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丨苏炜追念史铁生：豆青龙泉双耳瓶

苏炜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1974

苏炜，1953年生于广州，1968年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在美国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研究助理。1986年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9年定居美国，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旅美作家、批评家，著述甚丰。

原题

豆青龙泉双耳瓶

——追念史铁生

作者：苏炜

是在加勒比海邮轮上听到铁生骤逝的噩耗的。2011年新年钟声敲响的瞬间，接到了北京传来的不祥电讯。那天从海上归来，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我转身就进了附近的花坊，买了一束黄白菊花，回家找出了那个豆青开片双耳瓶，再从电脑里印出一帧铁生的遗照，小心仔细地，置放在插好的花丛中。

隔着一道大洋，我想为铁生，也为我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私己的追思仪式。

我和铁生大致同龄，同属下过乡的“老三届”和“老初一”。与铁生的众多好友相比，我和铁生的交往历史不算久远，却也足够深、长。深的是心，长的却是距离。所以我常说，我和铁生之间，属于一种“过心之交”。

回想起来，初识铁生，应该是由建功（陈建功）介绍引见的，大概是1984年夏天，我从美国留学的半途，为两年后的回国工作进京打前站的时候。和铁生有了比较多的来往，则是1986年底我自哈佛回国，在社科院文学所落脚以后。

那时候，或许我算是最早的“海龟”（海归），所以单位上给了我一点特殊待遇——作为单身汉，却为我分了一套单间一单元，就在当时很有名的海淀双榆树“鸳鸯楼”青年公寓。那个年头，对于北京的同龄人，能拥有这么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很快，我的双榆树小居室，就成为了当时北京文学界和学术界圈子里的一个小据点。日后蜚声遐迩的“赵越胜沙龙”（北京青年学术圈子）和北京作家的小圈子，都常常在这里聚会。

在当时北京几个文学圈子里，我和铁生算是“一伙儿”的，经常玩在一起，泡在一起。1987、88、89那两三年间，铁生和我们几个——建功、万隆（郑万隆）、李陀、戴晴、何志云、小楂（查建英）、还有黄子平、陈平原以及朱伟、鲍昆（摄影家）等等，常常在一块玩儿——所谓“玩儿”，其实不是别的，就是聚在一起聊文学，办杂志，开作品朗读会，商量和张罗各种有意思的文学活动（今天这么说起“聊文学”似乎很稀罕，其实在当时北京的氛围里，我们这一伙算“纯文学帮”，已经开始显得有点稀罕了。我们当时叫“抡”——“抡小说”“抡评论”什么的）。清晰浮现在记忆屏幕里的，有这么几件事：

当时我的留学生小说集《远行人》刚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建功夫人隋丽君任责编），但此书没能进李陀等人的法眼，当下先锋实验小说正热潮滚滚，他认为我的写法太老旧、拘谨。查建英也是最早写“留学生小说”的。她写出了一个短篇系列，发在南京、上海几个刊物上，写得神采飞动，其中的中篇《丛林下的冰河》还在手稿阶段，李陀读完觉得“苗头很好”，又传给我们大家看，就商量着召应大家聚到我的小家，好好聊一次。李陀还对我说：“顺便敲打敲打你。”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乐意这样被互相“敲打”。

每次这种聚会，铁生总是手摇着他的大轮椅车（那时候他还没有机动轮椅车，是手动带链条的那种），早早地就从雍和宫边他当时住的小院出发，至少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旅途跋涉，才能抵达我的在北三环魏公村附近的双榆树公寓。因为住得远和路途不便——想想，当时的行人道还都没有残疾人便道，铁生的手动轮椅，一定是贴着车流飞驶的马路牙子，一点点蹭过来的——可是，铁生反而常常是来得最早、也最守时的一个。

每次看见他的轮椅从电梯升上十六楼，满头汗光地出现在我家1657号小居的狭小过道里，他冒出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没晚吧？”大家夸他是最早到的，他便憨憨地笑着说：“路远，我这是笨鸟先飞呀！”

在那种讨论场合，铁生并不多言，总是眯着他那双永远带笑的细长眼睛，在黑框眼镜后面沉静地闪烁。但每一开口，他的明晰意见总是一语中的，让你明白：他是最好的倾听者和有关议题最深的“解人”。他不但是听进了、而且是马上就吃透了，才吐出来的思考精粹，绝无废话渣子。

那晚讨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修改后的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得了广泛好评和热烈反响，并成为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的书题和压卷之作。我记得就连这个文题书题，也是在黄子平（查的大学同班同学）当晚的建议下改定的，因为“丛林”和“冰河”本来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意象，以此作题目，显得很特别，也大气。

那次聚会，我还记得戴晴留下的一句名言。她风风火火地一踏进门，看大家一个个正襟危坐的样子，便笑道：“嗬，进苏炜的家门，灯一亮，就开始——谈、文、学，”她拖长着声调、顿挫着句子，“进高行健的家门，灯一黑，就开始跳——贴面舞！”

我没有考证过她话里的真意。但当时的高行健家，也是北京作家圈子里另一个聚会点，那倒是事实，那是属于另一个趣味群落的聚合点。而且，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作家圈子里，以“讨论文学”为聚会之旨，确乎已显得迂腐老套，真的是不多见了（今天把这称作“八十年代的沙龙现象”，在当时，我们倒不这么称呼，用英文称“Party”——派对，倒是常见的）。

在我家举行的“作品朗读会”，为两位当时落难的兄长辈作家来一次“雪中送炭”的友情之聚，是1988年初春的故事。我在海外别的回忆文字里曾记述过这次铁生也在场参与的难得聚会，碍于篇幅与相关原因，这里不打算详述。值得一记的，倒是为办《东方纪事》，铁生和我们大家一起的热心投入。

应该是1988年春夏之交，当时任职《人民文学》的朱伟以个人名义，承包了江苏省一份连年亏损、濒临关门的纪实文学杂志《东方纪事》，准备移师北京，另起炉灶，甩开膀子大干。此事最早商量出基本眉目，就是朱伟拽上李陀、戴晴等我们这一伙儿，在我的双榆树1657小居几次碰头敲定的。

当时的若干聚会，铁生也都摇着他的轮椅车来了——因为铁生行动不便，我记得日后进入具体编辑程序，朱伟、李陀和我还专程带着稿子到铁生家聚过一次。

这种个人承包、用外省书号但在北京搭编辑班子、自主编辑组稿、最后到江苏成刊然后推向全国的办刊方式，在当时实属创举，我们大家都有一种“第一个吃螃蟹”的兴奋，也纷纷想出各种栏目点子，并设置了自主组稿的各栏目主持人，野心勃勃要办出“中国头一份泛文化杂志”。

“泛文化”也是当时文化圈子的流行字眼，就是不要囿于文学，或纪实非纪实等专门行当，要广泛涉及社会、文化与历史，同时又以文学和文化为重心。这样的栏目设置和主持人选，可以看出当时的人际网络和大家的勃勃雄心：“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戴晴）、“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苏晓康）、“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志”（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俱乐部”（陈平原）等。

当时，我们这些栏目主持人都是一身担数任——组稿、写稿兼编稿，多管齐下。铁生负责的是一个很吃重的“泛文化”栏目，我记得第一期的“文革研究”专题，也有他一篇分量颇重的回忆散文。有意思的是，坐在轮椅上的铁生似乎行动不便，但他朋友多，接触面广，真个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组起稿来反而似乎显得毫不费力，总听见他对不时向各位催稿的朱伟说：我这边的稿子早拢好了，你来拿就是。

1988年秋天，《东方纪事》新刊一出便“打响了”。戴晴的长篇纪实文学《储安平》，以及钱钢等关于某年上海肝炎流行病的调查报告等等高质量的文本，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时可谓洛阳纸贵，震动朝野，报摊书亭的杂志被抢购一空。

当时，带着“湘军”在新建省的海南创业的韩少功，也循《东方纪事》的路子，把他新创办的走“严肃的通俗”（少功语）路线的报纸《海南纪实》带到北京来编辑和组稿。每次进京，因为自京广线凌晨抵达的火车一出站，天蒙蒙亮的他不好打搅他人，却可以坐直达海淀的公车无拘无束敲开我的家门，所以当时少功进京，大都是落脚在我的小居，夜夜睡沙发。少功的几次编辑组稿聚会，也都是在我家办的。自然都是大家随便买点德州扒鸡、酱牛肉、粉肠什么的，撕着鸡腿，喝着啤酒，边吃边聊。

这种聚会场合，自然也少不了铁生。或者说，在我这个“东道主”看来，每次聚会，只有摇着轮椅满脸闪着慈亮光泽的铁生到了，才算是“达标”了，功德完美了——我这里用了“慈亮”“功德”这样的佛家字眼，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铁生笑融融安坐轮椅的样子，有“菩萨相”，像是一尊“拈花微笑”的菩萨样子。铁生总是微笑着不置可否，大概因为，这种说法他已经听过多回了。

现在老友们回忆起当年的“沙龙”聚会，都会提到一个特殊的记忆影像：为了上我家聚会，铁生摇着轮椅顶着风雪赶路，轮椅在半途中断了链条而困在酷寒中的惊险故事（可参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但一般都语焉不详。那其实是一件让我“记恨”至今的、与大导演陈凯歌有关的轶事（凯歌兄，若你有幸读到，切莫生气，我相信当时是你的“无心之失”）。

1988年底，陈凯歌根据阿城小说改编的电影《孩子王》摄制完成，在北影厂的小放映间小范围试片。当时看片子的有二三十人，我们几个应该都是李陀召来的，铁生也在场。看完影片，陈凯歌过来问大家的观感，李陀看大家讷讷难言的样子，便说：三言两语的，怎么谈得清楚？这样好了，咱们为这专门聚一次，大家仔细聊聊。

当下就商量：定在某个周六的晚上，聚到我家来，认真跟凯歌聊一次。陈凯歌算是我家聚会的“新人”，我还特意把我家的地址和电话都留了给他（那时候双榆树的青年公寓有总机和分机电话）。

结果，那个周六傍晚，北京下起了入冬以来少见的大雪。看着窗外大雪纷飞的，我以为大家都不会来了。没想到，门铃一响，进来一个；门帘一掀，又进来一个，都是满头满身雪花的样子。可是，极为少见的，从来只有提前、说好一定会来的铁生，却迟迟没见现身，大家不由得担心起来，也觉得这种恶劣天气让铁生出门，实在是不该，几乎要声讨起此时召集大家“讨论文学”的李陀和我来。

正在纷纷议论间，门开了，铁生和他的轮椅车像一堆小雪山似的缓缓挪进来，后面推着他的是同样雪人般的万隆，他一边大口呵着热气，一边大声说：咳！比过雪山草地还辛苦！原来，冒着大风大雪手摇轮椅赶路的铁生，在还没走到从雍和宫到双榆树三分之一的半路上，轮椅的链条就突然断掉了！

风雪之中，铁生还是依凭双臂之力，推动着两个轮子艰难前行。幸好这时，被同样赶路过来的郑万隆遇见了。万隆便赶忙推着铁生，两人顶着凛烈的大风雪，终于一轮一坎地，抵达了我的双榆树“1657”！

抖掉雪花，为二位奉上热茶（我家里总有一等好茶），大家都在为铁生在这样的风雪天坚持出门感佩不已。按说，此时该到要“谈文学”的时光了。点着人头，却发现：最需要现身的主角却没有踪影——那是陈凯歌，因为当晚的聚会，就专为讨论他的电影新作《孩子王》而来，他自己反倒不现身！我们大家一时都忿忿然起来。

自然，“缺席审判”式的批评讨论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大家普遍对《孩子王》的电影改编很不满意，对造作、板滞的电影语言有一大堆的意见和建议。可是，话题说尽了，热茶喝凉了，凯歌还是没有影子。按说他有我家电话，若是临时因为天气或别的的原因缺席，也应该打个招呼的，可是，直到每次聚会的“极限”时间到临（十点半前——一般以我家楼下的公车的晚班车次为限），他陈凯歌老兄作为聚会的主角，却始终就没有丝毫音讯！

当晚散聚，风雪略住，我记得是万隆和建功两人联手，把铁生和他的断了链条的轮椅推回家去的，整个冷冻泥泞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平日体弱多病的铁生，后来好像竟没有因为这一次的长途栉风沐雨而犯病，这是我当时额首称幸的。

可是，我们无故缺席的凯歌老兄呢，在下一次见面场合（记得是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刚完成的王朔某部改编电影或是贝特·鲁齐的《末代皇帝》的试片间——二者必其一），我见到陈凯歌，问起他来，他把脑袋一抓，连声低呼：哎呀，忘了！我最近为出国的事忙昏了头，压根儿把那天聚会的事儿，忘光了！

我当时真想敲他一记脑壳子！却只是调侃他：你老兄，不会是因为害怕听到我们大家七嘴八舌的说长论短，而隐身不见的吧？他着急分辩说：不骗你，真的是忘了！抱歉抱歉！记得当时我没向他提起，双腿截瘫的铁生为了赶这次聚会，在大风雪中轮椅断了链条的故事，若然，我想，他会更为此懊丧不已的。

上面几件轶事逸事，算是我和铁生交往中的“公众叙事”。我们像兄弟一般交往中一些“私人叙事”，以往我从未与他人言及，或许铁生也不会向他人提起，此刻，却一波一波地在眼前浮现。

老友们都说，半生残疾的铁生目光远，心气高，热心肠，心胸宽，人缘好……他比大多数正常人更正常，更健朗，感情也更丰富。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位个人，还在铁生健在的当时，内心里与私下里，我们大家都不吝用“伟大”的字眼，作为对于铁生的作品和人品的基本评价。可以想象——用今天的语言，铁生会有很多“粉丝”。一般读者对铁生作品和人品的爱戴，更是不在话下。

况且，1980年代的中国正是铁树逢春，铁生又正是处在这么一个青春鼎盛的年华？被人爱——几乎没有一个认识铁生的人不是深深钟爱这位半身截瘫的智者贤者；爱他人、爱世界——对身边的每一位亲友、每一种花草自然都施与至诚深挚的爱，这就是铁生的本真生活，我想也是铁生的作品里总有一个博爱主题的原因所在。但是，作为个人，其实在以往，我从来很少想象过，铁生对爱情生活的具体感受。

大概是1987年末到1988年中这么一段时间，我注意到，铁生似乎有些日子没见到了。因为他身体状况的原因，铁生有时候不会在我家的聚会场合出现，我开始也没太在意。铁生有很多密切交往的好友。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建功和万隆，包括他们的夫人，与铁生的关系最为亲近。某一天，记忆中，是万隆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铁生最近不愿意见人，很多好友到访都吃了闭门羹。原来，是铁生又犯了老心病。

过去这些年来，据说有一位性格开朗的女孩子深爱着铁生，铁生也很爱她，她曾经带给铁生许多快乐。可是，真正进入到实质性的交往（也许是确定关系或者谈婚论嫁？当时万隆语焉不详），铁生却婉拒了这位女孩。就是因为太爱她，铁生才不敢接受她的爱，怕自己截瘫的残疾身体，耽误了女孩子的青春和前程。铁生拒绝得很决绝，女孩子几经努力还是得不到铁生的回应，最后伤心地走了（好像是出国了？我听闻过好几种版本的铁生爱情故事）。

女孩的离去，却让铁生更深地受伤。好几个月里，据说铁生情绪低沉，闭门不出，不见朋友，也不准任何人跟他谈论相关的话题，身体更见衰弱了。而最近这一段，或是此事的旧伤又触碰上了新痂，铁生又已经多时杜门谢客，不出门也不见人了。铁生的父亲、妹妹和好友们都为此焦虑不安。

万隆在电话里说：我跟建功想来想去，我老婆也是这个主意，觉得由你上门，跟铁生走动走动，也许是比较合适的。都知道铁生跟你很投契，你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你上门去看他，铁生不好拒绝你。

我那时候还是个单身汉，也刚刚经历过一段伤痛恒久的失恋。铁生也是单身汉，可是每逢建功、万隆等老友总闹着说要给我介绍一个“王彩凤”时（说我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老婆，哪怕是找个“柴火妞”呢！故名“王彩凤”，甚至说要把我的“1657”小居命名为“棲凤楼”），这个在聚会中常常调料似的话题，铁生却从来不参与起哄。我怎么想象得到，在铁生日常吟吟的微笑后面，藏着这么一段痛楚逾常的感情经历！

一辆自行车，一个破书包，无论炎凉寒暑，我当时在北京穿街过府地四处买书、淘唱片、侃大山和访友蹭饭，是我的“光棍”生活常态。于是，我便把饭，“蹭”到铁生家去了。

“蹭饭”，倒不是刻意的。铁生和父亲那时还住在雍和宫附近胡同里的一个灰砖小院里。以往每次上门，都可以看见门上贴着一张铁生手写的小方块条子，大意是：因为本人的身体状况，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敬请一般到访者，谈话勿超过XX分钟，等等。虽然我们这些老友熟友到访，其实每次都超过了XX分钟还是被铁生一再挽留，但我们确实也都很注意，一般不会在铁生处停留太久。

可是，那些日子上门，铁生院门上的条子换了，换成了类似“本人最近身体状况不佳，不接待访客”之类的直白文字。那是一个冷冰冰把门的铁将军，很多熟友好友，都因此知难而退。

大概我的“海龟（归）”身份（那时其实没有这个说法）确实略为特殊，按惯例，每次登门，都是伯父先出来开门，看见是我，伯父会对着铁生紧闭的屋子喊一声：铁生，苏炜来看你！然后，伯父就会笑吟吟对我说：铁生让你进去。现在想来，铁生那一段时间的纠结状态，大概属于一种忧郁症或者自闭症吧？

进得门来，还是那个卧床四面环着书架的小屋，多时未见，坐在轮椅上的铁生显得疲惫而憔悴，只是笑容和暖依旧。我装着不经意路过，每每掏出书包里的“猎物”（或买的旧书、或淘的唱片等等）跟铁生炫耀，随即，便大大咧咧跟铁生海聊起各种美国见闻和留学趣事来。

那年代，海外的留学生活总是一个吸引人的新鲜话题。铁生天性敏感，好奇心重，我的那些海外趣闻每每说得铁生呵呵大乐，说着说着，就把时间忘了。这时候，伯父会掀开门帘进来，说：铁生，我们就留苏炜下来吃饭吧。看见铁生点头，伯父会特别高兴，铁生便说：你看，我爸留你，你就别客气，好好尝尝我爸的手艺！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在铁生家大概蹭过三五回饭。我不知别的好友有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殊荣”，我甚至已经忘记我跟铁生和伯父一起吃过什么了（炸酱面肯定是常有的，还有别的米饭小炒之类），但我清楚记得，铁生喜欢我的到临，每次我的那些天南海北叽里呱啦的瞎扯，总是会让铁生高兴，舒展开眉头，拉开话匣子。

他平日话就不多，但我记得铁生仔细向我询问过残疾人在美国的具体处境、福利待遇和就业情况。我跟铁生讲起美国所有马路上、公共场所必有的残疾人步道，每辆公共汽车和校车都设有的让残疾人随轮椅升降就座的特殊装置；我还跟铁生讲起：我在加州大学的日文课上和一个口眼歪斜的残疾人配对子练习，老师照样会对这位口齿不清的同学提问，而全班同学从来都耐心等待她结结巴巴的回答，不会有任何特殊的反常反应。

这一切，在1980年代的中国，确实是匪夷所思的奇闻，铁生每每听得动容，感叹说：对于残疾人，那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了。话题渐渐拉开。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触动铁生那个伤心的话题（铁生也从未正面提及），但是，我却向铁生坦白谈到过自己在大学和留学期间那段大喜大悲的恋爱和失恋经历，谈到自己至今未能走出情感的阴影，谈着谈着就动了感情，长吁短叹起来。铁生还设身处地地为我开解。

于是两人越谈就越投契，心气越近，小屋里的气氛也越来越和煦。伯父有时候进来递茶送水，看见铁生脸上渐渐显出的宽颜，自然也暗下高兴。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算是那个灰砖小院一位颇受老少主人欢迎的客人。

我与铁生之间的“过心之交”，还不能不提及这件曾让我感到很难落笔的事体——我在此姑且隐去所涉之真实姓名——此事之不能不提，因为它也可以看出平素以性情温厚、广结善缘著称的铁生，内心里的刚烈之气。

那是1988年中的某一天，我从社科院文学所每周一次的“正式上班”完后，蹬车路过，顺便去看看铁生，发现他当时满脸愠怒之气，有点感到诧异。细聊下来，原来，他刚刚看了某位当时正当红（堪称炙手可热）的某知名作家新发表的中长篇，以一种油滑冷漠的文风语调，隐晦但行内人一看就明白的叙述文字，嘲弄一位刚刚在不久前的政治风潮中落难的同辈作家。铁生看罢恼怒气忿不已，为此生了大半天的闷气。

“我们文学所的同事，刚刚也在上班中议论此事呢！”我向铁生叙说着坊间大家的议论，“我最受不了的，是此人在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嘴脸！”“这是最典型的落井下石！”铁生少见地涨红了脸庞，滚推着他的轮椅在小房间里转圈，“这样乘人之危，以如此不堪的文字谄媚权势，连基本的为人底线都没有了！此人的文风人品卑劣到这个地步，真是超乎想象！别说文字不足观，人更不足观！真的是让我产生——生理性厌恶！”

“生理性厌恶”一语，这是我明确记得的、也是我听到过的铁生嘴里冒出过的最激烈的对人事的臧否之语，而这，恰好吻合了我读此人那些毫无节制的油滑文字的真切感受。

自此，这位当时得令的某名人的名字，就不能随便在铁生面前提起，每提起必遭他的一通鄙视嘲弄。而铁生也知道，此君与我们日常交往的诸位作家同行们有许多人事交集，所以这个“生理性厌恶”的话题，铁生一般也不会在众友面前提及，倒是常常在我抵临他的小屋之时坦白表露，成为我俩的一个“私房话”。他会摊开那本发表某某大作的杂志，每举出其中某些鄙俗油滑的文句例证，彼此都会心大笑，我们会痛快地对此评点、调侃一番。

——此事，其实很可以看出铁生在纷纭世态面前的刚正腰杆和担当肩膀。他的不畏权势，勇于为落难朋友两肋插刀，敢于在社会公义面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为人行事风格，众多义举这里难以一一细表，却正是铁生这么些年来广受身边友人和文学同行由衷尊崇和深挚爱戴的原因之一。

1984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访日归来，曾有过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的“中日友好船”盛举。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国务院曾指定由著名的浙江龙泉窑，烧制一批仿自宋代哥窑的豆青开片双耳瓶，作为“国礼”赠予参与者作纪念。我的一位江南好友的父亲，恰是这批“国礼”精品制作的主事人。1988年底，好友因事进京（我也带他出席了那次陈凯歌《孩子王》的北影放映间试片），让我惊喜的是，他给我千里迢迢带来的，正是一对当年“国窑”烧出的豆青开片双耳瓶！曰：那是出窑后做质量检查时发现微有瑕疵（如有气眼等），按惯例要一概敲碎销毁的次品，父亲给悄悄留下来的。“你看看，对比整个成品的精美隽永，那点小瑕疵，简直不算什么啦！”

我望着这一对绿润如玉、造型敦朴厚重的国窑精品，细阅着瓶底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纪念”的篆书印鉴，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要把这双“国礼”的另一半，赠予我的“过心好友”——铁生。我知道铁生虽然不嗜收藏，但他对各种文房器皿的品味高雅而独特，家中也多有朋友赠送的各种奇巧珍品，比如他向我展示过一件贾平凹送他的可能是汉代的陶罐，对其造型和工艺的评点，就曾让我对他的“玩物”功力刮目相看。可以想见，当日的铁生，会以一番怎么样的欣喜珍爱之情，从我手中接过了这件有特殊意义的“国礼”赠品。

生死契阔，世事如烟。这个成双却独处的龙泉豆青双耳瓶，经历了跨世纪也跨洲过洋的颠仆流离与风云血火，多年来竟然奇迹般地一直陪伴在我身边。2004年初夏，当我在睽别京师整整十五年后第一次在京中与铁生重聚，踏进那个对于我显得略略有点陌生的公寓单元，我记得，铁生和我在轮椅上相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铁生轻轻推开我，指着当门的书橱说：你看看，你认得这是什么吗？

正是那个龙泉豆青双耳瓶，我赠予他的“另一半”——还是那样闪着莹光，绿润如玉地立在那里，和我们对望着。

这么些年，她一直陪伴着铁生，守护着铁生，就像我的心魂我的牵挂也一直陪伴着他守护着他一样——她，成为铁生和我的这一对“过心之交”之间的一个最好的生命见证，友情见证。

此一刻，这“另一半”的豆青龙泉开片双耳瓶，闪着静静的萤光，又一次立在我眼前。

铁生的遗容，在瓶花间吟吟微笑。

铁生，我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很可笑——人寿，往往不如物寿。有一天，或许我也随你而去了，你我都不在了，这一对豆青龙泉双耳瓶还会在，还会留存于尘世间；你我相交相知的心魂，就还会附丽在上面，还会带着她自身的生命光华，在岁月尘埃、炎凉世态间流转递接，沉凝生光。我祈望——也许是奢望吧，我的这段不经意的文字，会成为这一对豆青双耳瓶的不老传奇，沉入岁月深处，并传之久远。

2011年1月10日起笔，

2013年12月20日结篇，

于康州衮雪庐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附：哭铁生

——海上惊闻噩耗急就

酹酒荒涛碎酒杯，涛声代我哭千回！

文章倾国残躯立，厚德聚人金石开。

寂寂故园惊雁逝，凄凄夜海孤鸿徊。

温眸暖颊音容现，宽掌再难抚我哀。

*吾兄史铁生双足残疾，却有一双厚壮、融暖的大巴掌（我曾向他言及，他笑答：当然，那是我生命的支点所在呀！）。每回道别，铁生紧紧的一握，一若春阳在捧，暖透心扉——而今已矣！往矣！

急记于加勒比海游轮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