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陶海粟与习近平的一幅合影及其他

谷溪、刘思珍新三届 2024-04-25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2）在陜西延川县。新华社发

老编的话：最近，一张习近平知青时期的旧照片被人张冠李戴，传得沸沸扬扬。老编向照片中人之一、北大经济系77级陶海粟同学（图右2）提出求证。

陶海粟告诉本号：这张照片是时为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拍摄的。照片左1雷平生，右1雷榕生，兄弟俩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和习近平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与同为北京知青、时任延川县团委书记的陶海粟留下了这张照片。

陶海粟为本号提供了他用原照片扫描的图片。他说：2009年6月我把这张照片做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此外没给过任何人。2012年他刚就位时新华社发了一组照片，其中有这张。显然是他交给新华社发表的。

老编找到照片摄影者曹谷溪的一篇回忆文章，可以进一步理清这幅图片的来龙去脉。此文的真实性，得到陶海粟同学认可。

关于一张照片的回忆

谷溪

2013年1月3日，中国驻卢旺达大使舒展，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他在《新华网》上看到一张习近平1973年在延川插队期间的合影照片，要我辩认另外三个人是谁。

舒展1969年1月从北京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与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村地界相连。他曾是县革委会通讯组“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在通讯组学习半年之久。那时，我是通讯组组长，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舒展的询问，才使我在《新华网》上找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四个人，我一眼便认出，中间的两个是习近平和陶海粟。左右两个人非常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

陶海粟也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才生（高中）。1973年他已成为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他对习近平非常关心。他抽调习近平为“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进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村。陶任队长，习为队员，陶是挂名，习是长驻。

陶海粟给我说过，有一回他去赵家河，见习近平正翻修一个旧厕所，陶说：“这活太脏，你干不了。”习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据笔者考证，习近平在这个村修了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

据我所知，习近平在延川插队时，还创造了一个更重要的第一。1975年9月20日，《延安报》（当时为《延安通讯》）整版发表了我撰写的长篇通讯“取火记” 。时任梁家河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梁家河点燃陕西的第一个沼气池。一场始料未及的沼气革命，在延川全县蓬勃展开，陕西省在这个县召开了全省沼气工作现场会。

2013年1月6日，我接通了陶海粟在美国的电话。他说，舒展说的这张照片，是他珍藏多年的一张照片。他曾用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据陶海粟回忆，这张照片是1973年在延川县革委会二排的那道矮墙前拍的。左一是雷平生，现为北京协和医院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右一是雷榕生，现为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主任，他俩是亲兄弟，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他们和习近平都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留下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呢？

陶海粟说，我记得是谷溪拍的，还是原革委会通讯组干事石焕南拍的？现在记不准了。询问石焕南，他说：“1973年9月我已离开延川，那张照片我没有印象，我想是谷溪拍的。”

经大家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2012年12月26日，《新华网》上发表的这张“习近平在延川”的照片，确实是我在40年前的摄影作品。那是我用延川县革命委员会仅有的那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拍摄的。原照片为6×6cm的小方块，是我亲自剪裁，扩印后送给了陶海粟。

后来陶海粟将这张照片制作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中间坐者左为陶海粟

2013年元月9日于延安虎头园

延伸阅读

张家河人民心中永远的公社书记

——关于北京知青陶海粟的记忆

刘思珍

记得在上世纪的1969年春，曾经有28000名北京的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但张家河公社离延川城远，交通不便，没有分派到北京知青，没有早期接触知青。但不到半年时间，便有知青不分韭菜麦苗，不会走山路、不会做饭、知青打群架、偷吃鸡等传闻充耳，知青在人们心中没有留下好的印象。

到了1971年，公社的各单位陆续安排了一批北京知青，记得银行有一个男的，叫胡宝升，长得白白胖胖，很文静；供销社分来一对恋人，男的叫孙永康，女的叫骆玉兰，对人极有礼貌，极和蔼。粮站有一个男的，叫宋家驹，对人和善，很能吃苦。会唱京剧，只是有个口头禅“我操”，听起来有些别扭。从此人们才对北京知青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新的认识。

陶海粟被分配我们公社当书记，大约是1973年的后半年，那时我还在上高中，无缘结识陶海粟。大约是这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前后的一天，正下着连阴雨，下午时分，我正在教室里看书，有同学进来说，她刚从街上回校，你们张家河公社的农民有几百人浩浩荡荡，在公社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带领下进城背化肥了，县委大院的墙上，还贴了许多大批判大字报。

我一愣，这可是个大举动啊，尽管那时经常有大的游行活动，但都是学校学生、机关干部，这么多农民进城在一个小县城绝对是一大新闻、一大震撼。我便很快跑出教室，来到街上，街上已没有人了，十字街头、县委大院，墙上的大字报被雨淋湿了，显得好像墨迹未干的样子。一打问，知道他们已去了农副公司去搬化肥去了。

我赶到农副公司大院，分配给各队的化肥有的背、有的挑，陆续有离开的队，还有的正在分配着，找到我们村上的人，他们告诉我，站在化肥垛子上，披一件雨衣，斜背着挎包的人便是陶海粟书记。我这才仔细打量着这位传奇式的北京知青书记。

陶海粟瘦高的个子，宽宽的睿智的额头上，一缕缕被雨水淋湿的头发贴在上面，白皙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下巴滴着从脸上流下的雨水，不时用手一抹，用力一甩，又继续忙碌着。我没有靠近他，但我的心被他深深地感动着。

是啊，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正是十二气节中的白露，农谚讲小麦播种“白露前三天不早，后三天不迟”，但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化肥运不到公社，小麦播种就会误期，一年的庄稼，两年的性命，尽管是老天不作美，可这样与天斗，与地斗，心系人民疾苦的公社书记在张家河公社的历史上还是不多有的，更何况体现在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北京知青身上，我暗暗对这位知青书记油然起敬。

我真正接触陶海粟书记是1975年夏天，这一年的麦收季节，刚刚过罢端午节，紧张的麦收就拉开了序幕，由于地区、县上、公社的钢厂、水利、公路等建设抽调民工较多，山里收麦的多数是妇女、老人，公社把各机关干部都分派到各队收麦，连供销社医院都是前半天劳动后半天上班，或者是留两个值班，其他全部下乡割麦。

1976年自愿到新胜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和张河乡公社书记陶海粟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焦志辉、汪海升、陶海粟、陈丹、杨雯；后排是赵建军、张文进、白云涛（鲁伯江摄）

我们学校也放了两星期忙假，这期间，陶书记带着理论专干张世辉，另一个对农村地方工作较有经验的康云富来到了我们村上，三个人住了有半个月时间，就和我同睡在一条炕上。他天不亮就起床，带上草帽、镰刀，一只军用水壶，扛一根扁担到村口敲响常是队长敲的上工钟声，就上山了，早饭派到谁家就在山里随谁家吃。中午收工时，总是拣最大的麦捆担。

几天下来，群众见他实在太劳累，肩膀却都压肿了，就让他担专给妇女和老人小孩捆的小捆，他就是不肯，说他怎么也算一位壮劳力，应该担大捆，有专捆麦子的大叔就说他也是小孩。他憨憨地笑着辩解自己不是小孩，这位大叔就说：“我们陕北把没有结婚的都叫小孩，所以你只能担小捆。”边说边给他关了两捆小捆，只见他扶了一下因汗水下滑到鼻尖的近视镜，腼腆地摇着头笑着，才极不情愿地担起这位大叔给他管好的麦捆。

因那天中午的饭在我们家，故收工时我有意等他，好一块回村吃午饭，发生这一切我都在场。足够五华里的山路，尽管是一路下山，我担着麦走在他后面，看见他白衬衫的后背全都被汗水浸湿了，那换肩时的吃力样子及因肩膀痛、牙痛倒吸凉气的“咝——咝”的声音不时发出，我从心底里发誓应该向他学习。

回到场里，因为北边的天空出现了乌云，可能会有一场雷雨出现，队长喊话让妇女们回家做午饭，男劳力都留下垛麦子。陶书记又加入到垛麦子的行列中，麦垛子越垛越高，他便学着社员们的样子，用扁担扎起一捆麦子，高高举起用力一送，让麦垛上的人接住。我母亲喊了几次让吃饭，我反复劝说，他总是说垛完了和大伙一起吃，就是不肯提前离开。

中午吃饭时，他就盘着腿坐在我家前炕上，刚挑起一筷子面送入口中，只见他急忙将碗放在窗台上，两手捂住右边的腮帮子，豆子大的泪珠穿过眼镜淌到嘴角，我才记起他牙痛。我从没有牙痛过，但我知道“牙痛不算病，痛起来能要命”的俗话，可我们一家人束手无策，家里又没有现成的药。

他强咽下口里的面，让我找一把上鞋的锥子，我一时不知他要何用，找了锥子递给他，只见他拿锥子插进牙缝里，咬紧牙，闭上眼，用力地撬着这颗痛着的牙，看着他如此的举动，我们都不忍心看下去，仿佛我的牙也在剧烈地钻心地痛。

大约过了有十分钟，牙似乎痛得好些了，还是那碗面凉了，他囫囵吞咽下了这碗面，说什么也不再吃了，给我家盘子里放了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我们怎能收这钱呢？但一家人互相看着，谁也说不出要说的话。他走后，我拿起那把带着血迹已撬成挠钩的锥子，母亲只是一个劲念叨，可真是个好娃娃。

1976年春，我调入了公社所在地的张家河中学任教。放寒假时，公社为了配合农田基建，大搞积肥运动，教师都派往各村蹲点抓积肥。我被分到张家河村，因为村上没有公窑，我就住在教育专干王育才（我的老师）办公室里。

当天晚上，王老师问我知道为什么把我分到张家河村的原因，我说不知道，他便告诉我，张家河是公社所在队，在陶书记的眼皮底下，年龄大的、有经验的教师情知陶书记工作认真，难交差，没人愿在张家河，故只好把我这个他的学生留下。这一说我也受了熬煎。直到半夜还是睡不着，老想如何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和社员们在给医院下面地里担送垃圾肥，被派在东村队里一个姓高的老师骑着自行车，看见我就停下来批评我：“你担什么肥？派下来让你抓工作，又不是缺你一个劳力？”他有意把“抓”字说得很重，并用手作抓的动作。

我不解地问怎个才是抓，他便给我说了工地上书写大幅标语、什么语录到工地、红旗到工地、吃饭在工地、什么成立老愚公战斗队，铁姑娘突击队、大批判、赛诗会等一大堆，并说他就是来供销社扯布做红旗的，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临走还神秘地一笑，说：“你就等着挨批评吧！”

尽管我不欣赏这套形式主义的做法，可仔细一想，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便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放下担子，朝公社大院走去，想去问问老郭（郭迎春），他是个实在人，我信他的。一进大院，老郭正好在，我说了来意，他告诉我：“陶海粟这人不爱搞形式，你不要听别人瞎说，张家河村有他的优势，单位多，肥源广，你把肥的质量关把好，不要搞黄土搬家，踏踏实实干，你受不了批评。”

这一席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就又回到地里，和社员们一起担肥。陶海粟这段时间屁股上生了一个大疮，走路拄一根棍子，披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踉跄着一瘸一拐地在医院打完针，总要到积肥的地点来，不顾群众的劝说，把棍子和大衣丢下，铲肥往筐里装，或者到地里指点着倒肥，一平米一堆，严格地用他的棍子量，真到下午吃饭的时候才离开。

过了有四五天，他让在广播上通知所有下乡蹲点的干部和教师都到分片指定地点汇报积肥情况。我们川道片就在公社。在会上，下到东村的那个姓高的老师汇报了如何如何抓积肥，陶当时不记得去了哪个片，不在会场，由公社的一位主任主持，听完汇报，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表扬了高老师的工作做得扎实，积肥工作动作大，进度快，并决定于第二天各下队干部带所下队的队长在东村召开积肥运动现场会，早饭备在东村吃。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张家河队长鲁春云安排好当天的任务后一同去东村参加现场会，我们没有走大路，抄近路从庙沟进入，一爬上塬，地里尽是破庙里的泥胚、破砖烂瓦，不要说没肥效，这连地都不能种了，再往上坪里走，也尽是黄土搬家，我暗暗为这个现场会担心起来。等我们赶到东村小学的圪崂院子时，川道片的现场会人员都到齐了，都蹲在院子里吃河捞。高老师询问我看见陶书记了没有，我告诉他陶早走了，没有和我们同行，也便吃起了饭。

过了有吃一碗饭的功夫，二三十个人正笑语喧哗，在窑洞里边吃饭边交谈取笑时，有人喊：“高老师，陶书记叫你哩！”大家都端着碗从窑里出来，只见陶披着大衣，拄着棍子，站在脑畔上。高喊叫让他下来吃河捞，陶书记厉声吼道：“高XX，你他妈给我上来，还给老子吃河捞，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从声音、语气及用棍子在地上一个劲戳点的举动，一院子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曾见过这位平时腼腆、和善、客气、平易近人的书记，会发这么大的火，而且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原来陶早已把所有地块都看了一遍。

这时我再看这位刚才还一脸自豪一脸笑的高老师，脸色煞白地抽搐着，不知是在哭还是在笑，极难看。这时陶书记似乎冷静了些，他让大家别吃了，随他到地里逐块看。每走一块，他都要用手里的棍子敲着“肥堆”骂两句“你他妈的”，高老师和村上的队长心知自己无理，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我在想，高老师在糊弄，生产队长种了几十年地不会不懂吧，一个当初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的知青都不能容忍的事，全村几百人怎就跟着自己欺骗自己呢？怎就干这劳民伤财的事呢？

当天晚上，公社在有线广播上开了积肥阶段总结会，陶书记批评了东村的做法，批评了公社一些领导的工作浮夸不实，高在广播上做了检查，并让限期清理地里的泥胚、破砖烂瓦，弄不好不让回家过年。

张家河公社欢送陶海粟(二排左7)上大学留念

到1977年春高考制度回复后，陶海粟书记正在抓张家河川道的改河工程，无暇顾及复习考试，但这时他可能已经决定了要考试。这期间他下乡开会劳动之余，晚上抽空复习。记得有一次到我们村上，我们又一次睡到了一条炕上，我一觉睡醒来，只见他还在煤油灯下演算数学。

1978年他顺利地以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消息传来，人们既高兴又惋惜，从个人前途看这是好事，从工作感情论，这是一大损失遗憾。尽管陶书记走后的几任公社书记也都很出色，但在个人能力、工作作风等诸多方面，群众总要把他们和陶相比一番，品评对比一番。

1883年的陶海粟

到了1983年，陶海粟同志在中央政研室时，回来过一次，我没有亲见，还曾到过我们北村，他们说陶还是那么随意、和蔼可亲，那么朴实近人，村干部的名字都没忘，一点都没变，无论碰到谁家小孩，就让嘴张开，给放一颗糖豆……还有人说他从县城坐车到张家河时，车到柏树哇他就下车了，一路步行，查看着他领导栽下的行道白杨树，河道柳树，改河造的地里的庄稼，一道川二十华里路，他看不够问不完。

2010年夏秋之交，我偶然碰到原公社文书冯世昌，他给我说陶海粟前一段回来过，领着他儿子，拍了许多照片，并约见了他和老郭。是啊，从1978年至今30多个年头过去了，陶海粟也应该已过花甲之年了，尽管他可能不记得我了，当初那个北村的民小教师，尽管他后来的路听说并不平坦，但这绝不是他的能力水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品德操守的问题。

在张家边，至今40岁以上的人们还对陶海粟睡冷炕、天天冰窟里洗脸的事记忆犹新，并用他吃苦耐劳、疾恶如仇、爽快干练、敢作敢为、平易近人的一个个故事来教育儿女后代，他就是张家河人民心中永远的公社书记。

2012年11月10日

陶海粟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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