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仪
邢仪，油画家。1969年延安插队，1973年西安美术学院上学。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北京女美术家协会、油画协会会员，副研究馆员。出版著作《知青·陕北速写集》《我在陕北延川插队的日子》。油画作品《三八节留念》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内容多以知青生活和陕北风俗等题材为主。
原题
永平文化馆
作者：邢仪
我此生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延川县的永平文化馆。
近50年前的经历，几乎就像是上辈子一样。只留下些遥远的印象和模糊的感受，肯定有许多完全错误的。望各位看官只管好玩万勿当真对号入座。
我17岁到陕北延川插队，从1969年初开始整整三年在村里当农民，干农活。其间也和同学们轮换着当过村里的民小老师，也去公社的一所初中部当过代课老师。所谓代课老师就是自己从生产队背粮食，在队里记工分。“代课老师”是公社派给生产队的公差，就像出民工一样。
那年我正在关庄公社的杨家坪学校当代课老师。有一天，县通讯组组长曹谷溪（大人物）为了新闻报道的事由来到关庄巡视。想必是在青平川走累了，顺便爬上土坡来到杨家坪学校歇脚。他坐在教师的办公窑里与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侃天。聊了些什么当然不记得了（但是谷溪一定记住了我带美术课的事）。据说我的心直口快给他留下了印象。在1972年和1973年间，县委书记申昜正在大批录用北京知青到县里当干部。事后我才知道，是热心兼“多事”的谷溪向县里推荐了我。不久下来一纸公文，上调我去县文化馆当美工，这不明摆着是谷溪透露的信息嘛。而且让我有两个选择：文化馆或者公社妇干。
这下我可犯难喽。我的同队同学就有人已经当了公社的妇干。那时延川县的妇干和团干几乎都是北京知青了。而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不从众”，总想另辟蹊径“走独木桥”。所以直觉是妇干就算了。但是真不知还有文化馆这样的单位？北京倒是有文化宫。更加为难的是我对这个“提拔”应承不应承？说实话我一直抱着能再上学的梦想，生怕去了县里工作影响“圆梦”（事后证明了我的担心）。于是马上给北京写信询问家里。没想到连平时不通信的长辈们都破例回了信。意思是，你们是革命的后代，组织的需要就是你们的需要。尤其你（我）己经入党了，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不应该有个人的考虑。可是等具体通知下来报到的地点是永平文化馆（实际是文化站）。我有点受骗上当受挤兑的感觉。永平，当然熟悉啦。在队里时常去永平镇赶集。比如过个10天半个月，我们在村里呆得烦了，就去赶集。几个同学约好起个大早从窑里出发，一路上也有挑担子的和赶牲口的老乡相跟着，翻两座山，40里地。我们到集上胡乱逛一气，中午买个两面馍吃碗粉汤，便往回赶。又是进沟，爬山，下山，再上山，直到天漆黑了才能回到村里。要说起来还真不知道为什么总要跑那么远去赶集？什么也不卖什么也不买。年轻人精力不知怎么使？就是要遛一回腿吧。再有就是长途汽车站在永平，回北京时必须去永平买票搭车。永平川比青平川宽的多。永平有很老的油矿，所以永平有公路，通县城和延安。永平川的河道很宽，但河里的水流很细。蹲在干涸的河床里，还可以看见有从地下冒出一小股一小股黑色的水，那是泄漏出来的石油，老乡们拿个小碗来弄点回去点灯。永平镇有一座石桥连接两岸。从我们村里赶集必经的山沟出来，先遇见文化馆。然后过桥，对面是长途汽车站、小旅馆、商店、粮站，远处还有学校什么的。离开永平许多许多年了，我常在记忆里站在文化馆这头观望：每逢赶集的日子，在桥那头的一条街上，尤其是商店的门前，人头攒动，驴马嘶鸣，尘土飞扬。没有集市时，永平镇像缩了水似的，与石桥垂直横着一条路，路边几处房，房上面的背景是光秃秃的黄土山，一层一层地退向天际。那风景显得干瘪又单调。站在桥这头就把桥那头一览无余。
永平镇商店的门前
永平文化馆原是由一座小庙改成的。从已经没有了神像的庙门进去是一个扁长方的小院子，坐北朝南迎面一溜四孔窑洞。庙门算是正门，在院子里的左手边还有一个小侧门，我们平时都走侧门。从侧门数，最里面的一孔窑住着白超一家。据说白超在地区运动会上参加女子四百米跑了1分19秒，冠军。于是被录用到文化馆的。我有点悄悄坏笑，心想我在中学跑四百米也曾1分19秒，但什么名次都没有。白超三十岁上下，在馆里负责财务。她男人是司机，在当时可是好营生。白超有个两三岁的孩子，整天在院子里乱跑。她边呵斥孩子边干家务。白超永远是忙碌的有活儿要干的，不是坐在小板凳上搓洗衣服，就是放下菜篮子拿起合面盆。她手里忙嘴也不闲着，新闻轶事源源不断。白超人很好接触，大大咧咧的。第二孔窑住着李馆长。李馆长四十几岁的样子，人长得瘦干狼似的，人瘦就容易弯腰，对人倒总是笑模样。弯着腰对你笑，你总没脾气吧？李馆长的家属时来时往。李馆长早上提着篮子晃晃悠悠出门去街上买菜。每次买菜回来就给大家报菜价，茄子扁豆等等等，最后还总要摇头长叹一声：菜太贵。然后自己在窑里做饭。炒菜的味道充斥着文化馆。馆里订了一两份报纸和杂志，开始时挂在大门口那个庙堂里，因为从来没人去那里翻看，落满了灰尘。后来干脆就都挂在李馆长的窑里。他在下午没事时就翻翻报纸。 第三孔窑里住着小章子。他是延川县的回乡知青老三届高中生，比我大五六岁。个子不高，极精明，能拉会唱，是个文艺人才。美中不足的是患过小儿麻痹，有些跛脚。如果他和我有事出门走在大街上，他一定要在马路牙子上面走，显得高一些。哈哈。小章子单身，不耐烦自己做饭，每天去永平镇电影放映队的灶上搭伙。到了饭点拿个饭盆一颠一点就出去了。小章子一天到晚唱唱咧咧的。晚上没事自己在窑里拉拉二胡，咯吱咯吱，咿咿呀呀。第四孔窑就是我的了。窑后半截是炕。灰砖漫地。窑里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我把大木箱子在炕上靠墙头摆好，铺盖卷打开。顺势坐在炕沿上，打量着这个窑洞，打量着从窑门看出去的院子，耷拉着两条腿下意识地晃荡来晃荡去。当然了，这是我初到文化馆的个人的片面印象。文化馆也学习，每周有两个上午我们四人集中到馆长窑里念报纸或社论。我们参加永平镇的集体劳动，比如冬天的修水利夜战。我们教育群众的方式之一是负责在大集上的高音喇叭，广播内容多是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和说唱节目。对了。我们馆里还有一位编外人员老黑头。他不大在文化馆露面，偶尔有事来一下。据说他原是老馆长，但因为在文革时操弄大喇叭不小心拨错了台，向赶集的群众转播了一段台湾电台反攻大陆的声音。犯下重大的政治错误，被开除公职。可是大喇叭广播的工作还一直是他在负责着，这样他每月也可以领到一点补助。再有就是文化馆要配合县里的中心工作，常有下乡的任务。所以四个人的文化馆，人也不常齐。那时的文化馆很有群众意识。逢到赶集的日子，我们早早打开大门和侧门，煮好开水灌满几个暖瓶，并在锅台上摆好一摞粗瓷碗。说时迟那时“快”，两腿泥土的老乡们抬脚便入，嘴里嚷着：“到文化馆串来了”。他们把买下的或准备卖的东西暂存在这里，黑褐色的粗麻袋堆了半个院子。不用别人招呼，他们会熟门熟路地进窑喝碗开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李馆长的窑里挤满了他自己沾亲带故的老乡，人们大声地聊着村里的大事小情和各种传闻消息。平时文化馆来客多是小章子的“狐朋狗友”。凡永平镇各个公家单位的小章子的校友同学和朋友们，没事就来看望看望，说些东长西短，顺手拿起二胡，文艺一下。白超是上头绥德人，亲戚们不常来走动。但她把在文化馆的日子过得有模有样，每天做好晚饭摆上桌，边哄孩子睡觉边等着司机老汉。在我来永平镇之前，永平的许多单位已经有不少知青了。比如水泥厂、旅店、供销社、放映队和粮站等等。但我一位也不认识。小章子建议我到粮站搭伙，说那里有好几个北京知青。于是他带我去粮站办妥交钱吃饭的事。从此我的一天两顿饭（那时好像吃两顿吧）就过桥去那边的粮站，在人家的灶上打好饭，端着碗到一对在粮站工作的夫妻的窑里，他俩人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窑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和他们一起完吃饭便把碗筷存在那里。再说说我这个美工的事。我从小的“伟大”理想中从来没有画画这件工作。要说有什么缘分，倒是画画对于我一向很容易，美术作业轻轻松松得5分。但是我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时，从没上过美术班更没进过北京文化宫的少年美术组。因为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呢。现如今我到了文化馆，把我摆在美工的岗位上。我却从来没学过美术专业。这让我心里惶惶然。但是不管怎样我也得表现一下，显示出文化馆新来了一个美工呗。我决定在大街上画一幅宣传画。就在文化馆门外的那块破旧褪色的宣传板上重画一幅新的。我对自己打格放大的临摹能力还是有信心的。但是问题来了，那是块铁板子，馆里没有油漆或油画色，只有些广告色。小章子帮我出主意，我们找来六大张厚纸，铺在小庙堂屋的地上，一张一张局部画完，然后用乳胶粘在铁板上，最后再涂上清漆保护一下画面，免得淋雨。我画的内容是：手拿红宝书的女民兵和手举红灯的李铁梅组合。小章子为我和我画的广告画拍了一张照片。天哪，我自己的脸和画上女民兵的脸一样的鼓。这说明不论生活在哪里，不论生活如何简陋，青春总是鼓胀的。我在永平画的宣传画
渐渐地有同学来我这里走动了。同在青平川插队的初一校友小五到永平赶集后顺便到文化馆来找我玩。她情绪很好，年轻姑娘的脸上容光焕发。这次见面她情不自禁地从头到尾一直兴奋地给我讲着她自己的恋爱。她爱上了与我同级的一个男生。她说她那位长得又高又帅。眼睛什么样？鼻子、嘴多好看。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深沉文静，活跃阳刚。真是千般美万般好集于一身。我们俩在永平镇上逛，我听着她聊。晚上我们躺在炕上，我还听着她夸。她被爱情燃烧了，她陷在幸福的罗网里，她在那个美妙的罗网里荡呀荡呀的。我在旁边努力想，努力回忆这个男生，哪班的？什么时候见过？想来想去得到的只是一个淡淡的不立体的影子。但我为小五高兴。小五是勇敢的，小五是真实的。她的爱情不是交换，她的爱情就是表达。她的爱情像孩子一样清纯。是的。虽然我们身处穷山僻壤，虽然我们前途未仆。但是，青春、恋爱，大山挡不住。贫穷挡不住。在永平镇混了一段以后。有知青试图给我介绍男朋友。一天下午，我正在自己窑里看书。门外推推搡搡进来几位男生。只有为首那个叫小于的我认识，其他全陌生。小于说：“我们买了几张电影票，在油矿大礼堂，特好看，一起去吧。”我扫了一眼他们，全都嬉皮笑脸的，只有一位高个子的露出些扭捏来。我马上明白哥几个的用意，假如我跟他们去，到时候一个个全溜了，只把我和那位单独剩下。我心里生出反感。这人是谁谁呀？把我看成什么啦？我凭什么跟你们去呀？这种事也是胡乱捏故的？“不去！”我头也不抬，只拿这两个字回他们，拒人千里之外。他们哥几个又争取了大半天，见我这儿真是连插针的缝儿都没有，只好悻悻地退去了。事后，我有点后悔对人家态度忒恶劣。人家也是好意呀。人家回头准会说，你清高什么呀清高！于是乎，我也就没能与永平镇的知青们打成一片。虽是拒绝了这帮哥们，但我得到一个信息：永平油矿的礼堂每周六都放电影。我们在村里插队那几年，如果放映队下公社来，一般只带着一两个片子。放映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走。我们追着放映队一个村一个村去看。晚饭后就出发，哪怕离着十几二十里。在那个文化的“沙漠”里，路远天黑地跋涉，总看一个片子也没嫌烦。我们学校高三的学长王姐一心等待考试上大学的机会。所以在1973年春她还留在村里。这天遇周六，王学姐来永平赶集后也来文化馆歇脚。王学姐留齐耳短发带着眼镜，满身书卷气。她学习非常棒，是高三预科的（也就是预备上清华大学的）。我约学姐晚上一同去永平油矿礼堂看电影。从文化馆到油矿有好几里路。顺着公路走，然后要从那边再过桥，路线是走一个之字。那座桥是条简易的绳索桥。上桥后要拽着粗麻绳，脚踏长木板，而这些木板并不连着，每块之间有一步远的距离。去时天还亮，走在上面像荡秋千似的挺好玩。到了油矿礼堂，电影已经开演了。不知前面有没有椅子，反正后面的人全站着，黑压压地一大片。挡在前面的矿工们（男人）都挺高，我们只好移来移去，找空隙，凑合着看。不一会，又来了不少人，我俩被加在中间。电影演的什么内容已是其次，关键是被矿工们包围着，他们的呼吸和体味之强烈，使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似乎连衣服也渗透了他们身上的混合的汗味。看完电影外面无星无月，天地漆黑一团。过绳索桥时，有先见之人拿着大电棒，我们紧跟着可以沾点光，小心翼翼地迈上去。突然听到一声惊叫，好像有人踩空了。紧接着一阵忙乱后得知，是一位孕妇踩空，双脚掉了下去，但大肚子被卡在两块木板中，后面紧跟着她的丈夫赶紧一把把婆姨拉出来，有惊无险。这时，我下意识地也摸了摸自己的双腿。在大腿后摸到一些黏黏的东西，赶忙把手凑近眼前看，天黑光线暗，见手上的东西黑乎乎的。我叫道：怎么蹭了一身的石油啊？再去摸，从上到下是黏黏的一条。我又叫：是谁把鼻涕弄我身上啦？回到文化馆，院子里的房檐下亮着一个大灯泡，照出一片暖色。学姐二话不说先拿起脸盆从水缸里舀了一盆凉水。表情严肃地叫我赶紧去换一条裤子，把这条放进水盆，她要帮我洗，说不然就洗不掉了。我有些不解。小章子和白超围过来问缘由，待他俩听了我的说明后，已经笑成一堆，“幸灾乐祸”得恨不能在地上打滚。这时，我方才明白点了什么。小章子也张罗着要帮我介绍对象。他说，永平中学有一个老师，三十多岁，高高瘦瘦，陕南人，带着眼镜，文质彬彬。我带你去中学转一趟？这都哪儿和哪儿啊？我白了他一眼，压根不搭茬儿。因为都挺熟了，不怕得罪他。小章子已经二十七八了，是真该闹（谈）婆姨了。一天小章子领进来一个女子。我认识，是我代课时教过的学生。十几岁的凤梅个子比我还高，健康、周正，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小章子说凤梅是自己的亲戚，要在文化馆生（呆）几天，就住在他的窑里。还说他自己去电影队找地方睡。到了晚上九点钟，都安顿好了，小章子走向侧门，边走边叫我，还在外面盯着我从里面插好门栓。第二天天还没亮，小章子在侧门外“当当当”使劲敲门，高声喊我去开门。我不情愿地爬起来，嘴里抱怨着：“这么早就回来干嘛？”如此几天，每早都这样。后来小章子的朋友“出卖”了他。他们笑不可支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他事先把正面的庙门打开，每天晚上从侧门出去，再从正门回来。早上不等你起来，就又从正门出去绕到侧面叫门，给你的印象是刚刚回来。“气死我了！”小章子这个小把戏耍的！真没必要啊。后来小章子和那女子结了婚，过得很好。虽然以上挑着讲了些在永平文化馆许多好玩的事。但我呆在那里总的感觉是：无聊。无聊。还是无聊。1972年各个大学恢复招生，第一年走的人很少，主要是被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1973年春招生工作又开始了。招生政策是考试加推荐。总之是要考试的。我在北京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现在是直接上大学，当然要考高中的课程。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来初三和高中的课本复习吧，其实不叫复习，我们根本没学过，只能叫自学。许多同学们去了延川县城，集中在延川县中学复习，学习，顺便互学请教。我也搭车去了县城，落脚点自然是县城的文化馆。延川县城的文化馆也很简陋，临街有一间阅览室。院子里北面有三孔大点的窑，东面有三孔小窑。搭人家的车没准点，车到县城时已经半夜10点了。经人指点我推开伯梅住的窑门。伯梅原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在文安驿插队。因为她写了一篇跟着老农学耕地的“喜气洋洋”的散文。谷溪看后赞赏有加。于是，她也被谷溪推荐到文化馆，做文字编辑。窑里黑着，伯梅已经睡下了。听见说有个知青要与她挤一下，她迷迷糊糊地支起半个身子，也没点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便把自己的铺位腾出来半边，側过身接着睡。我匆匆扒掉外衣，就钻进了她的暖烘烘的被窝，占了她的半条褥子和半条被子。第二天早上，我们睁开眼转过头，方才看清对方，方才互道姓名，方才知道是谁与谁挤了一夜。这真应了天下知青是一家这句话。第一次相遇，伯梅大方的“知青共产主义”精神给我留下非常“姐们”的印象。从此我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直到现在。左二吴伯梅
县文化馆的美工侯老师，是西安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对我说：“要学油画（西洋画）最好上学，不，一定要去美院上学。因为油画是外来的，不能自学。”不过那时我还没准主意，只要能上大学，学不学美术没关系。什么专业倒没关系。虽然当初在北京上清华附中时的梦想是当科学家，但到农村以后，发现文科更用得上，医学更缺。如果我自己能选择，学医第一，学文第二。
不料一张招生小广告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在县文化馆大门外的墙上，我无意发现了一张B5纸的招生广告。那张纸可能已经贴了不少日子，发黄发皱，一个纸角被风掀起了半边，摇摇欲坠地等着我。这是张陕西省艺术学校的招生广告。上面说，为响应江青同志的指示（当时江青授意各地艺术院校降格合并）。西安美术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合并为陕西省艺术学校......因为是中专，年龄限制在23岁。我犹豫了，真心不想上中专。我从小学习好，本来一心是要上大学的。可是自初二辍学后我们已经多年没学上了。我劝自己，只要有机会就先别挑啦。再一想，虽然是中专，那可是两所正经的老牌的艺术大学合并的呀（迫不及待地补充一句：在我们这届入学报到后一个月，西安美院与西安音院分开，恢复各自的名称，所以我们得以属于美术学院的工农兵学生）。尤其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吧。待我对着这片纸再仔细看后，心又凉了：截止日期正是今天。而我今天还站在延川的街上啊。不知是哪根筋起了作用，我果断地摘下这张“皇榜”。第二天一大早就坐上了从延川开往延安的长途车。中午时分到了延安，我按照广告上的招生地址，找到一个小旅馆。只见两位老师坐在屋里，一位瘦些高些，一位矮些胖些，我凭感觉就知道哪位是美术老师，哪位是音乐老师。还有一位工人师傅模样的是工宣队代表。我虽然已经知道了截止的日期，可我还是跑来了。我的确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大摞考卷。那时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失望，同时不甘心地、有点小赖皮地、不马上就离开。忽然，吴老师说：“既然这么远来了，就给你单独加考一次吧。”这就是我想争取的，自是喜出望外。吴老师摆了一组静物：在木凳上铺了一块粗布，把他们正喝茶用的一把白色瓷茶壶拿来，又找到两只黑色的茶碗。然后递给我一个夹着素描纸的画夹和两只铅笔，说：“两个小时，你就在这画一幅素描，我看着你画。”吴老师这样决定了。我抱起画夹就开画。构图、黑、白、灰素描关系，在中学的美术课上知道一点点。但此时全忘了，我想不起来任何有关的概念和规矩。见黑画黑，见白留白，嚓嚓嚓地画，胆子很大。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吴老师看着表，收了我的卷子。吴老师告诉我说：“延安地区美术专业就有三百名考生，而我们学校在延安只有5个名额。”我的心啊就像过山车，一会高一会低，一会热一会凉，只收5名哪有我的戏呀？我问吴老师能不能看看那些卷子，考不上也学习一下呗。吴老师答应了。我翻着这些试卷，觉得真有画得好的，训练有素的小线条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这下我是真不抱希望了，说：“我肯定考不上，看人家画得多好！”吴老师说：“我宁愿教像一张白纸，但感觉好的学生。不愿意教半会不会的学生，许多毛病不好改。”又说：“明天我跟你去延川一趟吧。”峰回路转，我真有些反应不过来了。吴老师为什么跟我去延川啊？难道是他觉得我画的还不错，想录取我？刚才，吴老师了解了我的情况，知道我这个北京知青已是县文化馆干部了。复杂了，录取这样的学生需要得到县里的同意。唉唉，我要是普通知青就简单得多。1973年春在延安的大学招生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延川县城的招待所里住满了招生的老师。他们来自北京的大学、西安的大学和延安的大学。从各个公社来参考的知青赶到县城，已经被录用为干部的知青们也纷纷参加考试。延川县城的街上突然间热闹起来，许多夹着课本的考生们来来往往。延川县各个单位都为本单位的知青考生提供帮助，写信推荐，大开绿灯。谷溪亲自为通讯组的知青跑来跑地争取上学名额。从延安到延川有二百多里路。吴老师和我坐了一上午的长途车回到延川县城。一下车就遇到火热的招生场面。趁热打铁，我和吴老师马上去见上级主管——县文教局的副局长。这位主管文化馆的副科级的县文教局副局长，平时最喜欢别人喊他的大姓加局长（去掉副字）。他有事没事会来文化馆转悠，背着手，扬着头，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见人说话连讽带刺。我虽然十分不喜欢永平文化馆的李馆长“低三下四”地迎合群众，更接受不了“摆谱儿”的。在北京越是大干部越是平易近人，我是从小叫着他们叔叔伯伯长大的。主管坐在办公桌后，摆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样子。我“躬立”在桌前，吴老师也没被让座。主管听吴老师说话时眼皮都不抬，手托腮，眼珠子在桌子上绕圈。“这哪行啊，这可是我们县的美术人才呀，我们可不能放。”“让她去上学，上学后又都不回来了，那我们不是白培养她了？”“这样吧，您这位吴老师非要收她的话，就在这个考生的表格写上一条：此人毕业后必须回延川，档案不转。”我一听情况不妙，心里发凉，火往头上顶。既然“必须”这“不让”那，照往常我会扭头就走。可这次我没有轻举妄动。我有一个疑问：作为管文化的，他是否有权扣押知青的档案？我清清白白一个知青又不是劳改犯，组织部长也没权利这样做吧？但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讲理的机会的。我不敢跟他争执。因为我明知自己是在“人家的屋檐下”。退一步想，我赌气这学不上了，那也对不起吴老师呀。本来考这样的美术学校。既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首选的喜爱专业，可自从扯下那张广告，我就走上了不归路。已经“九九八十一难”了，现在这个头我必须低呀。想当初在生产队劳动时，我们是多么盼着有机会能再上学。韶华易逝，我是赌不起的。我必须忍气吞声。后来当我迈进西安美院的校园，投入新鲜的专业学习，与同学们沉浸在幸福的校园生活时，那个“魔咒”一直如影随形。当然，事情也可以反过来想。在延川凡考上大学的北京知青中“不转档案毕业后必须回延川”得到如此青睐和厚爱的，只我一人耳。当我这个延川“奇缺”的人才，从美院毕业后又坐上了回陕北延川的火车和长途汽车，又拉着我的大木箱和行李卷，又回到永平文化馆时，县里的知青或去工厂或上大学走的差不多了。伯梅的调令也来了。刚刚把伯梅欢送走，我就接到从永平文化馆调县文化馆的通知。于是，如此，一呆又是数年。我于1968年到延川插队，离开时已是在延川的第10个年头了。一个情窦初开少女的爱之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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