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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丨梁晓声:如果回到WG,我要么移民要么跳楼

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于泽俊,1954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当过三年工人、四年兵,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获法学硕士学位。在兰州大学任教20年,曾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华夏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宋美龄大传》、长篇小说《工人》、长篇历史小说《大风》《大医精诚——回族中医马牧西传》等。


原题

亲爱的同志

——我所认识的梁晓声




作者:于泽俊

 



“亲爱的同志”是梁晓声的口头禅,他用这个称呼称呼所有他喜欢的朋友。熟悉梁晓声的读者都知道,梁晓声的作品受苏联小说影响很大,可能是从小看了太多的苏联小说,才把亲爱的同志总是挂在嘴边上。他的这个“同志”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同志,而是一种对朋友的充满爱意的表达。说话一兴奋、一激动,嘴上就冒出了亲爱的同志。他关心你时,会叫你亲爱的同志;他要用某种观点说服你、反驳你时,也是亲爱的同志;你若把他惹怒了,他或许还会叫一声亲爱的同志,但是伴随着这一声同志的,可能是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痛批怒骂,那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叫你同志,从此,你已经不再是他亲爱的同志了。这最后一声同志,也许更能体现梁晓声的性格,或者是他性格的另一面,大家更熟悉的一面。

 

站直了不容易


站直了不容易,是梁晓声的名言,也是他人格的写照。几十年来,梁晓声一直是以这样的形象站立在公众面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顶的事他敢顶,无论遇到多大压力,他的腰从来没有弯过。从他身上,我看到了鲁迅的影子。


有一次,梁晓声随一个文学代表团出访,在中外作家的座谈会上,梁晓声正在发言,随行的一位副处长打断了他,说:“梁先生,请你说话注意点,这是在国外,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说的。”梁晓声当即拍案而起:“我说错了什么吗?如果我说错了什么,由我个人负责,该杀头该坐牢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这位副处长本是某行政机关的随行工作人员,既不是代表团的领导,也没有给代表团把政治关的权利和义务,这样说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回国之后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


还有一次,有关部门的领导建议梁晓声写一部电视剧,题目是《政协委员》,梁晓声欣然允诺。剧本写到一半,梁晓声拿出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几位领导看了非常紧张,因为剧中有大量针砭时弊、揭露腐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情节,他们认为剧本暴露社会阴暗面太多了,害怕承担责任,丢了乌纱帽,七嘴八舌地指责梁晓声怎么能这样怎么能那样,征求意见会变成了梁晓声的批判会,梁晓声一拍桌子说道:“亲爱的同志,你们不要说了,我不写了还不行吗?”


梁晓声愤然而去,随后把稿子寄给了当时的政协主席贾庆林。过了几天,贾庆林主席的秘书给梁晓声回电话说:“贾主席认真看了您的剧本,看完之后马上要出访,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他委托我告诉您,您的剧本写得很好,希望您尽快把它写完,拍出来。”但是,与这几位领导的关系闹成这样,梁晓声已经没法再写下去了,剧本最终还是未能面世。


站直了不容易,也是梁晓声为人处世的切身体验。要站得直,不仅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时还要面对人们对他、对他的作品的误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曲解、歪曲和利用。


前两年 ,梁晓声又完成了两部知青题材的大戏——电视剧《知青》和《返城年代》。《知青》播出后,受到许多观众的好评,但是也带来一些误解和指责。有段时间,网上骂声不断,有的观众质问梁晓声,上山下乡运动中,那么多知青受到迫害、那么多知青不明不白地死去,你为什么不写?写出来的知青生活好像是一首青春无悔的浪漫诗,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其实这不能怪梁晓声。梁晓声的确是浪漫的。知青生活有浪漫的一面,也有苦难的一面。对知青的苦难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多,没有人比他对知青命运的同情更深。不仅是北大荒,梁晓声对全国的知青状况做过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比谁都多。电视剧是有严格的审片制度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被这不行那不行限制住了,再加上拍完之后的审查、删改,出来的东西已经和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我看过《知青》的送审样片,原剧是60集,而播出的只有45集。我不想过多地批评审片制度,他们这样审,有他们的不得已之处。由一个委员会来审片,众人莫衷一是,往往一个人反对,整部片子就通不过。看到观众的批评,我很想写篇文章发到网上,消除一下误解,梁老师说,算了,让人们自己去评判吧。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要想让这部电视剧能够问世,就只能这样写,否则就永远出不来。我想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梁晓声曾说过一句话,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跳楼。这句话是针对有些人对现实不满,发牢骚说“还不如回到文革去”说的。结果这句话被改成了“十年后中国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跳楼”,在网上到处流传。


无论篡改者是怀着什么样的用意,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梁晓声来说都是一个陷阱。两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关系到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的表达,梁晓声不得不公开向媒体作出解释,说明这不是他的原话。于是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说梁晓声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了,梁晓声害怕了,梁晓声这个硬汉当不成了。媒体就此事专门采访过梁晓声。


我看了网上的访谈录,记者提出的问题充满玄机,也可以说充满陷阱。我不是说记者不怀好意故意给梁晓声设陷阱,记者这样做或许只是他们的职业技巧,他要从各个角度特别是当事人不防备的角度,逼出你的真话。崔永元的访谈节目就经常给人设陷阱。作为当事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就被绕进去。


梁晓声的回答非常机智巧妙,既不失自己一贯的原则,也不为他人所左右。他说,没有人给我施加压力,也没有谁能对我构成压力。对于文革,我是深恶痛绝的,那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批判都不为过的。对于现在,我的观点也是明确的,虽然依然问题多多,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但那是可以改变、可以改造的。不要因为对现实不满,就要回到从前去。

 

家国情怀


梁晓声的写作,始终离不开家国天下。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兴亡以及人、人的发展、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这些关系到国家、人类的最根本的问题。他的文章写的是这些,平时谈论的话题也是这些。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常常评论时政的得失,国家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的问题等等,有些话不合时宜,有些话有的人不爱听,或许还会带来麻烦甚致招灾惹祸,但是梁晓声不管这些,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在朋友面前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就像当年苏东坡的家人评论苏东坡“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梁晓声有时也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他的文章和观点经常遭到批评、指责甚至围攻,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曾说过,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在最初的知青文学创作告一段落之后,梁晓声的创作一度转入了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在他1600万字的作品中,散文和杂文占了三分之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1996年,梁晓声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又一次引起轰动。这本书不是一本理论著作,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对中国现状的理解、表现和批判可以说入木三分,至今仍然不断再版,畅销不衰。


对于中国的过去,梁晓声是对文革反思最多的人,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涉及。对于文革中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人性泯灭的分析和批判之深刻程度不亚于鲁迅。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只把他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列在下面: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对于中国的未来,梁晓声最关心的是民主化的进程。他在很多文章中谈到民主问题,有些文章就是以民主为题目。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起文革,已是天壤之别;要到达理想的境界,也许还难以一步到位,也许还需要时间,但是总得有人带头呼吁。前驱者的命运往往是悲壮的,法国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战争,才得以诞生,中外历史上为此而流的血已经流成了河,刀搁在脖子上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相信梁老师的愿望终究是会实现的。

 

甘为孺子牛


梁晓声于我,亦师亦友亦兄长。我上大学时就读梁晓声的作品,《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母亲》《年轮》等作品都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一提起梁晓声的作品,我便会想到《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李晓燕光着脚,挽着裤腿,一个人在河边像只仙鹤一样偷偷跳舞的情景,那是一幅多么优美的图画!看《父亲》《母亲》,我一边看一边流泪,因为小说中的父亲母亲和我的父母亲太像了。我知道,普天之下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父亲母亲,梁晓声的作品表达了千千万万儿女的心声,这是梁晓声作品能打动人的根本原因。


我是搞出版的,因为向梁老师约稿而认识了他。当时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大风》,想请梁老师作序。我们只有一面之交,提出这样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料梁老师满口答应。我知道梁老师很忙,80多万字的稿子哪有时间看,我问他,您还看全稿吗?梁老师说,要看,不管是谁让我写序,我都要看。我说要不我先打个草稿,您在上面修改就行了。梁老师说,不行,你要我写,我就一定亲自给你写。梁老师很快就把稿子看完了,除了写序,还给我题了一幅字:


胸中自有豪气在,

敢遣雄霸上纸端。


梁老师说,序言你可以根据需要随便改。序言的题目是《家天下是不可持续的》。我看了一下,写得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充满了激情,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历史散文,我哪敢改一个字!


写完《大风》,梁老师问我还有什么写作计划,我说想写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梁老师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很深的工人情结。梁老师的家庭出身和我很像,父辈都是建筑工人,改革初期同样有几个兄弟姐妹下岗。在他的鼓励下,我用了86天的时间就把《工人》初稿完成了,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改完已临近春节。我把打印好的书稿交给梁老师,梁老师要回哈尔滨过年,就背着那一摞厚厚的书稿走了。


大年三十、初一、初二,梁老师都在看我的稿子,45万字的稿子他三天就看完了。初三一大早,梁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稿子看完了。当时我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为了我的稿子,梁老师连年都没过。我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迫不及待地问:“梁老师,你认为我的作业及格了没有?”梁老师连说了三个好:好,很好,非常好!因为相似的家庭出身,共同的遭遇,作品感动了梁老师,他告诉我他是流着泪看完的,我听了之后对自己的作品有了几分信心。


这一次没用我说,梁老师主动为我写了序,并且把稿件推荐给了文化艺术出版社。董耘编辑是梁老师多年的朋友,她也很欣赏这部小说,在她的努力下,书很快就出版了,反而出在了《大风》的前面。


事后我拿了一万块钱给梁老师,说实话,这点钱真的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130万字,就是按出版社编辑审稿加工费的标准给也得几千块钱,何况还有两篇序呢。可是梁老师说什么也不要。


梁老师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所有的朋友都是如此。他给别人写的序、跋、书评至少在百篇以上,从来没要过一分钱。年前他去看牙,给他看牙的医生恰好刚写了一本牙病防治方面的书,见了梁老师,也要他给写个序,梁老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牙医要给他减免一些镶牙费,梁老师说,该怎么收还是怎么收吧。

 

家里的顶梁柱


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首先要看他对父母如何,对自己的亲人如何,一个连父母亲人都不能善待的人,无论他怎么自我标榜,都是不可信任的。梁晓声对父母亲的感情如何,孝敬与否,在《父亲》《母亲》这两篇小说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无须赘言。


看过梁晓声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哥哥,曾上过大学,是学理工的。据梁晓声说,哥哥远比他聪明得多,不幸这么聪明的一个哥哥却得了精神障碍方面的病,从二十几岁开始,到处求医治疗,始终没有彻底治愈,时好时坏,还不到三十岁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如今梁晓声的哥哥已经七十岁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是梁晓声在照顾哥哥的生活。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四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一个病人,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四十年来,梁晓声承担了哥哥的全部医药费和生活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梁晓声很忙,到了北京之后,他不得不把哥哥托管在精神病院。别的不算,光是一年在精神病院的托管费就是七八万,再加上吃穿用度,十万肯定打不住。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要到医院去看哥哥。我不知道他一年去多少次,但是在我与他有限的交往中,有几次打电话他都是在精神病院接的。每逢年节,梁晓声都要把哥哥接回家来,亲自给他搓澡,换洗衣服。也许是病的原因,哥哥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梁晓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心里那份对亲人的依赖之情像个孩子。


每逢这种时候,梁晓声便把手里的活全部放下来,陪哥哥坐着,兄弟俩有时会这样一坐一整天,以默默无言完成心灵的沟通。哥哥喜欢抽烟,但是梁晓声不抽,他绝对不动,让他抽他也不抽。梁晓声抽烟很节制,一天也就是五六支,为了哥哥,他不得不打破常规多抽几支。


如果仅是哥哥一个人还好办。哥哥的问题刚刚安排就绪,还没容梁晓声喘过气来,妹夫又患了肾炎,病情来势凶猛,很快就发展到了肾衰竭,要靠透析维持生命。透析的费用一年要十万多,那时还没有医保,单位效益不好,负担不起这么大的费用,全部要自己承担。梁晓声毫不犹豫地把这笔费用承担了下来。在那个低工资的年代,十万元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梁晓声虽然有一些稿费收入,承担这么大的开支也是相当困难的。


稿费挣的是心血钱,和打工族的血汗钱没什么两样。梁晓声的稿费能有多少?最初拍电视剧《年轮》的时候,只给了梁晓声一台彩电,价值1500元。当然后来稿费的标准也在逐步提高,但还是堵不住家里这么多债窟窿。


梁晓声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当工人的。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工人纷纷下岗,梁晓声的弟弟妹妹也未能逃脱下岗的命运。一夜之间,两个弟弟一个弟媳妇同时下岗,妹妹内退,和下岗也差不多。这一下三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梁晓声不得不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们一下。弟弟妹妹们的子女还算有出息,长大之后纷纷到北京来发展。在北京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买不起房,梁晓声刚刚积攒下的一点稿费,又给侄子外甥们付了首付。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梁晓声的妻子焦丹,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惠的妻子,没有焦丹的支持,梁晓声这些事一件也做不成。焦丹家里想必也有不少类似的困难,但是从未听他们夫妇提起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梁晓声的哥哥没有子女,他打算搁笔之后便把哥哥接出来,到南方哪个小城租一套房子,一心一意照顾哥哥的生活,让哥哥有一个安定幸福的晚年,给哥哥养老送终。他自己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还要去照顾比他更年长的哥哥,这与雷锋精神虽然不同,却站在了同样的道德制高点上,放射着同样的光彩。它必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流传下去。


 

平民的代言人


梁晓声是大家熟悉的平民作家,其实他的基本身份就是个平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不过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而且时间不长就离任了。有人说,梁晓声的性格不适合做官,那是大错特错了。以梁晓声的智商,难道不懂得一点韬晦,一点妥协?他只要稍稍屈就一下就可以当大官。就算别的官都当不了,当个作协主席还可以吧?管不了全国作协,当个省级作协主席还够格吧?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国家,一个省作协主席也是厅局级待遇,起码在分房、用车方面能得到很多实惠,可是他连这样的官也没当过。房子、车都是用稿费买的,司机就是我们那位可敬的大嫂焦丹。


面对种种的社会不公,面对百姓的疾苦,面对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妥协,大家都不敢说话,那就我来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个人的升迁荣辱、官大官小根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并且,他只有把这些大大小小的乌纱帽统统甩掉,才能站得更直,骂得更痛快。


梁晓声住的小区在一条小巷子里,街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店铺,店铺门口摆满了做各种生意的小摊,开车进出很难。有一次我开车去拜访他,在他家门口堵了足足二十分钟。梁晓声自己也曾感叹,难道此生就终老在这条巷子里?他出门很少坐车,几公里以内的距离一般都是步行。穿着很普通,夏天常穿一双轮胎底的布鞋,冬天戴一顶廉价的棒球帽,这两样东西,最多也就值五十块钱。出门的时候,肩上总是背着一个白布兜子,里面装着书稿、花镜之类的用品。从那条小巷里走过,和出门买菜的大爷大妈一模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蜚声文坛的作家。


梁晓声很少在外面吃饭,请梁老师出来吃饭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偶尔出来,也绝不允许铺张浪费。他在儿影有一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老式住房,大概是他当年的职务分房,平时写作、接待朋友就在那里。有两次我去拜访他,看见他在啃干面包,想请他下楼去吃饭,他说什么也不肯。


年前我和刘庆邦老师又去拜访他,事前说好不吃饭,但是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谈到中午梁老师又主动提出去吃饭。他把我们带到儿影厂的一个内部餐厅,点菜的时候,他指着菜单说:“我就要一个疙瘩汤,你们俩自己点自己的吧。”


矛盾奖抵不上副处长


当年梁晓声的一句“三个茅盾文学奖,抵不上一个副处长”,把电影厂的领导搞得狼狈不堪,诸如此类的批评文章他还写过不少,因此很多官员都怕他,和他打交道都小心翼翼的。其实他的文章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也没有私敌。三个奖不抵一个长,是批评分房中的不公平现象,既不是为了自己分房,也不是跟哪位领导过不去。


在他工作过的一个单位,一个干部曾利用职权整过他,给他安的罪名是政治问题,那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按人之常情,有了这样的过节,两个人就成了一辈子的死敌,但是梁晓声并没有和他计较。后来那人得了癌症,梁晓声正在领导岗位上,他照常到医院去看他,帮助他解决个人和家里的各种困难,病人去世后,他还在根据病人生前的要求,去为他的子女跑工作,直到安置好为止。


梁晓声的影响早已超出了文学界,每到一地,常常是省里领导亲自出面接待、陪同,但是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介平民,始终保持着平民的本色。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社会上层,对下级、对百姓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人,他从不买账,但是对待百姓却是竭尽心力,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不仅以自己的文章为百姓代言,平时碰到周围的人有困难,也会主动帮他们说话,帮他们解决困难,哪怕这个人与他毫不相干。


北影厂食堂有位工人师傅,原来也是北大荒的知青,爱人是上海知青,这位师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爱人调到北京,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但是来了之后,孩子的户口却落不上。孩子已经上高三了,马上就面临高考,没有户口怎么行?两口子急得不得了。梁晓声听说以后,便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陈市长的秘书给他回了信,告诉他,他信中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位师傅至今也不知道是梁晓声帮他们解决的。


梁晓声的一个远房亲戚曾用他的身份证买了一辆车。有一次,发生了刮蹭事故,责任是车主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对方要求车主赔偿三万块钱,车主认为太过分,没答应,对方便找到了梁晓声。车主告诉梁晓声不要理他,梁晓声为了息事宁人,还是给了他三万块钱。过了两年,这位当事人的孩子要考大学,不知怎么又想起了梁晓声,打电话来请梁晓声帮他托托关系,解决孩子的录取问题。这事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梁晓声居然给他办了,孩子被顺利录取了。


梁晓声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在文学、电影等领域的很多群众团体中有兼职。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民盟的干部,加上教学、带研究生和各方面的约稿,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很多人请他吃饭请不出来,但是有两种饭局他是必到的,一是教研室同事们的聚会,他觉得这是对同事的尊重;二是他的学生们的聚会,和年轻人在一起,梁晓声会很快乐。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不仅要教他们、带他们,毕业时还要帮他们找工作。有一次,我告诉梁老师,他的一个学生做事有些不妥,梁老师听了非常难过,连说了几遍,怎么会呢?他是我的学生啊!那神情真的跟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一样。说完之后我很后悔,不该让梁老师这么伤心。


梁晓声忙成这样,居然还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合唱团。他本没有时间参加这种活动,但经不起居委会大妈的软磨硬缠,只好答应下来。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答应了就绝不含糊,真的按时去参加练歌。按我这种俗人的理解,梁晓声参加一个作家合唱团,参加语言大学的师生合唱团,还属正常,参加一个街道合唱团是不是有点掉价呀?在梁晓声眼里可没有这种区别,他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若真请他去参加一个什么社会名流合唱团,还未必能请得动。


梁晓声兼职很多,社会工作也很多,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在教学和写作上。这么多工作,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创作激情,六十六岁了仍处在创作的高峰期,写完《知青》和《返城年代》之后,他又开始写小说,写杂文、散文,每年都有几本新作出版,报刊杂志上也时常能见到他的文章。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吸烟一天只是三五支,酒几乎不沾,不会打牌下棋,生活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了。他几乎不吃肉,对那些山珍海味也没兴趣,加上多年牙病的困扰,每天的饭食几乎就是蔬菜、稀饭、疙瘩汤,他的全部生活乐趣都在教学和写作中。在别人眼里,他的生活就像个苦行僧,但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他是我们老百姓最亲爱的同志。写到这里,我想说,亲爱的同志,你多保重,老百姓需要你!



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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