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丨顾晓阳：新儿女英雄传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现居美国。
原题
新儿女英雄传
（当兵回忆六篇）
作者：顾晓阳
1
怎样练习唱歌
我十八岁去当兵的时候，带了一本鲁迅的《野草》，一有空，就一篇一篇地背（可惜现在全忘光了）。我最喜欢这样的句子∶鲁迅说他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我有一个同好，说起这样的句子，就用他的方式表达赞美∶“嘿，丫的老鲁啊！”实际上那时对鲁迅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了解的，还是什么“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毁地上的一切，以及野草”之类的，认为那是老鲁在“白区”配合“红区”的武装斗争在埋葬旧社会呢。
直到几年后复员回来，买了套鲁迅全集，一看，才发现了一个“崭新的”鲁迅。不过，也幸亏那时候还有个鲁迅，没有他的话，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来，连上海都不知道了，以为只有红军在那儿长征呢。
我中学里有个语文老师，叫傅焘年，当时也就三十岁左右，讲鲁迅讲得非常精彩，讲鲁迅小时候去当铺当东西、讲藤野先生进了教室怎么把一摞书往讲台桌上一放以及清国留学生“油光可鉴”的辫子，那是连说带比划，还有表演哩。而且他借着一篇文章，总是大谈“时代背景”，旁征博引、剔透分析，从辛亥、五四的得失评价，到女师大校长雇“三河县老妈子”对付学生罢课的轶事，无所不包。后来我在大学里也听过所谓鲁迅专家的课，凭良心说，真没人家傅老师讲得好。
小时候胆儿真大，什么都敢看，连黑格尔都敢看，不但看，还用红铅笔划道儿哩。现在，除非悬赏一万块美金，我是决不看那玩艺儿了。
在教导队的时候，我床上放了一本《形式逻辑》，一位通县来的弟兄到我们宿舍来，看见了，借回去，第二天就还回来。我随便问了一句“怎么样？”那厮说：“全懂了。”惹得我们班上的人哄堂大笑。一个叫安子的抢白他说，人家没问你懂没懂。“那问什么呀？”
不知怎么回事，这厮不招人待见，他在我们连是指挥唱歌的，有一次全连集合，连长指导员都在，他显着特别要表现一下的样子，站在队列前，问我们∶同志们说，唱个什么？安子在队里喊∶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好，就唱这个啊，我起个头儿。”说着一运气，双手就到位了。一想，又把手放下来了。“这没法起头儿啊，这是花腔儿啊……
我们班的班长是陕西兴平人，比我们早一年入伍，一九七四年兵。副班长更“老”，一九七三年的，山东冠县人。剩下的就全是北京来的新兵了。副班长老大的不满意，一个一九七四年兵，当了自己的头儿，这不是乱了王法嘛！所以经常坐在床板儿上没头没脑地骂街∶我日你先人操他妈的，这他妈是什么玩艺儿啊！班长明知道是骂自己，但不敢惹他，还得笑眯眯地跟他搞好关系。可是对我们，那是十二分的严厉，老是挂搭着个脸，动不动就骂别人“二球”。所以我们把他的外号就叫二球。
在教导队，除了上厕所以外，干什么都得排队。班长尽管个儿矮，是站在排头的。二球为了监视我们在列队时是否严肃认真，每回向右看齐时，大家都朝右看，他偏偏扭过头来往左看。大伙儿一商量，行咧，治挺丫的。下次一向右看齐，我们十一双愤怒的眼睛齐刷刷地一起狠瞪着他，一眨不眨地狠瞪他，瞪得二球眼睛都快冒血了。从那以后，他连把头稍稍向左偏一偏都不敢了。
那时我订了一份上海的杂志《学习与批判》。二球有个老乡，别的班的，常来找他，看见这杂志，就借去看，还得很准时。他还是真爱看，估摸着新的一期该到了，准来找我，一来二去跟我挺熟，我们班的弟兄们就都管他叫“你哥们儿”。“嘿，阳子，你哥们儿来了”，至于他正名叫什么，我反倒给忘了。教导队训练结束以后，我分在山里，他好像分到阿克苏。
后来有一次我下山到乌鲁木齐办事，和几个朋友聊天，他们说原来教导队的陕西兵某某某死了，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一说，死得还挺让人心里难受。是这么回事∶这位弟兄入伍前就在老家订了亲，前一段有了探亲假，回去就完了婚。结果一试，不灵，没法行房事。
还不算，他老婆居然把这事给张扬出去了，弄得满村子无人不晓（在略萨写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里，一位新娘子当着众人的面是这么跟她婆婆说的∶所有的男人都有的那个东西，你儿子只能用来撒尿）。他自然觉得没脸见人，回来以后越想越想不开，就在菜窖里上了吊了。他居然在那里边吊了两天两夜，才被人发现的。我听了以后，哎呀了好几声，说，这某某某我在教导队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吧。人说，什么叫认识啊，就是你哥们儿嘛！
在山里，我弄到一本《唐诗三百首》，又是一首一首往下背。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我也就开始诌上了，可惜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不然我不怕丢丑，一定写出来供大家批判。
我又找了一本《怎样练习唱歌》，买了一支口琴，翻过一座山，到空无人迹、营区也肯定听不见的地方，对着雪山和松林，练嗓子。我先用口琴定了个音，然后就照着书上教的方法唱起来∶工农弟兄们哪，我们是一家啊人哪，本是一条根哪，都是受苦人。有一次我运了半天气，摆足了架势，刚喊了一嗓子，只见我左前方山坡下蹭地弹起来一个绿家伙，吓得我枯喳一下就坐在地上了——原来是连里放羊的小张，把羊群赶过来，自己在这儿睡觉呢。他直要跟我急，说以为山里出了妖怪了呢，这一嗓子比野狼嚎还难听。
我还认真研读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张春桥（总政治部）主任的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这么努力，硬是入不了党。
一九七六年，我回北京出差，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谢鸡子儿，正好也在北京，就来看我。这小子也在部队，不但入了党，还提了干，是穿着四个兜的军服来的，着实令我惊讶。想当年我也就十二三岁吧，他比我大三岁，我们把左拉的《娜娜》当黄书，紧张地暗中传阅。有一天在大力家，他看完了《娜娜》后发表评论∶操，绝了，这里边写娜娜身上那颗黑痣简直写绝了。说完，就势便躺在床上。结果一传，这件事就成了这样了，说谢鸡子儿看完了娜娜，色（shai）晕了，躺在床上动不了窝儿了……现在，我虚心地向他请教，他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混入党内，并且窃取了我们党和军队的一部份权力的？“操，这还不简单？”他坐在沙发里轻轻松松地说，“那屋里的地没有土？没土你丫也给它扫三遍。”
这招儿是灵。可惜我回去后还没实践多久，全国的大学就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了。我们连的无线电技师老蒋对我说∶“你还在这儿哄什么？还不赶紧复习功课！”蒋技师是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我的哥们儿，听他这么一说，那屋里别说是没土了，就是有土，我也不扫啦。在他的指导下，我又翻起了数学课本。
我复员之前，和老蒋喝了一盘儿。他问我准备学什么专业，我想了想，回答说学历史吧。没想到老蒋听了，脸上愀然作色，像被愚弄了似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学历史？学什么历史？中国有历史吗？那么我们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历史，全是他们瞎编的！” 这，就是我离开部队之前，得到的最重要的忠告。
2
新儿女英雄传
刚到教导队的时候，互相都不认识。我们班十二个人，住在一间房里，这房本来是纺织厂的厂房。我们睡两张大通铺，门边有一块小空地，正好能搭一张单人床，班长睡。睡在我左边的叫老苗，家是首钢的，人极瘦，像个小老头儿。他有两大特点，一是每天用剃须刀刮他那只光溜溜的腮帮子，并不是那上边真有胡子可刮，而是想赶快把胡子给刮出来，好显得像条汉子。二是枕头下珍藏一本日文版《航空年鉴》，一有空，就坐在小马扎上，将它放在膝头，一页一页细看。跟人讲话，三句话不离飞机，说得头头是道，捎带着，对外国的汽车也是如数家珍，没有他不知道的。重点是，到现在他也不认识日文。
初次见面，彼此都要自我介绍，轮到我右边那位，只见他剃个秃瓢儿，抽自己卷的大炮，赖叽叽地偎在被和垛上，不说话。我问∶你叫什么？他答∶我贫农出身。又问∶问你叫什么？答∶我贫农出身啊！结果这小子就一直被我们叫做“老贫农”。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北京丰台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有一次他爹给他来了封信，信封上写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而且还用的是红颜色的笔写的。哥儿几个这份儿乐啊，纯鸣说∶中国的邮政系统太棒了，寄到内蒙古的信，居然能到了这儿，你说棒不棒吧。小安子是外班的，可老爱往我们班跑，他说∶哎，老贫农，你爹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哪儿当兵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老爷子要来看你，别找到呼和浩特去。
新疆是十一类地区，当兵的津贴也比内地高些，一个月是八块钱。有一次刚发了饷，小安子说∶老贫农，你要是叫我一声爸爸，我给你五块钱。本来是开玩笑，让老贫农给当了真了，说∶真的？你真给吗？大伙儿一起哄，安子也认真了。我们让安子坐在床铺中央，众星捧月似地捧着他，把老贫农赶到门外，关上门。这里叫∶进来！老贫农推开门才能进来。第一回，老贫农走到安子面前，一扭脖子，没叫出来，被我们给轰出去了，说，叫爸爸拿钱，多好的事啊，还他妈这么扭扭捏捏的，不行，重来。第二回他不再犹豫，直眉瞪眼地走过来，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那是满堂的喝彩啊。
老贫农拿了钱，立刻就奔了商店，三块钱买了个脸盆，两块钱买了几只哈密瓜，请全体有关人员吃瓜。一边吃，老贫农又叫上板了∶安子，还叫不叫了？我叫你一声爷爷，你给我十块钱，怎么样？哥儿几个正吃得美着哩，一致叫好，这回小安子可成了瘪茄子了，一句话也不敢回。
冬天，趴在雪地上瞄靶子，一趴一两个小时，到休息的时候，爬都爬不起来。靶子前边是路，只要路上走过维吾尔姑娘，老贫农的枪口就跟着人家转，从东一直跟到西，或者反向。其实我们都看，但只是眼珠子转，枪口还假装瞄着靶子，所以老贫农的动作就特别显眼。到了实弹射击的时候，靶子是半身人像，老贫农把子弹都打在人像下边的白纸边上，根本得不到环数，一下子就把我们班的集体成绩拉下来了。弟兄们都跟他红了脸，他却兴高采烈，指着他那张靶纸说，瞧瞧，我专打下半身，全打在要害地方了。
教导队的队长姓丁，一只眼睛是真的，另一只是玻璃的，面相凶狠，我们都怕他，其实是个难得的正派人。有一次下暴雨，乌鲁木齐一个什么工程要赶快抢修完成，就把我们给拉过去了。挖沟，大概两米深，大雨倾盆，时间又紧，从早干到晚，没吃饭，连气都难得喘一口，那次真是累死了。丁队长始终跟我们一块儿干。我们工地的旁边是一条运河，很窄，是从天山下来的雪水，水流很急。中间还出过这么件事∶突然喊起来，说有一个小孩落水了。我们这里就有人扑通扑通往下跳，跳下一个，就给冲走一个，一共跳了七八个，全给冲走了。
后来据李强说，河水其实不及腰深，但太急，根本站不住，冲得直打滚。我们在岸上跟着跑，几十米开外，河床一下变宽了，水流也缓下来，小孩也好，李强他们也好，就被自然地泡在水里，没事了，李强身上有几块擦伤。事后，这几个英勇救人的都受到了嘉奖。我追悔不及地说，早知道淹不死，我也奔里跳啊。回到驻地后，是丁队长亲自掌勺给我们做的饭，还煮了一大锅姜汤。老丁说，今天可把这些娃娃累坏了。
老丁和我们的区队长陈英杰都是河南人。陈区队长大概二十五六岁，大眼睛，说话软绵绵的，很喜欢跟我聊党史军史。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学过一年，是见过世面的，有好几件事我就是听他头一次说的，比如，说阎锡山当年是模范省长，把山西治理得很好，他每次回老家，离村子还有一二里地，必下马步行，见到长辈，叔叔婶婶地就叫。解放战争徐向前打太原的时候，怎么打也打不下来，后来是阎老西儿看见大势已去，坐飞机跑了，晋军军心涣散，才打下来的。还说他们实习时去过胡耀邦和杨勇的浏阳老家，他还跟胡耀邦的哥哥、一个老农民聊过天，等等。
到了训练结束，公布分配名单那天，团长带着瞎参谋烂干事早早就来了。陈区队长告诉我，这下好了，我看了名单，你是分在乌鲁木齐总站的。我听了，暗暗高兴。中午会餐，吃完饭后，他急惶惶地在厕所里找到了我，说：坏了，这事让我给弄坏了！李强本来是分在山里的，我对张参谋说，他爹刚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最好照顾照顾，留在乌鲁木齐。张参谋说行。刚才我碰见他，问他换了没有，他说换了，问他换的谁，他说换了个姓顾的。我说糟糕啊，换哪个不行怎么偏偏换了姓顾的呢。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不能变了。区队长安慰我说，去就去吧，那儿也不错，将来我找机会把你调回来。就这么着，我跟着一车土豆，就进了山。
后来我有机会去乌鲁木齐，就到总站找李强他们玩儿。李强已经入党了，我说你行啊，他说，不瞒你说，我每天挑多少担水呀，把腰都压弯了。老苗、安子、老贫农、纯鸣、大李子、子瑜……全在总站。我们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
复员后，老贫农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工厂里当电工。他结婚的时候，请我们去喝喜酒。虽然远，但老贫农的婚礼哪能不去呀！我们几个人约在一起，骑了几十里地的自行车，送的是什么礼物我可就忘了，暖瓶被面一类的吧。到那儿一看，满街满院子都是警察，知道的这是个婚礼，不知道的还以为出了人命了呢。虽说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除了我以外，还都是中共党员，也知道这些警察今天是来喝酒的，不执行公务，但毕竟从没和这么多警察在一块儿混过，我们那天都规矩得要命，谁也不敢造次。
老贫农的父亲就是老老贫农喽，人非常厚道，头两年我们都在部队而我回北京出差时，曾经专门到派出所看望过他、帮他给老贫农捎过东西，所以他还认识我，对我格外亲热。他所里有个女警察，是位漂亮小姐，我去派出所时，正好她值班，听说我是所长公子的朋友，亲手给我掸过身上的雪。这天她自然来啦，也把我认出来了，跟我打招呼。老贫农问我∶怎么样？她还没主儿呢，让我爸给你介绍吧。我一羞涩，没接这个茬儿，真是后悔死了。
老贫农人家在当地是地头蛇，有道。新房是一排坐北朝南的瓦房，带一个大院子。虽然还象是北方的农舍，但占地相当广阔，而且是私房。十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据说，现在那一带在北京是很热的地皮，盖了好多花园别墅，其中不乏名人大腕儿。可以肯定的是，老贫农现在成了地主了。
3
下巴的故事
老苗的父亲是山西人，抗战的时候参加决死队。他爹有个老战友，解放后也做到局级干部，老苗说，当年打仗的时候，只要一听见枪响，这位老同志就趴在地下动不了窝儿了，屎尿拉一裤子，开始领导认为他是胆小鬼，后来时间一长，也没辙了，不是他不想英勇，那纯粹是生理反应，跟条件反射差不多。老苗还说，他爹刚当兵的时候，班长特孙子，打骂士兵等等，班里的人都恨他。有一次打鬼子，班长卧在前边，后面的人假装朝敌人放枪，对准班长的后脑勺，一枪就给他毙了。我们听了，都说，现在怎么不打仗啊，打的话，非朝咱们的二球班长脑袋上放黑枪不可。
国华不是我们班的，但跟我是中学同学。我们学校一共来了六个，两个在乌鲁木齐总站警卫排站岗，两个在乌拉柏打石头（据说因为都是男的，所以他们在山上都光着屁股打石头），在教导队的，就是我和国华。国华很老实，但当兵以后我才发现，别看他蔫儿不叽的不言不语，却是个爱好交际喜欢朋友的人。不知怎么搞的，他有个毛病，大笑起来一咧嘴，下巴就掉了，张着大嘴就闭不上了，得找会接骨推拿的人把脱了臼的骨头给上上。我们俩在学校都是打排球的，幸亏他不像我，打起球儿来瞎炸呼，否则的话不知道下巴要掉多少回呢。
在教导队，有一次丁队长训话，我们齐刷刷地排队坐在地上听，忘记老丁说了什么了，好像是说你们北京兵脏字儿太多，什么丫挺的、操等等，陕西兵更难听，张嘴就是球、毛、日……总之吧，把我们逗得哄堂大笑。事出突然，国华没留神，哈哈一笑，一下就把下巴笑掉了，嘴巴张得像个黑乎乎的山洞，赶紧用手给捂上了。笑过，丁队长继续训话，弟兄们立即保持严肃，可他的手捂在嘴上还是拿不下来。
讲完话，起立，整队，国华是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只手那么摆着特别显眼。丁队长连喊了三遍稍息立正、稍息立正，就是冲那只手去的。见不管用，丁队长一只真眼一只玻璃眼就双双盯住他，说“×国华，你搞什么搞！”国华游目四顾，真是有口难言哪。后来是由教导队的卫生员给他搞上的。卫生员是山东人，小个子，瘦壮瘦壮的，你无论去看什么病，他二话不说，把你按在床上，照屁股上就是一管儿针剂穿心莲。所以我们一般有病都愣挺着，轻易不敢找他治。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国华的下巴骨给弄合了槽的。
那时我们都要轮班站夜岗，拿着杆没子弹的枪，一人一个小时。国华站完了，正好是我换他的岗。国华跟我商量，说你们不是要治治你们的二球班长吗，今天晚上咱们就治治他怎么样？我说好啊。跟班里的其他弟兄也都打了招呼。好像是夜里两点钟，该我上岗了，国华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虽然是盛夏，白天摄氏三十多度，夜里站岗却得穿皮大衣，所谓“早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非虚言也。我裹上皮大衣，拿上枪，在外边站好了。国华回到他们寝室，先把被子铺好，脱了衣服，然后蹑手蹑脚走出来，轻轻打开我们寝室的门，班长不是正好睡在门边嘛，国华从地下捡起班长的一只臭鞋子，一下就扣在班长脸上了，他胆可真大，按着那只鞋子按了好一会，才撒腿往自己的寝室跑。
班长大叫一声，腾地坐起来，摸了半天才摸到灯绳打开灯，又是哇哇乱叫。我早有准备，端着枪冲进去，对着班长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厉声断喝道∶“不许动！你想干什么！”他还挺厉害，瞪着两眼睛问我∶“刚才是什么人？”我说∶“什么什么人？除了你瞎叫唤还有什么人！”这时候人全醒了，喝斥声四起。班长说∶“不知道是哪个怂人，把俄（我）地孩（鞋）子扣到俄练（脸）上……”还没说完，就被众人打断了。老贫农说，闭嘴，嚷什么嚷，还睡不睡觉了。纯鸣说，你做梦呢吧，深更半夜谁拿你的孩子啊。副班长说，别吵啦，关灯，睡觉，谁再吵把他拉出去，不客气。
把班长给气得呀，但是一点辙也没有，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一个人向着他。闹了一会儿，外班的人也给吵醒了，高声抗议。他只好气鼓鼓地躺下睡觉。
据说，重新熄灯以后，老苗越想越忍不住，拉起被头来一蒙，在被窝里就哏儿哏儿地笑开了，笑得床板嘎吱嘎吱响。
第二天国华告诉我，他撒腿跑回寝室以后，出溜儿一下就上了床，马上就打起呼噜来，打得那叫响啊，一辈子也没打过这么响的呼噜。
4
精致的生活
如果你看过新疆天池的风景照片，你就知道了，我在的那山里就跟照片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一池清水罢了。我们营区的水是一眼清泉，一年四季地流，非常冷，即使是夏天用它洗衣服，也会冻得两臂通红，但水质极好，甘甜，就可惜我那时侯的茶叶太次了，比杨树叶子强不了多少。现在我有的是好茶叶，可又找不着那么好的水了。就像《茶馆》里常四爷说的∶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仁儿，如今花生仁儿是有了，可牙又没了。也许这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的所谓人生吧。
我们分到山里的新兵有十来个，人还没到，档案和一些传说就已经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一个小白脸儿，叫小耿，满人，长得跟康熙差不多，尖下巴，细长眼睛，虽然穿同样的军装，但穿在人家身上就比我们来得干净利落。圆口老头儿布鞋，他嫌拉蹋，自己在中间钉了一个袢儿，还有按扣哪，别提有多扎眼了。
不知道在我的那份档案和传闻里都说了些什么，刚到的头十天，长官们都把满人小耿认做顾晓阳啦，说这姓顾的好骚情咧，鞋上还钉个带带，简直他妈的像个娘们儿。印象坏得不得了。后来认识了，长官吓一跳，说∶哦，你是顾晓阳啊？所以，本来已经内定了要把我发到伊犁劳动地去干力气活儿，好好“锻炼锻炼”的。现在发现搞错了，这姓顾的这么糙，简直就是工农兵了，甭再罚他了。于是，马上改派小耿去了。其实，小耿是真不想去，我是真想去。可是，这不就叫不如意的人生嘛。
书香也好，官宦也好，常言道，三代下来，才称得上“世家”呢。康熙他们家都三百多年了，一天比一天过得精致，过了十好几万个精致的日子。我们这种人在新社会才享了几天的福啊。所以，小耿就算拾一点儿前人的牙慧，也比我们精致得多啦。如果臭美爱干净在小耿身上算是一种毛病，那也得且他这辈儿开始，连着三代都当工农兵才改得掉。如果我要把臭美爱干净变成自己的优点，也得从我往下三代人都别混成工农兵才成。可惜的是那时候长官和我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年以后，小耿从伊犁回来了。脸黑了点儿，其他的没什么变化。他说，这一年过得太滋润了，一点也不累，像农民一样，散漫，而且吃的特别好。我听了，更后悔了。
夏天，经常有一群一群的野马从营区过，有时被我们遇上了，就把它们圈进空着的羊圈里，骑着玩儿。这时，小耿在伊犁学来的本事就露出来了。他本来走路是软绵绵的，可是一接近马，立刻变得身手敏捷，只见他飞身上马，上身往前一伏，两腿一夹马肚子，一声吆喝，那马一溜烟儿就跑没了影儿。什么叫雄姿啊？满人小耿在马上奔驰的样子就叫雄姿。
我呢，挑来挑去挑出一匹上了岁数的驽马，用铁丝挝了一个马嚼子给它勒上，马背上铺一条麻袋片儿（不然马背太脏了，又没有马鞍），在好朋友老胡的搀扶下，爬上马背。刚开始直不起腰来，还老有要往地下滚的感觉。后来好不容易把腰直起来了，又直得像根棍儿，一动不敢动。老胡在下边喊∶“踢呀！踢呀！用脚后跟磕马肚子！”我说∶“我一磕它不就该跑了吗？”“废话！不跑你骑它干什么！”我一想也是，就磕了一下——不动，又磕一下——还是不动，连磕三下，纹丝不动。这回我来劲了，连踢带磕带踹，一通乱忙乎，这驽马好不容易往前走了几步，我一停，它又站住了。真是什么人骑什么马！小耿说∶你这马也太柴了，要死的过儿了，你用它一辈子也学不会骑马。
老胡既不老，也不姓胡，不知为什么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了这么个外号。他矮个子，非常墩实，父亲是个性格温厚的木匠（后来我和他父亲也很熟），还“公派”到加拿大做过木匠活儿哪，您就知道他的手艺了。老胡过日子也比我精致，别的不说，他每天晚上都洗脸洗脚洗手巾板儿，这点我就做不到。不过他的做法有点特别，就是洗脸洗脚都用同一只脸盆，他的理论是∶手脸一天到晚暴露在外边，什么都拿，什么都碰，比脚脏多了，既然能洗脚，为什么不能洗脸？尽管我在很多方面都接受老胡的指导，但这个弯子却始终没转过来。
老胡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不胡闹。这些方面我跟他正相反。有半年时间我们俩都在炊事班当炊事员，睡同一张铺。有一次我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回到宿舍时，老胡已经睡着了。我发酒疯，上去就给他来了一通醉拳。把老胡给气得呀，愤起反抗，跟我恶战一场。那次他真急了，骑在我身上，把我的脖子都快掐断了气儿了，也不撒手。一直把我打得不省人事（也可能是我酒劲儿上来醉过去了）。老胡是烧火的，半夜要起来一回看火，那天他看完火，一想起刚才气又上来了，进了寝室，又着着实实抽了我二十多个大嘴巴，抽得我腮帮子都青了。可我酣睡如泥，硬是一点儿都不知道。
在炊事班，我从烧火做起，又调到白案儿揉馒头压面条，没多久就升成掌勺儿的厨子了。当了厨子，司务长经常把食品库房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去取东西。我就和老胡勾结起来，盗窃“军用物资”。经常是这样∶我进去取了东西，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一包红糖、一盒罐头、或者一块生肉，塞进口袋里，一出门，马上把它转给前来接应的老胡。一般在公共汽车和商店里行窃的“佛爷”们都是这么干的，“提货”的专管提货，货一提出来，立刻就转手，可能要转好几道手，等到事主发现钱包丢了，一喊，炸了，提货的那位佛爷根本不慌，搜吧，身上一点赃物也没有，“赃物”早在前好几站就下车溜了。
（我小时候在北京站西边大标语牌下换“纪念章”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这么一回。我拿的是一个“大头”，对方要用一个“井冈山”来换，他要先看看我的“大头”“磨”了没有，就从我手里拿过去细看。我也得看他的磨了没有，但他把“井冈山”别在胸前，后边又别了一跟别针，我才到他胸脯那么高，看起来非常费劲。等我看完了，找他要我的“大头”，他说给别人看了，问别人，别人又说给别人了，全都假装不认识。一来二去我那“大头”就没了，还被他踹了几脚，说我“装丫挺的”。）
有一次，司务长又把钥匙给了我，我一边往库房走，一边晃头晃脑给老胡使眼色，突然一转头，脑门儿正撞在库房的门框上，撞得我两眼金星迸射，要不是老胡及时扶住我，我非一头栽下去不可。吃点儿东西真不易呀！
我掌勺以后第一天炒菜，真是天助我也，已经好久没见过一点肉星了，那天恰巧就有那么一点肉星。司务长手把手地教给我，每次炒菜只能放一勺油，等他一走，我又往锅里多放了一勺。那天炒的是土豆片、屁丫子（维吾尔外来语，洋葱头）和肉星儿。我估计全仗着多日不见的肉星和偷偷多放的那一勺油，据说，菜刚一上桌，赞美之声轰地一下就起来了，包括连长在内，纷纷打听今天的菜是谁炒的？
我当时在厨房里什么都不知道啊，腰上系着一条围裙，随便到饭堂去走走，刚一出现在门口，只见全连一百多号人，包括二十几个漂亮的女兵，一起朝我鼓起掌来。我这份儿昏眩哪，就别提啦！一个糙人，一个被当成鞋上钉鞋袢儿不知道在北京过的是什么样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的公子哥儿，一辈子也没受过这么高的待遇呀！等我稍微冷静了一下以后，我就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样，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对着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了……
5
名人名言
老蒋是河北涿县人，念过重庆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在我们山里当技师。当时还没有恢复军衔，有的话，应该是中尉吧。他高大肥胖，小眼睛，说话大喘气。别瞧他这样儿，他可是最讨厌部队里发的绿军裤，嫌肥，嫌裆大，每发一条新的，他都得给裁开，往里免起两寸来，再用缝纫机重新砸上。这样，肥裤腿就成了瘦裤腿，脚上再蹬一双三接头黑皮鞋，上边是虎背熊腰，下边一下子就细溜儿了，中间没有过度，看上去像一位中国种儿的西班牙斗牛士。这也就是他老蒋吧，换了别人，早让连长给关禁闭了。
他的名言∶要讲吃，还得属涿良房！
那天是我们大家出公差，在饭堂里包包子。此言一出，大伙儿半天没敢吭声，谁知道这涿良房是什么鬼地方啊！我跟他熟，斗胆问了一声。他说∶“这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啊？就是涿县、良乡、房山啊！全国哪儿的菜也比不了涿、良、房！”
嘿，这可是头一回听说。长学问！
老蒋说∶“你们他妈笑什么呀，这只能说明你们太土了，连我们涿州都不知道。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刚出北京，远远地就看见前方有一座城池，雄踞于途。乾隆爷就问了∶那是什么去处？刘罗锅儿说∶那是涿州。乾隆爷当即提笔题了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州。知道吗？”
更不知道了。
老蒋对他的家乡有浓烈的感情，崇拜的人物是文革后被抓起来的县委书记。据他说，这位书记在文革以前是县里的一个警察，文革当中造反，成了某一派的领袖，夺权当了县委书记。在他的鼎盛时期，任何时候腰上都别着把手枪，打县城街面上一过，四方震动。糟蹋的妇女多了去了。据说王洪文还准备把他弄进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所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到“天下第一州”，他立刻武装起人马，要到北京去把王洪文劫出来。老蒋一提起这个人，浑身肃然，简直像是他们涿州的民族英雄。
在我们山里，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日子是夏天，不仅因为雪化了，天气好，还因为每人能分到十几只蜜甜的大西瓜。瓜是从南疆拉来的，人人都有份，堆在床下慢慢吃。但干部比士兵分得要多。我们对此有不满，不敢对别的长官表示，就跟老蒋起哄。其中有一个叫刘文白的，是北京通县的农民，老蒋最瞧不上他，偏偏他嚷得最凶∶“蒋技师，到你那儿吃瓜去呀！你留着那么多干嘛呀？下崽儿啊？”
把老蒋说恼了，切开两只瓜，用勺把瓤子挖出来，装在一个盆里，再拌上一斤白糖，对刘文白说∶“吃！你他妈今天不把它吃完了，老子不让你出门！”刘文白刚开始还吃得美不滋儿的，吃了不到一半，就顶不住了。站起来假装看墙上的中国地图，好将满肚皮瓜瓤子墩墩实，再空出点地方来。“嗳，蒋技师，涿县是在这儿吗？”老蒋一巴掌就把他按了下去，“你给我坐这儿，吃！你管我们家在哪儿呢，现在倒想学文化了！”我们在旁边再一哄，刘文白这顿西瓜吃得啊！
第二天一早，我一见刘文白吓了一跳，只见他鼻梁子上当当正正，用两条橡皮膏交叉十字贴了一块白纱布。问怎么了？他只回答说“操他妈的老蒋！”王卫兵跟他是一个寝室的，笑了半天才讲清楚来龙去脉。原来昨天刘文白的西瓜吃得实在太多了，夜里一趟一趟地起来解手，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忘了开门，一头就撞在门板上，用王卫兵的话说，“撞得是七窍流血啊！”
老蒋还有一句名言∶我怎么较（觉）着这个社会有点儿黑暗哪！
老蒋刚来山里的时候，雄心勃勃，是不满足于只当个“技术干部”的，想在“政治上”发展发展。他管过一段出操、政治学习之类的事，经常给我们训话。连里的干部他都看不上眼，可是搞来搞去，还是搞不过人家，不知怎么就被搞出局了，颓唐得要命。我和他就是在这时候成了好朋友。不知为什么，我和我的领导、上级的关系历来都是这样，在人家正盛的时候，我怎么都搭挂不上，一旦他落魄了、过气了，都跟我挺好的。
有一天我正在机房值夜班，老蒋进来了，假装巡视，在我旁边一坐，命令说：“你给我发报听听！”我是报务员，领导偶尔会抽查我们的业务水平。我嘀嘀嗒嗒地发了一通，老蒋戴着耳机严肃抄写。等我发完了，他把抄报纸往我面前一放，走了。我一看，那上面只写了四个汉字∶“饺子的有”。真是天上掉馅儿饼啊！我找个借口就溜出来。
老蒋的卧室兼工作间就在机房的旁边，只见他坐在灯下桌前，一只从伙房偷来的大铝盆里装着热腾腾的饺子，旁边戳着一瓶伊犁大曲。才抿了一口酒，老蒋就长叹一声，道∶“我怎么较着这个社会有点儿黑暗哪！”我一拍桌子，喝道∶“反动！”
那天老蒋显得十分落寞，烧酒下肚，打开话匣子，畅谈他后半生的人生理想。他说他不想在部队混了，没劲，尤其我们这个团，军区的干部子弟太多，便宜都让他们占了，像他这样的农家小子分不到半杯羹。而像我们连里那些没靠山的干部，屁本事没有，就会溜沟舔眼子，他也玩儿不过他们。所以不如转业回老家，当个老百姓。他说他后半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县城里当个有名的厨子。（涿！良！房！）
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不听不要紧，一听，连我都要申请当厨子了。他说，首先，厨子一辈子不愁吃喝，能落一肚子好下水。人活一世，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一辈子有吃有喝、而且还是好吃好喝，那就是莫大的福分了，夫复何求？其次，你可不知道一个名厨在我们县里是何等的风光！谁家都有个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干什么不得摆几桌席啊？所以上到县长、下至贩夫走卒，有求于厨子的地方多啦。一个有名的厨子，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神通广大，干什么都方便。
我知道这是老蒋一时的愤世疾俗之语，不能当真。他本也是个志向远大的，眼光甚高，没几个人能让他瞧得上，用流行的话来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只不过一时蹭蹬，不得施展罢了。我当兵三年，不也是郁郁寡欢，老有点儿“拽尾泥途”的感觉？只不过我背后有个北京，“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回了北京又是一条好汉，底气就显得比他足。像他这样的人，路径不多，没有退处，所以走一步就得是一步，步步都要精打细算。人是不只要求吃喝，也还要求发展的，老蒋一路走下来，所付出的辛苦超过我不止十倍，得到的却可能不如我多。跟他相比，我受的那点儿罪还有什么值得吱哇乱叫唤的呀？这样一想，我对老蒋不由得肃然起敬。
不久我复员回到北京，上了大学。一个机会凑巧，老蒋时来运转，居然调到北京工作了。我骑了一个小时的车，到北苑去看他。他依然牢骚满腹，但气色不同，嗓门儿也大了。他这么说∶“如果他们能把空气控制起来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规定，每个人每天只能呼吸多少空气。”我说∶“高！你这个主意高！那样的话咱们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啦。比如计划生育吧，再也不用强制结扎了，只要不给俩口子足够的空气配额就行了，脑子里刚一生邪念，呼吸急促，气儿就不够用了，根本干不了别的。如果轮到你这对夫妻该生一个了，就得先去计生委申请一个生孩子所需的空气配额……”他说∶“那倒爷们就不倒外贸出口配额了，就该倒空气配额了，能赚大钱。”我说∶“国务院计生委从一个清水衙门，立刻变成最有油水的，主任得由国务院总理兼……”我们俩一直把这个故事演绎下去，都快成了一部科幻小说了。
他还说∶“那么我们说，有了法律，就有空子可钻了，没法才没空子呢。主席在的时候，有什么法？主席的话就是法，一点儿空子也没有。”
问到他对北京的印象，他说∶“评论北京人就仨字儿——吃、喝、混！”
我真佩服老蒋目光之犀利，下字之准确，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6
春风袅袅荡天山
我们的驻地，是天山深处的一个军事禁区，一共只有一百多人。每个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去之前，要在乌鲁木齐拍六张照片∶带左耳朵的一张，带右耳朵的一张，两只耳朵全有的又是一张，正面一张，反面——反面倒是没照，因为照了也不容易辨认。总之吧，比办美国绿卡要的照片都多。
进去了，很少有机会出来，除非是出公差或者生大病（小病在山里就医了）。除此以外，你要想请假去趟乌鲁木齐，那就非编出重大的理由来不可，而且去过一次，半年之内就不要想再请假了——肯定不批。问题是，我们这山里可是纯纯粹粹的荒山野岭啊！不但没有商店、饭馆、剧场、电影院，就连农村里最原始的集市和野茶馆也没有。
在这一百多号人里，有二十几个是女兵，大部分在电话站当总机接线员，也有一少部分在我们收信台。
总机接线员人人都有一绝，就是耳功好。所谓“耳功”，是指分辨声音的能力，只要听过一次这个人的声音，就能过耳不忘，以后这个人再打电话，立刻听得出来他（她）是谁。我刚到山里的时候，不知道她们有这路功夫，拿起话筒，刚说了一句“要乌鲁木齐警卫排”，总机马上就说“你是顾晓阳吧”，搞得我兴奋莫名，还以为是谁对我怎么样呢。
当时正好闲着，我就顺着这话和对方聊起来，聊得那叫上瘾哪，连乌鲁木齐警卫排的电话也不要了。后来这种聊天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事就聊。但我渐渐发现这种谈话方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我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她知道我是谁，我可不知道她是谁，谈话对手变了不知多少个，我还是只闻其声，不知其人。
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聊了半个多小时，正好到了午饭时间，我放下话筒，撒腿就往饭堂跑，站在门口，等她们来用饭，想知道刚才和我热烈交谈的那个人是谁。不一会儿，五个值班女兵从山洞里鱼贯而出，来到饭堂。从我前面经过时，个个都低着头，没有一个有一点点多余的表情，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似的。
真是活见鬼！说不定这五人个个都跟我作过倾心长谈，她们探得了有关我的好多事情，基本上掌握了我的特点，聪明一点的，也许还能挖到我内心的一些隐密。可是我呢？抓到的仅仅是一些飘忽不定的声音！
当然不只是我，全连的男兵都是打电话的狂热症患者，因为这是我们山居生活的一部分嘛！而且也几乎是男女交流的唯一方式。山里气候异常，冬季和夏季的衔接非常紧密，春风只是那么一荡，就消失无踪了。而那些飘忽不定的美妙声音，无论在酷暑在严冬，拿起话筒就可以把它抓在手中。
总机房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接线员是不准窃听用户通话的，如果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必须监听一下的话，最长不能超过三秒（不然，军区首长的谈话岂不全被她们听了去？）。可是，我们山里的女接线员们，也许是由于寂寞吧，对我们这些“自己人”的电话，向来照听不误。有经验的通话者，能在受话器里听到轻轻地咔嗒一响，然后通话对方的声音会略微变小了一点，这就说明接线员偷偷将塞子（插头）插到自己这条线上来了，脾气暴躁的，会叫一声“嘿，你给我出去！”喜欢开玩笑的，会等上那么一会儿，然后说∶“妹子，还莫挺（听）够啊？俄（我）可要说粗话咧！”言罢，又是轻轻咔嗒一响，她就乖乖地退出去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利用工作之便，给北京挂了个长途，跟我姐姐通了一次话，说的都是家常，其中只有一句，她说∶“今天XXX广场上花圈都堆满了。”这句话正好被外号叫“他七姑”的接线员窃听了去，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和他七姑以前在电话里聊没聊过，我不能确定，但我俩从未面对面打过交道、说过话，这是肯定的，就是说，我和她根本就不能算认识。而且过了没几天，她就复员回山东了。
又过了不久，我也因公到了北京。
想不到的是，这以后，我和他七姑却还有一小段缘份未了。
事情是这样的∶他七姑回到山东后，在一家工厂工作。不久“四五事件”被镇压，全国都在追查“政治谣言”、抓捕拥护邓小平的人。不知他七姑在工厂里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被人揭发了，把她抓了起来。也不知道对她是怎样审讯逼供的，总之她一着急，居然把我给供了出来，说政治谣言是在部队时听我说的。
工厂立刻给部队发函。部队一看，问题严重，就派了政治处副主任和两个干事，到山里来调查。当时我还在北京，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说是来“蹲点”的，一个一个找连队里的人谈话，把我在山里的情况查了个底儿掉。所幸的是，调查还没结束，就“粉碎四人帮”，给“反革命分子”平反了。副主任带着人悄悄地撤了回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是回到部队后才听说这件事的，当时大呼遗憾，心想要是早点儿把我抓起来，如今岂不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
俗话说“隔墙有耳”，真是铁打的真理。你一个大意嘴巴启开条缝儿，把声音喷射到了宇宙中去，总会有人接收得到的。是祸是福，就看造化了。
我在山里拢共呆了实际只有一年，按说不算长，它给我留下了那么深长的心理阴影，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十几年后，在我住在美国的头几年里，经常会作一些相似的恶梦：我又回到了山里，路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开阔得多，但营区最高峰上的积雪（夏季是翡翠一样的冰块）还历历如昨。在营区遇到了我们连长，他的口头禅是“吃挂面不放盐——咱们有盐（言）在先”，在梦里，连长一见我，就要把我留下不让走。把我急得呀！连说“我是来看看的！我已经复员了，我不能留住这儿！”吓得浑身走凉气，不知如何是好，回回在惊恐中挣扎醒来，醒来愣一下神儿，才明白我是在美国。
我认识一位“右派”叔叔，近年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当初打成右派发配农场改造时，尽管家人离散政治上高压像牛马一样干活，但内心什么也不怕，坚信自己没有错，当时年轻，也累不垮。可是到了八十多岁的现在，健康幸福安度晚年之际，他却作起劳改农场的恶梦来，梦里怕得要命，一吓就给吓醒。
我在山里的生活与右派叔叔的劳动改造无法相提并论，但也不是没有共通之点。当自由成为常态稳定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后，回味过往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会感到分外可怕。对自己怎么能熬过那样的生活，非常不可思议。这就像，常年穿不合脚的鞋，时间久了也会习惯，可一旦体会到穿合适的鞋有多舒服，便再也难以回到过去了。缠小脚的妇人体会不到放开脚的滋味，可对于从未缠过脚的，想也不敢想。
所幸的是，这些年来，我已经不做那样的梦了。
我希望永远不再做那样的恶梦。
顾晓阳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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