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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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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铁生去美国旅游。 在《扶轮问路》中记录道：“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 铁生长途乘车到了芝加哥以后，已经精疲力竭，出现尿少，头晕等肾功能衰竭的症状。我和朋友们劝他多歇歇。 铁生躺在刘瑞虎家床上，双手向下撑起上身说，去看郑光召吧，出国前早已写信约好了。 郑光召文革后成为作家。我在80年代初出国学习以前，曾经与铁生和北玲一起看过一部郑光召创作并编剧的电影，是关于文革武斗和人性冲突的悲剧，大家观后激烈讨论。80年代末又看了郑光召写的另一部电影，心灵再次受到震撼，印象经久不衰。 说走就走。刘瑞虎把房车主卧室里的大床两旁订上两个护板，无论汽车如何颠簸，确保铁生安卧其中，驾驶房车，载着铁生一行，马不停蹄，继续长驱东进。 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郑光召喜出望外。8年来，他在陌生国度的秘辛与收获，谁人可以真正理解和坦心言说呢？是啊，八年岁月，想当年中日持久抗战都已经结束……由衷感喟自不待言。 精神挚友自远方来，郑光召带着铁生游览美东诸城：还是那一团团“灯笼”般的“大块儿”，推扶着铁生的轮椅，一起遥望华盛顿国会山上的圆顶，一起近观普林斯顿旁边的古战场，一起聆听大教堂传出的悠扬钟声，一起享受从天外飘来的宇宙风。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后来闻听铁生去世，郑光召惊痛至极，说道：“这样的朋友离去，等于我的中国离去！” 郑光召东面不远的地方跪着一个女生，边上不少同学围观。 最先看到这女孩儿的双腿，一双塑料凉鞋，脚上很多泥土，一边拔草一边向前爬动，爬行时塑料鞋条带下方偶尔会露出一条条白嫩的皮肤本色。小腿露在外面，上面有泥土污秽，记得是穿一件黑色裙子——今天的记忆里不敢确定。 上身一件浅色的翻领衫，满身泥污显然被汗水渗进棉织物的纤维里，又被太阳晒得皱皱巴巴，腰部有一段皮肉露在外面。 她低着头，一侧小辫的束扎皮筋脱失，颇长的长发散乱，垂在一侧，遮了半张脸；另一侧小辫上的皮筋向下移位，皮筋上部的头发蓬松出几个鼓包。 几个女生走过来，其中一个在女孩儿腰臀部猛踢几脚，每踢一脚，女孩儿身体向前方冲一下，随后缩回来，没趴倒。 打人者又绕到她的前方，向下啪啪几巴掌打在头上，边打边喊，我让你不老实！我让你不老实！ 随后，左手抓住长发，突然向上后方一提。我看见一张沾着泥污的脸，从年龄判断是高中生，不认识，长得样子也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脸歪向一侧，眼皮不断地眨。 打人者右手甩起来，几个耳光，打在左脸的同一个位置，准确而响亮，脸上鼓胀起不规则的手印，鼓起的皮肤团块是青白色的。 打人者把抓住的头再向下一甩，满怀骄傲地大声对同伴说，今天让她知道知道厉害！这话显然也是说给我们这些观众听的。随后晃着身子走出人圈。 女孩儿至此一声未吭，默默忍受。 又有一个女生过来，手里拿着一根青绿色的新鲜树枝，显然侧枝刚被撕折，部分树皮剥脱，有弹性，像根鞭子。走到跪着的人形后面，猛地向后背抽了一鞭，女孩右肩反射性地抬了起来，反手又是一鞭，女孩儿左肩又抬了起来，连续抽了两、三个来回，女孩的头向后仰，脸朝着了天空，整个背部向后方反弓起来，等待着下面的抽打，形成一种奇特的姿势。 多年以后学了医，我才知道这种姿势的学名叫做“角弓反张”，是中枢神经系统处在危机状态极度紧张时才出现的病理姿势。 打人者走了，女孩儿终于小声地戚戚哭了出来，肩膀剧烈地抽动，继续向前爬，抓住一把草，猛地拽出来，带出一团泥土。 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纯粹生理反应，却故作镇定，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围观的人表情漠然，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抑或和我一样，不敢让人家看出内心的“活思想”？ 一顿暴打告一段落，我们随着人流挪步，像是要赶场看下一场表演。 女儿孙婕莹，铁生的小粉丝，16岁。听了这段故事，无法想象和她同岁的花季女生，在46年前会跪在地下任同学随意殴打，她问我：“为什么？” 如果人有终生记忆的话，这算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终生记忆。 我和铁生回忆的时候，都清楚地记得住场景，但是一点都说不出她的面孔。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出身。 我自认为记性好，比如我能复盘几十年以前下的一盘围棋。但是今天写这个回忆的时候，头脑混沌，记忆像一阵风。好几次眼前竟然跳出16岁的女儿婕莹。这女儿是个优秀学生，会拉琴，会跳芭蕾舞，经常给老爸出难题，让我给她摘星星、摘月亮。 史铁生与“黑五类”只隔着一张薄纸，纸的另一面是眼前地狱般的世界，只等着一条消息把这张纸捅破。 史铁生的爷爷是地主，在河北涿州乡下曾经远近闻名，后来在战乱中败落。 铁生在《奶奶的星星》里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更可怕的是，铁生的姥爷是个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反革命”。被无产阶级镇压，这可是板上钉钉的“血仇”。 铁生知道，与班里挖出来的“黑五类”和这些挨打的“反动学生”相比，他血统中的颜色也许更“黑”。 命运正对着史铁生窃笑：去吧，跪在地里等着挨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铁生从来没有见过姥爷，其生命和尸骨早已灰飞烟灭，化在宇宙的无垠之中，虚无缥缈。 铁生写道：“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人类是群居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规则中。有的社会，你是你自己，你用未来塑造自我；有的社会，你是别人，你必须生活在过去。好像运动会上比赛跨栏，有人盯住前方的目标，腿下狂奔，有人却不得不一步三回头。这后者怎么能跑得快，怎么能不摔跤？ 文革开始，历史走出尘封的案卷和无奈的记忆，被重新赋予生命，卷土重来。时间向量突然逆转箭头，和宇宙规则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裹挟着人定胜天的强大意志，带领人民返回未来，走向宇宙大爆炸的“原罪”。 被枪毙的姥爷突然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走入史铁生的生活。 铁生记录了母亲的讲述，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 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 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 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铁生的姥爷早死了，但是奶奶还活着，让人家盯上，顺藤摸瓜，“黑五类”出身的消息难免走漏。再说，城里天天有抄家和游街的事，世道凶险。怕是早晚纸包不住火。 在铁生母亲的精心策划下，铁生奶奶主动“自我遣返”，回了原籍——河北涿州的农村。 铁生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个过程：“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铁生有家不能回，成了半个孤儿，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我们这群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厮混在一起，经常出没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出没于我们“教授楼”。 我们一起看大字报，一起听批判会和辩论会，一起朦胧，一起迷茫，一起偷书，一起“逍遥”。老天爷长眼，多亏母亲的前瞻性安排，史铁生躲过一劫。 九、铁生说文革颠覆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改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培养了许多畸形儿。 一叶知秋。 我和史铁生谈到清华发小吴文北曲折命运和可悲结局。他六岁随父母从法国来中国并加入中国籍以后，在家里和法裔母亲一律说法语，发音字正腔圆，绝对唬倒外语学院二把刀教授。他熟悉法国历史，看过大量法文文学名著，还能说出来西贡的法文和巴黎的法文在发音和用法上有什么不同（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学问不浅。 科学院数学所搬离清华后，吴文北随父母搬到中关园科学院宿舍。大约1968年初的一天，小悦来我家说，你看谁来了。吴文北从身后冒出来，傻乎乎的笑，小时候脸上的雀斑被高矮不同的一排排壮疙瘩代替。 之后我们几个发小隔几周见一面，交换各种见闻，海阔天空。 在我的请求下，文北还专门来家教过我几次法文。 那时，华侨饭店、友谊商店等专门对外国人或拥有外国护照的华侨开放，国人不许入内，神秘非常。门外有持枪的卫士站岗，进门有保安检查证件。这位老兄不服，法兰西雅各宾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血中沉渣泛起，脸上青春痘涨起来，大嘴一咧，都是人，凭什么偏不让咱进？！回家自己照镜子，满脸青胡茬子，长相也像老外。 于是，穿戴上父亲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双老皮鞋、一件皮夹克和一顶鸭嘴帽出门。 到了华侨饭店，见了门卫假装不懂中国话，满嘴往外秃噜法文，把装成仆人跟着提包的弟弟吴文中训得狗血喷头。 察颜观色是门卫倚赖的根本饭碗，平常有领导以身作则，无师自通。一看这主儿路子够野，在外国也绝不是一般干部，没敢要证件，赶紧恭敬放行。 他出来到我家，给我和小悦等几个朋友大侃在里面见到的珍稀商品，香肠美酒外国巧克力，口沫横飞，两只蓝眼珠瞪得溜圆。我听得过瘾，心中羡艳。 吴文北腹中馋虫造反、饥渴难耐，无奈袋中羞涩只有眼福。家中将近十口人，吃饭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哪有闲钱给他花？口中骂骂咧咧：想当初，我妈要不是为了我爸的什么瞎编的爱国理想，才不会把我们从巴黎带到中国这种鬼地方受罪，狗都不会来。口无遮拦。 我和小悦的政治觉悟早就武装到了牙齿，忙说，赶紧打住，这话可别再说啦，被人家听了去，说你污蔑红色政权，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跟你商量。 铁生大有感触地说，是呀，权力和流血最能教育人，文革以来，无数人祸从口出，“因言获罪”，满世界假话真说，真话不说，想活命的人都跟着时潮学嘴。瞎话重复一百次就成真理，大大超越戈培尔为希特勒造势、谎话说一千次成为真理的历史记录。 有的话一说出来，天生就是真理，更有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会简单乘法的人，写文章开篇就先来几万句真理，安全高效，哪管真话、假话、言不由衷？！ 我接着给铁生讲：还别说，一次偶然事件，吴文北真和红色政权结下了梁子！我哥立博熟悉内情。吴文北一次坐火车外出，几天没洗脸，加上他那个洋人长相，没招谁没惹谁，在天津火车站被便衣警察当新疆盲流盯上了。车站里的告示贴得漫天漫地，坚决打击盲流，没有本城户口不许进城。少数民族不好好在新疆呆着，乱串什么，是不是到大城市来偷东西，扰乱社会治安？ 两个便衣二话不说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后拧。 哪知吴文北力大无比，双膀一较力，两个便衣被扔出去摔倒在地。警察握有国家权力，谁见谁怕，哪里吃过这个亏？招来十来个大汉一拥而上把文北按倒，拷上手铐。 带到拘留所，不容分说拿起警棍一顿胖揍，打得吴文北满地乱滚，特别是吃了亏的那两个，下手阴狠无比。把吴文北打昏过去几次才算解了气。 醒来再一审问，这位盲流“招供”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家属，父亲吴新谋。电话打到数学所，警察才知道抓错了。数学所保卫科出面，拿着户口本和介绍信，到天津车站派出所把被专政得一瘸一拐的吴文北领回家。 整个过程中，文北没做任何错事，唯一是两个便衣拿他时，他不该反抗。这也难说，捕快们又没穿官衣儿，他哪知道这些人是警察？ 文北因为面孔像外国人被当作异类歧视、无端挨抓挨打，倍感冤屈，对警察极端反感。火儿憋着肚子里，变着法儿向警察示威。先是把合作社成罐的果酱芝麻酱偷偷往家扛，打火机的火石100粒一袋，也抓几包。 史铁生听了吴文北毫无缘由就差点被打残，心里不忿，嘴里冒出一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商店向公安局报案，专政机关打击重点放在没有户口的外地盲流身上，哪能想到是老老实实的“臭老九”儿子吴文北作案？警察干气猴儿，没辙。此时大批干部、市民和子女家属……逐步下放牛棚、“五七”干校或农村去“大有作为”了，宿舍人去楼空。天公作美。吴文北开始入室偷东西，多次得手。 有一次，正在行动中，赶上主人回家，他和弟弟把主人打昏，撒丫子逃走。偷东西换成钱，到莫斯科餐厅或新侨饭店西餐厅吃炸猪排和黄油面包，到西单商场和王府井东风市场买冰激凌雪人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73年，我从陕北回京，向首都人民汇报“讲用”学毛著的经验体会，也应邀去品尝过一次。 铁生接上一句，我也吃过，雪人确实好吃，可是一小杯几口就吃完，越吃越饿。而且忒贵，一个雪人的价钱在陕北农村能买好几天的口粮。 我接着用吴文北的口吻，学他给我讲的一件趣事。 一个学徒青工，硬着头皮装阔，约来女友表达浪漫爱情。冰激凌送上桌，雪人昂首挺胸、站在玻璃小盅里，一下黏住了女孩儿的两只眼球，天下竟有这么美的玩意儿，勺子拿在手里，不好意思下家伙。眼看雪人逐渐瘫软，马上要融化。那小年青儿说：别紧着看啦，快吃吧，要不待会儿该凉啦！……..他当是吃炸酱面呐？不赶紧吃就凉啦！吴文北拿腔拿调模仿京片子，尾音拐弯儿，像小狗甩尾巴那么自然。我听了笑得直接想往地下摔。 你看这小伙子，长一张外国脸，却说一口北京土话，中西合璧炉火纯青，全国罕有。 吴文北后来发现，中国人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油水不大。剑走偏锋，偷到外交公寓的老外家中，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1974年，吴文北、吴文中两兄弟终于被抓。正值文革天下大乱。乱世出重典，实行“严打”。案件以及法律程序沿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批犯人从快、从重、从严处理。 父亲吴新谋是国际知名的拓扑数学研究员，1951年回国以后，早就在各项运动中挺住了千锤百炼，政治思想统帅拓扑几何，要长就长，要方得方。听到消息后，立刻找到领导表态，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坚决割断血脉亲情，完全交给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法裔母亲听说两个亲爱的儿子被抓进监狱，还可能被“严打”判成死刑，骨肉情深，天当时就塌下来一半。神经接近错乱，二十年来，好容易学会几句中国话，一夜之间全部忘光。求告无门。情急之下，把先生工资买成大把邮票，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里给多年划清界限、不通音讯的法国亲戚写信求救。 吴文北的舅舅是法国在编将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副总参谋长，找到总统蓬皮杜，总统认为吴文北出生在法国，理应保有法国国籍，亲自向中国政府为之求情，或免死，或引渡至法国。无果。 枪毙前几周，吴文北被五花大绑，在北京四处游街。执行死刑那天，海淀体育场的公审宣判大会上人山人海。有的看客见吴文北满脸横丝肉和壮疙瘩，说这小子的长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有的看了高鼻子和打着卷的褐色头发，说这罪犯长得果然像外国人，枪毙外国人实在解恨，谁让当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国耻难忘。 一致的声音是，没想到外国总统会放下身段，为一个可耻的罪犯向中国求情，领袖居然和草民心连心，可见资产阶级全是一丘之貉。放眼天下，谁敢蔑视大国总统的恳求？唯有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真正伟大坚强。官方宣传义正词严，民间逻辑顺理成章。杀一儆百，枪毙吴文北的故事成为广大北京市民饭后谈资。 铁生把这个故事听得入神，眼镜滑下来顾不上扶，被鼻头扛住。 听我讲完枪毙过程，他推起眼镜叹一口气说，可惜了，这人如果不死，绝对是教外语的好材料，全中国难找。那时凌格风和英语九百句还没有在中国登场，青年人都在对着课本上的口型和国际音标学习外语，铁生正苦攻外语，准备当翻译。 铁生又问，这人小时候怎么样？我回答说，吴文北小时候心地单纯，特别忠厚，我哥是活证人。文北小时候身体瘦，黄褐色头发，长的随法国母亲，脸上皮肉白得透明，点缀着雀斑，穿个背带裤，谁见了都想在脸上掐一把。长相奇特，孩子里没人跟他玩，死活要跟着小悦拜我哥当老大，诚心加入组织。 我哥犯了周章，一来嫌他没本事，个子矮打起架来没用，二来长的像外国人，带出去显得队伍不够纯洁。 他诚心诚意地要加入，争辩说他跑得快，让华光帮着说情。为了表现勇敢，张开手露出一只活动着翻卷身体的大肉虫子，是槐树上的青虫，俗名吊死鬼，当着大伙儿的面把活虫子放在嘴里，嚼吧几下就咽了，黑绿色的虫子水从嘴角淌出来。 我哥和大伙儿一看，本事是真的，都被震住了，随后打成了一片成为好哥们儿。 我哥哥孙立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幼年和少年的吴文北，诚实而重友情，乐观而开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触犯了国家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虽有伤人，没有命案；盗窃财物的总额也有限，罪不至死。
然而，在文革期间，司法并不独立，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北盗窃，涉及了外国人，在文革期间给国家面子抹黑，就成为政治问题，被抓了典型，被从重从快，被全市游街，以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说情，都没有能免一死，实是可悲可叹。后来文中被赦，放回法国，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的案子当时判重了”。
1978年，史铁生发表了小说《兄弟》，讲一个热血青年的犯罪故事，结尾写道：“枪毙于志强我看见了，可是没看太清楚。群众愤怒地喊口号，随即是一声枪响。记得身旁一个人幽默地说：‘怎么回事？他的血也是红的。’”
每个人生下来一张白纸，青少年犯罪不是天生决定，必有多种社会环境因素。显然要多从制度和文化中寻找犯罪动因。改进制度，人类才有希望。人的血都是红的。
史铁生在红八月中侥幸逃脱了“黑五类”的厄运，心灵却在这三个月期间得到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洗礼，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成长机会。他尝受了命运的百味莫辨和人生中偶然性的强大。
铁生一生当中大凡有了疑问，历来刨根问底钻死理，不弄明白不算完。这个素质使他从不满足于表面正确的回答，他要寻找问题的本质，不断追问。
首先，死去的姥爷为他的处境和未来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姥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犯了什么死罪解放后被枪毙？
他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这线索终于清楚，姥爷是个抗日的英雄，日本投降后退伍回乡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热心公益和教育做了许多好事，当地人民有口皆碑，显然是个好人。
好人往往以为可以凭着良心活得坦坦荡荡：“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铁生的姥爷就因为是跟着国民党的队伍而不是跟着共产党的队伍打日本，解放后遭到镇压。姥爷至死没弄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哲学讲的是城邦利益。历史知道，与铁生姥爷命运相同的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吧。
1977年，我和铁生躺在雍和宫的小屋里，眼睛望着天花板，我问铁生，当年你如果是郑光召，棍棒伺候，你招不招？铁生说，不招，我没的可招。
我又问，日本鬼子把你抓了去，给你上老虎凳，你招不招？铁生狡猾地回答，我的腿没感觉，不知道疼，不招。我又问，如果拿你的家人当人质，你招不招？他反问我，你招不招？我想了想，耍个心眼，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他们要是换个美人计，我就招，我这辈子还没娶上媳妇呢！
虽是玩笑话，这题目引起我们俩的沉思。
20年一晃而过，1997年，铁生躺在大房车后屋的双人床上，横跨美国，两侧窗外的景色向后流动，像在窗子上放电影。希米忙呀，一会儿给铁生换尿管、一会儿给他量血压、一会儿又喂药。霍秀儿进进出出，送吃的、送水。
柏晓利进来陪着聊天，突然冒出一句，您这是皇上待遇，这屋整个是个后宫呀！铁生说咱今天就当一回皇上，现在就封。陈希米是正宫娘娘不用说了。朕封你和霍秀儿为左、右宫内行走，立哲是二德子。
真贴切，我们大笑。
我说，没想到当年延安关家庄的御膳房主事今天直接高升成皇上了，火箭式干部，接着用陕北话说：整似仍比仍、羞撒仍（真是人比人，羞煞人），铁生用陕北话跟了一句：球毛擀不成毡、陕北人当不成官。
一路上，这外号就叫起来了，铁良、王立德也跟着一声一声叫“皇上”，煮好了面条，先给“皇上”送去！一路说起皇宫里的各种规矩和历代皇室轶事，谐趣横生，稀释了旅途的疲劳。
我想起二十年以前的问题，故意问铁生，如果你年轻时让日本鬼子抓起来，用你这“右行走”美人霍秀儿（霍秀儿是当年清华附中有名的大美女）给你施放“美人计”，你招不招？
铁生想了想，看着霍秀儿笑着说，得得得，您还是先把我杀了吧，我最怕“美人计”！拿小眼睛瞟着我，我们两个人心有灵犀，思绪同时回到20年前讨论的“招不招”的题目，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时光荏苒，又是十年。
2007年，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回国见铁生第一句话，你熟悉《安提戈涅》吗？还没等铁生说话，希米瞪起了眼睛，咦？立哲，你也研究《安提戈涅》？！我说是呀，学法律必须读《安提戈涅》，这涉及到我和铁生一直讨论的文革和“招不招”的问题！不然无法理解城邦利益和人性的冲突，无法理解法律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呀。
希米说，巧了，我们家“那史”正写了关于《安提戈涅》的文章。我后来看了铁生发表的文章《老好人》，仿佛又看见了文革中人们面临的道德冲突，看见了每个人必须在亲人与城邦利益之间“划清界限”的两难境地，看到了人生的根本困境与迷茫，以及铁生的深入思索。
现引出几段：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
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
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
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 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
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
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希腊精神》)
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
“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希腊精神》)
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看了这个文章，我的心绪又回到1967年文革后期。
打那个时候起，这个“招不招”的道德困境就穿入我们的生存实践，并必将纠缠一生。
这年，史铁生拿到了清华附中初64级的毕业证书。这是铁生一生中唯一的正规教育证书。
人，活在当下，其实是活在未来，换句话说，活在对未来的期望中。
16岁的史铁生，青春在手，未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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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孙立哲，生于1951年，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赴陕西延川插队知青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原题
想念史铁生
（四）
作者 | 孙立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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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插队的日子史铁生：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他这里了史铁生：46岁才第一次回去涿州老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不想与你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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