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王冀豫：​那年冬至日烧纸

作者简历

王冀豫，1951年生人。1967年8月5日北京粮校武斗打死人。1969年3月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办稻香湖马场，牧马人工作至今。

原题

那年冬至日烧纸

作者：王冀豫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1967年，文革初期的王冀豫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其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等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简称，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匆匆地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我积极响应，并召集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块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论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们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儿。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翻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儿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属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更加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细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决意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的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驰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且战且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减缓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冒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相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掩护。

前排中为王冀豫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反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清醒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我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没有察觉，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所谓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过了，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了人！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

凤凰卫视采访王冀豫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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