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 那年路遥在德国被偷300美元，丢了魂似的 | 自由微信

80年代 | 那年路遥在德国被偷300美元，丢了魂似的

金弢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摄于北京双榆树

金弢，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中国知名作家出访欧洲诸国，1980年代末期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原题

痛忆路遥

作者：金弢

为了证实路遥本人就是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原型，我曾向他发起过一次 “火力侦察”，想用一句问话作探试，得到的结果是正面的确认。

让人忘不了的路遥！因为我那随意的一句玩笑，因为大家都喝着酒，我的玩笑使他动容，让他难过，让他感触落泪，迄今回首，仍历历在目，似曾伤着了他，觉得对他愧疚。我因他的难过而难受，因他的动容而动容。路遥啊路遥，你干吗那么性急，干吗就这么快地走了，走得那么急，那么仓促。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你本该留下来多多享受几年你自己的美好《人生》。你不就是因为那让你挥之不去、命途多舛的苦难人生、让你没齿难忘的巧珍儿！

要是摆在今朝，我们当年也没必要为了那300个美元如此烦恼、痛苦一场，弄得你难得的一次出国大煞风景，害得你差点儿整个旅程兴致索然，落得心灰意凉。

1986年春在汉堡，右1路遥、前左1扎西达娃、前中本文作者

离开法兰克福，我们来德国的第一站是科隆。孟春的季节，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大地吐绿。参观完了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极好，我们五人作家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来到西方。大家互相开着玩笑，一路春风地走来，漫步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闲聊着接下去三星期的访问设想。

刹那间，跟风驰电掣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貌似吉普赛样的女人，各自手里抱着一个六七个月的婴儿。她们飞块地靠近我们，顶着我们挤进我们的人群，突然两人双双朝右转向，冲着路遥紧贴上去，两人同时齐齐举起手中的婴儿，顶到了路遥的下巴，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嘴里含混着祈求，让人下意识地马上想到这是两个百分之百的女乞丐。这种强要饭的作态，别说是第一次跨出国门的作家，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见所未见。

又跟风似地一转眼，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双手托抱着孩子，瞬间地消失了。还不到两分钟，路遥惊呼：我的钱丢了！我的钱被偷了！只见他草绿色的猎装，右上方的表带口，扣子已被解开，口袋盖子的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塞进了口袋。我疾步快速地朝那两个女人遁逝的方向追去，无果，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00 美元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更何况是在1980年代，为了回国能买上一个彩色电视机，作家们出国前通过黑市交易拿 12元人民币换取一个美元，而官价只要3 · 5元。然而当时国家对外汇的控制是绝对的严格，一个出国人员只允许兑换30美元，每次出国，每人每天只能补贴一美元作为零花钱。

每次短期出国回来，每人允许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台日本原装的进口彩色电视机。但是仅靠合法兑换的30美元和每天省下来的一美元是远远不够的，普通20英吋的电视机要在400美元上下。美元不足，所以想办法私下非法购买黑市美元。

那个年代，每携带一个外汇出境，都必须有中国银行的外汇出境证。没有出境证，一旦被查发现，不但外汇没收，人还将被记过，作行政处分，算是犯了严重的外事纪律。买了黑美元，每个人都采用各色各样的秘密高招偷带出关。不少老作家事后直言不讳，都已绞尽脑汁，用了当年给八路军送鸡毛信藏情报的绝技蒙蔽出关。

偷带出境的外汇，等到回国进关时，白纸黑字地填进入关申报单上。有的人在出国前没能及时买到黑市美元，进关时自作聪明地将数额多写。但是一旦海关要求如数出示现钞而不能时，作为惩罚，此出国人员的海关申报单就被作废，他也因此失去了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外汇购物的权利。购物时，申报单上填写了多少外汇就算多少外汇，外汇额用完为止。而那么至关重要的外汇路遥却给丢了。

300美元，按当时1比12的黑市价，要3600元，一个身为中国作协的正式会员、拿国家工资的专职作家每月工资还不到 100 元（参照大学毕业 56元，研究生62元，普通工人二级工才月薪39 元），这意味着路遥一下子丢失了整整三年的工资，而且这300美元是已经出了关、回国申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钱，实际具有更高的价值。

那个时侯，我们的工资收入其中80%是用来吃饭的，此等损失将意味着路遥一家人会多久揭不开锅。那年头好的稿费一千字也只有7 元，300 美元他要爬多少的格子！

路遥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刹那间迥若两人。他很懊恼，万万没想到一下子丢了那么多钱；我也很懊恼，心想每个团出访总会无休止地交代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出门三件事，护照外汇黄皮书。作家是有个性的人，多说了会烦的，好像我们搞外事的吃了两天洋面包就比他人高明，加上我比他们都要年轻，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初出茅庐的学生。

我又烦又恨，心想，我唠叨无数遍就是不愿入耳，现在自讨苦吃！但没辙，这是我带出来的团，我得负责任，心里虽发了脾气，但过后冷静下来还是要我去解决问题。而且单位领导经常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外联部是个服务单位，作家们再不怎么的，我们还是得服务他们，再大的问题回了国再说。

大家离开了教堂广场去吃午饭，路遥不想吃，他吃不下。我转过脸看看团长王愿坚（《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的作者），他一脸无奈、爱莫能助的神态，他也是有生以来地第一次出国，对这种突发情况没有丝毫经验，出国前也是未曾耳闻，连像我这样多次带过团的人，也是破天荒地遇到钱被盗了。

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访问才刚刚开始，往下还有三个星期满满的日程，带着这种精神压力，尤其是路遥，起初兴致勃勃的旅行会很快变成度日如年。餐后回到旅馆，我拿了方便面去看路遥，他拿来烧水壶，我说：我来帮你煮吧。平常性格内向的他，谈吐缓慢、颇善解人意，此刻却变得出格的烦燥：怎么我连方便面都不会煮，还要你来煮？！我说：不是因为丢了钱嘛，想安慰安慰你，帮帮你。他转过脸直视了我一眼，神情象是在说：谁也帮不了忙。

离开了路遥我来找团长，我说，路遥的情绪落到了底点，这样往下如何继续访问？但一时又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刚才席间，我曾提议大家是否凑一点钱给路遥，但我话刚一出口，自己的提议心里很快自我否认了，一则路遥出于自尊心，他说哪怕是打死他他也不会要的，这种人情债对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二则大家手里的美元都有限，我想每一个美元都已作了安排，大家即使想帮助他也给不了多少，无法弥补路遥的损失。

我们作为被邀请的客人，如果把这一情况直接反映到德国外交部去，我跟团长说，从外事纪律而言，我们必须事先请示咱们的大使馆，而大使馆必定要请示国内外交部，但最终路遥能否得到赔偿也是个未知数，而且这么来回一折腾没有一个礼拜十天的时间得不到回答。团长觉得不妥，这样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的，他作为团长回国也不好交代。

我门的下一站是西柏林，DAAD派来的德国陪同小姐将在那里等候我们。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为了省时间和经费，她就不用专程从柏林飞法兰克福去接我们，科隆这一站我们自理，反正我会德语，在陪团方面也有经验。此刻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但暂时先没跟团长谈及，我想等到征求完了陪同小姐的意见后再说。

到了西柏林我们跟陪同小姐碰上了头，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燕。我把路遥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况跟欧燕和盘托出，她一听丢了300美元，相等于差不多800马克，她一听丢了这么多钱，就哭了，她想如果只是几十个马克她就自己给了了事。她说她这次是第一回替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这件事往上报，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为难。至于外交部最后会不会给予赔偿她说心中没底。无论结果怎么样，她的这次工作将会有个污点，她的第一次任务就没有圆满地完成，她害怕以后就很难会再次有这样的机会。

既然这样，我就说出了我在心里酝酿已久的想法。我说：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问题差不多也就解决了。她问是什么。我说我们的伙食费不是德方可以报销的吗？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她说正常情况下每人25 马克，但是不能超出30马克。我问如果超标了怎么办。她说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报销时要作说明。因为这件事我脑子里前后已经盘算过好几次了，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我的方案，我想我们插过队当过农民的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会有办法。

我说在柏林的几天你把伙食费给我，每顿按30马克的标准，就说柏林的中餐好吃，我们吃得好了一点，往下的几个城市我们可以省一点，其中两顿就报35马克，就说会面了一些中国朋友多喝了点啤酒。我自己在国内搞外事工作，到了地方上偶尔碰上熟人作家，遇到用餐时又不好意思让人走就会一块儿留下吃饭，伙食费就会超标，这种人之常情的事领导也不会说什么，在财务总结报告上都会签字，财务科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拥有一定的决定权。

我想人之常情，德国的操作程序也该大同小异。我算过，一顿 150，两天有六百强，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欧燕说，吃饭没有发票是没办法报销的，我说我想过了，发票我到中餐馆去想办法，，给点小费买张发票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几家，把两天饭费开在一起，包括你的餐费，因为餐不错，我们就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

1980年代，德国尚未实行餐营业机打单体系，餐馆出具发票时，在盖了章的发票上写上几百马克可以随意，我1988年来慕尼黑留学时，山西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独自公费来德，为了攒多点外汇回国买彩电，就合住留学生宿舍把房费省下来，让人去旅馆要一张发票，开上一个礼拜的住宿费。服务台的老太太二话不说地马上照办，只问你要写多大的金额，她会按该旅馆较贵的房间折算成天数写上。回到国内能出示盖了章的正规发票，财务手续也就无懈可击了，国家也没有蒙受什么损失，这笔住宿费本来就在预算之中，这只是社长自我牺牲了享受换来的。

这就是当时的国情。服务台那里事后主动留下那么八个十个马克的小费即可了。而且看势头，这种事时有发生，服务台心照不宣，做得得心应手、顺理成章。

我们的事欧燕同意了，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没出漏洞，两全其美。还有一点，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学中文的德国学生，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无形中都会下意识地向着中国，护着中国，这种情愫往往很让人感动。万一中国人出了什么丑，他们也会感到脸上无光，他们毕竟学的是汉语，是因为喜欢上了这个民族才选择了这门专业。

碰上此类问题，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说话，家丑不外扬。只要国力允许，咱们更多地培养这些我们的亲信力量对国家会有好处。在寻找向DAAD交差的措辞中，欧燕跟我始终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此事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我心情轻松愉快地把谈话结果来向团长汇报，王愿坚如释重负地笑了，说自己没有一点外事经验，困惑了一夜想不出一个好招。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的房间里开了会，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为了解决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艰苦两天，早餐在饭店里吃饱一点，多吃点香肠。中午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

自从第一次出访我没经验、没带方便面，碰上那次没饭吃吃了舒婷的花生米后，以后每次出访我都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以防应急。有一回我们访问民主德国，因为整个东德没有一家中餐馆，天津年届70的延安老作家杨润生，因受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不能参加团的活动，影响全团去外地的整个行程。

我向大使汇报，老杨起不了床，我团能否获准去一趟西柏林，一则让老杨吃顿可口的中餐，也可在亚超里买一些清淡的汤料；再者全团的团员都有这样的愿望，能不能过去见识一下西柏林，都说东德跟我们中国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好不容易有机会被派出国一趟，也想认识一下西方世界：“马列主义嘛要全面地看问题。”

我知晓情况的背景，我团持有效中国护照，从东柏林去西柏林可以自由出境，西柏林那一边边境完全开放。事后从西柏林返回东德也可免签入境，因是时，中方与民主德国实行外交互免签证，而且从西柏林进东柏林只要持中国护照还能免除强行每人每日用西德马克按一比一的兑换率购买40东德马克（黑市是一比十二）。我跟使馆说明外汇不是问题，我身边有公款西德马克。

我的请示当场遭到大使的否决，称没有必要向国内外交部请示，根据以往来访团的经验一定是再次拒绝，此类非分要求一旦传到作协，对我本人的工作轻则会造成负面影响，重则或大或小地也是一次外事失误。我应该向团员做好思想工作，把情况讲清楚，民主德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回到团内，我把与大使的谈话精神向全团作了传达，有人提出，既然去一趟西柏林我们手续齐全，我们就偷偷走一趟，神不知鬼不觉，但我不同意，因为外事关口把关的是我，未经许可私下行动，这将由我承担全部的责任，我这是在拿自己的生涯当赌注，我当然不会干，这岂不是 “知法犯法”吗？再者，护照上也会留下出入境记录。

我们就靠那一箱方便面救了老杨在东柏林一个礼拜的命，他躺着起不了床，我们在东柏林及周边的活动安排，只能上下午分开，到了中午我们得赶回饭店给老杨煮方便面，最后我们去外地，老杨还是掉了队，我把他安排在使馆招待所，电话联系时，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住招待所可以，但是他们只收西德马克，要付现金。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想，人都快不行了，不问问同胞的病情，先问我手头有没有带西德马克。那年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见到了硬通货个个都是眼神巴巴的。我们访问南斯拉夫的经历、住在我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所的感受，说起来又能写成小说。

团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作家相对来说事情是比较多，青年作家到了欧洲适应能力强，发生应急情况很少，老年作家就另说了。比如我在另文里谈过出访西柏林事，凌晨三点才进房间，早上八点就有活动，就是没有一点节外生枝，日程已经满得爆盘，再出一点意想不到的事，会把人弄得焦头烂额。

西柏林那次，我时时提醒着大家抓紧时间用早餐，今天的大会是开幕式，大家力争不要迟到。突然老作家刘剑青哭诉，咬面包时崩掉了一颗牙。我就得赶紧询问服务台可行的急诊措施。反正我的早餐是泡汤了。赶不上饭吃，宴会时席间不停地翻译没时间吃东西，对口译人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好在自己经历了几年农村插队的双抢，练出了可以24 小时不吃饭的本事。

没想到这一回为了路遥，这一行李的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这样大家就不用捐出自己的外汇，路遥也免了欠下一个人情。路遥性格很内向，心很重，有一点儿什么事心里总抹不开，烟又是死命地抽，他 43年短暂的人生，抽烟和性格都是有责任的。

右起王愿坚、路遥、扎西、金弢

1992年我已到了德国，为了生计整天十四五个小时地忙于上课、打工养家糊口，后来做了老板更辛苦。得知了路遥的去世，心里很难过又很惋惜，他那么年轻，我不想说他多么有才，我想说他搞创作那么动情，一腔真情地、呕心沥血地写，他的英年早逝，都是因为一生事事太认真。但又为何不是呢，我们那一代的人怎么能不认真呢，我们那时在单位，每个年轻干部都是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去计较个人得失，不计报酬，我们是受那种教育长大的啊，没有第二种选择的想法，雷锋自不用说，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为了“革命工作”，42岁就献出了生命。路遥心重的性格我后文还会说到。

俗话说，祸不单行；但好事也不独来，好事成双嘛。路遥的《人生》被拍成电影上演后，是国内文艺界一个热议的话题。本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是文联的职责，与我作协无关，但莫言的《红高粱》和路遥的《人生》都是我国在柏林金熊奖的力荐之作，这回小说的作者本人将访问西柏林，自然是文化接洽的极好机会，我们事先联系好了金熊奖评委，约好带上电影《人生》，毛遂自荐。

因影片尚未译成德文，我从北京小西天电影资料馆调来录像带，在单位试了一回同声传译，我们要在电影正式翻译出品前先给评委会一个 “Vorgeschmack”，我当时信里就是这么写的。后来因发生了一些大事，好多好多的文化、文学项目都夭折了，我不评说什么，只想纪录下一段史实。历史事件的发生怪不了谁，只能说是历史的本身。当时我已到了慕尼黑，一夜间人们把兴趣都转向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不然慕尼黑汉莎出版社早就付梓印行了莫言的《红高粱》及其他小说。

在西柏林的那天下午，我跟路遥单独去了电影馆，一位长者老板和蔼可亲，身边带一个中德混血的男翻译，1985年在西柏林艺术节见过，没有深交，其背景不甚了解，只知道是德国土生土长、德语作为母语，中文发音很标准，估计父母的中方是个知识分子，但没听过他长篇的中文翻译。见面寒暄时，我作为客人老板先用他，路遥作了影介，其实即小说的背景交代。翻译时他不需要说中文，听中文说德文便是，其实我很想听听他的中文，知己知彼嘛。很快他对路遥的陕西口音发生困难，很多地方路遥必须改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为了谈话的顺利进行，时而我不得不介入。

金熊奖评委抑或电影馆的其他人员一共来了十几号人，那位翻译提出他听力有困难，同声传译还是由我承担。电影馆的音响、影像设备一流。对同声传译的操作程序我不陌生，我有过一次经历。

1985年秋我作家团出席南斯拉夫马其顿国际诗歌节，我做过一次同声传译，是英中对译。也是因为那时咱们国力穷，没有外汇派两个团出访，所以出访东德团顺访南斯拉夫。为了省掉一个翻译的旅费，领导一定是从我的档案里知道当年我大学考的是英语。我外校小时侯的童子功还在，就让我访南时兼任英语翻译。

一开始自己心里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到了贝尔格莱德记者挤堆地来采访，一听，我的妈，记者说的是什么破英语，满嘴重重的斯拉夫语口音，连个发音都听不清楚。这样自己就有了自信，英语越说越上口。后来大会组委会找同声翻译人员问我行不，我说没问题！

求学到了德国后，有一次北京市委来了一个考察团，考察德国政府是怎么解决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保问题，由马普所（Max Planck）接待，让我去作会议翻译，讲好一小时400马克。为了节省时间（德国人还是挺能算的），马普所提出要同声翻译，但大家坐在会议室大长桌边，30好几人，也没有个同译设备。我说如果非要同声传译，那就中国人坐一边，德国人坐一边，我坐中间，大家立马起立调整座位。

会议开始，等到中国人发言，我把脸转向德国人，把耳朵留给同胞；到了德国人讲话就反过来。但是没有设备的同声翻译，自己说话会影响自己的听力。然而我们是北外出身，有听说领先的传统，还是有一定的训练有素。那时年轻记性好，口齿伶俐，翻译时半个脑子管耳朵，半个脑子管嘴巴，两个钟头不歇不喝，完了人都发木了。

今天的电影因为我事先看过一遍，有些情节知道了下文的场景，心里有了准备译起来就会轻松得多。我自信我的传译是成功的，从观众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跟着情节走，为电影的内容所打动，看完后大家还默默地静坐了一分钟，消化着电影里的情节。

1980年代我国翻译奇缺，我们虽年轻，但已承担起重要的翻译任务。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访华见邓小平，诺大的中国外交部竟出不了一个称职的翻译，不得不请我北外德语系的张仁礼老师出山，我们在103路公交车上邂逅，张叫苦：外交部让我去给施特劳斯当翻译，这么大热天，连车都不派一辆，还让我挤公共汽车。

快临近告别时，让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出现了，老板要付版权费，说刚才不能白看了这场电影。1980年代的西德富得流油，我们当时连奖学金都拿不过来，第一个还没结束，第二个已经来了，德国法律规定不能同时享受两份奖学金，要跟第二个基金会商量推迟三个月；加之西德人又非常的 gentlemanlike，施舍心很强，他们对我们是很友好、很礼貌、很客气，但这种友好帮助不是在一个平面线上，是一种居上临下、俯瞰式的友好，是一种施舍、同情甚至可怜。但作家们为了回国能买上个彩电，也就不去分析那么透彻了，权当不懂。

现在的几零几零后，是永远无法想象那时一台彩电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像张洁这么出了名的作家曾跟我说过：小金啊，我写作一辈子就想买一台彩电，给我妈买一台彩电。这不仅说明了张洁是如何的孝，更说明了短短的40年前中国人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何等的可怜。眼下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理解妈妈当年从菜市场买回带泥的菜要摘洗花去很多劳动和时间，问为什么不去超市买干净、现成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是到了什么年代才有了超市。就如同有人问古代的哲人出游怎么没开车自驾游一样，会让人啼笑皆非。

我一听说还给稿费，手里也没什么可回谢的，就把那盘录像带权作礼物留给了老板。老人出手宽绰，我们正急需外汇，也不客套，恭敬不如从命，就如数收了。我们的团队又增添了几百马克的实力，路遥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让他私下留住了稿费，我跟团长讲好守口如瓶，就到此为止，算是一次意外之财，回国不再提此话题。

路遥的损失已经补全，全团恢复了良好的情绪，我也补救了差一点捅出的篓子。那天团里的热情很高，不光我们解除了淤积心头的阴影，而且陪同小姐准备晚上带我们去Disco，团员扎西达娃，历次出访团中唯一的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住到了阿克曼家里去了（《沉重的翅膀》的德文译者，后任歌德学院驻京院长）。

在汉堡会见左派作家。左一为袁和平，右一为扎西达娃，前蹲者为作者，身后是路遥

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我们喝了啤酒，路遥平常不喝酒，那晚他喝的是啤酒还是饮料已无法记忆。路遥提出了难得的请求，希望外联部能安排他去一趟苏联，他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崇拜一生的保尔 · 柯察金当年亲手筑成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名著：“我们年轻时代读得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已记不清来回读了几遍了”，路遥说。

借着出国几天来久违了的欢快时刻，我们回顾了白天的电影，谈到了他的小说《人生》。他情绪好了，话也多了，说小说《人生》其实只是个提纲，当时只因急功近利，需要稿费等米下锅，同时也为了急于出名，发表有些过为仓促。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该写而没写进去，想把《人生》改写。我一听马上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行，《人生》是你的出世之作也是你的成名作，这块奠基石万万不能动，我在北外读大四时就听你的小说广播，多感人啊，高加林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物。你如若心里还有要写的，还不如另起炉灶，再写一本。

也是因为对这一人物的膜拜，四年后读研结束我到了作协有机会认识了作者本人，心里一直想着无法释怀的疑问：高加林是否就是路遥自己？因为跟路遥有过共同的知青经历，我们很多话题一拍即合。几天来的风雨同舟，彼此有了很多的了解，关系也变得亲密，加上我们还齐心协力共同克服了困难，像是已成了患难之交。

因喝了酒，谈吐变得随意，我情不自禁地出言一句玩笑：路遥，巧珍儿那么好的姑娘，你当时怎么忍心把她甩了？没想到路遥神色顿时黯然，又恢复了昨天的悲哀，他的心灵回到了他知青年代的记忆，他又跟巧珍儿紧紧相挨在一起。他不觉潸然泪下，痛苦得难以自拔。

对一个作家自身而言，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本小说；人生只有一回，写自己能写成功的也只能有一次，人生的顶峰也只有一个。就象初恋，也只能有一回，过去了不会再来，终生就这么一次。有人说自己的人生没有过恋，那是因为你的恋还没有到来。

之后我来德国听说了他的新作《平凡的世界》；后来又读到了相关的书评，有人说看了《人生》就没必要再看《平凡的世界》了，情节如出一辙。难道是路遥真的改写了《人生》，抑或扩展了《人生》，才有了后者？我没读过《平凡的世界》，没有发言权。

但我确信：有的作家一辈子能写很多很多的小说，像莫言，因为他的小说都是在写别人; 也有的作家一辈只能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成功之作，他永远在写自己，像路遥、古华、鲁彦周，因为人生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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