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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姚锐: 军代表要我与母亲划清界限, 我能背叛吗?
2023年初，在电视里的北京市政府的春节团拜会上，在已经退离休的北京市老领导中间，我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汪家璆。她原为北京市的领导，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国家的正部级干部。我从未与她谋面，但是却让我想起一次她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文教领域展开。那时的我13岁，因为小学上的是五年的实验班，所以刚好成了老三届的最小一届。中学才上了一年，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再上课。当时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口号，就是伟大领袖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既然是造反有理，于是乎，学校停课，学生开始造反，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原本是受学生尊重的老师、校长们，一时间成为学生们野蛮批斗的对象。我所在的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校长温寒江、副校长韩九芳等，被拉到院子中间的台子上批判。记得一位高中的男学兄，挥舞着疙瘩肉的臂膀，愤怒地谴责校领导在食堂吃小炒，而看校门的师傅却吃煮白菜等等，于是乎，烂白菜梆子劈头盖脸地砸向早已倦缩成一团的校领导，当然也少不了板带的招呼。
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市的中学成立，主要由当时的干部子弟所谓红二代组成，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装，腰间扎一条武装带，也叫板带。板带解下来，一端握在手里，金属头朝前，抡起来打下去，所到之处，皮开肉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问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泽东微笑说：“要武嘛！”于是，各大媒体一宣传，要武之声响彻全国。
第二天，1966年的8月19日，我校的红卫兵首领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牵头组织了一场北京市西城区四中、六中和八中这三所学校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正是在“要武”之声中召开。
这次大会的地点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我们三个学校的学生都被要求参会。会议开始后，一众被批斗的人物被拉上舞台。除了这三个学校的领导，还有市教育局的局长李晨、孙国梁，而中间的一个小个子女人则是时任北京市团委书记的汪家璆。
我们学校的校长温寒江自然是其中之一，据说是被在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拴在一辆自行车上，一个学生骑着自行车，像溜狗一样，把温校长牵了近6公里，从八中送上了中山公园的批判舞台，途中温校长还不断遭受板带的抽打。
被批斗的人被一个个拉上舞台就位，其中一个身着浅黄色旧军装的女性让我觉得越来越熟悉，终于，让我内心炸裂，五雷轰顶，被批斗者脖子下的大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我母亲的名字杨荣梅！我一下子蒙了。
母亲与父亲
母亲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的教育部长。西城区管教育的机构，一个是教育局，主管教育业务，局长恰好是我母亲的亲姐姐，而西城区委教育部，是主管各学校等教育机构的领导班子配备及党务工作。不知为什么，把在二线工作的母亲拉来批斗。
批斗会场上有哪些具体程序我已经记不得了，批一阵打一阵，口号声此起彼伏，被批斗的人开始被身后的红卫兵双手后撅，呈喷气式飞机状态，头不时被拽着头发揪起，以后身体又被按倒，变成双手撑地的谢罪跪姿。最后，大会在海啸般的歌声中和口号中结束，每一个被批斗者被身后的几个红卫兵连按带踹带抽打，趴倒在地，被踩在脚下。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反动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所以，大会的结束，就是把这句口号，演变成了现实。
只是，让我惊讶地看到，被批斗者中间位置的汪家璆，虽然是最弱小的一个，身高应该不足1米6，却硬撑着双手，任凭抽打和反复踩踏，坚决不肯被打趴下，呈现出异常的不屈形象。直到大会组织者高喊一声“把走资派押下去！”，汪家璆才和所有被批斗者被拖离会场。
多年后，弟弟在北工大毕业后留校当团委书记，后被任命为北京市团委书记，和他说起前辈汪家璆，表面文弱，内心有钢铁公司，弟弟连说了不起！了不起！
据说，那天的批斗大会上，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折了三根肋骨。温寒江校长浑身是血，昏死在舞台。被批斗者个个被打得不成人样。
从会场出来，早已灵魂出窍的我没有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只是朝着家的方向，茫然走进长安街的暮色。当时13岁的我，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只是本能地在狂飙中惊恐、震颤和不知所措。
等了一个晚上，母亲没有回家，直到第二天上午，母亲回来了。猛一看，没有很大变化，只是头上缠满了白色的绷带，样子十分虚弱。我和弟弟扑上去，问她怎么样？一脸疲惫的母亲却平静地说，“他们看我穿着军装，问我哪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因此他们没有使劲打我。”我和弟弟没有看到母亲身体被打的状况，但是从我在会场上看到的情景，母亲必定遍体鳞伤，但是她为了安慰我们，对于批斗的情况，则轻描淡写。
据研究者王友琴调查，中山公园批斗会后，汪家璆是被一辆拉货的卡车送回家的，到了家门口，车上的红卫兵用脚使劲一踹，她遍体鳞伤的弱小身体，飞出了车厢，重重落在了地上。而母亲怎么回的家，还受到什么折磨，没听她说过。
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的还有，约半个月前，8月5日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叫实验中学）红卫兵在批斗当中打死了该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
不知是当天上午还是下午，一些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来到距离该校约200多米远的中共西城区委找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当时分工联络卞仲耘，而卞仲耘告诉红卫兵，她的一些工作是根据区委教育部的指示而行，而不是她自行推行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等。是这些红卫兵来找我母亲参加当天下午批斗卞仲耘的批斗会，还是打死卞仲耘之后又来揪斗我母亲，不得而知。
总之，这些气势汹汹的女红卫兵在西城区委的大门口，遇到了区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他见形势不妙，谎称我母亲当时不在区委，从而打发走了红卫兵，使母亲躲过了一劫。
宋彬彬是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当时宋任穷还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宋彬彬还是标准的红二代。她作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依然代表首都红卫兵在天安门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事情，当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转载了8月20日《光明日报》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红八月迅速变为消灭所谓“牛鬼蛇神”的时光。
那时的教师楼一层已经腾空，变成了一间间刑讯室。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走进一间，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个趴在地上浑身湿漉漉的中年女人，旁边有一个脸盆，一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个板带，供进来的同学抡打。同学先进去，拿起板带，抡圆了“啪”地一声打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一层白色薄衣的女人却没有丝毫生理反应，只是身体和身下的冷水颤动了一下。人应该早已死亡，我赶忙溜了出来。
当年8月22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批斗大会后仅三天，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华锦就被打死了。说是被打死，但是发现时，据说是自己吊死在窗户的栏杆上。有同学告诉我，是那天她被批斗了一天后，回到她的关押室，口渴难耐，刚倒了一杯水，不想一个调皮的学生在她的水杯里倒进了写大字报的墨水。悲愤难耐，又遍体鳞伤的华锦书记，面对她曾视之为儿女的学生，一定是万分绝望，选择了摆脱。副校长韩久芳被打成重伤，终身残废。温寒江校长却被一些同学暗中保护，渡过了文革危机。
记不得是哪天，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他八次接见红卫兵中的一次。我们学校的同学在距离学校不远的闹市口，站在长安街路南一带。这次与以往一样，毛泽东身着军装与林彪同乘一车，记得第四排的车上有刘少奇，他站在车的最外面，非常显眼，也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在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喊声中缓缓驶过。这表明，刘少奇已经不是中国的第二把手了。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因为当时为了向全社会宣传文革，学生们可以免费到全国各地串联，史称“大串联”。由于人多，我在火车的行李架和椅子底下都睡过觉。但是想想，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的公共汽车上，有红卫兵唱歌。一个光头穿旧军装的小个子，洪亮地唱着造反歌，“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的旋律深深刻进我的脑海。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就是这两个字：造反！
文革运动从文化教育领域转向各行各业，宋要武（彬彬）的父亲宋任穷被挂着大牌子呈喷气式批斗的照片后来广为流传，红二代也纷纷变成了“狗崽子”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直至红卫兵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红卫兵运动算是告一段落。
那时候，我们学校已经被军管。一天，军代表找我谈话，意思是要我和母亲划清界限。军代表谈话时，手摆上桌面，自然地露出了他的左手腕。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生活改善的人喜欢在手腕戴一块瑞士名表，以显示自己的财富程度，而军代表的左手腕上，是一个明显凸起的鼓包。据说是中印自卫反击战中，他的手腕被子弹击中，弹头刚好没有穿透皮肤，就在骨缝中顶起来一个包，后来因为技术原因没有去除。这恰好成为他的军功章，表明这是一个军功卓著的英雄，无产阶级的刚强战士，他的话，你一个13岁的孩子能不听吗？
可是我当时却被自然情绪左右，竟然无动于衷。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疯跑，跌破了膝盖，母亲给我换药时看着一片伤口，禁不住落下眼泪，并且越哭越厉害，我却一脸茫然，以为她遇到了什么委屈的事。她带着我骑车，抱着我照相……,一幕一幕，我怎么能背叛把自己一点一滴拉扯大的母亲呢？！
那时候，父母都在各自单位被审查，不让回家。他们在1949年建国以前在北京市从事地下党工作，后来又调到部队。姥姥家就是北京地下党城工部的据点。父亲因被敌方通缉，姓氏从姚改为冯，又改为董，以至于他百年之后，我为继承这点事证明我爸是我爸，要多费些功夫。父亲被扒了领章帽徽，是审查他在地下工作时有无变节叛党之类。我母亲同样如此。尤其是，一次我父亲让母亲去送份情报，不料地点已经被敌方蹲守，母亲被作为嫌疑人当场抓捕。押解她的途中，正逢学校放学，见呜泱而出的学生，母亲趁乱撒腿就跑，竟然逃离了虎口。这本是一件好事，我父亲觉得很受启发，却没想到在文革中成了被审查不放的事由。
1966年的5月2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5月7日的批示史称“五·七指示”，在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五七干校普遍设立，母亲也被发配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和接受审查。
那时候家里的主心骨是我的姨夫。他是我父亲地下工作时的上线领导，解放后因身体多病一直在家养病，那次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他听完我说的一系列情况，怕我在学校受欺负，又因为那时已经停课，就对我说，那你就别去上学了。
没想到这是我和姨父的永别。8月27日，打死过副校长卞仲耘的师大女附中把我时任西城区教育局长的姨拉去批斗，不仅剃了光头作为侮辱，批斗会后，在把她送回区教育局的一路上还没轻没重的抽打。卞仲耘与我姨和姨父解放前就认识，又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去家里串门。她进来见表哥在炉前烧水，就说，将来给你媳妇做饭啊！是个性格爽朗的人。
也许是这层关系，批斗完我姨当天，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又跑到姨的家里，强行腾出一半房子充公，将7口之家压缩在剩余房子里。姨父种的一院子的花，被砸了个稀烂，本就在病中的姨夫，不几天就中风去世了。
那一段时间，我就在社会上瞎玩瞎混，没有去学校搞什么断绝关系。偶尔去一次学校，看见班里的课桌椅都被搭成了地道，因为那时电影《地道战》影响很大，来的同学在“地道”里钻来钻去。听说，有的同学在学校贴出了大字报与走资派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的同学在学校的广播里声明与黑帮家庭决裂。班里有两个同学的父母，不堪迫害，含冤自尽。
1968年底，停课两年多后，我也算是初中毕业了。两年之中，中学生们将北京市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消灭或赶出了北京之后，又开始了内斗，“四三派”和“四四派”斗，社会上老红卫兵和出身下层的团伙斗，杀死“小混蛋”就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事件。各单位的革委会对于本单位“走资派”等等所谓“坏分子”的审查揭批，也进入了一个严酷的时期，使这些人到了绝望和身心难以承受的阶段。
G同学的母亲是女一中的副校长，叫王毓真，与我母亲很熟悉。她从1966年开始，就长时间在学校遭受殴打、侮辱和监禁。1968年12月12日，她从监室中逃出，通过公用电话联络到家里。G同学说当晚只见他父亲披了一件棉大衣就出门了，从此再没有回来。他们夫妻见面之后，想先躲避到一个亲戚家里，但是，那个年代，谁敢去包庇一个所谓“坏人”呢？最终，两个人在走投无路之下，竟相约赴死，一起跳进了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冰冷的水流。
多年后，母亲也对我说过，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想到过死，只是想到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坚持活了下来。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时期。岳父作家杨朔，也是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
1969年初的一天，在学校门口，同学告诉我被学校分配去延安插队。两年多来，学龄青少年没有学上，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先例。伟大领袖终于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我这个15岁多的城市少年，户口被从北京市迁往陕西省延安县的大山沟里安家落户，在劳动中接受再教育，并且在黄土高原上自己养活自己。
去延安插队之前，我带着弟弟去和母亲告别。她所在的西城区五七干校在北京北郊的农村。我和弟弟轮流骑自行车，带着后座的另一个，迎着呼啸的北风，艰难前行。尤其是弟弟比我小两岁，还不能骑在车座上，只能跨在大梁上拼命踩踏脚蹬。
记不清和母亲见面的细节，反正她没有资格招待两个远道而来的儿子吃一顿饭或者喝口热水，也没有给她多长时间与我们说话。匆匆别过后，我相信母亲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一个15岁的儿子去黄土高原放羊，一个13岁的儿子在城里自生自灭，一个母亲怎么能放心撒手人寰？
我到陕西后不久，知道母亲在劳动中不知是神情恍惚，还是被有意派到危险之地劳动，因掏土塌方被砸成了大腿骨折。
那些日子，我见村子里在开春时有人外出要饭，张罗去延安找一个有几分熟悉的干部，给村里的乡亲们买榨油后的麻渣充饥。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凑了80多块钱，我和村里的一个青年一同拉车前往，不料半路上装钱的衣服从车上滑落，不知踪影，我只好光着膀子无功而返。
在带鱼3毛8分钱的时代，80多块钱不是我能赔得起的，只能向家里求助。母亲骨折，自我照顾已经很困难，却硬撑着架起双拐，咯登咯登地穿街走巷，到银行和邮局给我寄钱还债。不仅如此，知道我吃不饱，还和经过战乱的姥姥用省下的白面烙成“其子”，给我寄来一大包。
又过了一段时间，插队青年陆续有人回京探亲，我和大我几个月的表姐一同到公社申请回京，但是公社只批准了表姐。母亲在北京看到只有表姐一人回来，并且进门就大口大口地干啃白面馒头，泪水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之后，父亲被安排去他们部队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和弟弟也被批准同行。我也在延安插队近两年后去湖北与家人团聚，并且从那里与其他部队子弟一起“学军”入伍。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母亲返回西城区后，先做西城师范学校的负责人，又恢复原职，后又被任命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和科技卫生，也叫文教书记。当时，北京市所有的顶尖学校都在西城区，西城区区委和区政府距离国家教育部仅两三百米远。邓小平复出后，主管教育，到西城区调研时母亲自然是汇报和接待的主要人员之一。关于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到她九十岁时才想起来问她，她说不出什么我想要听的细节，只是说，接待邓小平和到教育部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会议都很正常，就是正常的工作。
邓小平主管教育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迅速恢复了高考，让一大批被耽误的学子圆了大学梦，为以后的改革开放积蓄了人才。由于我在文革前实际只上了6年学，因此父母也希望我能参加高考，争取最后的学习机会。
我从部队复员后和一些复员兵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物资局，我在干部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建中央工作队到当时的七级部拨乱反正，我随局里的副局长参加了工作队。
刚去时，七级部部长兼工作队队长是汪洋，一位开国少将，模样斯文，但讲话比较冲，可能常与造反派在会场争论有关。有一次开会，副部长钱学森讲话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本来我是带了一本计算手册的，如果争论起来我就看计算手册如何如何。可见以往开会都不太平。不久，部长和工作队队长就换成了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
宋任穷与汪洋不同，大气沉稳，老道谋略。有一阵，部里各单位对工作队有一些不好的议论，宋部长调集分散在北京郊区的各单位到城里的工人体育馆开大会，大轿车、卡车停了好一大片，钱学森等副部长也全数到场。会上仅宋部长念了不到一小时的稿子，肯定工作队的成就，就散会了。既没有主持人的开场白，也没有主持人在部长讲话后说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之类，简简单单，但是意味深长。
由于参加工作队的工作，1977年第一次考大学我一点复习时间都没有，上考场就答题，结果百分制的数学，我只得了3分。其实，我在上学期间，最喜欢的就是数学，上数学课就来精神，而语文还曾经不及格补考过一次。但是，经过文革的停课、上山下乡、放牛放羊、部队当兵、机关坐班、工作队的拨乱反正，与科学知识分道扬镳了。
第二年母亲介绍我去找温寒江校长补课，曾经被打昏在舞台上的温校长，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住的院子也非常整洁，不像北京大多数四合院已经被拥挤的人们变成了棚户区。去年，我们八中的校友，给温校长做寿，刚庆祝了他的百岁寿辰，至今健在。他给我介绍了补习老师，但是我已经错过了人生最好的学习时光，早已不是那个见了数学就来精神的少年。
对于高考的英语，我更是摸不着头脑，小学时学过一点，早已忘得精光。说来也巧，一天乘坐公共汽车，见一位白发长者，我按照习惯起身让了座。没想到又一次在公共汽车站相遇。攀谈起来，老者姓唐，是女八中的老师。他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好青年，和抡板带打人的文革小将不一样，又知道我在准备高考，于是邀请我去他家教我英语。但是我过了学龄期，感觉是油盐不进，听着听着睡意就来了。唐老师的老伴章老师在一旁看着我越来越低的头，像是《水浒》中的阮小二阮小七，看那些喝了他们迷药水酒的官兵，连呼“倒也倒也！”我这才梦醒，连说不好意思，重新听课。
最后，我好歹是考进了外语学院。后来一问母亲，才知道唐老师是1957年反右时期西城区的有名大右派。通过我这个偶然因素，母亲了解到下面学校的平反工作还有不少问题和左的阻力，唐老师的右派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母亲向唐老师了解情况后，让该校的书记和校长到区委，力主给唐老师平反和恢复了党籍。
1982年，母亲当选为中共北京市第五届市委委员，按照惯例，每一个区有一个市委委员，是区委书记。但是在换届之时，为培养年轻干部，上级派来年轻的同志担任了区委书记。那时也正赶上选举人大代表，中南海有一个投票站，按照惯例，属地西城区委书记在投票当天为中央领导监票。新区委书记对母亲说，我就住在里面，总和他们见面，老杨你就去监票吧。因此，《邓小平在北京》画册里，留下了一张难得的邓小平投票时母亲站在他身后的照片。
1984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选区参加西城区人民代表选举，后立者为西城区监票人母亲杨荣梅
2022年4月1日母亲去世，终年91岁。1966年在北京中山公园纪念堂被批斗的人，大都已经过世，只剩下汪家璆老人和百岁的温校长。我衷心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希望那个可以任意侮辱和迫害师长的年代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去不返。
2024年3月28日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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