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除了完成每日大负荷的农业劳动，还要接受拉练的磨难。被要求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即将成为新一代陕北农民的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将近三万北京知青，怎么像军人一样搞起拉练来？此事的缘由、过程、结果……在文中，我将细细道来。
当年，为了缓解北京和其他城市中学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和工作形成的社会压力，有实权的干部子女当兵，“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中部分可以留在城市工作，其他都是冠以“知识青年”名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是叫作上山下乡，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发工资或津贴，发服装、有公费医疗、有大食堂、国家管每日早、中、晚三顿饭，还有探亲假、报销路费……和以上各项好事均不沾边的只有我们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兵团和农场基本上没有搞过拉练，特别是“913”副统帅提前驾崩之后，各使用知青单位开始爱护“生产力”，不让知青提前过度消耗、结束生命。除了在劳改农场基础上新建的内蒙古兵团搞过拉练，全国有知青的单位很少有人刻意安排这种活动。内蒙兵团，单位前面还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发给兵团知青的解放鞋、军装、被褥，连漱口杯、毛巾、大裤衩……统统都是军需品，进行拉练，无可非议。我们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就是农民，和军队还真是沾不上边。除非是女知青嫁给军人后，华丽转身变成“军嫂”，或者男知青娶一个女兵，变成“军姐夫”?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做梦也梦不到这样的事。咱们只能高呼“军民鱼水情”、“军爱民来，民拥军”，期盼有朝一日解放军从我们村经过，我也像电影里革命群众一样，抓一把红枣、卷上一张煎饼塞到战士们的手里……期盼终归是期盼，解放军没来，学解放军的文件来了。北京去延安插队的26200多名知青都是在1969年1月和2月份分成24批抵达延安的，这些知青被安排在12个县124个公社1602个生产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之中因生重病、劳动中致残被退回北京的799人，因病得不到医治和劳动中事故死亡的20人（抢救集体财产遇难2人、病亡2人、自杀1人、车祸致亡1人、失足落下悬崖致亡6人、窑洞崩塌致亡3人）。除此之外，在监狱中羁押和在劳改农场服刑知青人数未统计，涉及到隐私问题和领导干部威信，被强奸和轮奸的女知青数字未做统计。这些数字反映了延安地区北京知青插队的一些混乱现象和生活上的困难，这些现象给红色革命老区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在那个缺衣少食天天说空话的年代，是周恩来总理从他的侄子，也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那里得到有关延安人民生活艰苦和北京知青无人管理、生活艰难的信息。周总理很难过，他没有想到，延安一个革命圣地，解放20年后人民生活还是那么苦，有那么多要饭的人，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生活上又是孤立无援。于是周总理决定，1970年3月20至2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加强插队工作和改变延安地区贫困落后面貌问题。周总理接见全体与会同志，并作重要讲话。李先念、余秋里、纪登奎、吴德、丁国钰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出席，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延安地区和延安地区管辖的12个县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形成“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制定“首都关于支援延安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方案”。落实“方案”，其中一项是北京市政府抽调干部支援延安建设，主要工作是管理好北京知青。为配合国务院延安知青会议，自3月12日开始，延安地区打击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6起，批斗11人，拘捕8人，其中11人被判刑。同年5月22日至24日，1214名支援延安北京干部抵达延安。离京时，两万多知青家长和北京各界群众代表到北京火车站送行，许多家长在火车站拉住北京支援延安干部的手，流着眼泪恳求道：“您费心了，麻烦您，照看好我们的孩子……”这些支援延安干部有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有参加运动等待进一步安排工作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职的干部。为了做好北京知识青年的管理工作，他们被分配到各个生产大队，基本上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名北京驻队干部，管理生产大队所属村子或生产队知青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日常生活。为了进一步配合北京干部开展工作，延安地区革委会又发布《关于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阶级敌人的紧急告示》，并在7月12日，召开了延安地区万人大会，公判破坏上山下乡的10名罪犯。北京干部进村，首先是对我们知青进行思想整顿，学习《人民日报》有关上山下乡的社论。“人都掉井里了，说井水凉，你管什么用啊？”刚开始学习，知青的片儿汤话就甩了出来。报纸是半个月之前的。我们村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离公社邮电所30里地。因为是山路，自行车不能骑，有自行车也是推着走，邮递员十天能来一次就算不错，能看到久违的《人民日报》旧报纸，对于我们，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北京驻队干部比较宽容，对我们知青的情绪也能理解，没有更多地责怪，他们说：“你们敲锅边儿的话，片儿汤话说了不少了，也该书归正传了，学学《人民日报》社论，了解一下当前的国内国外形势……”插队的第一年，中苏边界紧张，还爆发了珍宝岛的战役。看到报道我们都很激动，都希望打得大一点儿，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死个几亿人没关系。我们这些被“储备”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知识青年，就可以作为第二敢死队或者第三敢死队前仆后继，与帝修反战斗到底，保卫他老人家。当时想，这也许是我们陕北知青的最终出路。不过，边境上的战争没有继续扩大，局势逐渐地平静下来，许多知青都感到很失望。失去了报效国家为国尽忠的机会，今后是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还是怎么办？有路子的人已经撤走了，有参军的、有转回北京的，确实有点儿人心惶惶，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前途渺茫，特别是出身不好，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似乎只是混吃等死了。 来插队的当年，县里就有一些知青，当然是很少的知青被安排在当地工作，有的在合作社当售货员，有的当民办教师，还有在邮局、粮库工作的。特别是3月份，国务院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之后，为了支援延安的发展和建设，五小工业在延安各县开始上马，逐步办起了一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企业，包括水泥厂、化肥厂、电厂以及小煤矿等，有的隶属于延安地区管理，有的隶属于各县。有了工厂就需要工人，延安地区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招工在70年7月份，包括延安当时已有的企业，就是那些所谓老企业，也开始招工。有了招工的信息，知青们又兴奋了起来，一些出身好，表现好的，当然首先会被招工。我们队的伏永泉和女生王明超被招工进了延安东风化肥厂。接下来，陕西省的一些省直属企业和在陕西省的中央直属工矿企业也来到延安地区招工，当然也是要招出身好、表现好的，这是基本政策，谁也改变不了。几个月之后，在驻队北京干部韩玉祥的努力推荐下，队里的褚永琦又被招工去了汉中的北京机械学院校办工厂，大家都认为这个单位不错，万一哪天这个单位回迁北京，他们就又是北京人了。招工开始后，人心浮动，留在村里的知青虽然少了，但是思想上更难控制，北京干部也认为不好管理了。招工政策上的事以及招工名额多少，北京干部插不上嘴，左右不了。有招工任务，北京干部替知青说两句好话，没有招工任务，北京干部也没事儿干，和知青一块儿下地劳动聊天儿。特别是传达了有关“913”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文件之后，知青也好，北京干部也好，话也就多了一些，发牢骚、说怪话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反正把一切坏事儿都推在副统帅身上了。不满现状的知青，就站在地里，敞开衣襟，指桑骂槐，用陕北人特有的高亢发音的方式高喊两声“日你先人（陕北话，翻译成北京话：Cao你祖宗），林秃子！”引起一同劳作的乡亲们哈哈大笑，还有人随声附和，“对，就日他先人！”负责知青工作的北京支援延安干部为了稳定知青的情绪，进一步提高知青的思想认识，锻炼每个知青的意志，培养知青们对领袖的忠诚，1971年7、8月，延安地区革委会下放办（1973年10月1日更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利用暑期组织宜君、黄陵、洛川、富县、黄龙、宜川、甘泉七个县（延长、延川、志丹等县知青未参加）插队北京知青徒步赴延安参观学习（至今，官方公布此项活动内容，仍尽量回避“拉练”二字），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没有人从知青的角度和处境去考虑问题，即便有考虑到组织知青拉练利弊关系的北京干部，也不敢提出异议，都害怕多说一句话被打上“破坏上山下乡反革命罪”。百科词典解释：“拉练”是军队里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项目，是为了增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体质及加强战斗力的一种训练。在拉练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在一种纪律严明的压力下磨励自己，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团结和更具有凝聚力。倘若这支原本只有七分战斗力的队伍，在拉练的锻炼中会变成一支顽强的有十分战斗力的队伍！这便是军队里经常拉练的目的。简单说，拉练就是负重走几十公里路，翻山越岭，有时还在外面住，是一种比较严厉的磨练。看明白了吧？和咱老百姓真没什么联系呀！安排知青拉练去延安的消息一传出，哇！犹如热油锅中倒入了一瓢凉水，知青们虽然当着北京干部不敢多说，私底下可是说了不少。“妈的，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咱可是天天吃不饱饭呢！”“要不然就让我们当兵去，天天拉练都行。既然让我们当农民，我们就是种地、修地球。”“让我们去拉练，连一双走长路的鞋都没有，就咱这‘片儿懒'，还露脚趾头呢！几百里的路到延安，这鞋底儿还不得掉了。”……知青们有怨气也是正常的，人家军队拉练穿的是军用行军鞋，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解放鞋，你起码给每个知青发一双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点道理都不懂，还TM革委会呢！总不能让知青光着脚或穿着拖鞋去拉练吧？”我是带头反对知青徒步拉练的。很快，知青们平静了下来，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可能是招工前对大家的最后一次考验。听上级的话，认真学习解放军进行拉练，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才有资格尽快脱离农村，进入工人阶级队伍。何况，来延安插队两年了，还没去过延安城里的知青也应该去看看宝塔山、逛逛枣园，去延河边儿上散散步，还可以见到久违了的在其他公社或其他县插队的北京的同学或朋友。不过，像我这样已经决定办理病退回北京，不想在当地被分配工作的，就以身体不好、有病为理由拒绝参加拉练。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政策水平高，对知青宽厚包容的好干部。我们公社的十一位北京干部中有一位女干部，十位男干部，这些干部都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只有我们村的驻队干部老韩来自海淀区，他是我们师大二附中初二一位同学的父亲，他的儿子和我们队的知青叶尔强是同班同学。老韩对我们，说实话真是太仁义了，从来不训斥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出工不出工无所谓，离开生产队，只要向他打声招呼，不到处惹事儿就行。另外，每当面临知青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去公社力争，他说“在延安这段时间，尽量让咱村每个知青都离开农村有个工作，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事情我找老韩都是实话实说，当然拒绝拉练这个事情，我依然是实话实说。学习解放军，我是坚决拥护，作为知青，我们学什么，怎么学呢？我认为先学习解放军有炊事班，给每个知青点派一个炊事班，保证每日三餐热饭、热汤、大馒头，副食供应由部队后勤部门供给。北京干部老韩说，我的这种学习解放军的方案就是白日做梦。拉练通知下达之后，北京干部老韩召集我们知青开会，我们像往常政治学习和开会一样，围着灶膛坐在小板凳上听老韩传达通知，领会精神。老韩安排部署，并特意提出来拉练不要穿平时劳动的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一些，不要让人家看到知青跟叫花子似的。这是上边的意思，绝不是老韩个人的意见，包括拉练，也是专区那些支援延安北京干部最高领导的决议，参与管理工作的公社一级和驻队的北京干部只能执行。队里的知青展开了讨论，大家都不是很想去，但是不去又不行。不去，属于表现不好，直接会影响到今后的招工（当时知青还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已经决定申请办病退回北京，不指望在这儿招工，这次拉练表现再好，对我来讲除了累得跟三孙子似的，没有任何意义，我决定不参加拉练。 第二天我去找老韩，推开房间门，老韩正坐在窗子前看学习资料。“怎么着，有事儿找我？我给你沏上一杯茶。”“我不喝茶，我喝白开水，您自己喝吧。”“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说拉练的事儿？要表决心，积极参加拉练……”说着说着，他就笑了。“是拉练的事儿，可不是参加拉练的事儿，我不想去参加拉练。直说吧，我拒绝参加拉练。您说我一个知识青年又不是解放军，我参加拉练干什么？那些参加拉练的知青肯定还想参军，我连参军的想法都没有。我再给您细说说我的身体情况……”“你也别说了，我先通知你一个事情。”“什么事儿？是不是与拉练有关？不参加拉练的知青，拿麻绳给绑到县大獄去？总不会立即正法枪毙吧。”老韩点上一支烟，说道：“别胡说！我通知你呀，这次拉练你不用去了，我和队上已经研究过，让你留下来看家。咱们南边最近的寺庄村，离这儿十里。东边离咱们最近的村子后九龙三十里。万一有坏人到咱们知青点儿偷东西怎么办？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用你们知青开玩笑常说的话，万一有苏修特务空降到咱们村，掉在咱们知青点儿怎么办？所以我们开会研究，你留下看家，其他的知青参加拉练。”老韩的这一番话让我喜出望外呀，看来北京干部的管理水平就是高。“我和公社老杨(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北京干部，原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预审科副科长)也解释清楚了，你有病身体不太好，在家里看家。你可别乱跑，别给我惹事儿。”“您放心，不会的。”这样，没等我申诉完自己的理由，就听到北京干部老韩的通知，确实很高兴，很开心。队上的其他知青开始磨麦子，准备拉练路上的干粮，准备行装。参加拉练的知青分头从各村出发，道远的天不亮动身，沿途各村的知青都在村口等待，拉练队伍过来就立即融入，徒步奔赴延安城。这段经历，在我们县茶坊公社知青朱学夫写的回忆录《陕北往事》中有描写。“在小瓜（香瓜）成熟的季节里，县上北京干部又要组织全体在册北京知青‘拉练'五天，去延安参观学习《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革命实践活动，接受再教育。接到通知后又是一阵兴奋一阵忙碌；这兴奋的是有组织上的关怀和照拂，肯定离最后分配为时不远了！拉练期间记工分，还可以和众知青们欢聚一堂，又能‘抄在一达’（待在一起），到延安‘误达'（那里）去浪（逛）或。这一举两得的美事‘啊达’（哪里）能寻下？茶坊知青拉练队由茶坊启程，沿铜延公路北上，队伍途经上川沿线各村时，等候在路旁的知青们纷纷加入其中，拉练队伍逐渐壮大。当时天热，除了简单的被服卷和军用水壶，背的书包里装着洗漱用具和几天的干粮。干粮是类似火烧的硬面小饼，好像是由公社做好统一提供的。茶坊北距延安74公里，头一天晚上就住在甘泉，第二天午后不久拉练队伍已经顺着崂山的大漫坡上到了延安城外‘三十里铺’。‘三十里铺’顾名思义，还要走30里路，再有三个小时就到延安城。领队安排就地休息吃饭，掏出的饼子因天热已经发粘拉丝变质，但如果不吃肯定坚持不到延安。回头望望众人，发觉大家伙儿全都面面相觑，彼此彼此。这时带队的北京干部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些大蒜瓣分给大家吃，此时全凭大蒜消毒的威力，伴着井里的凉水，就着拉丝发粘的变质面饼下肚。众人充饥后又上路，当晚走进了延安城。” 八月酷暑难耐，体力消耗极大。我们队上的一位女知青回忆说，翻越山梁脚底发虚，荒芜山坡上任何一株小小的植被，都会给人带来一种向上攀登的安全感而被紧紧抓住，大有“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似火的骄阳，把高低不平的公路都晒热了，为了赶路，走上十几里、二十里路才能歇一歇。由于没有行军拉练穿的解放鞋，不少知青脚上磨出了血泡，大家只好坐在公路边，用缝衣服的针挑破脚上的水泡，继续走，不敢掉队，累得我们站着都能睡着了。每当停下来休息时，男女知青们倒在公路边立即就能睡着。知青张*良在他的一篇名为《拉练》的文章中也写到，“后半夜人困马乏，个个蔫皮耷膪，歌声越来越弱，口号也稀稀拉拉，无法振奋军威了，队伍默默地沿着公路走。四下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跟着前面的影子下意识地迈腿，脑子里空空如也，就像睡着了。直到撞到前边的人身上才醒来，原来是宿营了……”因为长时间缺粮少油，平日又要参加生产劳动，消耗体力的长距离拉练，对那些体质弱的知青确是不堪重负。我们县张村驿公社一位女知青，艰难地尾随知青拉练大军走到延安，由于发高烧，立即被送入延安地区医院。幸好北京医疗队正在此巡诊，医生诊断她患的是肺炎，和其他因参加拉练成为伤病员的知青们一样，享受到北京医疗队的免费医治。来自首都北京的1000ml 0·9%氯化钠生理盐水，溶解了5%的葡萄糖注射液和抗菌药物，一滴一滴通过输液管进入她的静脉血管、进入心脏、以及全身。这是她下乡近两年来，通过这样一个特殊途径，第一次感受到家乡北京的温暖……她哭了。连续输液五天后，她和所有在医院输液的北京知青一同被卡车送回所在公社。后来通过亲属关系，作为职工子弟招工离开了延安，至今她都不知道延安城是什么样子。说起延安，她只记得自己劳动的村子和曾经被抢救、输液的延安地区医院。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找到这位当年的女知青，回忆往事，她这样说：“拉练时走到晚上路过村里，（领队干部）就给找一个老乡家的空房子，女生坐在炕上一堆人，男生坐在地上一堆人，就那样坐着睡觉。半夜三四点再起来，打着手电行军，可能就是这样累的吧，我就发烧了，走路都不稳了，晃晃悠悠地跟着队伍走。到延安时就头晕头疼，正好，北京医疗队那时候下乡来支援延安，在延安医院里一查就是肺炎，吐的痰都是黑色的，输了几天液算是把命保住了。也可能是管知青的人为了要搞个什么活动，也可能是借机会让大家去延安参观参观，结果有点儿折腾人，因为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折腾的人精疲力尽啊，所以也容易得病，尤其是体质弱的。幸亏延安医院里有北京医疗队，确诊及时，没有耽误（治疗），到现在我（体检时）做胸透，每次人家都问我得过肺炎吧，里边还有个钙化点留下的痕迹。” 拉练途中出现伤病，并非个例。拉练结束后，富县革委会及北京驻县干部在有关总结中，介绍了两位知青参加拉练的情况： 张村驿（公社）女知青王*媛身体比较弱，途中又起了风疹，但她决心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培养自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天夜行军，她使尽全身力气冒雨走了凹凸泥泞的40多里路，胜利到达宿营地点。刚一进门就晕倒在地上，第二天她随着队伍又继续前进了。张家湾公社的渠*斌，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粗一条腿细，队里觉得他走长路吃力，不同意他去。他拖着一双有残疾的腿，由靠近甘肃省的张家湾公社到延安，爬山越岭，爬山翻沟数十次，紧跟队伍往返，坚持走了600多里。途中几次走不动了，他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撑了下来。（摘自《富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北京干部驻县代表总结》）对于这次拉练的目的，知青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猜测。除了普遍认为的是招工前的考验，也不乏更有玄机的“高见”。宜川县的知青都来自海淀区中学，相对的文化水准要高于北京城里的中学生。一位来自宜川的知青跟一起拉练的同学讲：“你们知道吗，这次拉练是有战略意义的，没看出来吗？现在中苏边界双方偃旗息鼓，苏军的坦克部队一直在蒙古和中国的边界等候，苏联红军的坦克集团军随时可以开进咱们中国，两党、两国对立这么多年了，那打咱们要比攻克柏林还得狠。北京万一守不住了，军队打完了，民兵上；民兵打完了，就得知青上了。苏联的红军坦克集团军进入内蒙，再进入陕北那就是几天的事儿，拉练为什么?为了咱们赶紧逃亡啊！苏联的坦克车真打到了延安，咱们可以往陕南跑，大巴山，坦克车在山里行驶不便呐。咱们可以在那里跟苏修红军打游击战，估计伟大领袖和中央不会二次进入延安了，要撤到四川。当年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唐明皇不就是逃到了四川吗？逃亡中谁走的快，谁就先到四川，不仅能够保自己的命，还能够保卫咱们伟大的领袖，这意义多么重大，一般知青没有这政治觉悟。”他的几句话把大家都给听晕了。那些从各县聚集来的“顽主”、“诸侯”却不屑于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而把集聚延安城当作了一次难得的实战演练，争相表演，好戏连连。茶坊知青朱学夫回忆：“延安城里汇集着各县组织来拉练的北京知青，把座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延安城挤得人满为患，一时间满街满眼都是着装各异的北京知青……各县来延安拉练的多路‘顽主、诸侯'，也借机齐聚延河桥头，众人相见，或称兄道弟，或勾肩搭背做亲密状，也有少数积‘旧恨新仇'而动武‘茬架、群殴'的。但凡见稍有姿色，‘盘亮'（漂亮）的女生经过，不管认识不认识就上前‘套瓷'搭话、追逐，‘拍婆子'更是屡见不鲜。知青中少数‘害群之马＇狼奔豕突，一时竟扰的延安街头乱象横生。”来延安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对于长期潜伏在知青中的“顽主”、“佛爷”等有违法记录的知青早有戒备，拉练开始前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做好协调工作，警察不休息，反复在街上巡逻，民兵持枪跟随警察，发现群体斗殴立即抓捕。商店里也安排了便衣警察，严防知青中的盗窃高手扒柜台……至于个别人的打斗现象、追逐女知青、拍婆子……则是民不举官不究了。知青们经过长途跋涉个个身躯疲惫、精神恍惚，到达延安后，感受更深的除了艰苦，还有无奈与尴尬。拉练知青被安排集中居住在延安几所学校里，有一个女知青说：“在学校教室里铺上稻草打地铺，我们女生就躺在稻草上，一个挨一个地码着躺着，跟码的萝卜似的侧着身儿（挤在一起躺着），一个人翻身儿，旁边那个人也得跟着动。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所以就不敢动，侧着身一直躺着，迷迷糊糊地睡觉，也算是睡着了，累大发了……”开饭时间，一位女知青用洗脸盆打了一盆菜，一边走一边说，“躲开点，别烫着！”我们拉练的（知青）十来个人分成一个班，一个班只能带一个洗脸盆（搪瓷盆），又洗脚又洗脸，还得打饭用，就这么一个盆…… 虽然有一点牢骚话，那一盆菜也没有什么荤腥，还是吃的干干净净，连汤都没剩。饭后清洗了一下脸盆，女知青又拿着它洗头去了。队里参加拉练的知青们走了，我独自在村中留守。一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解放军战士。拉练的解放军部队路过我们村，战士们一声不吭，静静地站在大路边上我们知青的院子里。看人家的装备，绿军装、解放鞋、背着背包、挎着冲锋枪。晚上，战士们要在我们村里住宿，小学校和大队部都住满了，就连磨道（驴拉碾子的窑洞）里也住满了人。我们知青的灶房面积有二十多平米，他们希望能够在那里，在地上打地铺睡上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他们敲门，就是来征求我们知青的同意。我当然同意。我让他们用我们的灶烧开水、做饭，被他们谢绝了，他们在村边的空地上挖了灶，用自己带的行军铝锅烧水、煮饭。还有十几个人安排不下，我请他们和我一起住在男知青宿舍里。那个排长说不能睡在知青的炕上，只能睡在地下。战士们把雨衣铺在地上，橡胶的那一面朝下，然后在上面铺上被褥，不脱衣服、也不脱鞋，怀中抱着枪合衣入睡。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些战士们早就走啦，还把我们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真正是秋毫无犯！我想如果中国和苏修真的打起仗来，就得靠这些子弟兵；指着我们知青和民兵去保卫领袖，那不是扯臊吗？赫鲁晓夫说“民兵就是一堆肉”。那么，我们知青就是一堆排骨。拉练去延安的知青们陆续回来了，那两天，每天都有知青从我们村经过，与人家解放军路过我们村时真的是不一样。军队进村是悄悄地，无声无息；走的时候静静地，没有任何动静。知青从我们村路过，一进村儿就哭爹喊娘大嚷大叫，“累惨了我们喽”、“这罪受的”……关于这次徒步拉练赴延安，富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北京干部驻县代表有一份总结，于1971年8月26日上报给延安地区革委会。虽然总结的行文与措辞，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也不乏好大喜功之嫌，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知青们在这次拉练活动中所经历的艰辛与磨练。摘录部分内容如下：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指示，按照地区革委会的统一安排，我县80名干部1240名插队知识青年（占插队知识青年总数的70%）以公社为单位，按照“五·七”连的编制，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先后分三批徒步到延安毛主席旧居和革命旧址参观学习。这次徒步到延安参观学习，对这些从小在城市长大，没有经过艰苦锻炼的知识青年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但他们牢记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教导，学习革命前辈不怕流血牺牲和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高贵品质，珍惜这个练作风、练意志的极好机会，开动两只脚，翻沟越岭，一步一步向思想革命化的高峰攀登。他们“累时想想长征史，渴时想想上甘岭，热时想想邱少云”，便有了无穷的力量。无论是炎热的晌午，还是漆黑的深夜，无论是陡峭的山路，还是阴雨绵绵，他们以“五.七”战旗为前导，嘹亮的歌声如豪言壮语，此起彼伏，向既定的目的地进发。小病不掉队，大病不叫苦，脚上打起了泡，咬牙继续前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主动给体弱、有病的同学抢背行李。各个连队洋溢着助人为乐的热烈气氛。知识青年普遍反映，通过这次活动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政治路线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激动地说：“这是一期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十几天”……根据现有的历史档案和文献查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引进自苏联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的办法，文革中一共动员了2000多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屯垦戍边、插队落户。看起来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其最终结果是彻底失败。苏修失败经验被继承，也是迫于当时单一的经济体制以及动乱政治运动造成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无奈之举。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0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延安北京知青徒步拉练成了中国青年发展历史上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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