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丨我和刘晓庆：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上游新闻新三届 2018-07-17

以1970年代文艺兵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芳华》热映。当年现实生活中的文艺兵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上游新闻”采访了前四川省军区重庆警备区宣传队的两位男女文艺兵——贺新春、刘嘉良，用两期专栏打望重庆文艺兵的如烟往事。

重庆文艺兵往事（上）

我和刘晓庆：

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1974年贺新春（左3）和刘晓庆（右3）在成都

优越感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当时当兵是很牛的，换上军装，走在街上都不一样。”市委党校退休教员、前重庆警备区宣传队乐手刘嘉良，引用当时流行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两句唱词，谈到当时当兵的优越感。

优越感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干部子女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说不出来。但他走路、说话，他们父母来看他们，给他们带来的东西，比如奶粉呀这些，优越感就显出来了。但总的说来不明显，只是有时候显露在无形之中。宣传队有老红军和老八路的子弟，大家当时都年轻，有时有点小矛盾什么的，难免，但是整人不敢，没有《芳华》里面那种欺辱人的事。”

渝中区文化局退休干部贺新春，是队上的舞蹈演员，老八路的女儿，家里有两个大姐姐。“按当时的说法，我身上很多‘骄娇’二气，要‘斗私批修’。确实有一些表现很气人：有一次我们宣传队下到长寿湖去演出，地方上很热情，请我们去一个小岛上吃鱼，环境也好，鱼也好，但我就是不吃，队上还有几个女孩也不想吃。我家里是北方人，吃鱼比较少。现在看来，当时我就是个傻瓜。”

关于吃的，刘嘉良另有糗事。“有一次我们到望江炮兵连去慰问演出，战士们也是热情得很，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每人面前端上来一盘肥肉。队长说：吃得下去要吃，吃不下去的，更要吃，不能伤了战士们的感情，反正必须吃完！我完全是硬吞进去的，从此看到肥肉就伤人。”

真家伙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文艺兵就是涂脂抹粉、吹拉弹唱跳。但贺新春、刘嘉良他们这帮文艺兵首先是真正的兵，然后才是文艺兵。刘嘉良说：“我们宣传队可以说是季节性的，平时女兵的编制在部队机关，男兵的编制都在作战部队。隔一段时间有任务了，比如八一节、春节，或其他情况，就集中排练节目，再演出。演出任务完成，宣传队就解散，大家各自回连队。我当兵六年，差不多一半在连队，一半在宣传队。”

贺新春说：“我们女兵一般都分到医院当护士，还有在机关打字室当打字员，总机当接线员。我是下到特务连电话班守总机，各科室的分机电话都是两位数的号码，我们要背下来。绿灯亮了，就给要通话的人接上，红灯亮了，通话结束，这个不难。最喜剧的是最先下连队，半夜军号响，紧急集合，有的战友事先搞到情报，晓得半夜要集合，就穿着衣服睡觉，被子也不打散，我们不知道的就傻了，根本来不及，披头散发的，我又最爱哭。”

这不算什么，最狠是还是拉练。“后来紧急集合这些能对付了，但出去拉练一个半月，那才要命。背枪、背包走区县，长寿、巴县这些地方，全部走路。有一个战友得了阑尾炎，可以坐车，我羡慕惨了，心想我怎么不得阑尾炎嘛？又只有哭。我的娇气，还没有摆脱。”

刘嘉良他们男兵那边，情况要好些。“拉练是很苦，步行到长寿，要翻两座大山，我们队有一个收容车，但是大家都不上车，我们在路上还要打快板鼓励大家。在连队很苦，站岗放哨、作息时间、训练任务，卡得很死，宣传队比较自由，但大家都是真正的兵，苦一点，也没什么。”

宣传队季节性解散后，乐队的乐手下到连队，乐器都是随身带，乐器、武器，样样精通。“乐器带回去，有时候拉一下，还在连队搞个演唱小组什么的。我是重机枪手，机枪分轻机枪和重机枪，轻机枪就是班用机枪，还有排用机枪、连用机枪。我主要打的53式营用机枪，就是重机枪了，有护板的那种。枪管、护板、子弹、枪身、脚架，一大堆，很重，但我们几十秒钟就可以装好。宣传队下连队演出时，枪都用的真家伙，不是道具枪，七斤多重的枪，舞动时哗啦啦响成一片。”

1973年，重庆警备区宣传队女兵

刘晓庆

1974年，在成都军区的文艺汇演上，贺新春跟同是文艺兵的《芳华》编剧严歌苓同台演出过，但不认识并无交集，她跟刘晓庆有一段交往。“严歌苓当时是成都军区后勤部文工团的，刘晓庆是达县军分区宣传队的，我是重庆警备区宣传队的。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文艺汇演，军区各地去了六个队，1974年初，我们宣传队派我去成都呆了半年。”

省军区文工团阵容豪华，人很多。“当时流行唱《红灯记》，文工团就把一个地方京剧团的全部班底挖起来参军。最先可以演出整台整台的样板戏，我去的时候，只演片段了，还从川音招来了很多乐器和唱歌的人才。”

刘晓庆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中心人物。“刘晓庆聪明，跳舞弹琴，很有才气，但性格倔得很。我们演小歌剧，女主角分A角B角，她是跳A角的，就对跳B角的小妹说：凡是有大领导出席的演出，我上；没有的，就你上。B角是来自南充军分区的一个小妹，刘晓庆比我们大五六岁，她说这些，就像一个大姐姐在家里安排小妹。她能主事，个子高，有1米65的样子，跟我家大姐同年，我家大姐是机关作风，老老实实的；刘晓庆性格张扬，什么都会，脑子灵光得很。见得场面，待人接物很大方，如果有首长来了，我们这些小妹儿就躲后面，她是主动上去大大方方的。”

所谓汇演，就是各路人马汇集军区，排练一台节目，最后演一场，然后评奖、散伙。“刘晓庆她们那个小歌剧，她演主角，是领唱；本来我是另外一个舞蹈的领舞，但那个节目没有获奖，上面就要我加入刘晓庆她们那个节目，站在刘晓庆后面的合唱队里唱伴唱。我性子倔，平时我不想演的，就不演。这次我又闹情绪，不想去，领导就给我谈心，最后我还是演了，还获了奖，是我和刘晓庆上台去领的奖。”

汇演一结束，大家又在成都呆了一个多月。“1974年，省级军区不能成立文工团，只有成都军区这种大军区才可以。最后大家分散的时候也没有难舍难分的感觉，因为军人就是这样。但刘晓庆没有走。战旗话剧团把她留下来了。”

贺新春再次看到刘晓庆，是两年以后。1976年，刘晓庆在八一厂的彩色片《南海长城》中演甜女，跟大名鼎鼎的王心刚配戏。“当时我已退伍到地方上，在黄花园新华眼镜厂搞检验。跟厂里面工友去和平电影院，一下子就看见刘晓庆出现在大银幕上，我就说这是我们的战友，现在她是电影明星啦，我还是工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了。感觉她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虽然化了妆，但还是很本色。她对人热情，说话还拍你的肩膀，说一口重庆话，带一点成都口音，重庆口音要重一点。是一个理论水平成熟的大姐姐形象，什么事情你不懂，她跟你讲，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最后她能成功，有她的道理。”

文艺女兵刘晓庆

在部队上老是爱哭的娇气小女兵贺新春，也成长了。“退伍后在工厂搬铁坨坨，很重，我搬起就走。书记看见了，还表扬我：你看人家是老干部家庭出来的，家庭条件好，从小都有保姆，但照样很吃得苦。我听了，很感慨：原来我在部队老是受批评，到地方上，还成了榜样，一点都不娇气了，这才感觉部队确实锻炼了我。”

现在刘嘉良居住的重庆市委党校校园，就是当年重庆警备区大院，他们宣传队就在这里。“当年，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我上班的单位，就是当年我们宣传队的营房。现在队上的战友们聚会，都回到这里，大家操家伙来了一个合奏，时光倒流。这里现在就是我的家，好像我自己一直在守着我们当年的芳华。”

重庆文艺兵往事（下）

男女兵寝室串门？不可能的

1971年，重庆警备区宣传队全家福

文艺兵

老照片上，市委党校退休教员刘嘉良当年抱着造型朴素的民族乐器——芦笙，低调地坐在小乐队大提琴手和小提琴手后面；而渝中区文化局退休干部贺新春，则英姿飒爽地摆着当年流行的女兵造型。

刘嘉良在解放碑下面长大，父亲是地下党，1949年后任渝中区邮局局长。他对当时文艺兵的来源，有点研究。“我们初中就搞宣传队，唱样板戏。同学们都在学乐器、学唱歌跳舞。我最先是吹笛子，当时民乐比较普及。后来在长江文具店买了一个芦笙，就学吹芦笙。当时只要有部队来招兵，大家都互相传消息。也有部队到学校去选人的，我是抱起乐器自己去闯的。最先我是警备区下面一个团的宣传队招进去的，后来才升到重庆警备区宣传队。当时只有大军区才有专业文工团，如成都军区的战旗文工团，省军区的只能叫宣传队。我们的编制都在战斗部队的机关或连队，是真正的兵，然后才是文艺兵。”

贺新春最先并没去考文艺兵，她考的重庆歌舞团。“那是1970年代重庆歌舞团招的第一批学员，当时的团长是邢子汶。在八一路歌舞团的考场，我们跳了几下，掰了几下腿，试了试软度，我跳的‘北风吹' ，当时我们跳的土芭蕾，就是没有舞鞋，力量运在前脚掌，做一下那个垫脚的意思。当时可能去了100个左右的妹儿，只录取了3个。后来我们3个又走了2个，只剩下一个王亚非，后来是重庆杂技团团长，有名的杂技艺术家。”

在歌舞团没待多久，重庆警备区宣传队招人了。她父母都是从山西打过来的老八路，父亲是冶金局的副局长，“家里要我当兵，我就去考。是1970年12月，考官是部队一个男的宣传干事，我又跳的‘北风吹‘ ，当时我是‘北风吹'打天下。我跳得不错，但是政审还是很紧张。还好，政审没事。爸爸当时不能回家，我参军了，他还是回家来和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妈妈和爸爸都是部队下来的，也没什么多的话，只说：到了部队，要好好干！”

宣传队

宣传队旧址在现在歇台子重庆市委党校内，1970年代那里是重庆警备区大院。刘嘉良说：“宣传队有30多人，分为男兵班、女兵班和乐队班。男兵女兵班都是唱歌跳舞的，乐队全是男的，但我们有个手风琴手，又分在女兵班。本来手风琴不是乐队配置，但在那个年代，手风琴音量大，下部队演出，携带方便，就划在乐队了。我当时17岁，最小的14岁，队长宗兆富三十七八岁，他原来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后来当过成都警备区政委；乐队指挥是副队长范绍康，也比我们大，参加过西藏平叛，原来是团卫生队的。”

他们一进宣传队，队上就宣布了“五不准”：“男女之间不准单独谈心，不准互相串寝室，不许单独上街等等，都是十七八岁，青春萌动，不得不防。所以电影《芳华》中男兵女兵还可以互相串寝室，我们战友看了，都说当时不可能这样，男兵女兵寝室是隔得很近，但你不可能去，也不敢去。”

1974年，贺新春换装照

臭鞋子

贺新春从小家住五一路育婴堂三楼一底的老房子，有长长的回廊，是她小时候跳舞蹈和展示新衣服的T台。“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家里只有弟弟吹笛子，其他人就没有什么文艺细胞了，但我读巴蜀幼儿园时就喜欢跳舞，在巴蜀小学跳得更多。妈妈从小爱打扮我，照着《苏联画报》上那些图片做衣服，很漂亮，但姐姐们不穿，还说太妖精，只有我穿了。我还有一条俄式灯笼裤，又有点像裙子，当时好洋气哟！”

1971年，贺新春参军穿上军装后，就跑去相馆照了生平第一张军装相。“我记得是在现在日月光那个地方，有一个相馆，我照了一张，当时那种军装不分男女，风纪扣扣到颈子。相馆的人觉得照得好，就对我说要留相，就是放大一张在相馆橱窗里面展出。当时大家都觉得军装好看，是因为军装神气。但军装又不分男女，只分大号小号，大裤脚，大腰身，女兵不准自己改。我们的衬衣是土白布，上面有点疙瘩那种，越洗越白，练功的时候，就扎在军裤里面穿。”

1974年下半年，全军换装，男女分装。“女兵的军帽换成了无檐帽，还有半截裙。女兵原来跟男兵一样，都是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现在领子翻开了，还是西装的小尖领，很漂亮，配上军裙，走在街上，回头率很高。我又穿起，趁周末回家的机会，去留真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回照得更好，相馆的人对我说，要留相，又放大在橱窗里面展出了。”

换装之后，领口小开，就足以让巧手妈妈手痒了。“妈妈给我做了一件姜黄色衬衫，是的确良的，当时很时髦的面料，小尖翻领，还有一颗漂亮的有机玻璃扣子。我就穿在军装里面，把领子露出来，当时这叫做只要点点小漂亮，但还是遭批评了，我穿了一次就脱下来压箱底了。”

到现在刘嘉良都还记得。“当时男兵女兵的衬衣上，很多都打着自己缝的补丁，在当时，这是很主流的勤俭节约好作风。后来队上给我们每人打了一套涤卡演出服装，但平时不穿。我们津贴每个月七块钱，男兵抽点烟什么的，够用。”

贺新春说：“女兵买点毛巾，友谊雪花膏、百雀羚，也够用。当时我们演出，上妆用的是那种很重的油彩，颗粒很粗，当时年轻，脸皮也经得搓。卸妆最先是用凡士林，后来不知谁发现用菜油更好，对脸皮没有刺激作用，大家都用菜油，再用香皂洗。”

文艺兵，也费鞋，特别是跳舞的。贺新春说：“我们服装，跟全军战士一样，我们的鞋子，也没有一点特殊，也跟大家一样。只是练功时发过方口北京布鞋，是灯芯绒的；还有粗线白袜子，后来才自己可以买尼龙白袜子来穿。平时训练跳舞，全部都是战士穿那种橡胶帆布解放鞋。青春期，汗多，跳了一天下来，前面一圈白花花的汗碱，臭惨了。”

原载“上游新闻”微信公号，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芳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