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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丨马小冈:一个北京知青的从军之路

2018-01-05 马小冈 新三届


作者简介


作者在法国巴黎荣军院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辑,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原题

从广阔天地到天涯海角

一个知青的从军之路



1975年夏日的一天,我随着一队海军退伍老兵从海口秀英码头踏上水警区辅助船大队的一艘登陆艇。在码头欢送人群的道别声和革命歌曲的高歌声中,登陆艇收锚关舱,隆隆启航。我坐在大舱盖上,回望着曾经生活战斗过6年的海南岛和琼州海峡,我内心涌上的那股依依之情至今仍然印在脑海里。


(一)


与那些战友相比,我的军旅生涯有些曲折。


当时以“知青”之身参军入伍者,似乎不是很多。作为北航附中“老三届知青”(67届高二),本人1968年冬先到山西夏县中条山区投奔老同学,数月后因生产队长拒收,遂转赴山东东平县小坝村我的老家插队栖身。挨过一个冬春,深感离群索居孤独苍凉,又离开老家去寻插队同学,其时心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一般,凄惶无限。


顺便说一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有些人留城进厂当了“领导阶级”的一员(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有人直接当兵去了。他们万幸中也有缺憾,躲过了插队,却少了一段“广阔天地”的磨练。那时的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求生是人的本能,无可非议什么,只是他们不算“知青”而已。


1969年开春,我父亲所属机构“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被整体裁撤。院长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命令该研究院所有干部上山下乡,工资停发,家眷随迁,带头做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此一正部级机构整建制清户、绝薪、遣散所有干部和家属,强迫变为农民身份,此乃文革孤例)。我母亲也因此被迫放弃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教研室主任之职,连同我73岁的爷爷、奶奶全家老少7口赴河北宁河县斗沽村落户务农。


记得出京前,父亲等几个 “黑帮走资派”随该院一群“新农民”由驻院的北京重型机械厂“工宣队员”押解到天安门金水桥仰头宣誓,那一日天阴小雨。我躲在硕大门洞内无言相望,心中一片悲凉。


到河北宁河插队落户,全家人只有爷爷和奶奶心境稍微平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贫农。记得从五道口派出所迁出北京户口时,我看着眼前熟悉的城市与人群,禁不住一声叹息。与今天京城的清户行动不同的是,那时的人们只能认命,没有一丝的抗拒声。


(二)


在宁河务农,我家属于外来户,不可能融入当地的族群社会,那时只有当兵才是唯一出路。但我父母都是文化人,与军界素无交集,想当兵只能靠自己。好在我父亲已经是“新农民”,其“黑帮走资派”帽子已属无人顾及的状态。1969年冬,陆军和海军到河北宁河县招兵。为明志向,我用玻璃划破手指写下了“我要当兵”的血书递交我所在的园林队,队长一阵惊愕与感动,于是第一关我算顺利通过了。我的心头初现晴天,对于参军体检我是有信心的,因为在中学时我的体格强健。


在宁河县医院招兵体检时,我从千人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最终以“潜”字合格列入海军招兵名单。医生说,体检标准分为几等,海军高于陆军,而海军“潜”字为最高招兵标准,全县仅有3人进“潜”,3人中我的年龄最大(21岁)但文化程度最高。可何为“潜”?医生不讲。当时我猜想:可能是潜艇兵,后来我才知道,“潜”为潜水员。然而最终我被招为水兵,并没有成为潜水员。没有人告诉我原因,或许是“政审”这一关有“瑕疵”,毕竟父亲曾经戴过“黑帮走资派”的高帽子。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全家人为之欣然,唯有奶奶泪流满面,她老人家喃喃哽咽道:“也不知道还能看见你回来不……。”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全家人顿时默然无语。4年后,未及我回家探亲,奶奶已经溘然逝去了。


1969年12月某日,三百余名陆军和海军新兵在河北宁河县火车站集合,我们这些海军新兵身穿“海军灰”,旁边的陆军新兵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而在海军新兵队列中,非舰艇部队的新兵穿着灰色棉衣,水兵则在灰色军装内套穿陆军棉衣,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带兵干部说,地方武装部没有水兵冬装,先拿旧版陆军棉衣顶替,到部队后再换发呢子冬装。那时陆军和普通海军服役期3年,水兵服役期4年,呵呵,兵分三等哟!


我们在闷罐子车里席地坐了3天3夜,只知道火车一路向南,中途在一些不知名的兵站短暂停留,没人告诉我们到何地服役。那时不像今天征兵这般周全,不仅乘坐客车车厢,而且事先就知道到哪里当兵。


直到湛江麻斜港,登上一艘扫雷舰(舷号398,隶属海口水警区扫雷舰3大队),我们才知道要去海南岛。


(三)


到达海口后,我们被告知自己所在部队为南海舰队海口水警区(正师级,归榆林基地建制。1985年11月海口水警区番号撤消 )。我们算1970年的兵(按照现在接到入伍通知书起算法,我们算1969年的兵)。


在文昌县翁田镇的新兵团集训时,我被指定为新兵4连(河北兵)的一班长。后来在结业会操评比中,我班获得全团第一名。连长特别高兴,为此大大地把我夸奖了一番。


但没想到的是,结业分配我并没上舰艇,而是被分配到水警区的俱乐部当了一名广播员!该俱乐部隶属于政治部文化科,设广播室、电影队、阅览室,主要工作为机关干部服务。也许有人认为当机关兵求之不得,远比一线部队舒适,但我一百个不高兴。我们班的新兵都上了舰艇,唯独让我一个人当了“旱鸭子”,就是因为我讲北京话?


我从当广播员第一天起就闹情绪,尤其对隔三差五的机关集会让我这个广播员领呼革命口号极为反感(时值1970年文革闹的正酣),俱乐部主任多次对我训诫谈话,但我始终消极抵抗。终于有一天我的抵抗有了结果:主任通知我,收拾行装准备到护卫艇44大队报到,我的水兵生活就此开始了。


(四)


护卫艇44大队(正团级)的驻地在海口秀英港,是海口水警区的“台柱子”,属于水面舰艇一线作战部队,所辖十余艘护卫艇常年保持二级戒备状态。其时正值抗美援越战争打得最为激烈时期,海南岛实为援助北越的大后方。


44大队所有护卫艇均为62型高速护卫艇(也称为高速炮艇),排水量130吨,航速30节,装备双37和双25火炮各两具,艇员36人,是一款优秀的轻型近海作战舰艇,也是当时中国海军装备数量最多的舰艇。我所在的548艇是当时中国海军里个头最大的62型高速护卫艇,因此每次出海执行任务,548艇常为指挥艇。


马小冈1970年在548艇 


62型高速护卫艇在中国海军史上战功赫赫。但与今天南海舰队数千吨的驱逐舰、护卫舰相比,62型护卫艇小得可怜,正因如此,我们当兵时那种艰苦生活不是今天的水兵所能够感受得到的。62型高速护卫艇抗风浪性远低于驱逐舰、护卫舰不提,仅其舱内生活条件来说,该护卫艇通风机效果不佳,夜晚停机(为了节油)后只能靠舷窗通风。海南气候酷热潮湿,舱内气温经常40余度,因此每晚睡觉都是一场折磨人的事情。一夜下来,铺位往往被汗水浸成人影一般。海南岛的水兵们得皮肤病极为普遍,长年累月浸泡 37 50534 37 18815 0 0 3470 0 0:00:14 0:00:05 0:00:09 3471汗水里,连衬衣都因汗碱腐蚀而极易破碎。


我被分配到548艇前主炮当5炮手(装弹手)。与我同时入伍的河北老乡有许多都是信号兵、机电兵,而枪炮兵是最没技术含量的兵,但我知足。那时分配战位并不看重文化程度,也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水警区所属部队有不少城市兵,也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是水警区奉行“一视同仁”政策,没人对他们有任何照顾,这一点与外界传说的大有不同。

44大队2中队的588艇,与548艇外形相同,但548艇比其长2米。每艘均为正连级


548艇没人知道我是北京知青和干部子弟,我也仅说自己是河北兵。三十余名战友们天天厮混在仅长40米的舰艇甲板上下,干部战士和谐相处,毕竟天天体验着什么叫做“同舟共济”。


(五)


1970年6月的一天傍晚,狂风横扫的琼州海峡巨浪滔天。水警区司令部大楼上的信号灯闪烁着射向秀英码头;随后泊靠在2号码头的548、538、626等三艘护卫艇“三短一长”的警铃声大作,瞬间3艘护卫艇的主机同时启动,主机的轰鸣声和淡蓝色的柴油烟气笼罩着整个码头。


“接上级命令!七洲洋海域一艘外籍商船遇难,命令我们立即前往救援。炮衣不脱,大家穿上出海服。”548艇艇长在指挥台上作了简短动员。随后一中队中队长登上我们548,显然这次救援行动548是指挥艇。


我们平时出海训练很少穿出海服。这次出海被要求穿上出海服,说明海况恶劣要吃大苦头了!


 

身穿出海服的马小冈在548艇上。摄于1970年


七洲洋在琼州海峡东端,那里水浅浪急暗礁丛生潮汐异常,是当地出名的险恶海域。老兵们一听说到“七洲洋”,顿时眉头大皱。


琼州海峡里的滔天巨浪逐渐演变成高山深谷般的巨涌,正以排山倒海的极大落差在海峡里推波助澜。在海上拼搏的人都有“怕涌不怕浪”的感受,因为浪是“硬”的,无非摔打而已;但涌是“软”的,上下左右的摇晃极易晕船。


黄昏中的茫茫大海上3艘舰艇如同柳叶漂浮,滚动的巨涌将舰艇随心所欲地抛上压下,只见护卫艇一会儿被推上峰顶,一会儿又被吸进谷底,眼看着前面的舰艇被深深地压进水下,转眼间又被大海吐出顶上涌峰,涌浪发出揪心慑魂的闷响,令人恐怖万分。548艇前甲板早已不能留人了,我们前炮班的水兵蹲坐在指挥台后面的中甲板上呕吐不止。出海没有多久,我们的出海服已经抵不住海水扑身,从头到脚被彻底浇透。航行中海浪已飞上雷达帽,推进器时隐时现地露出水面打空车,发出异常响动。在如此恶劣的海况中航行,仅仅百余吨的护卫艇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况,但548编队别无选择,迎着汹险涌浪朝七洲洋艰难驰去。


航行两个多小时后,548编队冲进了凶险的七洲洋。我们在夜色中看见前方水域一艘巨大的船身倾斜地躺在海上,船身已现裂痕,那是一艘搁浅的万吨级古巴商船。锁定目标后,3艘护卫艇呈扇面围住前面的那座“小山”,而护卫艇被涌浪抛压着有如海鸟飞舞一样,与岿然不动的古巴商船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548艇上的信号灯立即射向目标,开始与对方联系。站在指挥台上的中队长命令626艇先行靠近,古巴商船已放下软梯。没想到在巨大涌浪的推挤下,626艇撞上了古巴商船的舷壁,结果626艇的前甲板栏杆齐根折断!随后我们548和538艇轮番上阵,连续几个航次都因为太过危险被迫退出。此时天已大黑,上级命令548编队暂停救援,就地抛锚待命。我的天啊!在恶浪滔天的七洲洋里抛锚过夜守护古巴商船,无异于是拼命了!此时我们艇的指战员几乎各个吐得死去活来。


只有在涌浪滔天的大海上摔打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海水的惊人力量!那天夜里我们瘫倒在船舱里,听见海浪冲击着船舷,那种声音就如同成千上万把大锤砸击钢板震耳欲聋,舰艇的龙骨和舷壁被挤压的“吱吱嘎嘎”地呻吟着,似乎顷刻间护卫艇就要粉身碎骨! 


海上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5点,548艇警铃大作,第二轮救援开始。538艇再次靠帮,古巴商船上有船员为了求生,从软梯上纵身一跃,重重跌进538艇前主炮的炮衣上,那位船员虽受轻伤,但终于得救。因为天色已亮,古巴商船放下几条小艇,冒险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向我救援舰艇靠近。经过数小时的拼搏,548、538、626艇分别将古巴商船上的20余名船员全部救出,胜利返航!


当站在548艇前甲板上的几位古巴船员远远看见海口的海岸线时,他们脸上流露出的欣慰神色至今都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靠上秀英码头后,古巴船员立即被海口外事办派来的车接走了。


此时我发现538艇的前舷船漆已大面积脱落,露出了白花花的钢板,可见海浪的冲击力有多么强劲!由于在滔天涌浪中持续一天一夜的拼搏,大家米水未沾极度疲惫,领导让我们到大队部食堂去吃饭,可是绝大多数人都瘫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只做喘息昏睡。未几,我们又突然接到命令:不能走散,准备重返七洲洋,古巴大使已到海口,打算到七洲洋去看一看。我们面面相觑惊愕不已,随后又都低头不语。海上仍然大浪翻滚,也许考虑到大使先生的人身安全,这个命令后来又取消了。


这次救援行动的艰难凶险令人终身不忘。四十年后,我把这次救援古巴商船的行动写成了电影剧本——《冲进七洲洋》。后来我联络了一家影视中心却遭拒,原因很简单:过于主旋律。除了不符合商业片票房价值取向的因素之外,居然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此片海上拼搏场面过于危险恐怖,远超美国大片《菲利普船长》,演员实在受不了那个罪!呜呼哀哉!


:电影《菲利普船长》以真实的索马里海盗劫船事件改编,拍摄时在比较平静的海上演职员因为晕船吐的一塌糊涂。)


(六)


1970年7月的某天下午,秀英港的军用码头上一片主机轰鸣声,除了辅助船大队的登陆艇以外,海口水警区的所有护卫艇、扫雷舰几乎全部出动,十几艘大小舰艇迅速开赴琼州海峡东部,然后在一片靠近海岸线的区域集结待命。


据艇长、指导员在向我们做动员令时说,一艘美军驱逐舰不顾我方严重警告,悍然入侵我国领海,并已进入琼州海峡东段。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做好开战准备。此时各艘舰艇已进入“一等”,炮衣脱下,炮弹摆齐,弹药舱打开,各个战位检查战前装备,一场与美军真刀真枪的海上对峙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琼州海峡东段展开。


我根据炮长的要求代表我们前炮班写了一份决心书,548艇各个战位的决心书也纷纷递交到指挥台上。此时集结区域的海上波涛汹涌,已经有人开始呕吐(那天我的状态较好,没有晕船)。附近水面的518艇因为艇身稍小且没有压水板,光溜溜的艇身像个皮球一样在水面大幅摇摆着,远远看去,518艇中甲板上已有不少人趴在护栏上呕吐着。


中美双方的舰艇就这样隔空相互对峙,虽然看不见对方,但是我们已经体会到一种战前的紧张气氛。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只听指挥台上一声警铃长鸣,战斗警报解除,美军驱逐舰调头走了。


一场“好戏”就这样有头无尾地收场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份外交部简短声明:我奉命向美军提出第×××次严重警告。


那年头越战正酣,美军经常以追逐北越运输船为由进入我国领海,我国为维护领海安全绝不向美国示弱。中美对峙的局面一直持续至今自不待言,令人感慨万千的是抗美援越,中国以倾国之力、血肉之躯为越南付出了多少代价?然后呢?


(七)


1970年8月的某天晚上9时,548艇演练“夜老虎”紧急出航。主机启动后,我艇迅速从码头斜刺里插向秀英港主航道。前炮班人员站在前甲板负责瞭望,我突然发现正前方有一艘民用小拖轮从夜暗中向我艇冲来,我急忙回头朝指挥台大喊:“前方有船!”此时艇长也已发现那艘拖轮,急忙下令打右舵,但因双方速度都较快,只听“咚”的一声,我们眼睁睁看着那艘拖轮的船头把我艇的左舷撞的凹进去了一个大坑,而我则清晰地听见对方船体发出木头的断裂声。由于并没有给双方造成致命伤,双方在航道上停留交涉了约10分钟以后,便各自离开,我艇继续驶进琼州海峡演练夜间科目去了。


第二天一早,恰逢我站岗,我看见一条小木船从民用码头朝我艇划了过来。小船居然直接靠上我艇,划船者扒住艇舷想要上来,我立即上前制止,他说:“我找你们船长!”我一时间对“船长”这一称呼不明白,便回答说:“我们没有船长,你也不能上来。”于是他说自己是昨天晚上那艘拖轮的船长云云,说话间指导员过来了。后来指导员带他去了政治部群工科,结果不得而知。


听我们航海班长说,那晚撞船主要责任在对方。因为海上所有舰船(无论军民)都有“左红右绿”的航行灯,海上夜间航行的规则是“避红不避绿”,对方撞击我艇左舷,如同他闯了红灯一样。那晚我艇启航时已经打开了航行灯,只是启航速度太快了一些。


另据各媒体报道:2017年6月17日凌晨1点半左右,美国海军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在伊豆半岛石廊崎附近海域与一艘菲律宾籍货船相撞。事故造成美军舰体右侧大幅损坏,7名士兵溺亡。见此消息后,我立即判断是美军违规了,因为美军舰体右侧被撞损,显然是“菲茨杰拉德”号没有遵循海上夜航的避碰规矩,与当年秀英港的那条民用小拖轮一样,美军驱逐舰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八)


1970年9月的某天上午,护卫艇44大队和扫雷舰3大队的舰艇整齐地停靠在秀英港的军用码头上。那天我在甲板上做保养(刷油漆),因怕油漆蹭到头上,便用报纸叠了一顶纸帽子扣在头上。当进入小厨房刷地面油漆时,我感觉酷热难耐,便索性脱去军装光着膀子在里面干了起来。


正当我在厨房里刷得起劲,突然听见外面“轰”的一声巨响,我急忙探身向外张望,看见旁边的6××艇前甲板上一片慌乱,只听有人高喊:“6××艇前炮走火了!”这一下不打紧,整个码头区域一片警铃声。指导员在跑上指挥台时看见我一身“半裸”,命令我“赶紧穿上衣服!”我则边穿军装边狼狈不堪地跑上前炮战位。此时各艘舰艇纷纷解缆并启动主机迅速离开码头,秀英港里四处都是散开的舰艇。


事情的原委是:因为6××艇当天上午准备出海实弹射击,按要求必须先取出炮栓缷下撞针,再对37炮弹做“溜膛”检验是否变形。但该艇枪炮兵嫌麻烦,竟然擅自做主,直接放弹入膛,结果触碰了炮栓……


6××艇前主炮炮口正对前方对头泊靠的384扫雷舰。随着一声轰响,那一发走火的37炮弹瞬间打进384舰的锚链舱。不到一分钟,384舰前甲板的通风筒冒出烟雾,随后浓烟遮挡了384舰的前甲板、前主炮、指挥台……原来那一发炮弹击中了锚链舱里的油漆桶,从而引燃大火,万幸的是没有击中隔壁的弹药舱,而弹药舱里存放的是75炮弹,一旦击中,后果不堪设想。384舰一边灭火一边紧急撤离码头,几个老兵抱着灭火器奋不顾身地冲进前舱,迅速扑灭了大火。


后来听说这一事故令中队、6××艇众多干部受到处分,其教训惨痛而深刻。


44大队某护卫艇前主炮在做“枪代炮”检测。有时为了节省炮弹,炮管上架设轻机枪(如上图)进行实弹射击。摄于1971年 


(九)


水兵虽有晕船的折磨,但无论如何吃“海灶”的舰艇兵是最值得骄傲的兵种。1971年初,我又被调回到水警区俱乐部。从紧张艰苦却也丰富多彩的舰艇生活回到机关当兵,与我的从军理想相去甚远。日复一日地与起床号、新闻稿、呼口号相伴,这种寡淡的日子令人百无聊赖。


我的一个战友是水警区警卫连的班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让我认识了他的同学——几位海口海军424医院的女兵。因为都是学生兵,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她们经常在节假日到水警区机关大院来找我们聊天。毋庸讳言,她们的出现使我的当兵生活绽放出一种别样的风采。


水警区机关大院基本上是男人世界,如今大院的广播室却一下子闪现出几位年轻亮丽的女兵身影,这在军营里是非常罕见的情景。我则每逢节假日便邀集几个战友也跑到424医院去找她们聊天,我行我素地似乎回到了学生时代。没隔多久,我和女兵来往的事情在水警区机关大院和424医院里传得沸沸扬扬。

 

 

马小冈在海口水警区机关。摄于1971年


虽然我们都是“两个兜”(战士),但是军纪并没有规定不许男兵女兵交往。俱乐部的领导虽然知道此事,但是看我们落落大方的样子,也不好干涉或制止。我则继续对广播员的工作表现出明显的不上心,希望领导就此把我“退回”到548艇去。到了1972年6月,政治部领导终于“成全”了我。俱乐部主任受命找我谈话:“你不是总闹着要到基层部队去吗?领导同意你的要求。但是海灶就别吃了,你到高炮七营去,明天你去那里报到。”


(十)


海军高炮独立第七营(1983年10月撤销)在海南岛的西北角,营部驻地在临高县新盈镇。从“独立”的字面即可看出,高炮独立第七营是水警区的“偏师”(1965年4月从舟山基地高炮4团3营划归海口水警区)。水警区的官兵谈到高炮七营,都有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因为那里的条件实在是太苦,凡是调到那里去的人,都含有被“发配”的意思。受到政治部领导如此“关照”,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高炮七营下辖3个连队,其任务为保卫海军后水码头。高炮一连挨近后水港,二连靠近村落,这两个连队好歹能够看见人间烟火,唯有三连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仙人掌混杂的沙丘高地上,守护着一片黑色礁盘和500米开外的后水码头,北面则是望不到尽头的北部湾。后来我的高炮兵生活使我体会到了当兵的孤独日子苦于插队。知青至少身边有亲朋好友可以倾诉内心,可以比较自由地回家探亲。


三连的连部设在一座土地庙似的砖土混搭的破房子里,各班排住的茅草屋由角钢做骨架,人字形房顶是战士们用就地取材的茅草编织而成。三连最缺淡水,一周只有3天有水洗澡。那时我们没有短袖军装,每天军训必须着装整齐,海南酷热每天都是一身臭汗,脸上晒得如同非洲武士一般。


这里的高炮兵具有“既开阔又封闭”的独特处境。说它开阔,眼前是漫无边际的仙人掌、沙丘、礁盘和北部湾;说它封闭,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除了摇曳的茅草声,你连海浪的声音都听不见。年复一年地蹲守在这片荒滩上,人的脑袋是停滞状态。


也许三连指导员对我动了恻隐之心,他并没有把我安排在炮排,而是让我进了指挥排的侦察班。在三连干了两年后我当了侦察班的班长。


三连的生活紧张而乏味,日子过得如同钟摆一样没有色彩。倘若记述那段生活,也仅仅几件事情尚可回味。


某日,轮到我战斗值班。我百无聊赖地望着北部湾的海空,天际间有美军B52拉出的白烟,北越的战事正紧,这种拉烟时时出现。我瞄了一眼电话班窗口的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日我军的飞行动态。


“什么是安两次?”我困惑地指着小黑板问值班的电话兵。小黑板上写着:“今日飞行,小型机××次,大型机安2次。”小型机是指我军的歼6,但大型机安2次……啥家伙?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位电话兵一脸麻木,嘴里仅含糊着说:“营里就是这样报的,我也不知道……”


对他的回答我懒得深究,于是我继续面向北部湾发呆,心里数着头上的汗珠有多少滴进脚下的泥土,思忖着这片滚烫的土地如何一天天耗干了我的青春年华……


突然,那位电话兵像一只被追杀的公鹅一样把脖子拼命伸出窗外冲着我大喊:“一等!一等!一等!”


我闻声立即跑向手摇警报器——“呜——呜——呜——”凄厉的警报声顿时在三连营区上空回响……人们闻声拼命冲上阵地。不到一分钟,三连的官兵已经在各个炮位上就位。


没过多久,东南方向的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北越战事正紧,为防美军机降偷袭,高炮七营常年高度设防。虽然跑警报是高炮兵的常事,但那都是演习,今天的情况有些异样。


“装弹!”连长一声令下。阵地上顿时传出“咔咔咔”一片压弹声,这可是真弹进膛!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一架大型机隐约可见!阵地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1500!”侦察班的测距手已经开始报数。


“什么飞机?”连长冲我一声吼叫。


我端着望远镜沉默着。


“侦察班长!到底是什么飞机?”连长冲我大吼。


那架大型机在我的望远镜中逐渐清晰了。


“是安两肆!”我毫不犹豫地报出了机型。此时我的脑中突然反应出电话班小黑板上写的“大型机安2次……”


“什么他妈的安2次!是安两肆!”我禁不住一声怒骂。


“安两肆是什么飞机……”连长有些困惑了。


“是民航机!”我立即答道。


“退弹!”连长一声令下。


说话间那架安24已经飞临我连阵地正前方。整个过程仅仅十几秒钟。


我飞身跑进茅草房,取出安24的小模型交到连长手中,那是几天前营部刚刚发下来的。


连长拿着那架安24的小模型欣慰地向大家展示着。事后我才知道,整个高炮七营3个连的火炮已经全部锁定了那架安24,机上是广州军区的首长。也就是说,从营部得到的信息从一开始就有误,否则不会全营进入“一等”。


某次,年度实弹打靶,整个高炮七营的3个连队都长途拉练到海南的文昌县域。高炮群阵地建在海滩上,海面远处隐约可见七洲列岛,那片海域正是七洲洋,我的内心浮想联翩,当年七洲洋抢救古巴商船的情景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着。但没人知道我的感慨,因为全连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是一名水兵。


参加打靶的海军高炮团和高炮独立营把所有的侦察班长都集中起来组成弹着点观察组。当轰5飞机拖曳着拖靶飞临炮群阵地时,各个炮群轮番开炮射击。我们这些侦察班长扛着指挥镜和三脚架在炮群中疲于奔命不说,上级要求我们必须站在炮口的前方观测,这一下惨了!


且不说十几个炮管齐射,震耳欲聋的炮声把人震的五脏六腑都快吐出胸腔,炮口产生滚烫的弹风烧得人面红耳赤,在炮口下我们被弹风刮得几乎站不稳脚跟!只一次齐射,我们这些侦察班长的耳朵全部都被震聋了!40余年来,我的耳朵始终处于耳鸣状态,就是那次打靶落下了不可修复的伤病。

 

马小冈在高炮三连。摄于1975年


我在高炮三连的日子唯有一次风光无限。1973年5月我入党,1973年9月参加广州军区党代会(时值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是海口水警区唯一的战士代表(因为我是高炮营唯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党代会战士代表必须从基层选拔)。记得到达广州时,我对眼花缭乱的喧嚣市景感到极度的不适应。


1974年1月19日西沙之战打响之后,海口水警区44大队奉命运送海南军区两栖侦察大队登岛争夺被南越占领的岛礁;高炮七营进入“一等”,我们全部在战位上守候,记得当时正是春节前后。


我在高炮三连一干就是3年半,直到1975年我27岁从那里退伍。


三十年后,我带着我们公司的员工到海南故地重游。礁盘依旧,年华已流。面对着已是断壁残垣荒草萋萋的三连老营区,回想我的军旅生涯竟有一多半时光在这片不毛之地度过,我的眼中满含泪水。公司里一位曾经在北京当过3年武警的员工对我说:“从来没有看见您激动过,真想不到您能在这种地方熬了3年半……”


以青春英华少壮之期奉献戍边军旅我无悔可言,你不去奉献,总须有人奉献。种种曲折与磨难虽不堪回首,却使我受益终身。

 

 马小冈在高炮三连。在脱下海军灰,换上这身74式海军服的4个月后他退伍了。摄于1975年


自从告别军旅之后,我们这些战友后来有人当了校长、局长、教授、主任医师、公司老总,也有普通百姓。如今这些经过风浪摔打,受过炼狱煎熬的复转军人在微信群上有一个不成文的信守:不忘初衷,不做怨妇,坚守信念的底线。何谓宠辱不惊者?不是他们对风云诡谲的社会视而不见,而是这些沧海人士更愿以成熟冷静的眼光看待世界。


2018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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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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