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季思聪：毛泽东去世时我们一夜急行军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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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思聪，生于北京，文革中期进入师大女附中（当时更名为第150中学，现为师大实验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后，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参加高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考入中国青年报，任《青年参考》部编辑。1989年留学美国，定居至今，现供职于新泽西州某公立图书馆。
原题：
难忘1976
多事的1976年那年我高中毕业。
3月5日那天，我们被敲锣打鼓地夹道欢送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在这里经历了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和“揪出四人帮”。
我至今记得那次彻夜不睡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的往事。
1976年下乡前，三位结伴女生在我们家的大院门口合影。左起季思聪、胡晓玲、张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时我正在延庆乡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消息来得很突然。那天我们一群知青正在地里干着活，大队书记突然铁青着脸来了，说现在收工，大家都坐下听广播，听完之后全回村去。
有个二百五女生见他脸不是色，傻呼呼地一个劲追问∶“怎么啦？你怎么啦？”书记说：“毛主席逝世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哎哟，你真反动！”不过她马上就安静了，大喇叭里果然是播音员夏青沉痛的宣布。所有的人都傻了眼。
晚上吃饭的时候，队里的知青们一起议论，觉得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们应该回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追悼会，即使只能站在北京家里的电视机旁参加追悼会，那感受也比站在这村里更有其历史意义。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平时我们和队里关系又都不错，想回北京探家一般都会批准，且这次我们拿出的理由是“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自觉口气不容反驳。
不料北京方面进入了戒备状态，不准人口流动。公社奉命看好知青，不可妄动，队里管知青的人当然地说谁请假也不能批。全体知青和管知青的干部坐在一起，气氛很僵，大家都沉默，又都不肯让步，最后也没个结果。
但是从永宁回北京实在太方便了，出了街登上长途车就走，真想走的话想拦也拦不了。何况法不责众，要是所有的人一齐走个干净，又是为的毛主席，想必队里事后也不一定真追究，怕它怎的——我和几个要好的女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一些坚决要走的知青没有上工，大家议定，不管准不准，一定要回北京去。不过，当时的整个形势是，不允许回城的理由也很压人，长途汽车的班次和容量也有限，我们一窝蜂要回北京的行动还是大受限制。为了不至受阻，大家决定悄悄地行动。下午最后一班车，让身体不好的同学先上车回北京，一些身体好的则留下来，造成大家并没有一锅端地回北京之假象。而留下来的人的行动是：天一黑就连夜步行，沿著长途汽车盘山公路的路线走回北京去！
我身体好，又满怀着进行一番创举的兴奋和好奇，决定留下来参加夜里的步行行动。伙房在晚饭时蒸了糖包，给大家带上夜里充饥。白天收拾好的行李包已由上车的同学先带回家去了，他们晚上回到家后，还会通知众人家里明天早上迎接我们——十八九岁的年龄，没有成熟到凡事考虑必要性、可行性、变数和后果，却也足够把一个统一行动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周到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为那群孩子那一晚的一切激动不已。
天一黑（可惜忘了是几点了），我们一行五个女生、十来个男生便悄悄上了路。从延庆永宁通向北京的是一条叫做108的盘山公路，据说以有108处急转弯而得名。路标上写着到北京共是88公里地。以往每次坐车上山下山，都多少有些悬心吊胆：车的一侧就是万丈深渊，一翻下去定然活不成——好在一次也没翻过。现在步行着，起码还不担翻车这个心。
开始的一段一路顺风，女生们觉得兴奋无比，难免叽叽呱呱，走在前边的男生只好时不时回头警告一声：别吵！不能暴露目标！公路上如来了车，我们就到路基下面躲一躲，不然大半夜的这么走着一队人会令人生疑。
要说走夜路，我们倒都不是第一次。十二三岁的时候兴“拉练”，因为毛主席亲口号召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本是针对军人说的，不知道红卫兵、甚至红小兵也跟着添什么乱。据说是“冷练三九、热练三伏”，所以专在最冷最热的时候“拉出去练”，大夏天白天太热就睡觉，专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去行军！那时候还背着老大一个背包、左一个挎包右一个水壶呢。
不过这一次完全不同——不是别人命令的，而且是有目标和有实际意义的，所以觉得挺豪壮！
走着走着才发现一路上还真有设卡子的！大概北京城周围接到指示，不放闲人进城去，沿途生产队便派人执行。我们躲过去过，也硬闯过去过。夜里12点多，在我们以为又躲过了一关的时候，突然身后脚步声、喊声大作，一大群由村干部率领的大人孩子打着手电追上来，让我们不要再走了。
看来这次是闯不过去了，我们只好乖乖地跟他们进了一个小学校，听他们说着接到上级电话、阻止闲人及知青进北京的一大堆话。
我们可不甘心坐到天亮再花钱被长途汽车送回村去。几个伶牙俐齿的男生一个劲与那干部模样的人动之以情：我们的家就在北京，能添什么乱？有很多知青已经坐车回城了，放过我们几个也多不了什么，我们保证回去不惹事，就是想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们热爱毛主席，所以才连夜赶路呢。
我一贯在知青中间没主意也没动静，整个行动都只是跟着走的，这会子情急也忍不住插了一句嘴，说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惊得连我们自己人也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我竟也有这胆子和这口才。
没想到那干部不知怎的竟被他们磨通了，说放我们走。这个转机突然得就像刚才被人抓住，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记得高兴死了，也跟着大家感激地去握村干部的手，他呢，像个大英雄般宽宏地让我们一一和他握手道别。
在这之后就基本畅通无阻了。明天早上还要出工，哪个农民能熬过后半夜？我们自己愿意夜里不睡觉地满大山里转，人家可就不陪了。大家走着走着，后半夜乏上来，再没人叽叽呱呱了，都闷头赶路。有时女生在后边掉了队，不时跑起来追赶一番，半夜里这劈哩啪啦的脚步声传出老远，在大山之间引起回声。前边男生赶快说：“告诉后边不必跑，危险！现在正是大下坡！”
我一定是边走边睡了，因为后边的事已全不记得。只记得走到天发亮时终于出了山，走到这里就不会再有人拦人进北京了。我们上了郊区车的头班车，在把车钱递给那个打着哈欠的女售票员的时候，我激动得觉得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早班车上加了我们这十多个人变得满满当当，乘客和售票员一定都觉得今早上奇怪，这群人奇怪，所以我们不住地挨打量。男生们很仗义地把座位都让给女生，我一直睡到终点下车——北京到了。
大家散伙，各自上了回家的市内汽车。我忍不住地咧嘴笑：还真的就这么到家了？下了公共汽车，昏头胀脑往家走，半路竟碰上昨晚挤上汽车回到北京的一个同学，看见我，而且是这副德性，他又惊又喜：“你们都走回来啦？！”睡眼朦胧中他欢呼的样子至今仍很清晰。
进了家门，爹妈见我真为了“开追悼会”走了一夜山路，既不忍又不解，让我赶快睡觉去，“下次可别再这么干了！”
我却觉得“甭管怎样，我到家了是真的！”先顾不得毛主席，一觉睡到天黑。傍晚，听见我妈对人说：“走了一夜，还睡着呢！”原来是坐车先回来的女同学来慰问“英雄”了！我翻身坐起，粗声大气地朝外一喊：“我来啦！”
原来属于河北省的延庆县，因为有八达岭和长城，在我下乡时已经被划归北京市。我们生产队离北京城只有三小时长途汽车的路程，每天有两三班车可以回城，票价一块七毛，车站就在从我们住的宿舍步行五分钟的街口上。
150中学75届高中同学，在延庆永宁插队期间在知青宿舍前合影
生产队对知青挺不错，不少老乡对我们的生活起居也是多方照应，北方的农活对于年轻人来说一般吃得消，知青又有自己的伙房，不用像当地农民那样，收了工还要辛辛苦苦自己烧火作饭、喂猪垫圈的。所以，这样的插队生活，和当年去东北、内蒙古、云南、延安的知青相比，实在已经谈不上任何艰苦。
很多老乡也是知书达理、见过世面的，与知青们很谈得来。队里的两个老党员，是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那时四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苍老许多。他们的生活也和其他人一样，拖儿带女，辛苦劳作；但他们毕竟是有过些经历，精神境界终究是有些不同的。当年盛行“传达文件”，往往先党员后群众，每当大喇叭里一叫“今天晚上，党员到队部开会”，就显出他们的不同来了——别人收了工赶快回家做饭吃饭，喂猪喂兔，忙活自留地，他们却集中到队办公室去开会。
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一一被揪出是一回事。自从林彪被“揪出来”以后，已经好多年没有再揪出什么人来了，我当时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可以被“揪出来”。不料，老宋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贯并没有太多的“反骨”。文革之初我刚上小学，到这会高中毕业，所受的全是文革的教育，什么大批判、游行、办学习班、“拉练”、插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想干的，可只能乖乖地去干，这种满拧已成天经地义。对报纸上说的一切当然全不相信，但对于一切必须那么说却是习惯成自然。
虽然反四人帮在当时早已是暗潮汹涌，可我本人的“觉悟”并不特别高——“四五”事件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乡下了，没有亲历，从在城里的同学们嘴里能听到的，不过是一些侧面情况，小道消息，顶多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并没有很清醒地认为应该、也可能推翻个什么。现在，“江青被揪出来了”这句话，让我突然之间一切蒙昧都开了窍——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我们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他说“还有姚文元”。我竟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一分钟前我都不可能有这个灵感。答案是“对！”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再不揪谁都差不多。
从“揪出”林彪的时候已不兴上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了，可这一次又是从城到乡大街小巷游行的一片海洋，我们大队也组织去游行。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这是第一次真心高兴地又游又嚷。看见横幅标语上的口号“打倒四人帮”时，我想的是“四人帮这个词今后该成为常用词了”，果然直到现在还用呢。
秋收后回到北京探亲。北京市民为这件大事的终于发生而欢天喜地一片欢腾，人人的高兴、痛快、解恨之情千姿百态溢于言表。西单菜市场在卖活螃蟹，有人称“给我三只公的一只母的”，引得不少人喝彩和效法，一时传为笑谈，听说售货员就干脆把三公一母挂在一起，人手一份。
四人帮倒了，一群受他们宠的人也跟着倒。北京人天生嘴巴尖刻，这时候继承了四五运动诗抄的传统，大兴特兴写旧体诗来抒发自己的开心和解气。一大堆不知名的作者写了一大堆满江红西江月十六字令水调歌头什么的，讽刺嘲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台上台下。那些诗写得又贴切又压韵，妙语连珠，好多都比郭沫若那首被谱成豫剧、让常香玉唱得痛快淋漓的“大快人心事”要精彩得多，我看得乐不可支。
当时尚不知有复印机，想自己留一份的话全靠手抄，我又是个急脾气，往往新诗一到手，就等不得过夜地立即赶抄，抄个通宵的时候都有好几次。抄完再拿给别的同学看，很出了点小风头。
很快，一些老演员、歌唱家纷纷登台，把他们当年风靡全国的拿手戏重新唱起。虽然他们人老了，丑了，可是那些久违了的曲调和他们当年的风采都让人目不暇接，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久旱的禾苗逢甘霖”，那些歌曲于是结结实实地渗透进我的每一个细胞，直至今天还是我情感中的最终极偏爱，不论多高兴或多不高兴，听它们都是永远少不了的一个项目。
第二年夏季左右，在国家教委工作的父母告诉我，从今年起要恢复高考了，各种全国统一高考的准备工作正在紧急筹备，因秋季入学来不及，将在冬季考试，推迟半年到下年春季入学。我马上把消息告诉所有知青，引得群情振奋，我于是又出了点小风头，成了个咨询站。大家随即投入了复习备考，不少人（也有我）后来成为响亮的“77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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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