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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杭:从北京四中到清华附中

李杭 新三届 2021-08-1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杭,1949年出生在北京。1956年考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62年考入北京四中初中。1965年考入清华附中高中。1969年4月赴吉林省洮南县插队。1976年回北京到180中学任教。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现首都师大)本科,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在职考入上海华东师大学习研究生课程,1988年在陕西师大经考试和答辩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通过考试赴英国留学 。现居英国。


原题
我那遥远的北京四中



作者:李杭



题记北岛几年前写了一篇回忆他在四中的文章, 我也和其所云,写了几笔。几年之后,恰逢机会,加上一段与当年初三(3)班老人儿的交往,以飨读者。

北京四中,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我和北岛是同年。他在1962年没考上北京四中初中,挨他父亲“臭骂”时,我考上了四中初中。

1962年北京“小升初”的考试里有一段公案,可不是他所说的什么“积极”复“极积”的辨识;而是“度过”和“渡过”之争。出卷子的老师“功力”不够,让某考生的家长给“毙”了:这位家长用“铁证”证明用这两个度(渡)字都对!实实在在帮了他那搞不清楚“度”和“渡”之分的孩子整整1分(!),也可能是关键的1分。结果那一年语文卷子的满分是99分,而不是100分。这在北京市的考试史里恐怕也是独一份儿!


北岛初中没上成四中,他小学的“挚友”关铁林却考上了。关和我成了初中同班同学——大伙儿关系不错,最近每年都有来往——我们在初一(1)班。你看这世界多小:就这么几个人似的,动不动就绕到一块去了。

1960年代北京市的中学里,特别是像四中这样的“好学校”,气氛是有点儿“与众不同”。关于这一点,北岛的文章描绘的活灵活现,什么“破背心”“烂球鞋”…… 但这个传统可不是他1965年9月考入四中高中以后才有的,我在1962年考入四中时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以艰苦朴素为荣。


北岛在其文中提到他文革后自行搬入学生宿舍十三斋(就是第十三号室)住宿,这倒勾起我的一些回忆。

十三斋是我们这个年级从初中就居住的学生宿舍,老“根据地”了。我在四中上初中时是住校生,就住在这间宿舍里。

四中的学生宿舍是在校园中的两溜旧式小平房,形成一个小院子。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屋,低矮陈旧,条件不好。十三斋按老理儿算南房,门朝北开,直接对外,冬冷夏热。屋内有三(四?)架上下铺木床,空间挤得满满的;冬天得生蜂窝煤炉子取暖。四中当年严格限制住校生数量,因为全校总共也没几间学生宿舍。我在小学就是住校生,这也算个资格,一并带入初中。

四中初62(1)班同学文革中香山聚会

前面已说,我们这个年级入校是1962年,国家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脱困,百废俱兴。教育事业等于再次起步——表面上和文革后有那么一点儿相像——实行扩大招生:四中一下子从传统的每年招6个班,扩大为招8个班。而这以后又重返旧制,还是每年招6个班,恢复常态。

住十三斋的有一班的张大力、李杭;三班的王炜、罗庆仆;四班的两位(名字忘了)。还有没有别的人,记不清了;但是可以肯定二班没有住校生。当时我和王炜住上下铺,他待我不错;我俩之间还有过一次“体育参赛接力”,值得说说。

当时每年一次的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是中学界的一件大事。高初中男女团体冠军,是分量最重的四块金牌,各校势在必得。其中两块男子团体冠军金牌历来是在四中和101中之间博弈。从1964年起,清华附中异军突起,加入争夺的行列;“三国演义”,相当激烈。

1965年春天,西城区中学田径运动会照例在官园体育场举行。根据规则,单项的前三名获得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参赛资格。因此,多获得几项区赛单项的前三名,对保证各校有足够的名额参赛市运会的竞技,关系极大。王炜是四中初中田径队的主力之一,主营单项是三级跳远,还兼项接力跑。当时各校每一单项可报2~3名参赛选手,王炜是历年参加三级跳的当然选手,从未落选过。

文革中,军工宣队指挥四中师生批斗“反动学生”

为了凑个报名人数,那年也让我报名参加三级跳的区赛。我虽说在班舢板队混过,但该队早已“歇菜”多日;而且我也从未在校田径队待过,只是一个体育“发烧友”。每天上午下了第二节课,有一个长间隔。一帮四中体育界的人物都往体育教研室凑,在一块儿胡侃。我也曾去此地掺和,混了个脸儿熟。那年不知怎么阴差阳错的,派我去参加区赛的三级跳。我还真“不孚众望”,居然得了个第三名,为四中争得了一个参加市田径赛的名额。

王炜在那次区赛里,由于多次踩线犯规,最后竟名落孙山!回来以后,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从大局出发”,决定还是派一直兼项的王炜代表四中去市里参赛。对此我也真没啥意见,有时候上午下了第二节课,还去体育教研室,和那里的人嘻嘻哈哈。

别说那年还真不错:虽说高中组四中没能夺冠,但是初中组四中奋斗到最后一分钟——高毅存带病参加“三项全能”险胜——终于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团体冠军。大家都很高兴,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还在这里面“间接地”有所贡献呢。

北岛在文中特别提到教几何的李蔚天老师,我对他也是“没齿不忘”。李老师除了“下巴刮得铁青”的脸让人望而生畏之外,他不高但壮实的身体更让人觉得像个铁匠,而不是四中的数学老师。这位李老师是我们初三(1)班时的班主任。

其实在1964年9月我们初三第一学期一开学,四中就在搞运动了——搞“四清”,而且不但在教师当中搞,在学生中间也搞。突然有一天,班上后墙的板报栏贴满了“整人”的小字报!这可真是让我们这些15岁左右的孩子吓了一跳,同学之间的关系立马紧张起来。


这个举动当然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任何同学都没资格自己胡写点儿什么就能上板报栏的。我们班整个初中三年的辅导员都是比我们高三个年级的马凯同学,他和我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当时我们班“整”了两个同学,还都是鸦儿胡同小学毕业的,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

那年的期末考试因为搞运动不考了,这对学生来说是件大“好事”;但对我们毕业班来说,就未必是好事。连四中这样的好学校为了搞运动都敢随意“取消”期末大考,套在四中头上“好学校”,“No.1” 的光环一下子褪色了。


1968年,四中同学下乡插队前留影

四中初中的毕业生,特别是学习成绩中等水平以上的同学,报考高中都首选四中本校高中,哪儿有第一志愿报外校的?哪儿还有比四中更牛的学校呀?没有嘛。但在1964年底,我就萌生了高中不报四中,改报清华附中的念头。原因之一就是这场“四清”太让人“失望”了。不过这个念头只能自己暗自想,决不能露出来。因为在四中那种氛围里,这种举动可是大逆不道。

到了1965年5月,该报志愿时,问题来了;而且一来还不是一个问题,居然是两个!就是这位不苟言笑的李老师,郑重通知我的家长和我,为了培养“接班人”,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举办高中文科班,为党校培养预备生。计划那年从北京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中遴选文科班的保送生。四中有一个保送名额,校方决定让我去。


事后看,这真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一下子砸到我的头上。四中那一届有8个毕业班(历年最多),400多学生,高干子弟云集,怎么一下子挑上我这么个平民子弟了呢?可见当时四中的老师还是有点儿自己的想法的,并没有简单的“一边倒”。

我当时本来想跳槽去清华附中,还没等自己说出口,人家四中却又特别“待见”咱,主动提出保送我上高中,不用考。我要“驳”了人家的好意,再提连四中高中也不报了,准备“远走高飞”,那还不得炸了窝?

我父母都是大学文科老师,但特别受社会影响,不主张自己的孩子学文科。他们知道我获得保送资格是好事,是机会,但还是不愿意我上文科班。我当时也年少气盛,心说哪儿我考不上,我以后还要上清华,学理工呢。我当时也没长前后眼,不知道一年后就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大学都不招生了。这可比“四清”时四中取消学期大考厉害得多!


左起赵胜利、孔丹、秦晓


据说,我爸妈当时“受宠若惊”地还问李老师,我这孩子成吗?李老师说:你孩子是好学生,我们是有比较才定的。这些话倒让我父母心里挺高兴;他们回来学给我说,我心里也挺美。但是最终我还是婉拒了四中的好意,决定报考清华附中。我是决意要离开四中这个“是非之地”。


后来,这个保送名额给了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儿子穆东平,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那年他等于从5月份就开始放暑假了——我们在这边紧张地复习考试,他一个人在操场上打篮球,当年这也是四中的一景。

清华附中文革前做广播操

那年我倒是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附中高中。但是谁知道没过多久清华附中在文革中更是“是非之地”,这就不用我在此细说了。好玩的是,北岛在1965年9月上了四中高中后,居然在1966年6月8日和四中的孔丹、薄熙永,薄熙成等一大群高干子弟,跑到清华附中声援老红卫兵来了。说句玩笑话,是我上哪儿,北岛就跟着。

我当时还真有点儿“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来的都是老同学嘛——隔着附中的西大铁栅栏门,我们在这边,他们在那边;我们在里边,他们在外边。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小学和初中同校同级的同学薄熙来没来,尽管他的哥哥弟弟都来了。后来随着文革的演进,我倒觉得这符合他的性格——懒得和“没水平”的人一块儿混。


 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圆明园举帜造反


孔丹到了21世纪还信誓旦旦地说,都到了1966年8月18日,四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他们1966年6月初来声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就算是“心向往之”吧。他们当时给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赠言是:“为革命,纵有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话说得有点儿血了呼啦的,冲谁去的?内外都有吧?不妨再引一首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写的《梅花引·迎第三次世界大战》:

决战日,声声近,国际歌飞半天云。定乾坤,最后斗争我辈喜逢临。人类枷锁今朝断,早打大打如我愿。史页翻,心如煎,挥手高唤一九七零年。


当年志,发心胸,敢做国际红卫兵。主席信,记叮咛,不捣黄龙誓不返圆明。此生换取大同涯,万里江山万里霞。愿战后,普天下英雄陵上,怒放五月花。

二者文风颇像,读者不置可否。

清华附中红卫兵部分发起人,左起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阎阳生

四中尚未旌旗招展的老红卫兵,1966年6月8日跑来圆明园声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不久又领着后来属于“西纠”的一票人马,跑到陶然亭女生扎堆儿的北京舞蹈学校“维稳”,其实是声援该校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一派去了。一个是圆明园,一个是陶然亭,跑来跑去的都是好地界儿。

陶海粟赴陕北插队前,清华附中高651同班同学相送


这两件事在北京文革史上都称得上是“上榜事件”。其实最先跑到舞蹈学校“煽风点火”的是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等火扇呼起来了,清华附中的人就蔫撤了。四中的老红卫兵则立马跟上,扮演的是“偷驴拔橛子”的角色,“没水平”。这倒有点儿像现在“海派清口”周立波的段子: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是动嘴、动笔的;北京四中老红卫兵是动手、抄家伙的。
️作者在吉林洮南县野马公社插队时知青集体户全体成员合影,都是清华附中毕业生

其实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在别的场合也动了手,1966年8月24日,十二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先是在清华附中集合动员,然后开进清华大学与大学的老红卫兵“联合行动”:“镇压”“右派翻天”,推倒清华“二校门”,暴打 “黑帮”(就是校领导和老师等)….. 这是后话了。

清华二校门及被拆后在原址树立的领袖塑像


延伸阅读
清华附中老三届照片一组



1966年6月,清华附中批斗副教导主任冯玉中。班上同学大都还戴着红领巾



清华附中女生,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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