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秦晓：​北京四中往事，西纠联动与老兵心路

作者简历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内蒙古牧区插队4年后被保送上大学，1975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1983年获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

原题

四中往事

作者：秦晓

01

初中毕业，我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上四中高中。我平时学习就很好，并没注意我那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中学有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 

　　到四中报到时，学校指定我做班里临时负责人，开学后就当上班团支部书记。孔丹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了高二，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提出不当团支书，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了别人。后来搞“四清”，有一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随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团支部书记。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控制局面。 

　　一九六五年，四中、六中和八中闹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闻风而动。北京市的中学本来不搞“四清”，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为控制局面，北京市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并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是阶级斗争，一是“反修防修”。这两条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条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子弟被排斥，再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他们由此认为，学校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在努力学知识，学好了建设祖国；老师还是挺胜任的，再说出身不好的毕竟跟“地富反坏右”不同。但后来我也参与了。领头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用一个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为例证：先是这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再就是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对干部子弟的仇恨。接着另一个班团支部书记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他入了团。我们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主持正义，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我还写了篇作文，评论搞笑的哑剧“抢椅子”。剧情是有人刚往椅子上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他就坐空了——互相拆台。在作文中，我指出这是在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四清”中，这篇作文被认为是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越闹越大，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借此整他，表现得很强硬，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最初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后来工作组进了学校，软硬兼施。到我们班的工作组长孙岩，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她完全以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训话，他嘲讽、调侃，语气严厉，底气也足，训得我们没脾气，只能静悄悄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当时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很聪明，学习成绩出色。“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尽管高考的准备时间很短，却考得很好。 

　　学潮结束后，在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后来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一九六五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中学第一批学生党员。我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入党，与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留苏，因生病没去成留校当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党员学生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一起开支部会，学习文件，跟老师的待遇差不多。

02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搞好建设。即便到了讲阶级斗争的阶段，我们的思想依旧。所谓“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我的外文字典被翻得破旧不堪，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也能把政治考好，但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的目标都是清华工科，包括前几届学生也如此。从主观上讲，我们没有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那不是时代给我们的使命。 

　　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上一届起，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都是学外语。选的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我们都不愿去，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好理工科的才去学文科，出去的并非最优秀。 

　　这里所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指的是我们第二代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党的领袖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每天唱的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泛指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所做的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学生的造反，就是把毛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结合在一起，作为行动的思想基础。包括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等等。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基本上没参与“破四旧”，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卷入了，虽然并不赞同某些方式。

1966年周恩来与红卫兵合影，右一拿红宝书者为秦晓

03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社论，火药味十足。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感到问题很严重，彭、罗、陆、杨被点了名，又不断冒出知名文人。而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急转直下的形势，则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北大已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讲话的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像在进行战前动员。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让我想到，中国的政局是否出现变数？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大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主要批判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刚派下来没几天，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回。七月底，在北京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毛主席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坐在那里讲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全场鼓掌雷动，没法说话。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在传递强烈的信息。那时社会上已开始乱起来，但尚未大乱。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校领导垮台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等是副主任，委员包括各年级的代表。 

　　傅洋、傅亮也在四中，我跟他们兄弟俩不太熟，彭真出事了，我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傅洋还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不久，我们的父母也都先后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是漏网的。看报纸就能看出名堂，谁上了天安门就说明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海淀区的中学成立红卫兵后，有很长时间，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老师、打“地富反坏右”。 

　　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拉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起手拦着，不让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和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上了。随后，由孔丹主持开大会，他试图把秩序扭转过来，引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说服学生：你们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 

　　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一路保护，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那两个孩子尽力执行了。后来杨滨一直念叨这件事，直到临终还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后来杨滨的儿子宋心鲁把这称为“四中现象”。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高一的学生刘辉宣，他算是比较激烈的，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他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做了深刻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顺势而为，我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头头儿也是选出来的，记不清具体是谁，可能也是孔丹和我们几个。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来自“校文革”。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这些人都在学校当干部，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有理性与秩序的意识，无法接受失控的混乱状态。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04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头天晚上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结待命，第二天清晨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这个准备。后来有些不是首领的也上去了，队伍里不少人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上去，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有所闻，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一起合影。总理在中间，我们簇拥在两边。金水桥一长溜人马，总理分段跟我们照相。后来我到新华社要到这张照片。 

　　“八三一”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刚走下天安门，有个外地学生试图拦专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原是八一学校的。他上课经常犯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撞老师说，你讲的是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反倒把老师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的争执中，他扇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却成了“英雄”。 

　　“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我上了天安门。上天安门时，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一，毛主席走过来时，举着手看着我们。我们离得很近，见到毛主席很激动，高声欢呼，但秩序尚好。不过让我惊讶的是，毛主席的目光中流露出不快的神情，凭我的直觉，其中包含忧虑、烦躁，甚至是厌恶。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面对这疯狂的场面，他恐怕也感到担忧了。这一印象非常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这感觉。 

　　其二，就是毛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人长谈主要是毛讲刘听。毛主席讲话时还打手势，好像是一场认真的谈话，似乎完全不顾及这种场合所特有的气氛。回想起来很奇怪，毛主席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怎么还会谈了那么长时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05

　　“西纠”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西纠”成立的背景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让红卫兵更加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一方面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搞“破四旧”。重要的是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成立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关闭。“成立宣言”几乎把西城所有的中学都写了进去。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经常是一大帮人，一窝蜂似的来到我们家。我母亲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别处，可住下两个“连”的人马，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十号《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发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就去哪儿，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作战部专门组织人马去维持秩序，控制过激的局面。在地质部，“西纠”队员与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久，使地质部免受冲击，同时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像一位西方哲人所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某种权威性。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能送啊？把情况反映给我们。于是“西纠”发布了第一号《通令》，明文规定《毛选》可以卖。再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我们不主张抄家这种方式，专门发了一道相关的《通令》。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并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这些人被带到北京火车站，而原籍所在地不肯接受，北京也不接受他们再迁回，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队员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 

　　关于《通令》的内容，是我们共同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比较重要。当时，李三友的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的文笔很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只写了两个。六中办了个《红卫兵报》，我们想收编它，谈判的过程很难缠，不过最后还是被我们收了过来，成为“西纠”的机关报。报纸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了声讨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押到台前。会场气氛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这一直接信号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街头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还以为地盘是他们的。后来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大会。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母亲，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周总理了。周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费用，都是由国务院供给的。 

　　“西纠”仅存在了两三个月。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周总理帮我们做了些安排。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参加“大串联”去了。我们走后，“西纠”总部的几个留守人员，并非我们正式委派的。有一次，陈伯达带人到“西纠”总部来。听说他挨个儿问他们的父母是谁，有人比较冲，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戗戗了起来。陈伯达后来提出要看“西纠”刑讯室，“西纠”根本没这种地方。六中打人，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为此两边戗戗得更厉害了。此后他们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周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因“西纠”而被捕，并没有动“西纠”其他人。我串联回来，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周总理在场的活动，摩托车手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从来没看过。他予以了否认。我们都觉得出于政治上考虑，保护周总理，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非为了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强调政策的重要性。面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失控现象，我们深感忧虑。我们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兴起，必定会伴随着混乱现象，认为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内部，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西纠”毕竟是四五十所学校认同的组织。而“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周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最终把我们搞垮了。

06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领导层集体辞职，于是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大连，我们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了大事，就从上海匆匆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已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当然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很难想象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只能坚信毛主席，不可能去挑战他。那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纠葛：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让江青抛头露面。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打心里有所抵触，但并没有转化成自觉意识。如今不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煽风点火，只是为了走马观花。第二次我和孔丹一起去串联，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我们先去广州，一路上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广州八一学校的某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由于被冷落被打压，变得十分消极，他们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二是四川、湖南等地，一些工人组织被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与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 

　　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说，九九就跟选宁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宣队”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赖锐锐、孙茜玲在一起开的会，全部记录在案。“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很严重。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时还能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住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所在地。张劲夫连待的地方都没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并没做出什么决议，大家只是交换信息。而这次党组会就成了秘密的黑会。

“中央文革”企图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很难保住张劲夫，可又要掌握控制权，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等。随后，周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担任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和“中央文革”也是寸土必争。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国家还有那些大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了，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未被抓，只是隔离审查。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抄家，再扫地出门。搬家时，我正在外地“串联”，是家里几个孩子和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我父母住一间，我母亲睡在柜子上。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谈恋爱，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为了表示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

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周总理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站了起来。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周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心知肚明。

 1971年井冈山，左起冯江华、李三友、路舒奇、孔丹、秦晓、孔栋

07

　　一九六六年底，我琢磨，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我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开小会时，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大会。“老红卫兵”已被排挤，但还未退出舞台，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在内。那次大会上，我、王向荣、戴小明上台讲了话，我提到“中央文革”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下陷入疯狂状态，掌声雷鸣，众人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时“老红卫兵”中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大家对毛依靠江青到处折腾，把社会搞乱、整人这一套是不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大家对他还抱有崇敬和幻想。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孔丹被放了出来，我们开始理性地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我们认为中国是让“中央文革”搞糟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太深，也未直接质疑毛。后来我们办了个小报《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调查。第一篇社论由孔丹主笔，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不反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

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正好是副校长在广播室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由孔丹主讲，但很快就被他们掐断了。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宣队”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反江青，把我们抓了起来。 

　　抓孔丹挺有戏剧性。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与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儿，他长得瘦瘦的，像只螳螂。他本来冲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一下愣住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住的是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听到有人正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快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紧接着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宣队”拘留我的决定，还搜走了我写的文章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以为会有戴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生。出门一看，没车。我心想怎么没车呀？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一点都没显出英雄气概。

 
　　李三友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一听我就知道他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宣。我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互相串供。关我的那小屋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用手指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取走他留的纸条。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时一个陌生人给你的，你抄下来，那诗也看不懂。我们反正一问三不知。大概关了两个多月，就不了了之了。可还是不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

08

　　我们被放出来不久，学校开始分配工作。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当工人，工厂在偏远的青海西宁、乐都。我们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我们了解过你们的情况，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图：你们几个甭想走，得好好整你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去内蒙古插队的师大女附中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古老乡有多么热情，草原有多么美丽浪漫。我们在北京被整得灰头土脸，再说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记得小时候，我哥哥弄来个烧饼夹羊肉，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了，此后我就再也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包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馅的，被我吃了出来，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包饺子，都是两种肉馅。可要去内蒙古就非要吃羊肉不可，这关过不去，在内蒙古根本无法生存。我一咬牙，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了两盘，感觉还行，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离开北京倒并没有什么思想波折与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再说解放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 

　　我们扛起背包就走了。坐火车、坐卡车辗转两三天才到达内蒙古阿巴嘎旗。一到那里，就有一种解脱感。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都是四中的，彼此熟悉，经历相仿，而且还都是世交。另有一拨儿女生，是师大女附中的。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肯分配。我们在旗里泡了一个多月，住在男女混住的大车店。有时早晨醒来，一个老太太就睡在我旁边！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帮他们刻蜡版，边干活边聊天。知青办的人觉得我们这拨儿人少见，要文化有文化，要思想有思想，再说我和三友还是学生党员。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终于被分配了下去。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边境二线。

　　（本文摘自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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