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老三届丨霍秀: 同学孙立哲,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霍秀，清华附中初68级老三届，1968年到山西插队，1971年考入宁夏文工团，1978年考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1980年进入影视界。1989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和编剧，在多部电视连续剧担任执行导演，在中央电视台《文苑漫步》栏目担任主持人，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栏目担任总导演，北京电视台《走向大自然》栏目担任主持人、编导等。
原题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孙立哲的故事
我和立哲的第一次接触竟是面对死亡。
那是1992年， 意外地接到了他的电话，声音悲哀疲惫。这之前，只是在校庆上见过面。他说，妻子吴北玲患癌症去世了，遗体告别会准备几天后举行，问我是否能在电视台请人把告别会录制下来，两个孩子太小，录像带将来留给孩子们看，怕他们忘了妈妈。
立哲和北玲一起在陕北插队，在延川当知青，北玲早就暗恋着立哲，但立哲一直把她当普通同学看。在立哲被打成“四人帮爪牙”的那些日子里，深爱着立哲的北玲从北大逃学，天天跑到铁生家，商量着怎么“捞“出立哲。铁生说，“北玲在北大待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的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要是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的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他们婚后便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北玲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
吴北玲在延安
1991年，立哲带北玲回国，却是治病。铁生说，“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恍如昨日。她摘取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了。”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作家查建英是北玲北大的同学，她在文章中写道：“我仍然记得1991年春天我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情景。她面容苍白，极度虚弱，因为化疗，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只能依靠吗啡来止痛。但她看起来似乎比在芝加哥时更快乐。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而立哲则很憔悴，比以往更显得狂乱。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她则快乐地享受他的照料。他们的角色如今完全颠倒过来了。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她成了他的一切。后来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没能医治她深深内疚，而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也为自己没能更爱她感觉悔恨。”
北玲还是悲凉地走了，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事是一定要帮助的。我找了电视台一位资深摄像师，把遗体告别仪式细细地记录了下来，远景中景近景特写，一点儿过程和景别都不肯放过，做成一盘录像带给了立哲，让已经飞上天际的北玲，栖落在这里，在人间的眷恋中。
立哲一生艰难坎坷，备尝荣辱，是同学们嘴里的猛料。我们聚会后，闫阳生拿着小录音机，立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聊着聊着，立哲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就从闫阳生笔下传遍了媒体和网络。
当年的立哲剑眉星眸，挺鼻浓发，可谓英俊小生。奇怪的是刚下乡时，哪个知青点的女生都不要他，赶他走，说他赖呼呼的。立哲说自己被人视如敝履，蔫头蔫脑地找到铁生那个队请他收留，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怀揣红宝书、豪情干革命”之类。铁生狠狠地踩乎：“这也叫诗？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立哲和铁生就成了哥们儿，睡到了一个炕上。
刚下乡时立哲并不懂医，铁生懂医，曾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就教立哲扎针灸、看病。巧的是刚到村里第一天，正碰上一个发烧老乡找大夫。是个老太太，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立哲和铁生拿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知青们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原来是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立哲说：“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30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18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
“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还有一个更邪乎的事。“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17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除了给老乡治病，孙立哲同学还偷偷地给女知青做人流：“那个时期的知青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没原因地打群架，血拼，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这还不神？这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华佗吗。孙立哲的名字不胫而走，一日千里地传遍了陕北，传到北京。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他：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江青同志都知道了他。按他的话说 “这下捅篓子了！”
他虽然没见过“四人帮”，但经常被迟群谢静宜她们叫去给大学作报告，还出国作报告介绍自己的事迹。这不是给四人帮脸上涂脂抹粉吗？还能有好下场？四人帮倒台后，军代表严正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
“那时候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我成黑帮了。太难受了，我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没过多久，立哲又被押回延安继续接受批判。
老乡们不干，他们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知道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一边是开社员大会批判，另一边开小会签名。老乡从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他们秘密传着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立哲说，“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这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立哲起草申诉书，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上下忙活找领导，最后申诉书和万民折竟然递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启立都知道孙立哲其人，立即明确表示：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开会时胡耀邦找到王震：“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突然有一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立哲那个黑窑洞里来。立哲早已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低头等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立哲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六七只燃烧着的火苗递到他面前，照亮了他惊喜欲狂的眼睛。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立哲对听呆了的闫阳生说。
翻身农奴把歌唱。1983年，立哲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由于对动物毛发敏感，于 1987年放弃博士学位，在美国创办了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后来成了美国万国数据通讯公司总裁、华章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1992年初秋，我又意外地接到了立哲的电话，声音嘶哑，急切。他说妻子刚去世，自己回国投资又遇到了大麻烦，被人诬陷暗算，有可能血本无归。同学们都知道他生命中大起大落的凶险日子已经过去，怎么又陷入沼泽了？
我说：“你出国多年，是不是已经不了解这里政治和市场生态了？”他说：“ 咱们这儿有无数的潜规则，和人打交道太累了，防不胜防。同学里只有你在媒体工作，能不能帮忙找个能报道经济事件的媒体？我想和他们聊聊。”
“好吧，我试试。”
我拨通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的电话。“孙立哲？你说的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孙立哲吗？“艾主任知道他。
“是的！”
“我见过他，很不错的小伙子！当年还报道过他。”
“噢，那太好了，咱们找时间聊聊行吗？”
“没问题！”
艾主任精神矍铄，刚直威严却很亲切，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名牌战略权威专家。和立哲深谈两个多小时后，艾主任目光炯炯地看着我：“霍秀，这稿子由你来写。”我瞠目结舌，人民日报的大主任不派记者，怎么把任务派到我的头上来了？
我使劲儿推辞着：“这这这......我哪有那个本事呀？我初一都没念完就文革了，我是小学生！您派个记者吧！”
“你试试，三天后交稿，最多五天。”艾主任不由分说地下了命令。“不要写经济纠纷，就写立哲这个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勒令写文章，还要在《人民日报》发表！想想立哲的境遇，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投到了国内，忽然就有可能血本无归，这个事不能推辞呀。
白天上班录制节目， 晚上回家点灯熬油，找了一大堆立哲的资料，几乎三天没合眼，终于写出了一篇很幼稚的文章，居然，艾主任通过，见报了。
有这样一个投资者
——特写孙立哲
《人民日报》1992.9.17
署名：霍秀
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捷妮当解慈母意，
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
此文章发表后不久，就被《读者》杂志（原《读者文摘》）转载了。我工作太忙，都没问过立哲的境况是否有所好转。
和立哲的接触，几乎每次都让我措手不及，一年多后，第三件事又来了。
那天接到他的电话，声音洪亮，情绪饱满，底气冲天，感觉全身通爽：“霍秀儿(作者原名)吗？哈哈你好！好久不见！哈哈哈！”
“你好呀立哲，怎么那么高兴啊？底气很足嘛！你的公司好吗？有好事儿吧？”
“你可真聪明，哈哈有喜事儿呀！我要结婚了！”
“啊什么？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恭贺恭贺！新娘子是谁呀？”
“是我们公司的，叫张瑾。婚礼你得来呀。”
“那当然，肯定来！太好了，祝福你们！”
“还有一事相求呢，这事儿非你莫属。”
我又开始紧张了：“什么事儿又轮到我啦？”
他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你得帮我当婚礼主持人！”
“啊？这可太有难度了，我从来没做过婚礼主持人呀！”
“你一定不能推辞，只有你能胜任！”立哲说话没商量。
又是一次意外，又是一次勒令，不得违抗。但立哲总算缓过来了，这么重要的人生时刻，由我来宣布他们的喜结连理天地万年，我怎么敢推辞!
大喜的日子来了。在北三环路的张生记酒家，包了二楼的整整一层。
刚到酒家门口，就碰到了陆续来的很多同学。大家相互握手拍肩，猜姓名猜职业。岁月沧桑青春不再，不少同学已经呈现出衰老的容貌和体态。“我是在陕北插队的。”“我在山西孝义。”“我也是山西的，在运城。”“我在内蒙古，农区的。”“哈哈，内蒙土，山西洋，陕西净是大流氓。咱们这儿全了。”“为什么？“”因为当年北京工读学校的小流氓都给弄到陕西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在陕北干了八年活儿，回来后只能在我爸的工厂顶替，没文化，工人阶级呀。”热闹的寒暄把我不由分说带入时光机器，思绪飞回二十多年前。
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当年的“知青”，”知识青年“这个桂冠是当年硬造出来的新词，一个绝妙的被美化的政治名词。它成了全中国所有从高三到小学六年级下乡城市孩子的自恋幽默。
1968年底开始，中国城镇的孩子们就都打着背包出发了。那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人口大迁徙，就因为老人家说了几句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法律和政策依据。1700万中学生离开了生养自己的城市和父母，带着立志当农民的激昂和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主义幻觉，去到农村，自己谋生，空前绝后地全部变成体力劳动者。
史铁生同学曾说过：
我当时是报了名但不让我去的，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到我，和一个很抬举我的的罪名“想加入叛国集团”。工宣队找我谈了好几次，声色俱厉地让我交代罪行，我当然一问三不知，什么都编不出来。后来几乎全班同学都可以报名上山下乡，唯我例外，几天就被叫到工宣队审问一次。
我只是个初一的小女生呀。那日在教室枯坐，呆滞地看着墙上老人家深不可测的笑容，脑子里忽然一亮，写血书向毛主席表忠心！找到一张雪白的纸，平平铺在面前，平静呼吸。从我血管里，经过心脏流出来的年轻的血液，会在这里凝成革命的誓言。把一根大头针擦了擦干净，伸开手掌犹豫着。刺哪根手指呢？这是一双从小弹钢琴的手，每一根手指都不能有残疾，尤其是指尖。想到江姐鲜血淋漓的十个手指都插满了竹签子都不呻吟一下，一咬牙一闭眼，把大头针狠狠地刺进左手无名指指尖。
血呼地流了出来。我用右手捏着这根手指，一边挤一边在纸上写。但只写了毛主席语录几个字就写不出来了。原来以为扎一次就可以把血书完成，血为什么不再流了？于是，咬牙切齿地再扎！再写，又扎，继续写，指尖已经快要扎烂了，泪水自己就不听话地向下滚落，忍受着撕心裂肺快要昏倒的疼痛，写了如下这些字：
血液只要到了纸上，就变成绛紫色，完全不是鲜红的了，但那不能说明我的心不是红的。当我把血书恭恭敬敬地交给工宣队长，他诧异地愣住了。我猜他那时心中肯定在上下权衡，是再定性一个叛国投敌分子，还是把她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嘴唇动了动，但没说一句话。两天后，终于批准我去山西插队。
插队。多少青春抛给了当红色农民的梦想，多少生命被理想主义一下一下地击碎，跌进了生活最底层的泥淖，像个黑色的泡沫。文革后，老三届中考上大学的不到4%，整整一代人的才智资源流产，荒废，成了文化残疾人，无数人被这个伟大的时代哗啦啦地吞没。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别说我们没文化，几十年后，我们气吞山河地主宰了这个时代。
哦，看到立哲了，这是婚礼现场呀！我使劲儿深呼吸，让自己从回忆中跳出来。
立哲迈着一贯的小碎步招呼大家，拥抱各位来宾，兴奋的满脸通红，快乐的汗水哗哗地淌，美丽的新娘张瑾不时抽出纸巾给他擦拭。
他是历经荣辱浮沉大起大落，死灰复燃的强者，提到他，同学们大都啧啧称奇。
这次盛大的婚礼，让我震惊的不是场面宏大，而是被两个非常意外的人抢了镜头。他们是被立哲请到上座的嘉宾，就像玫瑰花丛中的两束激光，射向所有人的眼睛。一位满脸皱褶，皮肤黝黑，瘦骨嶙峋但笑容开了花的老年农村妇女，穿着大白褂子坐在显要位置，旁边是一个挺帅气的农村小青年，大眼睛笑眯眯的透着机灵。他穿一身硬邦邦的白衬衫黑裤子，衬衫口袋插着一只闪亮的钢笔，一大串钥匙挂在皮带上。
立哲向大家介绍：“这是我插队时候的房东大娘，对我特别好，我认她当了干妈。这位是干妈的第七个儿子，叫七元，是我接生的。这次特地从陕北把他们接过来的。”
“这老人是你干妈？”“这小伙子是你接生的？”
“是立哲接生的娃呀，都长这么大了！”
“哇！哇！哇！”大家叫着笑着鼓着掌还跺着脚，差点儿掀开了房顶。
我惊讶地看着干妈和七元，觉得这真是婚礼上让人喜上加喜的大意外，二十几年前的故事不由分说地跳出来，想象中，那天应该是这样的吧？
黄天厚土，沟壑纵横。严寒的西北风催生出更加旺盛的生命。一眼破旧的窑洞中，干妈躺在炕上扭曲着身子呻吟，无论如何生不下来。都第七个了，这次怎么不顺产？是胎位不正吗？干爹急了，赶紧跑到立哲屋：“立哲呀，你能做手术，肯定会接生吧？快来帮帮你妈，她生不下来呢！”立哲赶紧跑到干妈屋里，洗了洗手，观察了一下，用手摸了胎位，轻轻转动胎儿身体，再帮助干妈使劲，使劲......
七元，终于挣扎出来了。他抗议，对着爸妈大声啼哭，为啥让我来到这个漫天黄沙的世界？为啥我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妈是个男娃？他到我们家干嘛来了？哇哇哇......这哪里是哭？分明是对这个世界拧开了泪泉。
思潮腾涌，感慨万端。看着七元，正是我们插队的年龄。那些鲜活的画面又被唤醒，七元不再是七元，是被时光抹不尽的历史......
我是婚礼主持人呀，该我说话了。站起来，对大家深深鞠躬：
他俩真行，不到几年，张瑾就给立哲生了三个娃。
后来立哲回陕北，老乡问他：“立哲呀，你有几个娃？”“五个。”（两个是北玲的）“老乡瞪大了眼睛：”啥？你把俺们都骟了，不让生娃，你自己生了五个？“立哲一紧张就结巴：“美，美国……不......不计划生育呀。”总算把最后五个字连到了一起。他那些年除了给老乡治病，还负责县里的计划生育，在那些年，老人家是头上的天，计划生育就是天老二。他说自己漫山遍野跑着追那些婆姨汉子，逮着就给他们做节育手术。当年怎敢不做？不做不把老乡罚死？张艺谋的第三个娃不是罚了748万？而到了今天，又在鼓励大家都生三个娃！
因为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2023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死亡率为7.37‰。这会导致劳动力减少，老龄化社会加速形成，再过十几年养老金可能出现巨大缺口。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史铁生点评说：“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
后来的立哲，大家听说的都是他在不断地攻读很多学科的学位，看看他令人瞠目结舌的学习经历：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学习的同时，他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从事着出版业务，他的团队持续地翻译了一系列IT类、经济类、管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高科技和畅销书并引进中国，多年来一直引领着此类书籍的中国市场潮流。
他的理想是知识救国吗？当然，这也是他的生计。他已经从赤脚医生羽化成一个成功的资本家，出版商。
一次到西双版纳开会兼旅游，让我重新刷新了认识他的屏幕。
公路上，十几位同学和朋友在一个面包车里边聊边看风景，心旷神怡。千藤百绕的雨林在追赶我们，绚烂变幻的彩云对我们凝眸相望。西双版纳，美得太奢侈！笑谈中，大家发现只有立哲不看风景不说话，一直在刷手机，并语音对方。“立哲，你忙什么呀，歇会不行吗？”“我给人看病呢，这是个癌症晚期，正较劲呢。”
看到路边有个小药店，立哲叫车停下来去买点儿药，半天也回不来，等回来的时候就带上车一位姑娘。这姑娘正好在药店给自己的家人买药，两人聊起来，立哲慈悲心大发，不仅给她家人看病，还拿出来自己带的昂贵的美国药物，送给这位姑娘。面包车一直把姑娘送回了家。
一路走来，立哲一直都在用手机给人看病，直到深夜。他说基本都是危重癌症患者，是看不起病的穷人：“其实有的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也不用花那么多钱，自己制药很简单，几分钱就能做一粒药片。”他认真地说，在自己住的公寓买了几台制药机，正在制作便宜的癌症药物，送给穷苦的癌症患者吃。这还了得！大家吓得不轻，这立哲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都七嘴八舌劝他：“你这是黑作坊呀！而且是制药不是蒸包子，罪上加罪！如果被人举报了，铁板钉钉的牢狱之灾，是死罪！谁也捞不出来你！”此事后来被紧急叫停。
很多患者口口相传立哲的医术，千方百计找到立哲，然后通过微信等网络手段，请立哲给他们治疗。这些病人基本都是医院判了死缓或死刑，或者是无力支付医药费的危重穷人 。立哲会仔细倾听、问询、分析病情，并提出治疗建议，完全免费。看到穷困潦倒的病人，他还会帮助付药费，并耐心地安慰病人家属，直到最后。
2014年，他重新返回插队的关家庄，十里八乡的老乡都来了，载歌载舞地欢迎他，他摆了一百多桌酒席与老乡们畅饮畅聊。他资助队里翻修了大队部和昔日合作医疗总站的十八孔窑洞，还给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赠送了一条毛毯。
晚年的立哲，在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帮助那些投医无门走投无路的穷苦病人。在清华大学，他组织了一次关于积极心理学与幸福主题的国际会议。在会上的这句话，可能是他最终的人生目标：“人生幸福的真正来源并非为自己谋利，而在帮助他人。”
我终于明白立哲此生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建一座穷人医院，为那些走投无路的危重病人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但是，我也知道了他的这个目标再也无法实现了，他又坠入了深不可测的谷底。在2022年， 他在国内的主要公司又出现了大问题，有可能全军覆没。
多舛的命运把立哲又一次逼上了绝境，但他乐观坚强，绝不言败，一直在瞬息万变地创造自己。他也许会笑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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