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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邢仪：同桌孙立哲，女生都不要你了
本文作者
邢仪，油画家。1969年延安插队，1973年西安美术学院上学。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北京女美术家协会、油画协会会员，副研究馆员。出版著作《知青·陕北速写集》《我在陕北延川插队的日子》。油画作品《三八节留念》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内容多以知青生活和陕北风俗等题材为主。
原题
“ 孙立哲你出来！
孙立哲你出来一下”。
我站在门口，高声叫道。房间里的声音渐渐小了一些，已经窜得又瘦又高的孙立哲掀开门帘慢腾腾地弯腰从棉帘子里钻出来。
“干嘛？”
“人家都不想跟你一个队”。
孙立哲怔了半晌。
“不跟就不跟”。他嘟囔着说。
李子壮也从房子里钻了出来，站在孙立哲的身后。这位15岁的初中一年级的男孩是清华大学的“黑帮”子弟。李子壮的家长把他托付给孙立哲，让孙立哲带他一起来陕北插队，李子壮就成了孙立哲的“拖油瓶”。那时候这男孩子听说自己的“靠山”被人开除，没地方去了。在此先解释一句：本来和孙立哲分在一个生产队的女生们不想要孙立哲和她们一个队了。李子壮便不管不顾地大哭了起来,：“反正，我妈，把我交给你了，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呜呜……”
里面全屋子的男生都在竖耳朵听着。这时传出史铁生欢快的声音，他叫道：“她们不要正好，上我们队来呀，我们要”！
接着又有其他人附和，“对呀，上我们队，我们要”。孙立哲拉着李子壮很快转身钻进他们的阵营。
1969年初，正值寒冬。我们一起去陕北插队了。清华附中的学生分在延川县。我们初二的同学差不多都分在延川县的关庄公社。孙立哲和我们班五个女生被安排在公社所在地的关庄大队。而我和我班另外两个女生与外班同学分在一起，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是在离公社三十里地的沟掌里。这个分配方案在我们没出学校时就知道了。
火车拉着我们这群“晕头涨脑”的学生娃开出北京。车厢里嗡嗡嚷嚷声一片。孙立哲起了诗兴，拿出纸笔涂了一阵：七律 ---- 赴延安。坐在旁边的史铁生看见一把夺了过去，他那嘴角的小胡子一撇说：“此诗付一炬、燃之共尔烧。你有功夫还是干点儿别的吧，这写诗的事就算了。”
中午到了，广播里说要发盒饭。这时，孙立哲做了一件出格的事：精力旺盛的他，居然找到餐车去查看。也许他想事先收集都有什么盒饭的信息，好回去给大家汇报吧。孙立哲巡视了一遍，发现所有盒饭都一样，只有一份不同：鸡蛋炒饭。他自然是不知道这是专门给一个女生（回民）准备的，按捺不住肚子里的馋虫蠢动，居然就把这份蛋炒饭狼吞了。
直到坐在我旁边的女生哭了起来，忙问是怎么回事？几个女同学七嘴八舌，气愤得满脸通红。有两位女生站起身，主动去找餐车的大师傅，不管怎样，我们这位回民女生不能没饭吃呀。交流的结果是，大师傅再做一份鸡蛋炒饭。
饭吃完了，事还没完。同分在关庄大队的五个女生，头挨头凑在一起，她们紧张地商量了半天。然后把我叫过去，五个人中的四位都绷着小脸不说话，曾做过我班第一任班长的女生代表其他人委托我去“出使”孙立哲。
让我告诉孙立哲：她们不想和他在一个队。她们理由是：一个知青小组就意味着大家在一起过日子了。几个柔弱的女生觉着自己没有能力应付孙立哲这么个调皮捣蛋的男生。
我想都没多想就应承下来了，这就是她们为什么挑我当“说客”的原因，因为我这人心直口快——小炮筒。还可能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反正我又没和孙立哲分在一个队。
好吧，我就去替她们说，心里有种报复的意味（待后慢慢道来）。
于是，就出现开头的一幕。
火车过了西安在铜川停下来。天黑了。我们分宿在一个中学的两个大教室里，大教室的地上铺了些草垫子。一个住女生，一个住男生。
我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撩开门帘，走出去。隆冬的陕北高原寒气逼人，那夜晚无星无月，周遭漆黑空旷。宿男生的大教室门口也挂着厚厚的棉布帘，门框上吊着一盏玻璃罩子大马灯，黄色的火苗在门帘上投下一圈温暖。房间里人声鼎沸，乱成一团，似乎要把房顶掀开。
我完成了同学交代的任务，心里觉得很轻松。哪里会想到对方的感受？事后多年提起这件事，孙立哲都一肚子委屈，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脑袋气得嗡嗡响。下农村修地球也被开除？！
也许有人说，你们这些女同学太庸人自扰，太小题大做了吧?
孙立哲的确是太淘气啦！
说起来我们那时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一晃快一个甲子的往事了，想起来像上辈子似的。
孙立哲是个智商很高又调皮捣蛋的男生。他经常在课堂上抢答问题，接老师的下茬，向身后的同学做鬼脸，跟同桌的女同学贱招，弄得同桌吱哇乱叫。教我们的数学的邵老师21岁刚刚大学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们是她教的第一个班。记得一次数学课，邵老师进门，班长叫起立、问老师好、坐下。邵老师边说着：“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讲新课”。边习惯地伸手去粉笔盒里拿粉笔，突然听见她一声恐怖的惊叫，紧跟着就“嗖”地从开着的窗户跳出去了。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邵老师已从讲台上消失，站在教学楼外面了，幸亏我们的教室是一楼。原来是孙立哲等几个坏小子，从圆明园抓了一只小青蛙放在老师的粉笔盒里盖上盒盖。这次闹剧过后，孙立哲他们越发不收敛，他们又是从圆明园里抓了一条小鱼，剪掉尾巴，刮掉鱼鳞，放在手中，一段活肉咕踊、咕踊的，举到邵老师眼前吓唬她，邵老师吓得前面跑，他们举着鱼在后面追，围着教室的课桌，闹得不亦乐乎。
男生发育晚，后来长成一米八几的孙立哲那时坐在前排。他经常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回过头搞个什么小动作，比如，用半截粉笔插到后桌同学的墨水瓶里，让人家用不成。课堂被他搞乱了，待老师莫名其妙地转过脸，孙立哲这里又爆发大笑，他笑起来肆无忌惮，夸张地抖动双肩，身体一颤一颤地，很具传染力。
班主任董老师决定调换坐位，分配孙立哲与我（学习委员）同桌。孙立哲很不情愿，他恨恨地、慢腾腾地把自己的书包、课本搬过来。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削铅笔的小刀往书桌上刻道儿，刻在我们俩书桌的中间。
我说：“哎，你怎么这么不爱护公共财产啊？”
他不理，继续用小刀歪歪扭扭有粗有细深深浅浅的刻了一条线，然后警告我说：“不许过这个界！”
我心想谁管你什么界不界的！但他把木书桌刻得露着白茬的刻线很刺眼，好好的桌子！
我不搭理他，正埋头写作业呢，突然右手肘被猛地一推，只见我自己的笔把我的作业本横着划了一道，一大滴墨汁把作业都淹了。我顿时火冒三丈，正要发作，就见孙立哲努努嘴，示意桌上刻的界线。我肯定当时气得连两条小辫子都翘起来啦，怒睁双目盯着他的眼睛，但见孙立哲那厢一副很镇静、很有理、很无辜的样子。他毫不回避、没事人似的跟我对视着，好像比比谁会先眨眼，他这一黏招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们就以这样的冤家开始同桌。我对孙立哲采取的态度是：软硬不吃、满脸严肃一般没事不跟他说话，更不跟他说笑，让他在我这不好施展他那一套。而孙立哲呢，他也故意无视我这个同桌的督促的眼睛。在我的明目“睽睽”下，他照样嬉皮笑脸地跟前后座位的同学贱招，或者往人家领子里放小虫，或者钻到桌子下从后边捅人家的屁股，没有一时闲着，绝对“多动症”。
记得一天下午我们从清华大学游泳回来，一个女同学说：“真讨厌，今天我正游着呢，忽然有人从下面抓我的脚把我往下拖，害的我喝了一大口水。”别的女生听了也都说，这是谁呀？这么讨厌！不想正呆在旁边的孙立哲开口说道：“是我。”大家闻听一齐掉头，却见这个肇事者脸上又是一幅很无辜的样子，好像他揭发了别人似的。然后可想而知，如平静的水池被扔进了一块石头，顿时炸了窝，孙立哲收获了谴责声一片。我心想，这小子还敢承认！也许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也说不定。
调皮的男孩子都聪明。孙立哲不是那类只顾傻玩不听讲课的学生，他反映快，一点就通，往往等不及老师讲下边的课，他就替老师把下面的话抢着说出来了。老师说，没人把你当哑巴。数学老师喜欢在讲新课之前先出几道速算题，就见孙立哲把试卷斜着放在书桌上，歪着身子哗哗哗地写。
“老师，我做完了！”
孙立哲总是第一个站起来，夸张地举着卷子大声叫老师，大家一看有人交卷了，也都心里发毛，纷纷加快下笔的速度。我在旁边看他抢着交卷也不检查，心说：光图快算错题也是白搭。不过他还真是错的不多，成绩很好。所以就孙立哲这么一个闹生，他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在班里都很拔尖。
要说孙立哲最出风头的是每个学期末班里的汇演了。其他同学的节目无非是唱支歌或朗诵首诗什么的。孙立哲的节目最搞笑最受欢迎最被期待，他说的山东快书或绕口令叫人忍俊不禁。本来孙立哲说话有点结巴。可他的说唱节目一点不结巴，倍儿溜儿。不知是始于谁的提议，那时实行班级之间互换节目，就是每班挑出好的节目拿到外班去演，把外班的好节目换到自己班来。我们班每次拿出去的都是孙立哲的节目。这时的孙立哲就成了班里的功臣，有的男生帮他披大衣，有的男生拍打他的肩膀以示鼓励，全班的男、女生同学也都会纷纷嘱咐说：“孙立哲，好好演，把他们的好节目多换点回来。”再看那孙立哲，被一帮同学簇拥着一晃一颠地往教室外走，一幅大将出征重任在肩的样子。
我跟孙立哲虽是冤家，但也同台演过节目。我们班排演英文剧“拔萝卜” 为参加全校汇演。剧情超幼稚：一天一个老爷爷去拔一个大萝卜，萝卜太大拔不出来叫老婆婆帮忙，还是拔不出又叫来小姑娘，接着叫小狗、小猫，大家齐心合力终于拔出了大萝卜。英语老师选孙立哲演老爷爷，我演老婆婆。孙立哲的嘴被粘上了用白纸铰的胡子。我的脑门上画了皱纹，系一条大头巾包住脸。大幕拉开了：在舞台中央孙立哲假装的老头，正弯腰驼背地围着一个同学装成的大萝卜边转悠边念念有词，然后冲舞台侧招手，并用英语叫道：“老太婆，亲爱的，快来帮忙拔萝卜”！这时我就按老师的排演要求颠着脚，左摇右摆地赶过去，嘴里回应着：“ What's the matter， Dear” ？什么事呀？亲爱的！那外国人的口头语，让我们当时十四岁的孩子说来特别扭。好在是用英语，好在我一出场，全场爆发大笑，台词都被湮灭了。
初二的下半学期没上几天课就文革了。我和几个班干部贴了一张坚决保卫党支部的大字报，这下完了，我们成了保皇派站错了队。一天下午教室里人不多，孙立哲走到我面前，满脸正经一反平时的样子，很关心、很知己地对我说：“你保什么党支部呀？我劝你谁也别保。”我听了很吃惊，倒不是因为他的观点（这不重要），吃惊的是原以为孙立哲只是个光知道瞎闹长不大的男孩呢。
文革乱了几年后，我们就都来陕北插队了。我帮助别的女生把孙立哲从队里开除，盖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个改不了毛病的淘气包。
这样，孙立哲插队落户在离关庄公社十里地的关家庄大队。本是初二四班的孙立哲加入了史铁生他们初二三班的男女生的一个队。
我和另外十二名知青在关庄公社前楼河大队落户，我们每到公社去，关家庄是必经之路。
全新的、艰苦的插队生活开始了。山坡那么陡，山路那么窄。住窑洞、睡土炕、用土灶，都是土做的。虱子、跳骚把娇嫩的我们咬得浑身成了“狼牙棒”。农活又苦又重还要吃糠咽菜饿肚子，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话说孙立哲远走关家庄后，分到这个生产小队只剩下五位女生，队里抱怨劳力太弱。正好，有本来要分到关家庄大队的汇文中学的老黑，就“趁虚而入”，成为护花人。老黑心里偷着乐，说：“你们班这五个女生一个比一个漂亮”。于是在女生面前老黑表现得十分殷勤，每天早上女生们还没起身，老黑已肩挑一担水恭立在窑前了，终于赢得一位女生的芳心。当年的房东女儿还记得无意中看到老黑给这位女生的信，最后一句是：“拥抱你”。让这女子惊诧不已，那时人们互相通信的最后一句都应该是“此致敬礼”呀，怎么？老黑是写错啦！？哈哈。老黑不幸？幸也！
另有史铁生他们班本来分在关家庄的一个男生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被调往关庄大队。几年后招兵的来了，这男生当了兵（每个大队都有名额）。幸也？不幸？
再后来，孙立哲在关家庄大队当赤脚医生出了名，但孙立哲坚决说、一直说，史铁生是他的老师，没有史铁生就没有他赤脚医生孙立哲。
没错！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孙立哲没有被女生们开除，在关庄大队落户，他也就做不成赤脚医生，起码不会做成有那么大成就的赤脚医生。女生们一定管着他，其实女生们骨子里都是母亲，她们就会把这个淘气的男生当孩子一样呵护和训斥，不让他轻易给人家开肠破肚做手术，如果他一定要做，也得嗔骂他，“你哪儿会呀？你只上过初二！！”
自孙立哲和史铁生睡一个炕头后，史铁生就推荐、蹿鼓孙立哲去给人家治病。第一次是队长的婆姨坐月子得了奶疮，队长来找知青去给他婆姨看奶疼。史铁生闻听臊得满脸通红，就“发坏”指着孙立哲说：“他会，他专业。”孙立哲脸皮厚傻大胆，真的去给人家婆姨看奶疼。待他回来史铁生问：怎么样呀？孙立哲说，那婆姨的奶肿得明胖胖介（陕北方言），一个劲叫唤：“妈妈呀，疼死了”。我把刮胡刀在火上烧了一下消毒，就在她的奶上拉了一刀，放出来一整碗的脓。史铁生叫道：“你小子竟然敢给人家拉刀子？！”
是史铁生，插队之前就在北京学了“红医班”；是史铁生，买了《农村医生手册》和针灸盒带到队里；是史铁生当了孙立哲的启蒙老师；是史铁生看到孙立哲不太会干农活，建议孙立哲在队里当赤脚医生。当然没有史铁生就没有赤脚医生孙立哲。
而没有孙立哲和我们的一群同学，也没有著名作家史铁生。孙立哲自学医术后，是他护送发了腰疼病的史铁生回京治病。史铁生在北京住院，是同学们趁着回京的机会，轮流天天去医院探望安慰。史铁生几欲轻生，是同学的一席话开导了他。
孙立哲和史铁生在患难中成为终身挚友。四人帮倒台后，孙立哲反倒被冤屈成四人帮的爪牙。史铁生竭力出手相救，史铁生北京的家成了营救孙立哲的据点。在史铁生患肾病马上要透析时，孙立哲抢时间专门买了一辆大房车，带着史铁生去美国游玩......
孙立哲，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史铁生，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互相成就了对方。如果说史铁生写作参透生死，用“佛”一样的慈悲开导众生；孙立哲修的是菩萨道，努力救助生命。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完善和提升了自己。
世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孤立的。没有当初我们班女生的开除孙立哲，就没有史铁生的收留。我们把孙立哲推给了史铁生，看似悲催，不可思议的是，这似乎符合神意。如此不经意的一个小插曲，往往就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无形的历史之手中，我们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些都是后话，再说说我们班这位闹生怎么就成了“神医”吧。
老乡们传说孙立哲是祖传的神医。他居然还会给人开刀做手术呢。我们听了在心里撇嘴：他不就是我们同学吗，不就是那个调皮鬼吗？他哪里学过医呀？孙立哲名声越发大了，经常听我们村的老乡说：“找孙立哲看病去呀。”
一次我去公社路过关家庄时，孙立哲正站在脑畔上。他见到我后就从山坡上下来，我们客气地握了一下手，便完事。
后来我去过孙立哲他们的医疗站。我见到了土窑洞里的那只手术床。我听医疗站的女同学“心有余悸”地描绘孙立哲给老乡开刀治病的过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对孙立哲刮目相看了。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回忆当时的场景，孙立哲自己说：“书记的婆姨得了胃穿孔，他的亲弟弟刚得这种病死了。书记求我说，治坏了不怨你。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信任，信任到超过正规的大医院。我感到我不能表现出无能，辜负了人家。病人极其严重，肚子疼的不得了，胃里面的酸性食物都流到肚子里面了，如果拖下去，长时间腹膜炎人就没了。尤其是已经没有时间转县医院了。那怎么办？我需要现场手术开刀，缝合穿孔，再把流出的胃液洗掉。这个手术对我来说相当有难度了，哪儿有什么手术的条件啊？只有一些基本的设备，挑战太大了。这时候全村老乡都来了，都在院子里看着呢。
我让女同学冯骧量血压，看住血压和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是在上腹部，我只会腰麻，麻醉随时可能出问题，如果麻醉太高，呼吸受阻碍就会窒息死亡。如果麻不到位置，就没法开刀。这时其他同学也上手帮忙拿针灸麻醉。
胃打开以后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肠子先出来，往外鼓，我就赶紧用手往里面压，找胃的穿孔在什么地方？我满头大汗，腿直发抖。找了半天，居然找到了，穿孔缝上了，缝肚子时麻醉没有劲了，那个麻醉就顶40分钟，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病人开始紧张，我让她大喘气，大口呼吸，呼吸一下缝上一针，就缝上了，死不了了。
外面静的可怕，我从窑洞出来，村子里简直是人山人海。老乡、书记全在。墙根蹲着一大排老汉，捏着烟斗都忘了抽。一个多钟头啊。如果病人死在手术上，我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呀。”
事后有人说孙立哲聪明，有人说孙立哲胆子大。我想说，孙立哲第一次决定给老乡做胃穿孔开刀手术时，他首先是无私的，利他的，勇敢的！此时此刻的孙立哲全然不顾自己的荣辱得失，一心要救人！
虽然在这之前孙立哲到北京的医院观摩过，知道手术流程。虽然他解剖过村里的死猫死狗。甚至在晚上偷偷把老乡扔在山里浅埋了的死孩子弄出来解剖过。他最大的外科手术实践是给村里一位老红军的膝盖开刀取过弹片。但是，膝盖不是内脏。而且，解刨死尸只是大致知道结构，活体毕竟不一样。他的学历就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没有也不可能正经学过医。况且，这是一个给活人做的大手术！他有一百个理由可以不承若这个危险的活儿。他不做，没人能说他见死不救。而一旦他做了，完全可能失败，他将面临“牢狱之灾”，那叫非法行医罪。
老黑曾对我说，立哲傻透了。你想呀，公社就离这里十里地，公社的医生都不管，你管？你管坏了，你倒霉。就是你管好了，那些医生不嫉妒死你，不恨死你？公社医院的有牌照的大夫们巴不得他搞砸了，否则颜面何在？老黑的话在几年后得到证实，孙立哲被打成四人帮爪牙后，正是这帮人批他批的狠。
所以，救人，利他的精神，是孙立哲的赤脚医生精神。我不同意有人的说法，说赤脚医生是文革的产物。首先，几千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中行走的乡村郎中们，他们就是“赤脚医生”。医者，仁心。仁心是为医者之魂。孙立哲继承了我们祖先医者的仁心，才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神医。当一个人发了善的大愿时，他可以激发出惊人的智慧和能力，连“神”都会帮助他。
我自己也做过队里的赤脚医生。我们不多拿一个工分，随叫随到。冬天的午夜，有人轻轻敲着我们女生窑的窗棱，我一骨碌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背起红药箱，随来人爬坡上山。那窑里的老汉躺在炕上呻吟着，肚子涨得鼓鼓的。他是白天在山里干活饿坏了，晚上回窑里又吃粗粮饭过猛，消化不了了。我用一根长针扎进他的“中脘穴”，慢慢行针后他开始放屁，肚子也渐渐憋下去。我还给村里一个女子扎针治头疼，不知怎么蒙的，居然她再也不疼了，记了我一辈子的好，现在还给我微信呢。
我以为，什么叫赤脚医生？那是知青们下乡后看到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用自己有限的知识，边翻着《农村医生手册》，边学着用针灸等无须费用的手段，给老乡治些小病消灾。几乎每个村里都有一两位知青自愿当赤脚医生，为乡亲们治病，尽力所为，无私奉献。即使说“赤脚医生”是诞生于那个不堪的年代，历史上再黑暗的年代也挡不住人性的光辉！赤脚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值得光大吗？
孙立哲从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变成救死扶伤的“天使”，自然是农村郎中——赤脚医生的实践，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确立了他的做人标准。孙立哲说：我的人生观啊，对生命、对生活的意义，确定是在延安形成的。人从底层开始，什么苦都受过，知道吃不上饭挨饿是个什么感觉。生存压力对人的铸造是非常重要的过程。那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一段人为的历史错误时期。但是从个人来说，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种礼物，怎么叫礼物呢？如果按照以前的惯性和生命轨迹，我不可能有这种经验和经历。人无论在什么大的背景下，也是可以活出我们个体人生的精彩的。
在陕北的十年中，孙立哲和他的医疗小组共医治了二十几万病人，做了几千例手术，无一例事故。孙立哲的大量临床经验的故事，可以说上好几天，我在这里就不赘言了。那些年延川县老乡中非常流行这么一首歌，其中的第一句就是，“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
孙立哲火了。他成为毛泽东钦点的五个知青代表之一，上山下乡的标兵，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他的事迹被编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了欧洲和非洲。
提起这段出国孙立哲很有感触。他说，那是文革以后出国的第二个代表团。事先给我们密封了一个多月，住在很高级的别墅里，不经批准不许单人出门。我想给我们医疗队打个电话，都不能打。
从延安窑洞到巴黎我已经傻掉一半，人崩溃了。霓红灯，高速公路，车来车往。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路边有裸体的塑像，心里害怕，眼睛不敢看，眼光躲闪着没有地方搁啊。见到一个应该是最穷的工人，但他左手拿着纸盒的牛奶，右手拿着面包。
到了非洲风景是真好，树上开着花。可吃的东西非常危险，盘里的沙拉怎么还会动？里面有活虫子啊！木薯发酵以后砸成面，放在芭蕉叶上晒，一股马尿味，一吃饭心里就发憷。那里的人真穷，披着树叶子当衣服。
出国见到外面的世界，给了孙立哲一次重要的心理变化。
一时间荣誉和光环，都投向了二十出头的孙立哲。可是为了这个典型，他也不被允许离开农村不被允许上学了。省委书记召见孙立哲说，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身上肩负我们陕西省人民和党的希望。你得扎根农村。所以，同学们都从农村出去上了学，又从学校毕业了，他还在农村呢。
我再一次见到他是我从西安美院毕业回到延安。我和靳之林老师从延安搭孙立的130汽车来到关家庄医疗站。天已经黑透，司机大呼人来帮忙，他们从后备箱搬下大箱大箱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答说是做心脏手术和开颅手术的器械。让我吃惊不小。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孙立哲这个知青典型很快被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孙立哲最风光的时候是国务院和卫生部各种领导小组成员，凡是全国性的会议，他必定坐在主席台上。而时隔几个月，他就在延安地委大院扫院子了。
文革结束了，孙立哲却成了文革式的批判对象，被说成是四人帮的爪牙。民兵把他押送进会议厅，横幅上写着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瘤毒。然后大家呼口号。
“肃清孙立哲流毒”！
“打倒四人帮”！
孙立哲天天在小黑窖里反思，交待问题。他原是个不吸烟、不喝酒的人，此时他一口气喝下了一瓶烈性白酒和两瓶葡萄酒，昏倒在炕上两天，得了急性肝坏死。使他终生失去了健康。
我参加工作后到延安出差，孙立哲正在地委大院挨斗。我见他疲惫、沮丧，满脸浮肿。孙立哲无力地靠在炕头，说：“我当时在政治上很幼稚很不成熟，我提出了一些卫生革命的想法，一上一下，赤脚医生要掺沙子到大医院，大医院的医生要下农村，来为老百姓服务。这个一上一下，惹了很多人。”
是老乡们救了孙立哲。由知青带头，老乡们发起万人签名信。人们在底下极其机密地签字，按手印。各种各样的字体，一张纸不够再接一张。有人把这个万人书递给了胡耀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事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点名接见了他，他又被平反了。
痛定思痛。孙立哲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做“政治”。他要上学。
其实孙立哲是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上学的。那年北医来延安招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孙立哲。但恰恰毛泽东签阅一个文件把孙立哲搁里面了，让他走不成。
一次是当时的首都医科大学副院长李光弼下乡考察孙立哲医疗站，李院长跟孙立哲住在一个窑洞。第一天进门，他就惊讶地发现窑洞里摆着的英文书、德文书和外国医学杂志。他随手抽出一本德文书来考孙立哲，孙立哲虽然自学的发音不准，可意思全懂，令李光弼很满意。
当被解放了的孙立哲躺在史铁生家的小屋里时，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上学。此时虽然错过了1977和1978年两拨考试，他又听说79届首都医科大学可以直接考研究生。孙立哲一咬牙就去找李光弼。经过考试，孙立哲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院长戴士铭和外科教授龚家镇的硕士研究生。孙立哲成为文革后首都医科大学的第一届外科研究生。
毕业后，他成为八十年代最早一批去美国的留学生。
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可言说的中年生活的挫折，九十年代初我艰难地从西安调回北京。见到了正回国创业的孙立哲。我们一同去参加清华附中万校长的追悼会后，回途我搭孙立哲的七座车进城。几个男生把史铁生抬上车。在车上孙立哲跟史铁生大谈计算机computers 的 Windows系统。我沮丧地发觉自己完全听不懂。
在我们班同学四十岁的见面会上。孙立哲说起这次回国创业的原由时痛哭流涕。妻子得了癌症，孙立哲带妻子回国治病。为了挣得治病的钱，他一面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
此前他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学的是器官移植专业。因为动物毛过敏，孙立哲放弃了医生的职业。
回国后孙立哲说，“这段时间，前前后后我办了二、三十个公司，有医疗器械的，有进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还在全国办了七、八个图文公司并引入苹果电脑。”
孙立哲迎来又一次创业高潮。以后的十年时间，他成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把门人”，无数计算机、经管类畅销书的引进，都是他在背后牵线搭桥，九十年代中国的外文版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和他有关。
孙立哲和多家出版社成立了十几个合资公司，每家公司他都担任董事长。他这董事长基本不干活，只是动动脑筋、进行资源组合。学习和建立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特别是国际上的人际网络。他到世界最好的商学院进修，就是为了进入一个强大的校友网。
此时的孙立哲已经拥有跨学科的七、八个研究生和博士学位。文革中时我们初二辍学，插队后又不让他上学，所以他一生都在报复性地上学、考学位。天生高智商的孙立哲，成为跨学科的学者：医学、社会学、历史、法律等等，他永远在尝试新领域，他甚至说下一个学位想读神学。
正是有了深厚广泛的学识，孙立哲创业基于他的预见性和他的理念。他认为刚开放时，第一个商业机会是语言沟通方面的，第二个是科技、计算机和ＩＴ。第三波是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接下来是都市化浪潮形成的白领和中产阶级所需求的，如心理、就业、励志，以及多方位的技能。等到人们更有钱以后，旅游、保健、理财就会增多。直至人们开始追问终极问题。这是今后社会的走向。
十年前，一个影视公司的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想拍孙立哲的影视剧，但找不到在国外的孙立哲本人，听说我是他的同学。
她们说看到孙立哲的相关报道 ，惊叹他的个人经历如此跌宕起伏，又极富传奇色彩。这段个人历史浓缩了时代的变迁，也彰显了他个人的独特气质和才华。很想把这段经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她们说，其实拍摄这样一部电视剧，并不仅仅是写知青，也不仅仅是写孙立哲和史铁生个人，写的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命运史，只不过知青是其中最有戏剧性的阶段；只不过孙立哲和史铁生的经历恰恰最为典型和精彩。
这样，征求了孙立哲的意见后，我代表他与影视公司签订了五年期的合同。我成为收集孙立哲影视剧素材的牵线人。
我们组织过整整一周的上、下午的采访。有同学、朋友几十人接受了采访，包括孙立哲本人的口述。我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孙立哲的赤脚医生故事、回国创业经历、终身网上赤脚医生等等内容太精彩了，多好的素材呀。我听着，想着，一幅幅的镜头在我眼前上演。我认为真的可以拍成好莱坞大片啊。不幸的是，这个电视剧做了十年，还在努力中，让我们期待！
2014年10月，电视剧剧组与孙立哲和我们一起回了趟陕北。
在采访中，我知道了孙立哲小时候家庭的悲剧，知道了他的情感生活，知道了他终身做网上赤脚医生的细节。
亲们，你们想听吗？
虽然我在之前的描述中，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一个乐天派的孙立哲。其实，我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悲剧性格。孙立哲的父亲是从美国回来的清华大学教授。但是历次运动都被打成是美国派来的特务。人家说，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么好的学校毕业，又在美国的电气公司工作。你没有理由回中国来。你回到中国来一定是有目的，是谁派你回来的？
孙立哲四岁时的一天夜里被惊醒，看到有人往外抬他的爸爸，爸爸试图自杀，因为说不清“特务”的问题。
文革时，孙父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了英文字注解。天呐！毛主席的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你能写字的地方吗？孙父要去自首。孙母说自首还得了，你的孩子们还要不要了？孙父说要不然烧掉？孙母说烧了罪就更大，是销毁证据。两个人半夜打起架来了，大声的叫啊！一个说我要自首，一个要拉住。结果孙妈妈就带着全家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自赎。
孙父的又一次自杀是在他被下放的地方，还是因为特嫌。他在大家劳动回来以前吃了大量安眠药，但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了，就在失去知觉以前猛的一声吼，把前面的柜子推倒了。
在孙父被隔离审查期间，孙立哲的事迹要上人民日报，这可是在政治上翻身的机会啊。果然一见报，历史就重新写了。孙爸孙妈变成了英雄人物，让他们全北京市做报告。在清华，北大，大专院校，大医学院，大的厂矿做了一百多场，特别受欢迎。人们就当听故事吧，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文艺节目。
所以说，孙立哲玩闹性格的背后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孙立哲在接受任何关于他自己的采访时，永远把别人摆在前面。他说，第一是史铁生教会了他当医生。第二是没有关家庄医疗站小组的同学们，他自己什么也做不成。
他在调侃自己的赤脚医生故事之前，总是要先忏悔他在计划生育中是犯了罪。他带头响应政策，给男劳力做结扎，给婆姨上环，给孕妇做引产。
他抱着头说：“我杀了多少生命啊”！
我们安慰他说，那不是你的问题，是大环境。
他频频摇头，说：“这个罪过，我永远没法原谅自己。”
谁没有年轻时的盲目狂热？谁没有被利用被洗脑过？之所以每次民族大灾后，只有受害者，不见加害者，就是因为文过饰非的人太多太多。而像他这种给自己上纲上线，主动忏悔为参与计划生育赎罪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说我为我的同桌取得的成绩骄傲，我更为他的德性点赞。
孙立哲戏称自己是观世音脚下的善财童子。多少知青群体活动、知青出书、各种纪念活动，他都匿名大额捐款。电视剧给他的版权费，他一分不要，全部分给我们几个顾问和用于编辑纪念史铁生的书费。只要他参加的朋友聚会，必定是他买单。在他终于想歇下来开始旅游梦时，他不要自己玩，他把一拨一拨的朋友们拉去国外一起玩，费用全包。他从未停止给人看病，免费送药就更是无法统计了。
不是孙立哲多么的有钱，有钱的人多的是，但是谁见过如此大方的人？只能说赤脚医生“利他”的精神，变成了他的基因。孙立哲在利他中获得自己的幸福感。
当年孙立哲赤脚医生名扬四方，加上他是身高一米八，浓发，剑眉的帅小伙。追求者无数。大量的求爱信飞向公社邮局，邮局的老王说，哎呀，每天都足足可以装一个大麻包。
在电视剧采访中，他温情地讲起那位心仪的俊女子，可惜她出身不好，人家怕连累他，自动退出。孙立哲走了桃花运，被女人包围着，他在追求者中不知所措，左右为难。桃花运也是不好玩的呀。世事无常，不想他又倒霉了，退信的退信，分手的分手，屋前可罗雀。而他再次火起来时，女人们后悔的眼泪纷飞。生活啊生活！
孙立哲对所有的这些女孩儿都心存感念。因为政治环境和出身的原因，孙立哲放弃了自己的最爱，那位女孩远走天涯，使他永远不能释怀。
总之，女生们有的因他终身未嫁；有的为他一生耿耿于怀；更有对他念念不忘的。女友们有的照他的样子找男友和丈夫；有的照他的标准要求丈夫；可想而知她们会过得怎么样。
我们说，爱上你，真是倒霉催的了。
当孙立哲说到自己的前妻时，大动悲声，痛哭嚎啕。我从未见一位男士如此当众放声的，孙立哲是真性情中人。孙立哲说，吴北玲追了他八年。他倒霉时，吴北玲正在上北大中文系，每天逃学来到铁生家，参与救助孙立哲。史铁生就说，你看人家多好，有那么好的前途，还把她所有资源动员起来救你，一直爱你，爱了你八年。
孙立哲夫妻刚去美国时为了挣钱念书，开了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饺子公司，在家里包一夜饺子到天亮，早上开车给人家送走。后来他们又干翻译、打字，一边念书一边发展业务。吴北玲非常聪明能干，不幸三十多岁就得了重病。但她不怕生病，只要有丈夫陪在身边，她宁愿生病。北玲1991年患癌症， 一年后去世，她给孙立哲留下一儿一女。
自从孙立哲在延安得了肝坏死，又因为用药不当，雪上加霜，他二十几岁就是糖尿病人了。九十年代初孙立哲带北玲回京治病。人常说祸不单行，孙立哲的姐姐包里背着筹集治病的几十万块钱，在王府井被偷了个精光。更惨的是，其时孙立哲正想跟俄罗斯做一笔生意，用咱们的轻工产品换他们的钢材赚差价。结果对方用几车皮的烂木头偷换了本来合同上的钢材。生意大赔还欠了合伙人的巨款。对于孙立哲来说，祸不是双行是三行，因为他父亲也查出了癌症。孙立哲一下子崩溃了，他说，他的甲状腺瞬间没了！我们问：甲状腺还能没了？我们都知道孙立哲擅长一惊一乍的开玩笑，反正他说他从此要终生吃甲片了。
孙立哲多次面对死亡。有一次因消化道大出血，他从床上滚落，嘴发不出声，眼睛睁不开，手也抬不起来。他感到四周那样安静，世界似乎已离他越来越远。
一年后他又被确诊为膀胱癌。为他手术的美国医生是他的朋友，他让医生不要全麻，把手术的过程打成幻灯，他躺在手术床上指挥别人给自己拉刀子，切除肿块。他说：“每次接受化疗，都像脱一层皮后从死亡线上爬回来。”
不知他是怎么给自己诊断吃药开医嘱的？我们只是看到他从此不吃粮食类的食品，只吃青菜加些干果。常见他手里提着塑料袋，袋里装一只洋白菜，边走边拿出“咔哧咔哧”地咬几口，他是属兔的，这回真成了兔子。几十年不吃粮食和肉食，他居然就做到了。他经常招待朋友吃大餐，香喷喷的饭菜上桌他却不能吃，像孩子一样，他会馋得掉过头去抹眼泪。
孙立哲自己说他有一身的病，心脏，肝肾，血压，血糖...
我们说，换了别人得死上十几次了。
我们也都说，医生会给别人治病但治不了自己的病。孙立哲是个例外。
采访中来了几位年轻的妈妈，她们谈到孙立哲在网上给她们的孩子看病的事，说着说着眼睛都红了。她们说：孙教授给她的孩子免费送药，那是救命药，挺贵的一万多一支，一次就给了我们一盒十几支。是活性的，要放在保温箱里的。
孩子妈妈说，孩子已经是晚期了，刚一查出来的时候就说最长三个月。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没效了。这时孙教授免费给他用一种药，用来控制肿瘤细胞的药，给了三个疗程。开始我们甚至没见过面，孙教授天天发短信告诉我怎么用药，怎么去增强孩子的免疫力，天天问孩子的情况。由于孙教授的治疗和在精神上的鼓励，我的孩子又坚持了20个月。
好几次我们大家正在开会，立哲的病人就等在门口，于是我们知道了孙立哲每天都在给人看病。那些病人基本都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而且多是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穷人。病急中，患者口口相传立哲的医术，他们通过微信等网络手段千方百计找到他。孙立哲一直都在用电脑用手机给人看病，每天晚上不睡觉直到深夜。他会仔细查看化验单和检查报告，提出治疗建议。白天就让自己的助手开着车全北京转，到病人家里免费送药。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第一她们吃不起，第二我没有行医执照不能卖药。
孙立哲经常在路途上，在汽车上、火车上给人看病。一次有人肚子疼，他用手捏，很快就捏好了。还有一个是心脏病犯了，他上来就口对口呼吸，不一会儿病人已经有自主呼吸了。孙立哲为人看病成了他下意识的行为，他已经把行医变成了内在的天然责任。
孙立哲认为，有的癌症是可以治愈的，也不用花太多钱，自己制药很简单，几分钱就能做一粒药片。他又犯了“二杆子”毛病，在自己住的公寓买了几台制药机，制作便宜的治癌药物，送给穷苦的患者吃。这还了得？！这不又是非法行医的死罪吗！幸亏没有继续。有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其实那里就有孙立哲的影子。
自从孙立哲因为动物毛过敏，离开了医生的职业。他就注定是一辈子没有执照的“赤脚医生”。因为他没法不行医，没法不给人治病。行医，是他的最爱。他后来专攻癌症，成为癌症专家，在线上给人治癌症。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同学和亲朋，一旦有医疗方面的问题，第一时间就去问孙立哲。
2018年在澳洲
有时候我为孙立哲遗憾，一个医生最宝贵的是他的临床经验吧？孙立哲的临床经验谁人跟比？加上孙立哲的天才头脑和他的多学科的知识，让他当个卫生部长不够格吗？当个大医院的院长也绰绰有余呀。但是，他干不了。当他把一个得了癌症的清华大学的穷学生，放进高干病房时，他不但被一个高层医疗机构开除，还被免了副董事长。
知青一代已是过去式。孙立哲也是过气的人物啦。为什么我们还对他念念不忘？为什么我仍要执意写我这个同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老掉牙的、年轻人都没听说过的“赤脚医生”的事儿拿出来鼓与呼？
最后我仍然要说：孙立哲的赤脚医生经历，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他是我们知青一代的高峰，我们以他为荣。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原载作者美篇xi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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