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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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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原题
我在北京四中同学中间,天然领袖风范
公务员倒爷 我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经委,1983年开始业余下海,主要从事投机倒把。可别小看这小打小闹,从那时起到1991年出国前,我每月能有两三万收入,那会儿一个月工资才56块,出国前基本工资97块。 我那倒爷生涯的风光史,自己说了不算,先听听同学们怎么评说吧。 郭少达还记得,有一次到我家玩,亲见一屋子的彩电冰箱,正聊天时我接了一个电话,马上要出去接货。临走时我说,“冰箱里有冻饺子,饿了自己煮。”“然后骑上摩托,走了。”他说。 “伟光正兄你太谦虚、太厚道了,把参与投机倒把的革命履历,至少推迟了两三年。 ”陈平那天在论坛说,“要写1980年代改革开放史,新三届大学生中投机倒把第一人,发家致富万元户第一人,非伟光正莫属。”这话实在过誉了,我有点脸红、害羞。不过陈平揭发的那茬事,我还记得。 陈平原帖这样说:“1981年春,张伟光和我等10多个同学去河南日报实习。大伙儿都一门心思奔着写稿、编稿,学习新闻实务,有空去周围的名胜古迹逛逛。就伟光兄精力超人、聪明过人,革命生产爱情三不误。一边在报社实习,一边把河南某大学一漂亮女生勾搭了,一边还捣鼓一批洛阳唐三彩。实习结束,女生顺利脱手,唐三彩也全弄北京,倒卖脱手了……” 陈平的回忆,证明我思想超前,观念新潮,对市场经济拥有超乎常人的领悟力、执行力。前些天在饭桌上,孟兴国也提及一段往事,凸显我的智慧和人品,令人肃然起敬。
我的智慧和人品,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他说,他有一年出国回来,得了一个买电视的大件指标,可是他想要一个冰箱。他被此事难住了,知道我是倒腾进口家电的专家,就把这事跟我说了。我运作了一下,如愿帮他买了一个冰箱,还给了他两三百块的差价。 这种为同学朋友上刀山下火海的事,我做得实在太多。孟兴国这事,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对他说,那我可能当时也有点赚儿。“肯定的,”他说。 从这事可以看出我的光芒四射的人品。按说在买不了的时候帮同学买了冰箱,已经是帮了大忙了。可问题是还一点不黑,主动找给差价,这一点一般人绝对做不到。同时自己还能赚一笔,这种“经商”风格,沈万三、胡雪岩也比不上,实为人间楷模。 张河也凑热闹:“伟光当倒爷的时候我在光大,经常出国,回来在提货站碰见他好几次。一见面伟光总是问,有没有不买的,把指标卖给他,他给我美子。可能这事他自己都忘了。” “当时伟光就开一辆本田600大摩托,特牛逼。黑色的,大圆肚子油箱,巨大个儿,比现在开一宝马750还牛。”张河还记得,“ 那时候我开公司的一辆本田125,都觉得牛逼得不得了不得了的。” 张河记错了,当时我的坐骑不是本田600,而是更高级的650,电打火,倒了一个人都扶不起来。广院女生排队拿号等着坐,有时一次带俩,盘儿不靓的别想上。出国前,650卖给白马寺能源居老板了。
当年我坐骑捎的,都是这样的粉子
公私兼顾倒爷 我在经委期间,参加编写了一本《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当时很权威的一本书,上下两册,订价56元。新华书店见有大利可图,就要压低码洋,只给75折,而通常是78折。结果跟出版社领导谈崩了。新华书店总店下令,全面封杀这套书,全国分店禁止发行。 有天领导找我谈话,问:知道新华书店封杀咱们的事儿吗?“知道。”领导说,现在咱们很麻烦啊,这么贵的书,这么大的印量,不能窝在手里呀。 “找我什么事?”我们觉得你很有能力,连镕基同志都这么看,你敢不敢把发行这个担子挑起来?“敢呀。”我的回答干脆利落,没有丝毫迟疑。“但我有两个条件。” 1,我起草一个文件,以国家经委的名义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经委,要求他们配合发行工作,不过分吧?不过分,没什么问题。 2,我要求发行管理上放开,只要不违法,谁达到咱们的要求,谁就可以帮着发行这部书。行。 如果我的这两个要求能够实现,那么我将按80折完成发行任务。答应的这么痛快又提高到80折?能感觉到,领导既想相信又有点怀疑。 那会儿的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都归经委管,所以经委手里的资源不比新华书店差。 我把80折直接给到经委各业务局处,那20%的利润也就直接给了他们。一套书56元书的利润是11.2,加上10%包装费邮寄费的结余起码有两三块,一套书的额外收入就是14块左右。 那会儿的干部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门路,工资又不高,发行一百套就能弄1400多,办公室人一分,可是一大笔收入呢。结果所有省市自治区经委,他们下面的经委,干得热火朝天,不断要求增加销量。 我想,虽然新华书店总店封杀,可下面的分店还指望发行它赚钱呢。于是打电话给114,让他们给我查全国县级新华书店电话地址,然后把发行信息直接捅到基层,给总店来个釜底抽薪,也给80折。他们通常经过总店的盘剥,根本拿不到这么好的折扣,于是一下子,基层新华书店的订单也上来了。
公家赚大头,我得小头 当时我和马小琳还开辟了一条暗度陈仓的渠道,又倒腾出去一批。马小琳在单位搞了一个女青年创造发明竞赛评选活动,手里有个竞赛评选委员会公章。我们用这个章,盖在誊印社给印的征订单上。按照中国工商企业名录上的名称地址,加上一些私人信息,发征订单,陆续征上来二千多个订户。 我把书也按80折批发过来,书运到马家。她家离我家只隔一条三环路,每天晚上去她家写订单,包装,安排一切,白天找空到邮局邮寄。一开始她还行,后来越来越拖拉。 她家每天人来人往,都是社会精英,什么刘忠笃啊、温元凯呀等等,谈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项目,这种凭力气赚小钱的方式根本看不上。 好几次我准时到她家,结果人家不知干什么去了,我连门都进不去。即使在家,也净忙着找人谈话。我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就转移阵地了,在我们院里找了个单位,把书运到他们那儿,把活儿派给他们,分一点利润。 七八个军人,每人每天能挣二十,他们干得可欢了,增加不少灰色收入,当时这种好事可不多。通过这个发行我又赚了二万块,马小琳前期跟着沾光,也弄了有个几千。 这部书很快征订完毕,不得不加印,单位领导奖励我二千。我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西黄城根九号院。我在经委干了三年,1985年夏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读研去了。
话说当年,我倒腾进口家电的时候……
研究生倒爷 大概是1988年前吧,我公开身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业余身份还是“倒爷”,进口家电、侨汇券、外汇,都是我的经营业务范围。 有一天,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甲六号门口转悠。那里有个出国人员招待所,每天有一大帮倒爷在那儿和归国劳工交易,机会多多。 有个操东北口音的人问我,“有大箱没?”大箱是超过180升以上的大冰箱。我问他,多少钱要?他说可以给到二千,还问我有几个。你要几个?“给我整十个。” 我一听这买卖不小。弄好了我能挣二千。其实我手里没有,但我可以从别的倒爷手里“上货”,而且我顶多一千八就能上来。一台能赚二百,十台就是两千。我问他哪儿人,他说是鞍山的。我们最喜欢和鞍山、大庆来的人交易,因为那里钱多人傻不讲价。 正当我做发财梦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这个东北买家一把撸住我。好嘛,原来这家伙是个便衣。 那天晚上,西城分局实施“大抄”行动,把在场的“倒爷”一网打尽。我们被押到一辆公交车上,摩托车扔上大卡车,给拉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月坛小学,在那儿挨个过堂。 轮到我过堂了,“证件,”警察说。没带。“什么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没有?”我身上只有研究生证,不得已掏了出来。警察一看,马上显得兴奋,大声呼喊,“头儿,头儿,过来一下。” 头来了,问怎么回事。“逮住一个研究生。”头儿把证件拿起来,翻看了一下,又瞄了我一眼,马上把证件往桌上一扔,“假的!”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我马上辩解,凭什么说是假的,是真的。“凭什么,什么人干这个(指倒买倒卖),都是地痞流氓,社会渣子,刑满释放人员,研究生有干这个的吗?”我什么都没干呀,打那儿路过,看有不少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下来看看热闹,就稀里糊涂地让你们给抓进来了。 “这人谁弄进来的?”头儿朝着全体警察大声嚷嚷。“我弄进来的,”不远处逮我的那位回应。丫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大箱没”那几句东北话是丫装出来的,装得还真像。他怎么回事?“他有十个大箱。”头儿转身问我,大箱藏哪儿了?
口袋里只有研究生证。(网络图片) 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只有死扛到底了,反正没有人赃俱获。“把包里东西都掏出来,”我随身带了个小挎包,里面有一千块钱。“单位电话?”我只得据实以告。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单位不会有人接听。 可能是因为警察看我的气质谈吐不俗,加上在审讯中还几次被我逗笑,气氛逐渐缓和。我也主动坦白,说是带了一千块钱,想来买个进口吸尘器,并作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批评。当听到警察说要罚我三百块然后放我走的时候,我差点乐出声来,但表面上装得十分痛苦。 各位看官,我当时读研带工资,也才每月76块钱,为什么被罚三百还差点乐出声来,自有它的道理,而且是硬道理。 被抓的瞬间,我留意到几个倒爷往旁边的煤堆里塞东西,倒爷塞的东西不是钱,就是提货单。事不宜迟,千钧一发,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把它们掏出来,说不定又能大发一笔。 被释放后认领回自己的摩托车,我风驰电掣,回到在我眼里已成金山的煤堆旁。摩托车已经来不及架起来了,直接往地上一扔。撸胳膊挽袖子,我往煤堆上一扑,开始淘宝。 万没想到,掏了十几分钟,煤堆也不算大,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竟然什么都没掏着。
两鬓苍苍十指黑(网络图片) 心在滴血,指甲盖隐隐作痛,我坐在煤堆上发呆。难道是警察也看见了藏钱一幕?要不就是在我前头有人捷足先登? 悻悻然,百思不得其解。有点不甘心,我恨不得去找个筛子,把整个煤堆过它一遍。这时候,陆续又有几个倒爷回来乱掏。 就这么着,我的发财梦破灭,还赔了三百。 张伟光:罗马尼亚小镇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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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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