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期的孙立哲
孙立哲，生于1951年，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赴陕西延川插队知青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原题
我与“钱先生“
成了忘年棋友
钱伟长清华大学毕业照
1957年钱伟长因言获罪
1966年，史铁生跟着几个激进的同学，到清华照澜院抄老右派钱伟长的家。史铁生在《文革记愧》中写到他的彷徨与无奈：“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钱伟长家住照澜院16号，与我姨妈马向春的家（照澜院15号）是老邻居，女儿钱开来和钱歌放与我的表姐郑嘉名、郑沈名、郑燕名是一起玩儿大的发小和同学，小时候聚在一起，在钱家的院子里和厢房里撒花、跳高，把好婆（奶奶，钱伟长母亲）和老娘（姥姥，孔祥瑛母亲）气得没辙。钱伟长的夫人是孔祥瑛，清华附中原来的校长。孔老师的父亲孔繁霨是孔子第七十四代孙，仁学传承深厚，她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是有名的才女。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连年拿甲等奖学金，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1939年毕业后，24岁的孔祥瑛与27岁的钱伟长在昆明结婚。一年多以后，收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研究生录取通知，激动不已。陈先生招学生要求苛刻，这个学术进阶的机会千载难逢。孔祥瑛望着襁褓中的儿子钱元凯，想着只身一人在北美求学的丈夫，婉辞了这个机会，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代女国学专家。
钱伟长、孔祥瑛伉俪
1946年，孔祥瑛与读完博士归国的钱伟长搬到清华。1949年后，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夫人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各自的事业有声有色。1957年，钱伟长因为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到底什么是“右派”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呢？在当下的人们心中也许早已形成历史的隔膜。下面抄录几段：“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
于是，钱伟长成为“右派”，一夜之间天地翻覆，职务被一撸到底，夫人孔祥瑛受到株连，被免去清华附中校长职务。他们的孩子从此不能再上大学。尽管儿子钱元凯1958年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录取线50多分，怎奈家中“出身”不济，只好自食体力，去工厂当了装卸工。
1946年钱伟长回国后与儿子钱元凯在清华园合影
难道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魔鬼”？
史铁生随着大流儿去抄钱家之前，红卫兵轮流去抄过多次，照澜院16号早已家徒四壁。孔祥瑛是个现成的阶级敌人，“老当权派”“右派老婆”“历史反革命”，头衔内涵包罗万象，造反派上纲上线随心所欲。孔老师被附中学生剃成“阴阳头”游街，任人辱骂。批斗时，造反派的质问直指要害：为什么明知丈夫是反动右派却坚决不离婚？是不是准备两个人抱着花岗岩脑袋一起见上帝？！随后，钱伟长的右派脑袋上又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十几年来一家人的灾难如波似浪，奔涌而至。“母亲告诉我们，她被关在（清华附中）理化实验室的小屋，勒令她写交代材料：承认散发反动标语，是反革命；并揭发校领导。母亲自知此次凶多吉少，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家，就清清楚楚讲述了病句之事的原委，明确重申绝无反党之心，与校领导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绝无包庇之事。母亲详详细细讲述她在学校的工作，全部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整整写了两夜一日，未曾停笔，耳边响着受刑者的慘叫声，母亲要紧紧抓住这最后机会为自己申辩。
“造反派拿着厚厚的这一大叠，破口大骂：X他妈，什么都不认！拉出去给点厉害，看她认不认！母亲被推进行刑室，按倒，蒙住眼就开打，母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连呻吟也没有。母亲说就是打死也不能认。开始还在心中默默数数，还知道又换了打手，后来，就只记得一次次地被水泼醒，后来，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不能再打了，会出人命的。苏醒后只见嘴边一杯水，黑油腻的破玻璃杯上还沾着血手指印，母亲嫌脏，没沾一口。‘他妈的，这老东西还真他妈死硬，记住，今天饶你一命，敢出去说，就别嫌我们不客气！去！滚蛋！’”
“回到家，掀起衣服，只见母亲腰部以下完全是黑紫色的，母亲脸上豆大的汗珠如雨，必须去医院。背着母亲，我才发觉，刚两天，母亲轻得就像一页纸。”
史铁生在文章中反省他心中的纠结：“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躬身自省，在主义和革命使命的名义之下，谁有选择的余地呢？在这大潮中最可怕的现象之一是个体无意识和集体跟风，学名“羊群现象”。环望四周，每个人心中的撒旦纷纷飞出魔瓶。难道果真人性本恶，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魔鬼？
钱伟长（中）、郭沫若与外国科学家
我与“钱先生“成了忘年棋友
我告诉史铁生，我和钱伟长在“文革”后期曾一起下围棋，成为忘年的棋友。钱教授自幼着迷围棋，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国学大师）都是高手，家学基础雄厚，终生钻研棋书，自己在家打棋谱，对当时统领世界围棋界的日本棋手棋路熟悉、棋艺了得。可清华大人们避嫌他的“右派”名声，不和他纹枰坐对。 1968年，“文革”已经大致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目标，正处在暂时的“逍遥”阶段，我和陈小悦、郑清怡、常振工、常振明等人整天聚在学生宿舍楼，与余昌民、金柏苓、吴元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下围棋，有时也去国家队运动员大楼向国手请教。有一天，胡晓明拉我到路边，悄声传钱伟长的话，意思是：听说你最近常去和陈祖德等高手下指导棋，可否莅临寒舍，不吝手谈切磋，云云。 我天黑之后悄悄走到照澜院，与先期到达的胡晓明接上头。他打着手电筒，带我进了一个小黑屋。那时钱家院子里住进来好几家人，钱伟长搬到不见阳光的一间小屋，生活面积局促。开门迎面一张床，床边一个相当大的老式木质办公桌，钱先生正坐在桌边专心等候。他穿着一件手织的灰色毛背心，昏暗的灯光映出满面笑容，站起来谦卑地点头向我问候。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和我父亲是前后期的清华本科同学，都是清华教授。我小时候叫他钱伯伯，可如今叫不出口。这类称呼，原是清华孩子们对长辈的统称，“文革”开始后，我们都意识到这称呼缺少阶级性，而且充满资产阶级人情味。尤其是各方家长们纷纷从造反派那里领来“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帽子以后，大人们自惭形秽，出门走路学黄花鱼溜边儿。实在面对面躲不开时，头一低，假装没看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自己方便大家方便，这见面打招呼的繁文缛节就都省了。“伯伯”“伯母”等名词，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我们清华子弟的语言中消失，与“四旧”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只得学胡晓明，从喉咙里小声挤出来三个字“钱先生”，权作应答。只见他从小山样的书堆中扒拉出一角桌面，铺开塑料棋盘。我们猜子分先，钻进黑白世界。我执黑上来第一着天元，这是我的绝活，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白棋占右下角星位，古风本手。钱先生布局方方正正，定式走得中规中矩，显然底子雄厚，训练有素。我一看心里默想，这么走下去最多是个细棋，收官不是我的强项，一目一目算计，像小脚女人买菜讨价还价，胜负难卜呀。我是下野棋出身，没有受过科班指导，只相信中盘搅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片吃掉对方，方显出英雄本色。我想起平时“许猴儿”（原清华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教授许纯儒，因瘦削而精明得此外号）传授的秘诀：跟有正规训练的人士下棋不能按牌理出牌，老老实实走定式干不过他们，非得大刀阔斧把局面搞乱，杀起来再说，乱中取胜。这话在理，好比运动会开幕以后，突然宣布规矩变了，让举重的改跳高，再好的运动员他也赢不了。我于是抡出变招，飞、关、拆、打，逢扳必断，断了再说。四处挑起战斗，明火执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钱先生看我来势汹汹，接连走出变着，还故意到处开劫，明摆着是欺生，知道今天又是秀才碰见兵啦，嘴里连说厉害厉害，一边暗暗审度大局，处乱不惊，对我在局部的无理挑衅并不恋战，甚至脱先不应，弃子取势。我学“天煞星”加藤正夫，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他仿“美学家”大竹英雄，整理棋形抢占大场。我拿出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五洲震荡；他摆起林海峰的“二枚腰”，以静制动。总之他一颗“平常心”并不气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围魏救赵、激流勇退，棋局里演练人生智慧。进入中盘，判断局面。钱教授棋形厚实，四角有三但实空有限，外加上几个大场。我在边路四面开花，几条大龙窥伺中腹一块白棋，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期想，战线太长，首尾难以兼顾，被钱教授抓住一个破绽，把我的一个“棋筋”“扭了羊头”。原来以为我方征子有利，一细看，接棒的棋子气紧，自顾不暇，接下棒跟着一起扭死。无奈之中只好耍混的，动员起中腹一块大棋强行杀气，开出一个宽三气的 “赖皮劫”，扭起自己的“羊头”当劫材，饮鸩解渴。棋越走越重，终于积重难返，无力回天。胡晓明坐在床上，双手托腮，一副藤泽秀行的“长考”状，看得目不转睛。
钱伟长晚年下围棋
第一局结束，我拿起棋子，给他复盘（重头按序摆一遍）两天前陈祖德和清华棋王许纯儒下的一盘四子局。陈祖德的白棋在看似铜墙铁壁的黑阵中二线打入，左冲右突腾挪出一条白龙，突破黑棋围剿如蛟龙出海，却只有一个眼。双方比气时，陈祖德居然在底线大飞的关联棋型上自紧一气，做出“拐弯四”，看似形同自杀。没想到这是一着“倒脱靴”手筋，黑棋贪心吃人，提子后却被反吃，白棋大块棋子先纵后擒，失而复得。钱先生看了点头说，难得难得，平时实战能下出“倒脱靴”真是少见，可遇不可求。再来一局。我们老少三人躲进黑屋成一统，杀得难解难分，忘却天下熙攘……1982年，钱老终于收到正式平反文件，从小黑屋出来重见天日。人生七十老当益壮，走马上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改为上海大学），演绎出真人版命运的“倒脱靴”。只是这漫漫的二十五年“右派”岁月，人生精华之中的精华，付入历史长河的一团漩涡之中，有如长江赤壁“千堆雪”卷出的一朵浪花，逝者如斯，无处追寻。这是后话。
弄潮儿孙立哲，庞沄电脑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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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作者博客孙立哲的空间
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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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