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红卫兵”诞生记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此引发了围绕《海瑞罢官》在全国展开的大批判运动。1966年5月，清华附中学生也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讨论，高中生卜大华所在班的班长向校方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卜大华与另一位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的大讨论。学校领导对他们这种无限上纲的作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校方意见，并当心1957年反右派的教训。然而，卜大华等同学坚持己见，与校方发生争执，矛盾越演越烈，他们深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会得到中央的支持。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很快发展为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高二学生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承志，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就和同组的一个同学写了一份大字报，署名是“红卫兵”，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这个名称令卜大华觉得“十分贴切”，他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部分发起人，左起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阎阳生 1966年5月29日傍晚，卜大华、骆小海等十多名清华附中学生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废墟上开会。他们认为当时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有必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大多数人赞同“红卫兵”。5月29日由此被视为“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卜大华：《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圆明园举帜造反
6月24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红卫兵小将们首篇战斗宣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据清华附中当时的工作组长回忆，这是红卫兵们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10天以后，红卫兵写了《再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27日，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这就是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三论” 。
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把他们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托江青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认为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对，“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 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两日后，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任重把卜大华等红卫兵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泽东的复信，这使他们万分惊喜，“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的行为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红卫兵”即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名目繁多的组织纷纷放弃原来的名称，统统归之于“红卫兵” 这个名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地挥动军帽向红卫兵群众致意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8月18日，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2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毛说：“我坚决支持你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是最先见到毛泽东的。当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时候，他们走近毛泽东大声地说：“毛主席好！”北京四中学生孔丹、李克津等人在和毛主席握手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
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之一，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的袖章
林彪在讲话中对红卫兵们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这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成千成万的群众组织开始涌现，而红卫兵走出学校，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发表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8月1日毛泽东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这封信很快传遍全国，引起强烈震动。此后红卫兵不但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全国各高校、机关也发展壮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由此掀开了红卫兵运动，文革初期，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接见人数超过了1200万。
叶群与李讷、林立衡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期待知情者辨认左侧两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什么这些十余岁的中学生们可以让“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进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如果对这些红小将的家庭背景做一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早期红卫兵成员是清一色的红五类, 所谓红五类指革命军人子弟、革命干部子弟、革命烈士子弟、工人子弟和贫下中农子弟。而名义的红五类，实际上是红三类，工人农民子弟在早期红卫兵里的数量是少之又少。红卫兵的头头则是清一色的革军革干子弟，其中不乏父母在北京城里也堪称高级干部的高干子弟。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两人出身中层干部，一位是革命军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代表彭小蒙，其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他们利用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和社会联系广的优势，更容易“团结”或者“聚集”政治力量，如清华附中的王铭，其小学和初中在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当然都与他有关。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7月29日，北航附中的部分红卫兵贴出了“血统论”的对联，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并针对这副对联进行大辩论。“血统论”一下子被老红卫兵和他们的父母所接受。对于老红卫兵来说，高贵的“红色贵族”血统使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有了当年他们的前辈斗地主、资本家时的革命干劲；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把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及子女作为革命对象，总比自己（走资派）作为革命对象要好得多。1962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继而开始了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同年7月5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卜大华说：“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将新中国第一代青少年过早地投身到政治社会化的启蒙中，从而使青少年的政治热情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认识影响下被引上歧途, 蜕变为一种盲目、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一批红卫兵贴出通令, 要求汽车行人一律靠左走, 红灯代表通行, 绿灯代表停止。因为在红卫兵眼里“左”与“红”代表革命, 它们的反面“右” 与“绿”自然就代表了反革命：“不可设想，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土上红灯能成为停止前进的信号”。这事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解释做说服工作渐渐平息了下去。这种以改革为目标的行动其实搞了才几天，抄家游行就开始了。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说明了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战绩，包括枪支268支，子弹11056发，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毫无疑义，这些“战果”是红卫兵在中央文革鼓动下对人民的非法掠夺。“破四旧”当时在红卫兵心里是建立一个纯清社会的努力, 而非法掠夺却使红卫兵的面目开始变得狰狞起来。（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卞仲耘，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被红卫兵们殴打致死，时年五十岁。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一路上乱棍如雨。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批斗会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据统计，“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1000多人。（钱江：《卞仲耘：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
1967年，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物资 8月25日，三十一所中学红卫兵头头在北师大女附中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成为了第一个跨单位的社会性红卫兵组织。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本来老红卫兵是动乱之根源，让老红卫兵去稳定社会秩序，不啻于让狼去看护羊群。首都随后又成立了“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这些老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黑五类”及普通干部、群众，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据1966年9月5日的中央文革《简报》中“红卫兵战果累累”一文披露，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
当红卫兵在做着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的时候, 首都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了。“三司”的矛头一直指向刘少奇，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一个数万人的大组织。十一月以后文革重心渐渐转向工厂和农村。这时候，原来意义的红卫兵再不成为文革的主要力量，取代了红卫兵的是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鉴于许多群众组织采用了红卫兵三个字作为他们组织名称的一个部分，原先的红卫兵把自己称为老红卫兵。这时所谓江河日下, 他们再没有能力组织大型集会，标语、传单贴了出去也没有任何反响。（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1966年11月27日，包括牛皖平、于增寿、卜大华、宫小吉等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秘密发起“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该名称意为“东纠”、“西纠”和“海纠”的联合。这时候, 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时有所见, 甚至批评林彪、毛泽东的大字报和讲话也出现了，贴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些老红卫兵并不是要造“走资派”的反，反而成为了“走资派”（他们的父母）的工具。进入1967 年，上面的态度发生了逆转，1 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校园内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在军队的配合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一些红卫兵头目非法捕走。1 月25 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武力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后来中央释放了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陈伯达警告这些红卫兵，不要依仗高干特权而脱离群众，搞打砸抢。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联动也从此结束了活动。（萧凌：《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
1967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中间戴眼镜者蒯大富、戴帽者韩爱晶
“联动”结束活动不久，无论是“奉旨造反”“越旨造反”还是“趁机造反”，各种派别的红卫兵们一律被镇压清算，什么反都不能再造了。毛主席一挥手，不论是失势的高干子弟、“黑五类”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离开了被砸烂的校园，远远地去了“广阔天地”。以高干子女为中坚力量的“老红卫兵”，沿着“红卫兵”→“三纠”（西纠、东纠、海淀纠察队）→“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轨迹发展和消亡，其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表演和造势的时间不过半年。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和支持，千千万万学生起来效仿，进而在现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他们，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这恐怕是这批年轻狂热的中学生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正如卜大华所说——“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给老编续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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