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丁爱笛：刻骨铭心的痛，与爷爷奶奶的永别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丁爱笛，北京清华附中老三届，陕北延川插队十年，曾任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兼公社书记。后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天津第四机床厂工作，曾任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后任国家科委人才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北京城建开发公司总工助理。1988年下海后任海口中海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开发建设了三亚创业大厦。现任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陕北插队期间娶村中羊倌儿的女儿为妻，育有一女。

原题

刻骨铭心的痛

作者：丁爱笛

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与什么地富反坏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

刚到北京时，家住在史家胡同24号一个大四合院里。记得小时候偶然会来一个当兵的客人找父亲，总是千感谢万感谢父亲的帮助。父亲高兴之余也会透露一两句话给我，这些叔叔都是他在重庆当记者时秘密为延安推荐的原国民党的飞行员，现在都成了高级军官了。那时跟着张友渔为中共工作也是随时会掉脑袋的，父亲最多就说到此为止了。看来鲜红的五星红旗也有父辈的心血，我从小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为人随和，基本上和任何人都能打交道。上小学时的学校是赫赫有名的史家胡同小学，班里的同学多是高知子弟，什么赵树理的儿子赵八虎，华君武的儿子华端端，好像还有齐白石的孙子之类的，要不就是过去清朝的皇亲国戚，什么爱新觉罗氏。

上中学来到清华附中，除了高知子弟外还多了一些革干和军干子弟，我和他们也非常合得来，在一起谈古论今，没有隔阂。

1960、1961年，家里发生了变故。我在清华附中住校，只是知道我家从史家胡同24号院搬到城南虎坊桥10号楼。那是一个筒子楼，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两间房，小到不能再小。父亲好书，家里七八个书架一个都搬不进去，只好送人。那些花了一辈子心血买的书多数也送人了。

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发生变故的原因，我只是隐隐知道，父亲在河南乡下蹲点采访时写了几篇报道发表在内参上和主流报道唱了反调。父亲强调的是生产破坏了，整村的人几乎都饿得死光了。“**看不到下面的老百姓在吃观音土。记者的职责就是如实报道，降两级降三级都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和母亲争论时如是说。但对我影响有限，偶尔我也知道班里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家里出事了，我就是听了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我相信我父母不是坏人。

1965年，北京市中学生选拔空军试飞员，可能我各项身体指标都符合，和学校的几个人被送到空军总院。经过一轮比一轮更严格的检查测试，初检800人的队伍最后剩下两个，就我和我们学校的许福黔。我是什么毛病都没有，负责测试我们重力加速度耐受力和大转轮平衡力的大夫用手指弹着我的胸脯夸奖说：“好小伙子，多少年都没有碰上像你这么好身体的，天生就是块当飞行员的料。”许福黔，大夫还怀疑他有点儿脊柱不正。看来我是铁定能当空军了，还是试飞员，我真是好不得意。过了一个礼拜，学校教务处通知我去清华大学找教务长邢家鲤。

在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办公室里，邢家鲤慈祥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我，让我在椅子上先坐稳，然后递给我一杯水喝着，从体育锻炼说起，慢慢说到了家庭，最后扯到这次被推荐去报检试飞员的事。他很小心地告诉我，身体检查我是唯一通过所有科目达标而合格的人选，但是政审社会背景我不合格。

“为什么呀？”我急匆匆地问。“你有个舅舅叫贺元，是国民党中将，所以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不适合当空军飞行员。”邢家鲤还意味深长地说：“除了你舅舅的事情外，你爷爷是地主兼资本家，多少也不符合条件，当然拿这个标准我也不符合条件。小丁啊，空军不当，其他的事情可做的多着呢，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有一句话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凡事都在人为。”

我从来没听说我还有个舅舅，让邢家鲤这么一说我心上就像放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当天晚上我就回家去找我父母去了。我父母沉默良久，最后我母亲抱着我的肩膀，用带点儿哽咽的话说：“爱笛呀，真对不起，你确实有个舅舅是国民党中将，做过重庆城防司令。后来去了台湾，做过基隆城防司令。我和你爸爸在重庆时就和他划清界限了，他派马队冲散殴打学生，我就再也没有见他。我们之所以没有告诉你，就是不想让你有心理负担。”

关于我爷爷，父亲告诉我：“你爷爷刚解放时确实在老家被划成地主兼资本家，他们老兄弟几个，只有你爷爷很早就跑到上海去打工，挣得一些钱，自己舍不得花拿回老家购置几亩地，然后把他们老兄弟雇上，好让他们有口饭吃，这就成了地主。自己在上海打拼了十几年，从街边的小门脸做起，最后做成个不算大的百货公司，也雇了些人，这就成了资本家。不过我可说清楚啊，你爹可从来没沾你爷爷的光，从我记事时开始就很少见过你爷爷，我从家乡考到燕京大学是因为考了个文科全山东省第一，拿了奖学金的。”话虽然这么说开了，但从此在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那么点儿阴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便积极投入，成了清华附中最早的红卫兵成员之一，又是我们高六三（1）班红卫兵的核心组织“齐向东”的一员干将。那时“血统论”还没有开始流行，英雄不问出处，我全身心地投入，也没想过自己的出身如何。1966年9月，开始大串联了，有人传过来消息说上海红卫兵运动受阻，需要北京的红卫兵支援，我们一帮人立刻热血沸腾起来，马上就上了火车向上海进发。

在火车上我看到很多红卫兵都身穿黄军装挎着武装带，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好不威风，十分羡慕。我想起在上海我姑父原来是三野打到上海的，还授过衔，是个大校，这套行头他一定有，我打定主意一到上海就去讨要。到上海咋咋呼呼闹了几天后，抽空给在上海港务局工作的姑父打了电话，他是那里的货运办公室主任。到底是当兵出身，我姑父痛痛快快地答应把压箱底的两套全新的军装都送给我，连武装带，只是要我答应不许用武装带打人，他对有些红卫兵的做法很不满意。

姑姑家在上海外滩附近，闵行路上一个比较陈旧的日式风格的建筑里，我如约兴冲冲地去了。到时刚好6点多一点儿，天刚擦黑儿。笑容可掬的姑姑给我开开门后，我一眼就看到两套迭得整整齐齐的新军装放在客厅门侧的餐桌上，上面压着一根令人动心的武装带。我立马就想去拿，手被姑姑拉住：“这孩子，急什么呢，快过去见过爷爷奶奶。”这时我才看到餐桌两侧的椅子上端坐着两位老人。

奶奶坐在靠门的一边，我立刻上去拉着奶奶的双手，说：“奶奶好。”奶奶那年有76岁了，饱经苍桑的脸上透着喜悦，用双手不断的搓着我的手，喃喃地说：“长孙啊，长孙，难得一见呀。”那边爷爷坐不住了，站起来高兴地说：“爱笛呀，我的孙儿，你不记得爷爷我了，小时候我常抱你呢。”爷爷那年有78岁了，人显得有点儿精瘦，但像我们丁家男人一样走路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的，三两步走到跟前伸出双手，期待着我这个长孙。

我伸出双手刚要握，霎时间我想起了我爷爷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仿佛看到邢家鲤在谆谆教导我说：“小丁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顿时僵住了，没有去握爷爷的双手。爷爷愣了一下，向前跨了一步想来握我原本已经伸出去的手，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爷爷终于明白了我这个长孙是不想和他握手，喜悦的目光霎时变成疑惑不解，满是皱纹的脸上顿时老泪纵横。伸出的右手握成拳头，在自己的左胸敲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开口转身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原本的欢乐气氛顿时降到冰点，姑姑是准备了一顿饭来招待我的，结果无论姑姑怎么劝，爷爷就是不出来，奶奶一直在抹眼泪，姑父港务局有事回不来，我只好悻悻地走了。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爷爷奶奶的永别。四个月后，爷爷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被从上海赶回到山东日照的老家，性格刚烈的爷爷在老家祖屋没住几个月就郁郁而终。孤苦伶仃的奶奶又被姑姑接回上海，没几个月也撒手人寰。

1970年，丁爱笛与同学陈小悦在乡下

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夜深人静时总好像在冥冥之中看到我爷爷疑惑不解的眼光瞪着我，仿佛在问：“是什么让爷孙俩失去了人间最美好的亲情？”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蕴藏了多少岁月的磨难而要跟我这个长孙诉说的故事。但这都成为永不可能的期待。当我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时，我更深刻地理解到爷爷创业的不易。

2002年，我的父亲感到自己来日不多时坚持要回日照老家一趟，我陪他去的。在日照涛雒镇水木头乡我们丁家的祖坟上，我跪在爷爷的坟前，无论如何忏悔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墓碑上只有几个字：丁少南，生于1888年，卒于1967年。我抱着爷爷的墓碑放声痛哭，无论亲戚如何劝都没用，我知道当我那一天来到时我如果能到爷爷身边陪伴他，听他讲述那逝去的故事，也许才能补回失去的一切。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丁爱笛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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