说，还有可能招致处分，后果不堪设想。同学们谁也想不到，平时谦逊、儒雅、寡言、腼腆的史铁生做出如此狂妄不羁之举！
堂堂正色之下，史铁生哪里知道王老师的一片苦心？
王老师阅历丰富，人生经验老道，来清华附中教书前曾任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理。王老师看了史铁生的作文，有些观点与丈夫当年的右派言论简直同出一辙，心惊肉跳之余，心里着实喜欢史铁生，有出息。可这孩子年轻气盛，表达观点口无遮拦，早晚是要倒大霉的呀。
王老师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常迵教授，1940年清华毕业，1944年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和哈佛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成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志得意满。1957年3月，他在《新清华》报上表达自己的办学观点。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批评了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的短浅眼光”。
很快，“反右派”运动开始，他的办学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成了“向党进攻”的口实。一篇文章，几点直抒胸臆的意见，“右派”的帽子从天而降，端端正正地扣在脑袋上。
常教授降薪降职，调离岗位，一夜之间，前途暗淡。从此一家人本本分分做人，纵有天大本事和抱负又如何呢？ 史铁生太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怎知世态炎凉，环境险恶，怎知王老师用苦难换来的人生智慧，暗中保护史铁生的一片护犊之心呢。
下课以后，王老师苦口婆心给史铁生解释。终于化干戈于无形，把事件压了下来，避免了一次轩然大波。
事有凑巧，一学期以前发生了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打普通出身的学生娄琦的事件，熊刚是红色特工之首熊向晖之子。附中五楼大教室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件事到底算作一般孩子打架，还是必须当做政治问题严肃处理呢？附中师生此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冲突中，无暇他顾。
斗转星移。多年后，铁生和校友在看望王老师时，聊起他的那篇作文。王老师与铁生戏说那声不知轻重的拍案质疑，赞赏铁生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踌躇满志，不墨守规范，而敢与师长叫板的气势。
王老师学着少年铁生的口吻说：“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惟妙惟肖，大家都捧腹大笑。
拿着学生送的新出版的小说集，老师骄傲地说：“你看你，还真成了今日之秀才啦！”
史铁生性格内敛，长于思考。批判性思维偶尔露出头角，以上实例可见一斑。他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强，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是个好学生。与此同时，看似简单的世界张开暗道机关。教育活动和语言知识中所包含的对世界本质的假设、认识社会的框架、惯性思维的定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受教育者的思想，雕琢人生价值观。
史铁生谈到他孩提时的感觉，“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却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史铁生有时周日不回家，和我们几个走读生在清华园里“放浪形骸”。那时全国每星期上六整天课（班），只有周日休息。下了周六最后一堂课，我们在宿舍楼门口汇合，穿过排球场向左转，就上了去清华园的碎石子路。有时得溜边儿走，甚至得跳下土路，在农民的稻田埂子上扭起秧歌步，把正路让给飞车回家的人流。
铁生喜欢边走边吹口哨，歌曲随性而来，音和调都准，功夫一绝。经常吹的曲调有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音调悠长。我们也跟着哼哼。落日的余晖就果真悠悠地照进心里，驱走功课紧张带来的恼人心绪，换成轻松心情。等口哨领着我们“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时，我们大约已经进了清华北门，急行军到老体育馆附近，离清华照澜院的合作社不远了。
到了商店，我们照惯例先打点儿零食，喂喂肚子里的馋虫。一人先来一包方便面。不用泡水，直接用手掰着吃，又香又脆，解饿。腰包硬的时候，搭上六两粮票，再秤上一斤硬脆的江米条或者排叉。油足！一人一大把，眨眼间爪儿净毛儿干。吃完，腮帮子阵阵发麻，手指头上留着黏手的糖末。
要是赶上大家凑出来的钱净是毛票和钢镚儿，说明“临时政府”眼看发生赤字，就只好咽咽吐沫，节约开支。一人凑合一包大米花，占嘴不占肚子。外带一大坨酸枣面儿，便宜，耐吃。酸枣面儿是野酸枣晾干，带着枣核一起磨成粉，加上糖精压成棕色块状物。进了嘴先是酸中带甜，到了嗓子眼变苦，咽进去慢慢品，苦涩中又有回甘。边走边啃，把嘴唇染成黑褐色。
要是夏天，燥热难当，每人还得先来一瓶冰镇的“北冰洋”牌汽水，一毛五一瓶，另加退瓶押金一毛，喝进去打出来的嗝是热的。切好的西瓜一毛钱一芽，凉水里拔过，冰牙，解暑。馋虫喂饱，神清气爽。临走手里再拿根儿小豆冰棍，感觉离共产主义不远啦。
史铁生喜欢看电影。
清华的电影票和粮票一样，没地方买，大学各个系里按教工人头配给。计划经济公平合理。母亲在建筑系替工会负责分配电影票，有些教工因病因事主动放弃，剩余的票就带回家给我们，不过常常是偏座或者站票。
有一次带史铁生进清华大学礼堂，我指着门厅上方的牌匾说，你看这“新日文人”四个字，像是日本话，干脆换成“改过自新”，说完自顾自的笑起来。铁生眯缝着小眼睛，看着牌匾说，我看这行字好像应当从右向左念吧，“人文日新”好像更念得通。
我说一定是写字的人故作玄虚，反念正念都行，让人猜。
几十年之后，细看了清华历史，才知道这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赠送母校的牌匾。“人文日新”中的“人文”二字源自《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概指人类一切文化创造；“日新”一词典出《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为每天都要革故鼎新。清华大学的创新精神源远流长。
看完电影，铁生照例和我们一起去照澜院合作社买零食，从大礼堂向南走二百米左右，是一座白色的洋式牌楼，称为二校门。大礼堂与二校门之间有一个宽阔的椭圆形草坪，面积几乎与西大操场相当。毛茸茸的绿草在园丁的照顾下长得旺盛，唤起语文课文中朱自清散文《春》的意境，恨不得跳进去打几个滚。草地两侧各有一排展览橱窗。 有一次，正赶上纪念校庆的展览，其中有两幅放大的彩色照片。那时科技还很落后，大幅彩色照片极其稀少，印象来得深刻。一幅照片中，几个穿着连衣裙的漂亮女生斜坐在大礼堂前的草坪里，背景中的礼堂圆顶和大理石门柱勾画出希腊建筑的典雅风格，姑娘们像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在幽绿的草地上开得烂漫； 另一幅照片里，昂首阔步走着一排男女大学生，手里各自拿着一卷卷设计图纸和T型工程标尺，自豪的神情里张扬出对未来的憧憬，背景正上方是二校门匾额及上面《清华园》三个楷体字。浪漫与事业齐飞。 铁生细细地在橱窗前来回端看了好一阵，我们半天没说话。遐思奔涌。 史铁生打赌输给我六根冰棍。 一次，史铁生和我们几个清华子弟去大礼堂看电影。那时的电影战争片居多。《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上甘岭》《东进序曲》《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冲锋号吹响，我们和解放军一起跳出战壕，成为战斗英雄。敌人丢枪卸甲，落荒而逃，多么狼狈、多么解恨。 可是，每次“正片”上映前必然会有“加片”，无非是些纪录片或者千篇一律的新闻简报：南方水稻丰收、亚洲某国领导人访华，和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 这次进门早了，又是站票，我们站在礼堂过道上胡乱说着话，故意大声嬉笑。距开演还有十来分钟，时间过得真慢，期待的心情像一根被慢慢拉长了的橡皮筋。铁生突出奇想，眼睛里眨着坏笑对我说，你敢上舞台给咱们表演“万教授端碗”吗？
模仿残疾人万家煌教授端着碗一瘸一拐走路是我的拿手戏（清华大学万教授有神经痉挛症，手指不会打弯像鹰爪，拿着碗到公寓食堂打饭，走路姿势与如今赵本山《卖拐》小品中范伟的走相类似），每每和铁生及同学们去合作社买吃食，心情好的时候，我冷不丁就走出几步，逗得大家拍手笑，路上的行人回头看。我受到关注，得意非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功课不如人，总得有点绝活，不然谁跟你玩？由此得了铁生赠与的外号：“人来疯”。 此时，礼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教授、职工、家属，等着电影开演，人声嘈杂。铁生接着说，你要是敢一腿长一腿短瘸着在台上走一道，我给你买六根儿小豆冰棍。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冰棍似乎在我燥热的口中融化。怎么不敢？豁出去了！我抬起腿从舞台侧面上台。
全场突然寂静下来，观众想必是发现了鹅毛绒的紫色幕布前出现了一个抽搐着前行的“老者”。我右手像鹰爪一样，端着一只虚拟的碗，数百双目光射过来，令我兴奋莫名。我弓着身子，一探一探的脚步越发抽搐得夸张，台下有的孩子情不自禁鼓起了掌。 不出两分钟，舞台上的即兴“表演”结束。我周身披挂着全场的目光，跑向同伴的方向，像是得胜回营的将军。没想到铁生和几个同来的发小看见我过来，拔腿就跑，好像我身上带着瘟疫。
我在礼堂的入口门厅处追上朋友，大家笑成一团，铁生哆嗦着用手指着我说，我服了你了，你可真敢不要脸啊！这“不要脸的故事”成了铁生调侃我的口实，随后几十年经常拿出来“损”我，招惹得朋友们动不动就让我表演一回。 史铁生办事稳重，特别好脸面。 1969年去延安下乡前，铁生参加了街道办的“红医工”培训班，学会针灸和诊治头疼脑热。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拿着《赤脚医生手册》给老乡看病。 没想到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奶。 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不教如何看奶，而且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想必是他突然记起来我的“不要脸”特长，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把我派去出诊。 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队长媳妇生娃娃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奶大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咿呀呀妈妈呀的乱哼哼，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哈赤哈赤舔净。现在婆姨的奶已经基本不疼啦。 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
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 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 也许正是性格决定命运。 铁生和我的性格相反。对自己的要求高，做事一丝不苟，写文章充分思考，反复掂量，是他一生成就的重要品质。柳青说他写作时搅动心血，不遗余力，用字力求准确恰切，惜字如金。
铁生夫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对自己作品要求之严格几乎有完美主义倾向。就拿《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来说，改了许多遍，自己还不满意，在寄给杂志社的前夜还考虑干脆枪毙算了，一首百年绝唱险些被扔进了字纸篓。
铁生能把灵活的文学语言和严密的哲学逻辑完美地结合起来，抽丝剥茧，追问生命本质，在思想上独树一帜，这都得益于他性格中对于品质近乎刻薄的追求。
史铁生和我们一行七八个同学，春游颐和园，顺访“喇嘛庙”。 1966年，中国正酝酿着大事，天象诡异。内蒙古的沙漠给北京传来春天的消息。塞北的黄土地不甘寂寞，一时心血来潮，借着西伯利亚刮来的最后一股冷风，一个跟头翻到北京上空。
连续三四天，天外飞来的黄沙遮天蔽日，傍晚占领白昼。
在教室里上课开着大灯。从窗子望出去，灰色的光在空中随风摇曳。太阳失去了光泽，不再真实，像空中挂着一块庙里供桌上的陈年月饼，周身布满黄毛，如梦如幻。上午出去做课间操，回到教室，眼睛发涩，口中发干，腿像是灌了铅，沉闷的心情在脚下呻吟。 一个星期以后，黄沙褪去，天空晴朗，太阳又赤裸裸地站出来，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老师在黑板上写出的粉笔字泛出刺眼的光，课桌的影子在地下画出奇怪的几何题。教室窗外的初柳细枝轻拂窗栏，黄色的迎春花在学校食堂门侧的草窝中招摇。
青春躁动，心旌飞舞。 我向史铁生提议，礼拜天结队骑车去颐和园。史铁生说好啊，一拍即合。 头天晚上，史铁生专门到林学院母亲的宿舍处骑来自行车。史铁生家里只有这一辆车，平时母亲骑着上班。集结的地点是在宿舍楼西面的排球场。一见面，我俩同时笑了，我骑的车也是我母亲的凤凰牌女车，两辆车几乎一模一样，铁生家的车刚买不久，稍微新一点。 方胜骑的是一辆英国倒轮闸自行车，原装舶来品，是父亲方崇智博士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带回来的，向前蹬脚踏时车轮向前转，向后蹬脚踏时车轮减速停车，不用手刹，精妙机械藏在后轮一个粗大轴承里。 莫京骑的是父亲莫宗江教授的一辆老式英国“凤头”牌男车，顶级品牌，相当于今天的“宝马”汽车。想当年莫教授和梁思成在营造社共事，考察古建筑，骑车走四方。前后轮挡泥板早已在风雨中脱失，一身钢管威武犹在。金属车把被手掌磨出年轮，明亮的地方能照出哈哈镜里的人影。 胡小明个高腿长，正在一辆二八男车上表演“原地定车”，扭动前轮保持身体平衡，水准堪比专业杂技演员。父亲是清华教授，母亲是附小老师，他是清华园内“飞车党”领袖。每天骑车上学，从胜因院家里出发，向北穿过清华校内马路，大约十五分钟路程，经常大撒把。会车时目视远方，旁若无人，毫不减速。对面骑车上班的教授们如见瘟神驾到，远远地慌忙提前下车，躲在路边树后齐整整地行注目礼，堪称清华一景。 胡小明后来和铁生一个公社插队，干事照样不同凡响。改革开放后，又万里走单骑，奔赴深圳从头创业。风口浪尖弄潮儿，天生闯将。铁生看见我背着一个不锈钢小水壶，太阳下闪出光，说你这个壶简直像是一门打坦克的小钢炮。这个壶是父亲从美国留学带回来的，长长的圆筒形，盖子拧下来能当杯子，国内罕见。 史青斜挎着一个浅绿色军用水壶，漆皮斑驳，露出金属底色，大概是他父亲史国衡在昆明山区进行社会调查时的装备。
史教授在西南联大从师费孝通，专攻社会学。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1948年回清华当教授，准备与潘光旦等大师一起大显身手，研究中国社会结构与群体行为。不料，1952年清华社会学系吹灯拔蜡，彻底停办。史教授改任清华大学总务长，主管全校几万人的吃喝拉撒睡一切庶务，总之也是和社会打交道。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史教授幸亏放弃在哈佛所学专业，否则若按哈佛路子提议改造中国社会，1957年时，与钱伟长、常迵、黄万里等海归教授们一起荣登右派榜毫无悬念。 史青原来说话流利，和我一起玩儿了几年变成严重结巴，硬说是我传染的。其实是他拿我当笑料，故意模仿我的口吃，自以为得意，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说你活该，自作自受，有本事再好好学我呀。 史青和铁生同班，擅长乒乓球，日后在陕北同一个公社插队。 史铁生介绍我第一次正式认识了他的同班好友曹博。 铁生介绍说，曹博百米跑13秒2，不是等闲的角色。仔细端详，曹博正斜靠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全链套自行车上。小小年纪，额头上刻出三条深深的抬头纹，成熟老到得不由分说。 家长从小给孩子们描述危机四伏的世界，教训孩子的头一句话“谁让你干的？”未经指示不可乱说乱动。儿童从小学习“听话”和如何自我保护。一个挂在父母口头上的“乖”字，难倒多少世界文学翻译大师。 曹博少年老成，一脸的“官司”，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开始结结巴巴讲故事，模仿“万教授端碗”，把大家逗笑。
少年的城府是纸制盔甲，一捅就破。一会儿工夫，曹博也活跃起来。
他家住在崇文区铁辘轳把胡同，满口地道的北京土话，全是胡同里的勾当。他擅长说冷幽默笑话，把个子矮的人形容为“地了簰子”。夸张，笑得我肚子疼。抖包袱时，眼珠在脑门上乱跑，心底的童真跃然脸上。他看书多，知识渊博，谈起正题来旁征博引，诗词歌赋尽是文言文。
曹博是医学世家出身。父亲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日文流利，担任北京同仁医院的口腔科主任，母亲是化验室主任。曹博后来与铁生和我成了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在陕北睡在一孔窑洞里，度过人生最难忘的三个年头。 目标鼓动欲望。
青春的欲望迫不及待。一行人扬腿上车，进清华北门，抄近道穿过大学校区。盘踞在小山上的老气象台状似古塔，也像个长年打坐的老佛爷，在眼前一晃，飘到了身后。 车队驶出清华西门，朝颐和园方向呼啸而去。 上了大马路，胡小明的屁股从车座上升起五寸，双腿站起来抽筋般一阵猛蹬；像是驾驭一匹喝醉酒的烈马，在马路上画出正弦波，暂时领先。曹博内心骄傲，岂容他人轻易拔得头筹，弓起身子，把“全链套”抖出空竹般的回响，急起直追。我和铁生押解两辆“凤凰”女车，并驾齐驱，尾随车群之后。 没承想，忙中有错，好事多磨。曹博的“全链套”车链子突然掉了！车链子被“全链套”严严实实包住。曹博蹲在地上，急得大汗淋漓。大家把曹博和车子围住，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嘴。急也没用。
铁生指着右前方路边不远的一座古建筑问，这是什么庙呀。我告诉他这是喇嘛庙，喇嘛戴着灰色的毡帽子，专门给死人吹喇叭。对喇嘛的错误概念，来自五、六岁时保姆孔妈给我念的绕口令，可见先入为主的力量。 史铁生显然没听说过喇嘛庙，被喇嘛给死人吹喇叭送葬的形象吸引，来了兴致，说咱们过去看看。
近看，这个庙外形端端正正，一身红色的漆皮卷起陈年风雨，翻露出一块块灰泥底色。椭圆形的山门紧锁。山门左右各是一个圆形凹陷，显然是窗户的位置，却没有窗格，密不透风。一副拒绝尘嚣、遗世独立的傲骨。两面圆窗边框刷了白石灰，上框被雨水冲刷出参差不齐的污迹线条，像是老者的寿眉，俨然两个仙风佛骨的护卫门神。 这个喇嘛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建成的。
解放初有一段时期，新来的清华员工借住庙里的部分侧房。1958年大跃进期间，“卫星”冲开山门，“三面红旗”见缝插针。清华教工联合喇嘛，在庙里建成一座小高炉。砸锅变铁大炼钢，清修之地热火朝天。喇嘛们加入超英赶美的行动大军，跑步奔向共产主义，蔚为大观。 我上小学时，送哥哥去101中学，路上初识老庙。当时庙的外观就是这么破旧，一直无人修护。后来住了公寓楼，经常出清华西门到喇嘛庙旁的一个小卖部买醋，秤黄酱，打酱油，少不了边走边尝，来来回回，对喇嘛庙视而不见。 此时，只见铁生神情异样，在庙前走来走去，左右察看，像是寻找什么遗物。最后，他眯缝着眼睛说，这个庙长得太奇怪了，我怎么看怎么像是孙猴子变出来的！你看窗子像不像孙悟空的眼睛？只是后面还缺一根猴儿尾巴变的旗杆呀！
我惊异史铁生的联想力。印象之深，使我日后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每次见了庙就想起旗杆。 史铁生显然对这个庙存有天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灵感。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 偶然事件不偶然，不相干的孤立事件在时间长河中彰显因缘。我后来惊奇地发现，这个喇嘛庙又名正觉寺，竟然是雍和宫的下院。 喇嘛庙与雍和宫宗流同源，一脉相承。 整整十年之后，史铁生从前永康胡同40号搬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毗邻喇嘛庙的上院雍和宫。 雍和宫初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与国子监隔街相望。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改为喇嘛庙。喇嘛教（藏传佛教）中最令人产生悬疑的理念是对待生死的独特角度，尤其是其转世之说。
根据《西藏生死书》的解释，藏传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体，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死亡是反映生命整体意义的一面镜子。从直接反省死亡的意义和无常的许多层面开始，让人们在生存时充分享用生命；在死亡的那一刻，不致于悔恨或自责虚过此生。 深入思索无常的秘密讯息，也就是思索究竟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无常和死亡，可以直接引导我们进入古老劲远的西藏佛法的中心：最根本的「心性」。心性是我们内心甚深的本质，也是我们所寻找的真理；体悟心性则是了解生死的钥匙。 回望历史，我心惊异。 史铁生从1966年初识喇嘛庙，到1976年与邻雍和宫隔墙论道；从探讨生死转化到认定灵魂永续；几乎终生探问生死迷踪，成为世间觉者。这偶然之间难道没有内在关联，没有上帝的神来手笔？ 史铁生不相信死是人生的终结、生命从此无声无息一片虚无。
他在《昼信基督夜信佛》中说：“‘无’也一样是观察——准确说是观察之不及的确认，因而仍不过是“有”的一种形态。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种形态。那么，观察意味着什么呢？观察意味着观察者的确在。而这个观察者，既然能够认知他者，也就一定能够自认。这自认，便创生了‘我’”。 我1977年肝脏坏死，成了废人，靠吃大量激素维持。搬进铁生家相依为命，天天讨论生死。史铁生说人有灵魂不必怕死，只是死前的肉体挣扎太痛苦，此生只求“嘎巴死”。 史铁生心魂不死的判断，来自人们体验中几乎无处不在的灵感，灵感在尘世的喧嚣中仅仅灵光一现，稍纵即逝难以捕捉。走入暗夜，静心思过，灵感便鼓起翅膀。
史铁生在最后未完成的自传文章《论死的不可能性》一节，提供了前世今生灵魂不死的“实证”思路，认为正是这灵感和感悟接续着人类智慧，生生不息：“前世心魂因其艰难的跋涉，困苦的思索，深刻的疑问而超越了生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认他的机会。 ……又比如伫立街头，迷茫四顾，忽一番路人的闲话，让你久有的困顿一朝畅通。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仅是灵感吗？可灵感又是什么呢？有谁给过它顺理成章的解释吗？那么，依我看，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 史铁生接着解读藏传佛教中的转世说：“柏拉图说‘学习即回忆’，回忆什么？或对于什么的回忆？想来只有前世。所谓天赋，即由学习所唤醒的隔世之思、之想，甚至于之能。否则天才是怎么来的？莫扎特四岁作曲，还有那个数学神童高斯，总不会都是现趸现卖吧？如此重要的现象，仅靠‘天才’二字了事，倒不如‘转世’的猜想来得积极。” 史铁生披坚执锐，毕生思索“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格物致知，竭殚追求“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并屡有突破，我相信偶然中有命定的必然。
史铁生作品中常见一个“死”字。 不知死，焉知生。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我们初一时举行世界观大讨论，题目是：英雄舍己救人的一霎那，想到了什么？ 一部分人认为是自觉的行动，由衷的奉献；一些人认为脑子里闪出的必然是他平时崇拜的英雄形象，死去的英雄张口说话。时代需要英雄，人群需要榜样。董存瑞挺身炸碉堡、刘胡兰昂首对铡刀、黄继光在烈火中永生。领袖的题词使雷锋成为巨人。雷锋走进课本、走进学校、走进我们的生活，走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我们在班里开展“斗私批修”，“一帮一”谈心，彻底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利价值观。雷锋引导我们做好事、帮助老人、拾金不昧。做了好事以后不留名字：“我是少先队员”,“我是共青团员”，折射出多么单纯而动人的心灵。我们热爱领袖，我们都是向阳花；我们热爱英雄，奉献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理想如影相随，跟随了我们一生。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事业献身，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美好。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双刃剑，他们贯穿在人类两千多年愚昧与启蒙、野蛮与文明、暴力与理智的斗争中，既引导自我负责的牺牲精神，也激发盲从冲动的热情。史铁生与我们同龄人一样，家庭传承和社会环境决定我们的基本生存假设和命运。 初中以前的人生，虽然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等，但是这些消息没有带来直接体验，只是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我们命运的纤维，构筑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而真实的世界模棱两可。 中学时期的教育，将多层次的灰度世界中划出黑白阵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和高玉宝、《东方红》歌舞剧里的地主狗腿子，尤其是五楼大教室的老雇农对地主声泪俱下的控诉，使我们想象出阶级敌人的可恶面孔和罪恶灵魂。阶级从抽象概念演化为具体人物，好人和坏人成为模板化和面具化的形象。可这脸谱化教育与铁生生活中的真实南辕北辙。 史铁生在上小学的时候，偶然得知他所挚爱的奶奶是个地主婆，犹如晴天霹雳。 铁生后来写道：“有好几年，我心里总像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上了初中，史铁生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内心的冲突使他难以适从。鞭策灵魂、恨你所爱，这如何做得到？他在我们这些同学眼中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史铁生在悄悄地独立思考，我1978年才知道他心里藏着的这个秘密。 多少年后的一天，大约2007年，铁生和陈小悦聚谈，我和霍秀儿等作陪。小悦说，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是太监文化。太监被灭除私欲，失去主见，一切为了主子。
铁生回应：说得好，一语道破天机。
灌输式教育的最大的功能是内化价值观，形成向心性文化。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强文化社会，特点是通过规范压抑独立思考，形成同一性思维，驱动习惯性和顺应性行为，执行指令的效率高，沟通与治理成本最低。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是最老实的人民。自动自发行动的人是劳动力，是活的机器。“听话，出活儿”，是衡量好臣民的标杆——也是设计机器人的最高宗旨。人们无需创新。
文化中固化了的思维结构和决策模式是无形的枷锁。文化成了看不见的樊笼，画地为牢，自我禁锢。
无形文化中有治国大道，封建皇权政治莫不对此顶礼膜拜。权威与盲从，正如太监失了阳器，没了主张，溜沟子就是主张。结果个性和独立人格消失，付出自己的生命，过着他人的生活。历史上皇权文化围剿的是百姓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行动。
文化治人不用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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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孙立哲，生于1951年，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赴陕西延川插队知青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原题
想念史铁生
（二）
作者 | 孙立哲
孙立哲在陕北的青年时代，当赤脚医生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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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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