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杭，1949年出生在北京。1956年考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62年考入北京四中初中。1965年考入清华附中高中。1969年4月赴吉林省洮南县插队。1976年回北京到180中学任教。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现首都师大)本科，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在职考入上海华东师大学习研究生课程，1988年在陕西师大经考试和答辩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通过考试赴英国留学 。现居英国。
作者：李杭
题记：北岛几年前写了一篇回忆他在四中的文章, 我也和其所云，写了几笔。几年之后，恰逢机会，加上一段与当年初三（3）班老人儿的交往，以飨读者。我和北岛是同年。他在1962年没考上北京四中初中，挨他父亲“臭骂”时，我考上了四中初中。1962年北京“小升初”的考试里有一段公案，可不是他所说的什么“积极”复“极积”的辨识；而是“度过”和“渡过”之争。出卷子的老师“功力”不够，让某考生的家长给“毙”了：这位家长用“铁证”证明用这两个度（渡）字都对！实实在在帮了他那搞不清楚“度”和“渡”之分的孩子整整1分（!），也可能是关键的1分。结果那一年语文卷子的满分是99分，而不是100分。这在北京市的考试史里恐怕也是独一份儿！北岛初中没上成四中，他小学的“挚友”关铁林却考上了。关和我成了初中同班同学——大伙儿关系不错，最近每年都有来往——我们在初一（1）班。你看这世界多小：就这么几个人似的，动不动就绕到一块去了。1960年代北京市的中学里，特别是像四中这样的“好学校”，气氛是有点儿“与众不同”。关于这一点，北岛的文章描绘的活灵活现，什么“破背心”“烂球鞋”…… 但这个传统可不是他1965年9月考入四中高中以后才有的，我在1962年考入四中时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以艰苦朴素为荣。北岛在其文中提到他文革后自行搬入学生宿舍十三斋（就是第十三号室）住宿，这倒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十三斋是我们这个年级从初中就居住的学生宿舍，老“根据地”了。我在四中上初中时是住校生，就住在这间宿舍里。四中的学生宿舍是在校园中的两溜旧式小平房，形成一个小院子。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屋，低矮陈旧，条件不好。十三斋按老理儿算南房，门朝北开，直接对外，冬冷夏热。屋内有三（四？）架上下铺木床，空间挤得满满的；冬天得生蜂窝煤炉子取暖。四中当年严格限制住校生数量，因为全校总共也没几间学生宿舍。我在小学就是住校生，这也算个资格，一并带入初中。前面已说，我们这个年级入校是1962年，国家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脱困，百废俱兴。教育事业等于再次起步——表面上和文革后有那么一点儿相像——实行扩大招生：四中一下子从传统的每年招6个班，扩大为招8个班。而这以后又重返旧制，还是每年招6个班，恢复常态。住十三斋的有一班的张大力、李杭；三班的王炜、罗庆仆；四班的两位（名字忘了）。还有没有别的人，记不清了；但是可以肯定二班没有住校生。当时我和王炜住上下铺，他待我不错；我俩之间还有过一次“体育参赛接力”，值得说说。当时每年一次的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是中学界的一件大事。高初中男女团体冠军，是分量最重的四块金牌，各校势在必得。其中两块男子团体冠军金牌历来是在四中和101中之间博弈。从1964年起，清华附中异军突起，加入争夺的行列；“三国演义”，相当激烈。1965年春天，西城区中学田径运动会照例在官园体育场举行。根据规则，单项的前三名获得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参赛资格。因此，多获得几项区赛单项的前三名，对保证各校有足够的名额参赛市运会的竞技，关系极大。王炜是四中初中田径队的主力之一，主营单项是三级跳远，还兼项接力跑。当时各校每一单项可报2~3名参赛选手，王炜是历年参加三级跳的当然选手，从未落选过。为了凑个报名人数，那年也让我报名参加三级跳的区赛。我虽说在班舢板队混过，但该队早已“歇菜”多日；而且我也从未在校田径队待过，只是一个体育“发烧友”。每天上午下了第二节课，有一个长间隔。一帮四中体育界的人物都往体育教研室凑，在一块儿胡侃。我也曾去此地掺和，混了个脸儿熟。那年不知怎么阴差阳错的，派我去参加区赛的三级跳。我还真“不孚众望”，居然得了个第三名，为四中争得了一个参加市田径赛的名额。王炜在那次区赛里，由于多次踩线犯规，最后竟名落孙山！回来以后，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从大局出发”，决定还是派一直兼项的王炜代表四中去市里参赛。对此我也真没啥意见，有时候上午下了第二节课，还去体育教研室，和那里的人嘻嘻哈哈。别说那年还真不错：虽说高中组四中没能夺冠，但是初中组四中奋斗到最后一分钟——高毅存带病参加“三项全能”险胜——终于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团体冠军。大家都很高兴，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还在这里面“间接地”有所贡献呢。北岛在文中特别提到教几何的李蔚天老师，我对他也是“没齿不忘”。李老师除了“下巴刮得铁青”的脸让人望而生畏之外，他不高但壮实的身体更让人觉得像个铁匠，而不是四中的数学老师。这位李老师是我们初三（1）班时的班主任。其实在1964年9月我们初三第一学期一开学，四中就在搞运动了——搞“四清”，而且不但在教师当中搞，在学生中间也搞。突然有一天，班上后墙的板报栏贴满了“整人”的小字报！这可真是让我们这些15岁左右的孩子吓了一跳，同学之间的关系立马紧张起来。这个举动当然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任何同学都没资格自己胡写点儿什么就能上板报栏的。我们班整个初中三年的辅导员都是比我们高三个年级的马凯同学，他和我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当时我们班“整”了两个同学，还都是鸦儿胡同小学毕业的，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那年的期末考试因为搞运动不考了，这对学生来说是件大“好事”；但对我们毕业班来说，就未必是好事。连四中这样的好学校为了搞运动都敢随意“取消”期末大考，套在四中头上“好学校”，“No.1” 的光环一下子褪色了。
四中初中的毕业生，特别是学习成绩中等水平以上的同学，报考高中都首选四中本校高中，哪儿有第一志愿报外校的？哪儿还有比四中更牛的学校呀？没有嘛。但在1964年底，我就萌生了高中不报四中，改报清华附中的念头。原因之一就是这场“四清”太让人“失望”了。不过这个念头只能自己暗自想，决不能露出来。因为在四中那种氛围里，这种举动可是大逆不道。到了1965年5月，该报志愿时，问题来了；而且一来还不是一个问题，居然是两个！就是这位不苟言笑的李老师，郑重通知我的家长和我，为了培养“接班人”，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举办高中文科班，为党校培养预备生。计划那年从北京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中遴选文科班的保送生。四中有一个保送名额，校方决定让我去。
事后看，这真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一下子砸到我的头上。四中那一届有8个毕业班（历年最多），400多学生，高干子弟云集，怎么一下子挑上我这么个平民子弟了呢？可见当时四中的老师还是有点儿自己的想法的，并没有简单的“一边倒”。我当时本来想跳槽去清华附中，还没等自己说出口，人家四中却又特别“待见”咱，主动提出保送我上高中，不用考。我要“驳”了人家的好意，再提连四中高中也不报了，准备“远走高飞”，那还不得炸了窝？我父母都是大学文科老师，但特别受社会影响，不主张自己的孩子学文科。他们知道我获得保送资格是好事，是机会，但还是不愿意我上文科班。我当时也年少气盛，心说哪儿我考不上，我以后还要上清华，学理工呢。我当时也没长前后眼，不知道一年后就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大学都不招生了。这可比“四清”时四中取消学期大考厉害得多！
左起赵胜利、孔丹、秦晓
据说，我爸妈当时“受宠若惊”地还问李老师，我这孩子成吗？李老师说：你孩子是好学生，我们是有比较才定的。这些话倒让我父母心里挺高兴；他们回来学给我说，我心里也挺美。但是最终我还是婉拒了四中的好意，决定报考清华附中。我是决意要离开四中这个“是非之地”。
后来，这个保送名额给了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儿子穆东平，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那年他等于从5月份就开始放暑假了——我们在这边紧张地复习考试，他一个人在操场上打篮球，当年这也是四中的一景。那年我倒是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附中高中。但是谁知道没过多久清华附中在文革中更是“是非之地”，这就不用我在此细说了。好玩的是，北岛在1965年9月上了四中高中后，居然在1966年6月8日和四中的孔丹、薄熙永，薄熙成等一大群高干子弟，跑到清华附中声援老红卫兵来了。说句玩笑话，是我上哪儿，北岛就跟着。我当时还真有点儿“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来的都是老同学嘛——隔着附中的西大铁栅栏门，我们在这边，他们在那边；我们在里边，他们在外边。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小学和初中同校同级的同学薄熙来没来，尽管他的哥哥弟弟都来了。后来随着文革的演进，我倒觉得这符合他的性格——懒得和“没水平”的人一块儿混。
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圆明园举帜造反
孔丹到了21世纪还信誓旦旦地说，都到了1966年8月18日，四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他们1966年6月初来声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就算是“心向往之”吧。他们当时给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赠言是：“为革命，纵有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话说得有点儿血了呼啦的，冲谁去的？内外都有吧？不妨再引一首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写的《梅花引·迎第三次世界大战》：决战日，声声近，国际歌飞半天云。定乾坤，最后斗争我辈喜逢临。人类枷锁今朝断，早打大打如我愿。史页翻，心如煎，挥手高唤一九七零年。
当年志，发心胸，敢做国际红卫兵。主席信，记叮咛，不捣黄龙誓不返圆明。此生换取大同涯，万里江山万里霞。愿战后，普天下英雄陵上，怒放五月花。清华附中红卫兵部分发起人，左起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阎阳生四中尚未旌旗招展的老红卫兵，1966年6月8日跑来圆明园声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不久又领着后来属于“西纠”的一票人马，跑到陶然亭女生扎堆儿的北京舞蹈学校“维稳”，其实是声援该校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一派去了。一个是圆明园，一个是陶然亭，跑来跑去的都是好地界儿。
陶海粟赴陕北插队前，清华附中高651同班同学相送
这两件事在北京文革史上都称得上是“上榜事件”。其实最先跑到舞蹈学校“煽风点火”的是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等火扇呼起来了，清华附中的人就蔫撤了。四中的老红卫兵则立马跟上，扮演的是“偷驴拔橛子”的角色，“没水平”。这倒有点儿像现在“海派清口”周立波的段子：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是动嘴、动笔的；北京四中老红卫兵是动手、抄家伙的。️作者在吉林洮南县野马公社插队时知青集体户全体成员合影，都是清华附中毕业生其实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在别的场合也动了手，1966年8月24日，十二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先是在清华附中集合动员，然后开进清华大学与大学的老红卫兵“联合行动”：“镇压”“右派翻天”，推倒清华“二校门”，暴打 “黑帮”（就是校领导和老师等）….. 这是后话了。
1966年6月，清华附中批斗副教导主任冯玉中。班上同学大都还戴着红领巾
清华附中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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