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顾晓阳：我在美国发现：中国人家里都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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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丨顾晓阳：我在美国发现：中国人家里都没书

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纽约一年

作者：顾晓阳

我刚到纽约的时候，老于对我说：“你要是在纽约混出来了，那全世界哪儿都能混出来。”我听了，既感到茫然，又有些血脉偾张。

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宿舍，曼哈顿西 114 街的一栋公寓楼里。那是三个在哥大念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合租的一套公寓，有四个卧室和共用的客厅、厨房，他们把空置的小卧室转租给我，仅能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把躺椅，月租金 280 美元。这三个男生实际上是三个家庭，太太都来了，还刚刚诞生了一个婴儿。

我一来就喜欢上了纽约。公寓楼西边是哈德逊河，东边就是哥大校园。我常常穿过百老汇大街，到哥大的东亚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坐在哈德逊河边的护栏上，望着落日，想念故乡。当时，老马也在纽约，住中城的公园大道，我去找他玩儿，都是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初夏时节，天朗气清，草木繁茂，漫步在中央公园的坡道小径之间，游目骋怀，惬意之极。

因为初来乍到，我并不知道那里是个罪犯横行之地，轮奸杀人不时而有，抢劫群殴家常便饭，据传美国总统曾说过：“我们美国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再送回来，但不能保证一个人从中央公园这边进去，准能从那边出得来。”不得不说，我是个被上帝拣选的幸运儿，悠然逛荡了多少回，只顾得游山玩水，没碰上一个歹徒。

后来，当我向纽约人这么自夸时，大家都笑了，说：“冲您这个样儿，人家都怕被您抢，谁还敢抢您哪！”

老于帮我找工作，把我介绍给老朱。老朱也是北京人，比我大一点，原来在剧团拉大提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移民美国。他在建筑公司干过几年，后来自己做房屋装修生意。他在纽约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满口答应了老于的请托，一小时给我 7 美元。

这对我简直就是高薪，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干，而且那年头，纽约的最低时薪标准还不到 3 块钱。上班那天早晨，我走在街上，望着匆匆而行的人流，感觉自己融入了纽约的生活，心情超爽。

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打下手，给师傅递扳子、递枪钻，偶尔搬灰板、扛重物。师傅都是专业技工，但有些人不能合法工作，一个小时才 2 块 5，比我这个打杂的少多了。朱老板懒散，把活儿一安排就玩儿去了。所以，我又以老板的耳目自居，谁活儿好谁活儿孬，谁想揭发谁（非法打工），都一一向他汇报——“打小报告”这事儿，咱可是老油条了。

老朱最要好的朋友是画家老张，过去剧团同事，也在纽约。老朱曾接过一个活儿，邀老张一起干。老张答应了。老朱说：“我也别说付你多少钱了，咱俩算合伙，甭管挣多少利润，半儿劈。”老朱是个干什么都漫不经心的人，可能在估价环节就出了错，二人干了几天顺利完工，拿到钱一算账，扣除成本一共挣了 1 块 2 毛 5。

这么大利润，即使是买汉堡包，也只能买一个，还得“半儿劈”。

老朱曾带我、老张和一位《时代周刊》编辑“小上海”（忘了名字，已早逝），去新泽西刷房子。小上海特别喜欢老张老朱，他是《TIME》的正牌大编辑，收入很高，来刷房，纯粹因为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与这俩人待在一块儿的机会。

我手脚笨，所以特别佩服能干的人，看着老张动作麻利，刷得又匀又快，不由得赞叹一声：“到底是画家呀，刷得真匀！”老张听了大怒，说：“噢！你的意思是说我画一辈子画儿，就是为了给这块儿刷匀了是吗？”

朱老板的好友兼冤家，是犹太富家子伊森，这俩绑在一起做了一辈子生意，有苦有甜，一言难尽。当初，老朱在建筑公司已成了管理人员，收入颇丰。伊森却百般瞧不上，非撺掇他自己出来干，伊森家在曼哈顿有很多犹太富翁朋友，说光是把这些人家的活儿揽给他，就能赚个盆满钵满，岂不比给别人打工强？老朱被说动了，辞职当“个体户”。但伊森的承诺似乎并未兑现，至少在我工作期间，没有一家客户是犹太人。

有一次，我们在曼哈顿下城干活儿，开了工，才发现需要梯子。正好伊森就住在附近，老板说他家有，让我去借。我找到那栋公寓、接通了对讲机后，才突然意识到我不会英文，一急，冒出来一句日本话：“毛西毛西！我是老朱的朋友。”

我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海，没有半点儿回音。漫长的数分钟后，伊森在那头儿也来了句日语：“到——遭（请进）！”随后门锁咔嗒一声开了。他正在客厅里和两个大美女喝咖啡，我俩互相看着笑，他的笑容里掺杂着疑惑。

我不知道日语“梯子”怎么说（反正说了他也不明白），只好手抓脚踹作出爬梯子状，美女们嘴里的咖啡喷了出来。伊森看了我一会儿，转身离开客厅，再回来，果然扛了一支梯子。人类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还是肢体语言啊。

后来，朱老板和伊森结成了永久性的生意伙伴，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做过服装进出口，好像是跟印度。搞过法律相关工作，情况不详。经营过艺术品。近年来，又纽约、北京来回穿梭。老张也回了北京，在郊外建起一座漂亮的工作室。

我们在老张的工作室重新聚首，一晃，已经相隔了 20 多年。老朱什么都没变，还是那么好脾气，只有说起伊森时带几个脏字儿。我仍尊敬地称他为“我的第一个美国老板”。

我在美国发现了一件事：中国人家里都没有书。当然有例外，老于就有整整一屋子书。

老于名友泽，笔名江河，是“今天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博学多识，口才超好，令顾城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来到纽约，却隐迹江湖，不仅不再将自己写的东西示人，连朋友也不怎么接触了。纽约一年，我和他来往频密，离开后，还常通电话，不久，却彻底失去联系，直至今天。

老于是北京人，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生，后来当过工人。他的经历很复杂，也很坎坷。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诗，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没人晓得他急流勇退的原因是什么。我和顾城在洛杉矶曾聊过老于，顾城说：“你别琢磨啦，谁也别想把他琢磨透。”

在北京时，我就经常到他那个仅可容膝的小屋去聊天；在纽约，接着聊。在北京，聊到后半夜没公交车了，我从西四走回北京站；在纽约，有一次我和老朱在他家聊了一个通宵。老于痴迷于西洋文化，渊博，见解深刻，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除了艺术，也谈身世，有的说得很深，以至他笑着对我说：“你偷走了我的秘密！”

我们还一起去过纽约现代美术馆看画展。一起看过帕索里尼的电影，他既不懂意大利语，也不懂英语，但看得津津有味。

另一类的“天才型”人物，是和我住同一套公寓的小吴，对他来说，天底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学数理化。他出生在福建农村，以高分考入中国科大，后来又考取李政道设立的奖学金，到哥大物理系念研究生。我在纽约期间，他拿到了物理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继续读博，这些对他就像小菜一碟。

他带我去哥大游过泳。教给我很多纽约生活的常识。周末时，领我参观他们物理系大楼，李政道的办公室就在这里，门上有个玻璃方窗，伸头看看，里面乱糟糟的，很狭窄，很普通。楼道高大空旷，我俩一说话，回声嗡嗡响，走到他们实验室门口，忽然从里面出来了个 30 多岁的男子，冲他腼腆一笑，匆匆而过。

小吴说，这人就是他的教授，日本裔。他为什么会显得不好意思呢？因为教授在周末来实验室，目的只有一个——用电脑玩游戏！小吴在电脑上给我演示了一下，是类似“俄罗斯方块”那样的早期电子游戏，他们实验室所有的人，从导师到学生，都迷上了它。现在来想，在 1990 年，哥大教授的家里还没有 PC 呢。

顺便说一下哥大的另一位教授，我只在校园里见过，白人男性，也是 30 多岁，长发在脑后扎起来，穿皮夹克、牛仔裤，很酷，像个玩儿摇滚的。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会看中国古籍，而且飞快。这是东亚系他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告诉我的。

小吴从实验室一回家，就钻到屋里看港台电视剧，都是从唐人街租来的录像带。他拉我一起看的，有台湾连续剧《邮差三次按门铃》，情景喜剧，场景始终是一家卖马桶的商店，低俗搞笑。他认为最大的美女是巩俐，问我认不认识？我说我去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剧组玩儿时，导演给介绍了一下，一起在食堂吃的饭，只见过，不认识。他问：“握手了吗？”我说握了。他一下子跳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脸都红了。吴太太在一旁斜着眼，“切！切！”了好几声。

中国留学生，都是自己扎堆儿玩儿，跟美国同学很少有课外交集。我问过小吴为什么？他说美国同学在一起就是长跑、骑自行车，玩儿不到一块儿。

我离开纽约后，与小吴仍保持着联系。他拿到博士学位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现在在哥大中国留学生里成了新闻人物啦！”原来，华尔街每年都从常春藤名校招揽理工科博士，因为薪水高，英才云集。但过去并不特别青睐华人。

这年，小吴刚毕业，德意志银行就找上门来。这在当时非常稀罕。小吴上任以后才知道，在华尔街仅中国科大的校友已有几十人。看来，从那时起华尔街就做好了迎接中国经济腾飞的准备，眼光真毒啊！

4．

朱老板在干完一个大活儿之后，累着了，不想干了，开车拉着我去匹兹堡玩儿了几天。回来后，我就失业了。那时，经济危机开始在东海岸蔓延，街上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关门，看得人心惊肉跳。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买报纸，查招聘广告，打电话，有的还去面试过，都没戏。

我常去哈德逊河边散步。寂寞使人产生表达欲望，心里翻滚着什么，脑子不停地在想，手发痒。于是，我坐在河边的石桌石凳上，铺开纸，写。从河上吹来阵阵凉风，左手要把稿纸按住，身体像发烧一样烫。

我已经好几年没写东西了，主要是被一个观念所误导，就是说：要等有了灵感再写，写不出来不要硬写。鲁迅就说过类似的话，但这是错误的。作家要像工匠一样，手艺一天不练都不行。不过，这个道理，还要再过一两年我才明白并付诸实行。在哈德逊河边仅仅是开了个头儿。

朱老板可能怕我太闲了，问我去没去过时代广场？我说没去过。他说：“那得去呀！在纽约怎么能不去时代广场呢？世界的十字路口啊！”我一听，马上就去了。当我从地铁口钻出来后，却只见高楼大厦和几条分岔的路口，哪有广场？

所有的岔路我都走进去至少一英里，越走越窄，更不像。后来我给朱老板打电话说去了但没找到，他说：“咳！那就是时代广场啊！你以为天安门哪？”原来如此！所谓广场，是近代从西洋引进的，古代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从世俗功能上说，过去遍布都市社区的小庙，倒近于西方广场。自从有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对广场的概念就变成了“场地”，而且越大越好，以至于现在连贫困县的县城都非建个巨大场地，四不像。

也许纽约真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要么就是谁怕我闲出病来，这段时间，忽然有好多朋友都来到纽约，打上门来。

金老师是著名作曲家，从北京到华盛顿 DC 出差，顺便来纽约，住在我这儿。他不仅是我的长辈和忘年交，他的女儿女婿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来了，当然要招待。进餐馆吃饭前，我在 ATM 机上取钱，那时国内还没有这东西，所以金老师看了可能产生了什么误解，后来老跟人说：“顾晓阳真够意思，现取出钱来请我吃饭啊。”

第二天，金老师出门会客。下午，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也要住我这儿。他们是我在日本认识的，女的是福建人小董，男的是美国人戴维，我见证了这两人从认识到恋爱的过程，后来在东京结婚。戴维离开美国已 20 多年，在台湾和日本教英文，此时刚回美国，开车环游。我说已有朋友来住，不方便了。戴维学世界语，在世界各地有他们学世界语的小圈子，互相提供帮助。于是戴维给纽约的“语友”打了电话，虽然从未谋面，对方很痛快地欢迎他们去住。

吃过晚饭，他们走了。到了 9 点多，忽然又打来电话，说戴维对动物敏感，那家养了一窝猫，视同儿女，还有好几个孩子，戴维已经冷汗淋漓了。这样，他们又回来了，在客厅里喝茶压惊。夜已过 12 点，金老师仍未归，我发毛了。要是他今夜不回，好像我在欺骗那二位。终于，金老师推门而入，灰呢子大衣，红围脖，风度翩翩，帅死了！我大松一口气。我都忘了那不平凡的一夜我们是怎样分配床铺的了。

小董个子不高，天资也不算高，她考了四次大学，第四次，她说，我下决心了，再考不上就跳崖。老天开眼，考上了，学日语，毕业后在旅行社当导游，从旅游商店拿回扣攒了不少钱。到日本后，一天打几份工，刚立住，就陆续把弟弟、舅舅等亲戚都办了来，管吃管住管工作。她有无穷的精力和奋发的斗志，在任何绝境中都能觅到生机。我每当需要励志的时候，都会想到她。可惜，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咱这个材料儿，学不了人家呀！

多多也转悠到了纽约。我们数月前在芝加哥见过，如劫后重逢，热烈拥抱，差点老泪纵横。他当时是受美国新闻总署邀请访美，第一次到美利坚，感叹不已：“美国这地方风水太好了，糟践 300 年也糟践不坏！”这次，我们一起去了曼哈顿的一家大唱片店，他搜检 CD 就像抢大饼，不计数量。有所谓“心理荷包”一说，即每个人在消费时都有自己的偏好，对有些领域抠儿得要命，花一分钱都嫌多，在另一些领域则挥金如土毫不在乎。

多多买古典音乐 CD 和书籍，就根本没有钱的概念。我们也去了法拉盛最大的中文书店，他向我推荐了村上春树，从此，我当了二十多年村上君的粉丝。那时，日本汉学界里出现了认识到多多的重要性的研究者，出版了一套印有多多的油画和铅笔画的明信片，其中一张，配有东京大学教授刈间文俊写的话：多多是被中国文坛排斥在外的奇才。

他在我的卧室里虬了几夜，每夜都聊到天发白。他睡床，我睡在躺椅上。北岛这期间好像来过两三次，一次和北欧的陈迈平约好一起来的，一次是哥大请他来演讲和朗诵诗（那可是要收银子的啊）。有一回，大约有十来人，在唐人街会齐，找地方喝咖啡。唐人街自然是没有这等去处的，我们兜兜转转，到了相邻的小意大利区，看到一家空荡荡的酒吧，拥了进去。

因为是白天，都不喝酒，只点咖啡。中国人说话本来声儿就大，吆三喝四的，还拼桌子搬板凳，高嗓大笑，足足闹腾了仨小时，没一个客人进来，掌柜的也不卑不亢。后来，一位住在附近的意大利裔哥大学生告诉我，那间酒吧是有名的意大利黑手党聚集地，良民谁也不敢进！我骤然想起电影《教父》里的场景，这条街，正是那个党徒云集、枪弹横飞之地。

大学同学老孟，在费城读博士，开车 3 个多小时来纽约，把我接到费城玩儿了几天。当我们在旅游景点漫步时，行人纷纷点头微笑打招呼。我说：“费城人民挺好的啊，不像纽约人全是冷冰冰的。”老孟说：“咳！这些人都是美国乡下佬，来旅游的。大城市的人都一样，谁理你呀！”

也是大学同学的老刘小凌夫妇，刚刚到了纽约，长驻。打电话告诉了我他们的地址。那时我在纽约的生活已近尾声，搬到了昆斯住。有一天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对，自从大家说我像抢劫的，我就不怕晚上出门被抢了），抬头一看路牌，这不是他们住的那条街吗？找到门牌号，按了门铃。小凌一听门铃响就乐了，说：“在美国，不先打电话就直接来敲门的，准是顾晓阳。”开门一看，哈哈大笑。

我们这四人不同系，都是校游泳队成员。优秀的人大游泳队虽然在首都高校游泳比赛上拿不到名次，出洋镀金倒不落人后。

长安米贵，居之不易，我接近弹尽粮绝了。那年冬天拍的一张照片保留至今：长发支棱，面色青白，笑得勉强。我是天生的乐观派，这种苦瓜脸照十分珍稀。

有一天，我和端午、北岛、严力在中餐馆吃饭，端午细细端详了我一会儿，开始给我看相，先问：“你长过长寿眉？”“长过，左边有一根儿。”端午厉声喝道：“谁给你剪的！剪了长眉，几年都翻不过运来！”接着，又解说我脸上的其他器官，总之是倒霉透了。严力笑着说：“大师啊，这个就不麻烦您说了，我们也能看出来。”

我 20 多岁就认识端午了，他第一次给我看手相，说我将来是亿万富翁。所以，我一看到他心里就踏实。剪了长眉倒不碍事，不过是把做富翁的时间推迟几年而已。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问题在：我下个月的房租怎么解决？

圣诞前夕，我在曼哈顿闲荡。中央公园被白雪所覆盖，孩子们坐在小雪橇上，从坡顶冲下，尖叫和嬉笑声刺破了冰冷的天空。傍晚时分，洛克菲勒中心灯火辉煌，高大的圣诞树闪烁着迷幻般的彩灯。大厦前，有一个沉降式小广场，夏天摆咖啡座，冬天是冰场。我倚栏俯瞰，灯光下滑冰的人们回转穿梭，如梦中美景。

快到新年了，我给朱老板打电话，他太太接的，说：“我们老念叨你，圣诞节给你打电话没找着你，以为你想不开跳了哈德逊河了。”我说：“是想跳，但我水性太好，淹不死。正考虑其他方式。”两口子这么惦记我，心里感到温暖。

为了给我找工作，1991 年元旦那天，端午放弃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带我去唐人街。有这样的传说：端午大师打唐人街上一过，身后一片拆房子的声音。因为大家笃信大师的指点，让拆墙就拆墙，说改门就改门。元旦大概不宜动土，端午没让商家拆什么，但商户老板们见到大师，个个请安问好，显出既兴奋又紧张的样子，期待大师免费说几句什么。我们在餐馆吃饭时，老板趋来，低声下气地请教端午，端午说话时，老板紧张得眉毛直跳，满脸通红。端午把我介绍给他熟悉的商户，说是北京的小兄弟，叮嘱他们帮我找份工。真感谢端午啊！纽约的冬天是很冷的。经济危机也进入深寒期。

我搬了一次家。当时纽约的朋友很少开车，我认识的人里，老鬼（马波）有一辆车，我和老鬼交往不多，情急之下，也只好求他了。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不仅如此，腰后还别了一束长绳，使出在内蒙赶大车时练就的技艺，噌噌几下就把床垫捆在了车顶。此后我和他交往也不多，但这件事和他朴质诚恳的为人，给我留下极深极好的印象。他一直坚持写作，越写越好，近年的《母亲杨沫》，是我读过的写自己父母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实在让人佩服。

搬家没多久，我决定离开纽约，西去洛杉矶。一位交往也不多的朋友说他有车，主动帮我把需要运输的物品送到收件站。他是天津人，使用好几个名字，30多岁，单身，很怪，人极好。我离开纽约后不久，他“坐化”而亡。据说他是盘腿坐在沙发上，不吃不喝，静静离去。过了一个多礼拜，邻居闻到味道，报警，才被发现。没有遗书，个人生活也很平静，找不出什么自杀的原因。也许就是所谓的“厌世”吧。

他是家萱的朋友。家萱是我在纽约认识的，人称“曼哈顿老鼠”，意思是不管明处暗处、犄角旮旯，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他写书法，研究中国文化，交女朋友，特别善于经营自己的生活。听到我要走，他说：“既然来了纽约，必须去趟林肯中心啊，我来搞票。”没几天，果然拿来两张林肯中心的票，是约翰·施特劳斯的一部歌剧，我俩一起去的。我问他歌剧名，他说：“这个单词我也不认识，好像是一种鸟儿。”多年后我在北京买了一张这部歌剧的碟，敢情是《蝙蝠》。

临走前，家萱开了张 500 美元的支票送给我。他十分诚恳，非常坚决，真心实意，令我感动不已，不收不行。一到洛杉矶，我就在支票上画了个交叉线使它作废，然后寄还给他。但我把家萱的深情厚谊留在了心里。

北岛也送我 500 美元支票，我兑现了。一年后，我要还他，他说什么也不要，强调是送的，不是借。我没办法，给他在伯克利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代收代转。

朋友同意了。我在支票上写了那位朋友的名字，寄了过去。

就这样，我离开了纽约。

现在，必须把老于开头的话做一个引申，那就是：“要是在纽约没混出来，在别的地方也悬了。”

不过，行笔至此，我忽然发现：在纽约短短一年，我的生活过得这么丰富，它在我的生命中只占几十分之一，却孵化出大量养份，点点滴滴，滋润着我的人生。

何况，还有故事没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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