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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丨张世华：天安门西侧一条有故事的街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作者：张世华
作者在南长街生活时的照片
从天安门往西百余米，有一条著名的大街。不论是你走路还是乘车，你都不会错过它。因为它的街面非同一般，东邻天安门、西侧是中南海，街口是一座与红墙黄瓦相连的三孔大拱门，拱门的正上方，镌刻着三个大字——“南长街”，气韵非凡。
我小的时候，就曾居住在这里。
南长街的初始形成，要追溯到明代。据道光、咸丰以来的朝野杂记中记载：故宫的西华门外，只有往北至北海南门金鳌玉栋桥的一段街，称为北长街。西华门外以南只有南府乐部和杂役人居住，并无路可通，皇城南墙天安门东西两端亦没有出口，只是到了民国三、四年，开辟新街后，才有了能通达到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的路，这条路就叫南长街。随之，在皇墙被打开后的街口，修建起了一座高大的拱门，就是如今的这座南长街南口的大拱门了。
上世纪的南长街口的大拱门
这座具有传统建筑风格与皇城红墙相连接的大拱门，自民国初期建立以来，百余年中，历经各类车、马货物运输和行人的往来，无碍而完好！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和佩服中华民族老辈人的智慧与能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被拆除的织女桥，原位于南长街靠北段大约五百米处。据史料记载，此桥始建于明代，1918年6月改建，为单孔石拱桥，桥长17.2米，桥宽17.6米，南北走向，汉白玉的雕花栏杆，桥面由花岗岩条石合缝拼接。此桥存在数百年，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其跨越自中南海流经南长街、再入中山公园的一条小河，成为贯通南、北长街之路的必经地。
我家祖上曾在宫里当差，便一直住在距离皇宫最近的织女桥东河沿的胡同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拆迁才搬离。那个地方，对于出生、成长，甚至参加了工作后才离开的我来说，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
01
细数原貌旧圵
南长街东、西两侧，原来的居民住宅分别与中山公园和中南海毗邻。
先从西侧说起，马路边距中南海东墙的横向距离，宽处约几百米，窄处也达百米，这里原有几条东西南北交叉走向的胡同，如大宴乐胡同、后铁门胡同、土地庙、西大街等。
六十年代初，一进南长街南口，西边的第一个门，便是刚果（布）驻京大使馆。那时，刚果分为刚果（布——布拉柴维尔）和刚果（利——利奥波得维尔）。使馆院墙的东北角上面装有介绍刚果国家的图片宣传栏。在此处的墙上曾发生过警方侦查反动标语的事件。原来此胡同有户苏姓人家，他家的几个孩子分别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简称取名，如：中、朝、捷等。邻居的孩子淘气，把“打倒”两个字与这家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写在了墙上，结果惹了麻烦。公安部门调查了一阵，知道是这么回事也就释然。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里最初是章士钊的私宅。后来，此院又几次易主，分别由胡乔木、李瑞环居住过。
使馆东墙往北十来米，就是一条往西的大宴乐胡同。站在胡同口就能望见近百米距离的男六中的校门。再往北就是有数家门牌的居民院和南行的5路公共汽车站。接下来是马逵轩正骨诊所、自行车修车铺、一个有两个汽车库大门的红门大院，再隔三个门牌后是大宴乐胡同收窄的北出口，接着是家卖蒸米糕、炸油饼的回民早点铺，这家店中午还卖炸鱼、炸丸子等。长年的烟熏火燎，墙壁总是黑乎乎油腻腻的。记得我院的张大爷家曾从这家店买过一条炸鱼，吃饭时才发现面里裹着的居然是一块破抹布！
再过去，是一家高台阶的副食店。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人们常常在这里大清早地排长队等着买豆腐，一个老太太挤着没买着豆腐还把钱丢了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是西大街胡同口。往北就是叫“零售公司”的一家不大的商店，凭本供应油盐酱醋鸡蛋等。虽然居住在商店以南的全部人家和以北的部分人家都要靠着这一家店供应日常必需，但我什么时候去那儿，都没见过更多的人在买东西。油盐酱醋都是散打，零着买。
当年，卖鸡蛋的柜台上都有一个木盒子，里面放个灯泡，上面的木板上有放鸡蛋的窝。售货员把你要买的鸡蛋放上去，打开灯泡开关，灯箱一亮，就可看出鸡蛋是不是新鲜，如果里头有发黑的，就说明鸡蛋坏了，售货员会给你换个新鲜的。现在想来，这都是当今年轻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商店北侧是家煤铺。
说完街面，再说说南长街西侧的三条胡同。
从南往北数，第一个口就是正对男六中的大宴乐胡同。这条先是东西向的胡同，到六中的校门后，胡同就往北拐了，形成C型。在此胡同的西北端，有个挂着白底、黑字的“整形……”牌子的门。曾听人说，某著名演员在此做过垫鼻梁的整形手术。該胡同的东北角是有着两个车库，架有电网高墙的大门，据说是谭甫仁的宅子。
第二个胡同口是大宴乐胡同的北出口。从这里一直往西约几百米的尽头是一个面积挺大的煤铺，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从这儿能看到墙里边高大的房舍、彩绘的屋脊和一侧的翘檐。煤铺内住着我的一个韩姓女同学的家，虽处于煤灰的环境中，但她的家里归置得出奇地利落：低矮的斜顶木的檩条、顶板、床板、桌子、长条櫈子等，都是光秃秃的木头的本色祼露，屋里不见任何杂物，只有卷在墙边的铺盖，才露出了居住的迹象。这种家庭的模样，给我的印象很深！
从煤铺门口往北是土地庙胡同。但哪个大门是土地庙的原址，到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找不出明显的痕迹了。胡同西边有一个大院子的房屋很规整，这里住着的是一位二胡演奏家，也是某位歌唱家的前夫。
隔过此院，成为岔路，左边小胡同拐至小河的木桥处，往右东拐，北面的大红门里听说住着与《红岩》小说里的“刘思扬”有关的人家。
第三个胡同口是西大街。进西大街北侧是粮店，安放着几个装有各类米、面的巨大木箱。在顾客这一侧有几个被磨得发亮的大铁皮漏斗，买粮食时，顾客要把布口袋撑在漏斗底下，攥紧，就等售货员把称好的粮食，用带提把的大铁簸箕往漏斗里倾倒就行了。这是那个时期粮店的标配。
记得1959年，十年大庆的国庆节那天，粮店还开门，我站在台阶上往天安门方向的上空仰望，我看到飞机接受检阅轰隆隆地飞过。旁边的大人们交谈说，苏联领导人伏洛西洛夫今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
往西南一侧是肉铺，掌柜的是山东人，胖胖的，大眼睛，总是笑呵呵地把“肉”，说成第二声“您买什么油儿？”
胡同再往里走，就分别是总政领导梁某某的家和南长街小学。这所学校，过去是私立的立容小学。学校里面灰砖教室，院落整洁、紧凑，后面有个操场，北墙外即是织女桥那条小河。
小河的北岸叫小桥北河沿。临街口是一年四季都卖煮白薯的赵师傅摆摊的地方，其女儿与我同学，儿子还考上了男四中。我对他家每晚收摊大铁锅里都留有煮白薯凝结的糖稀而垂涎欲滴！常想：若我爸爸是干这个的就好了，能天天吃到这犹如蜜糖般的好东西。
小桥北河沿第一家门牌是同仁堂乐家家属的住宅院。（老邻居称她为钱婆子）。“文革”开始女主人就摸电门自杀了。她把金条藏在墙缝里，抄家的红卫兵取出来后，曾放在去看热闹的我的手心里试了一下——哇！也就是不及十三、四岁瘦小女孩儿的小拇指这么大的一小块，怎么能叫金条呢？这次，颠覆了我脑子里对金条的想象。但是别看这般小的体积，却压得手心里好沉！
2号院是一个总是紧闭着的红漆大门，门上有用水泥筑成的西洋建筑图形，其风格与圆明园大水法的装饰曲线一致。内情不明。往西是苦水井、甜水井胡同。再往西的3号院是很规整的四合院，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就住此院，其中住西房的胡姓女同学曾不无骄傲地对我说：“我爸爸是部长。”真假不知。从这院到中南海东墙中间还有两三户人家。紧挨着中南海大墙的院子，后来是个手工编织尼龙网兜的街道生产小组所在地。
陶铸女儿陶斯亮在八十年代初写的那篇很有影响的《一封未发出的信》，文章里曾提到，她家一度也在小桥北河沿居住，不知是哪座院落。
从林徽因的大事年表看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过织女桥胡同。不知对应在如今的哪个门牌位置。
如今的南长街从南至北，路西的绝大部分都已被灰墙围起，成为国家用地。织女桥的所在位置，就是现在由军人持枪站岗的大门处，即是古桥的西侧栏杆处；里面那条通向中南海的路，就是已成为地下暗河的、被填埋的河道；桥的东侧栏杆就是现在的东马路路沿处。
再从街的东侧说：从马路边到中山公园西墙的横向距离，宽约几十米，这里紧靠公园红墙，有一条先南北、再东西走向的弧形胡同，它的名字就叫“织女桥东河沿胡同”。
织女桥的街牌
从南长街口路东有两间镶有绿漆、木制缕空花的木廊檐和几个方形支柱的房子，这与南池子进口路西的样子相同，也是这样的两间房，看来是建南长街与南池子这两座拱门时，总体有一个相对应的设计安排。近年都已被拆除。
走过带廊的房子就是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南出口了。老人们称这里为南花园。往东，坐南朝北紧贴红墙有一家高台阶的居民院，再往东是中央警卫团某团长的家。他们家养着一条大狗，他家的男孩子也是淘气过头。据近年来解密的报道说，六十年代初曾发生的人民大会堂玻璃被子弹击穿的事，还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查办的，结果查出来，原来是这家孩子在自家的房顶上，用枪，对着百米外的人民大会堂射击所致。也是这家男孩，用脚踩扁了我弟弟的铅笔盒，奶奶找到他家，最后由警卫员来我家道歉，赔了个铅笔盒了事。
再往东就是中山公园专用的西侧门。
此胡同口坐北的一个院子曾是邮票厂的总工居住。他家是上海人，我小的时候曾在他家看到过各种中外古今集邮册，让我大开眼界。
再往北的一门是常年紧闭。接着是北行的5路公交站。再往北有个往里凹的方地，内有四五个带独立门牌的院子。
沿马路往北又一凹进的长条地带，有织女桥东河沿14号的后门（现已改建为高级的灰墙平房，据说老革命帅孟奇曾在此居住）。此地出口北面原是红漆大门，曾住过某知名的驻外大使，后来，听说北京市的领导李某某也居住过。
接着是现在标有“中国烟草”商店的地方，过去没有这个店面。近年来的媒体披露，大致在此处的南长街门牌多少号是专为毛主席特制卷烟的工厂。之所以选在此处，是因这里僻静，离中南海近。当年保密工作还是真该称道，对此，长年居住在此的老百姓没有任何耳闻！而且往来于此，鼻子也未嗅到过烟味。
往北隔过两个凹进去的有数家门牌的不通行的死胡同后，就是至今还保持原样的灰砖齐整的原南长街小学分部。我曾在这里上过课，院内的房屋与西大街里的小学本部风格一样。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老师常叫住中南海里的同学给她买外面见不到的食品，一早上就先布置自习，然后她埋头在讲台下面吃，饭味弥散到满教室。
学校往北挨着的是送水的一家。这里有一口手压机井。每天，总能见到一位穿得很干净的师傅推着从井里压上来的水，装满一辆大长椭圆形木桶的水车，然后给胡同里没有自来水的人家去送水，每月大概交2元钱的水费。我常好奇地看着师傅从水车尾部拔下大木塞，水就一下子冲进大木桶，待桶里水满了，又麻利地把木塞一堵，旁边不落一点水滴！真叫收放自如。
从有水井的这几间房子往北，有个宽敞的旧庙大院，叫真武庙。
据资料显示：真武庙是一座道观。乾隆十年（公元1754年）的一天，乾隆来这里浏览，一眼辨认出被道土们用来腌咸菜的大“玉钵”，竟是元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玉雕——渎山大玉海。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钵买回来，将其安置在北海团城内的承光殿内。并在殿前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玉瓮亭”。之后，乾隆帝还为这件国宝亲笔写了三首诗，命人鎸刻在玉瓮的腹壁上。直至今日，这些都展放在北海公园的团城内。
小时候，我到住在真武庙大院的同学家玩，看到院里正北的大房及东西厢房布局，虽还是老庙的样子，但却已沦为多家居住的大杂院。
此院靠马路边的一面墙，开了一扇门。原来是住在这里的一家人办了一个“公用电话”。打一次电话3分钱。偶尔，我还能听到这家人在胡同口喊接话人的姓氏“老王家，电话！”他们传呼一个电话收2分钱。从这里往东，是一块方形地，有3个门户，门牌上标着真武庙几号。其中的3号门与织女桥东河沿的3号门相通。此院里住着一位勤劳朴实的阿姨，曾在中南海里一直伺候一位久卧病床的著名女革命家。待到革命家去世，这位阿姨也得到了不错的待遇。
真武庙以南，有棵古老的大槐树。如今依然郁郁葱葱，并用护栏围起保护了起来。这是最具亲切感的标志性地方。那时，四周的居民一年四季都得到这来排队，等候商店进菜。夏天抢着买茄子、黄瓜、西红柿，冬天抢着买白薯和冬储大白菜。物资匮乏时期，进菜量有限，没买到就没的吃了。为此，大槐树的树身没少被大家又挤又撞，静默的大树见证了那一段历史。
再往北是卖酒和各种小零食的“门记小铺”。我们称呼掌柜的为“二爷爷”。他个头不高，待人谦和，我曾在这里花2分买到过汽水糖、挂落枣、酸枣面，至今那口感的滋味还留在记忆里。后听说，七十年代初搞的“一打三反”运动，说他贪污了90元钱，为此他自杀了，小铺也就没有了。
紧挨着的是每到晚上就亮起灯，几个人聚在一起亮嗓子唱戏的一家人。接着就是门口玻璃窗画着各种彩色鞋样的鞋铺。再就是理发店，该店北侧墙竖靠着一块上马石，我看护弟弟妹妹时，常把他们放在上面，以便背改抱，或抱改背时，不必蹲下弯腰，站起来费劲。理发店北侧即是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北出口，胡同往北即是小河流入中山公园西墙的水闸处。
02
南长街生活剪影
以下说说那个时期在此居住的老百姓的一些生活影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胡同里常能听见卖鸡头米、换大鸡子儿、推车卖菜、耍猴戏等各种各样的市井叫卖吆喝声。南长街里能聚拢商气、人气的地方，当属西大街进口和往北的老爷庙（后来叫勤劳胡同）进口两处。老爷庙的那里有卖5分钱一碗的面茶、2分一碗的杏仁茶的车子，有卖炸油条等早点的摊位。每天去那里的人都是熙熙攘攘的。当时的人们消费能力有限，普遍节俭，与低廉的售价相对应，才形成了这样一种供求两旺的景象。
胡同中各家的妇女，多数没有工作。那时，街道有接收手工活的民间合作组织。他们挑选手工活细的妇女，给她们发放绣戏装、绣龙袍的活儿，让她们带回家去做。我见过这些人家在院里支起一个一米多长、半米来宽的支架，上面紧绷着彩色的丝绸料子，织者侧着身子，用彩色丝线，按画好的线迹，上下出入针，绣出富丽的牡丹、飞龙、凤凰等色彩斑澜、精美的图案。我奶奶就曾干此活计，家中抽屜里好长时间都剩有一团团彩色的丝线，被我们几个孩子玩成瞎疙瘩，永远也摘不开了。
有的人家领回些料子头儿，就是针织背心、裤衩的边角料，再给拆成一团团的棉丝，以给工厂擦拭机床零件用。蓬松的棉丝上交时体积大了好几倍，得用大包袱皮儿才能包上。针织料头的颜色因被拆解成细丝，色彩由浓变淡，显得更加柔和、洁净，女孩子对其是爱不释手，我们常放在书包里一小块，在放学路上，边走边用手撸着拆线头。有的家剥云母，用专用刀片，把咖啡色的云母块剥离成薄如蝉翼的片片，好用它去作绝缘材料。这些活儿，发与收时，重量都得过称，不能少了份量。
我家穷，小时候还给中山公园里的“瑞珍厚饭馆”加工剥豌豆，剥得我大拇指又疼又热，肿胀得皮都成透明的，得了网状组织炎。一次，我端着装满剥好豆子的盆到公园里交货，领完钱后，便被公园里的音乐声所吸引，我提着盆，跑到五色土的社稷坛，爬上琉璃瓦矮墙，观看里面在玻璃地砖上旋转着跳交际舞的人们，以及在五色土台上演奏的乐队。我观看和感受了外界的新鲜与不同。
手工活的种类还有糊药盒、火柴盒等。分散于各家的这些活计，既能得到一份收入，又占据了我们生活的空闲，也充实了各家孩子们的课余和假期生活。如今想起，这些劳作，虽说无奈，但也真是起到了培养孩子们勤劳、务实的作用。我一辈子节俭的生活习惯估计就是那时候打的底儿。
胡同里的老街坊们中有一种叫“请会”的组织。这组织看似无形，却在民间真实存在。这是一种自发的资金互助组织。十几位家庭妇女，定期相聚，每月每人拿出个五毛、八毛的，集中起来，轮流使用。当年，有个七八块钱，就能办件家里较大的事情了。我奶奶就和苦水井的老关家、土地庙的老朱家等几位妇女，有这么个互助联谊性质的关系。我家添个炉子、到拍卖行买两把旧椅子的钱，都是从“请会”那里周转来的。参会之人，若遇急事，钱还可先用。这些妇女虽都大字不识，但口念心算，账目很清楚。多年下来，苦撑相伴走过来的这些老街坊们旧情难忘，1970年拆迁我家搬到阜外了，老朱家在总政文工团当演员的漂亮的大闺女还专程找来看望我奶奶。
再后来，国家经济全面步入计划体制，胡同里再有骑自行车卖蒜辫子的人经过，那些街道积极分子就会像捉特务似的，叫着“投机倒把的来了”，赶去报告给派出所警察让把人逮走。直到“文革”时期，各种私营小贩基本上就没踪迹了。
因我前后在位于南长街口的二十八中附小和位于北口的北长街小学读过书，所以南、北长街居住的几十位同学的家我都接触过，以我一个小学生的视角，我深感这些家庭的生活状态真的能折射出当年人们的精神风貌。如，我接触过老辅仁大学毕业的同学母亲；也接触过靠出卖劳力，过着收入有今儿没明儿的同学母亲；还接触过有资深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式母亲和旧官宦出身，有殷实家境的贵妇人式的母亲。但她们给我的印象大都是矜持、自尊，礼貌待人。
比如，老辅仁大学毕业的同学母亲，高挑而温雅，每当在她家的“学习小组”做完功课，她常会给我们几个同学买好中山公园的门票，送我们去里面玩耍，而她则默默地给我们检查作业，待碰到我们的家长后，她也从未提及过这些。家庭经济的差异，没有让我感到半点儿被嫌弃。
革命干部家庭的母亲，多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去这样的同学家玩，感到的是宽松、随意！
家境殷实的贵妇多是形态低调，但却内含着对凡俗的不屑一顾。与这种家庭的同学接触，觉得他们言行有规矩，家长不茍言笑。
我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奶奶每当捡、筛煤核儿回来，总是先烧盆热水，上下洗个净，换上竹布蓝的大襟上衣，再把木梳沾上用木头刨花浸泡过的水，梳理起发髻，待一切都收拾利索后她才再做其它事情。她对我们的学习要求是：“学就得学好，要不然，到学校干嘛去了！”可待我们放学回家，她就又说：“该干嘛，干嘛去，别光拿看书说事儿！”
我家有个邻居李奶奶，每到月底都能借给我家三块钱，帮助我家周转生活费的缺口。她有着不显山露水的贵气，总是没等我家人开口，就低声细语地过来说“钱已经预备好了”，小心诚意地维护着我家人的面子，这怎能不叫我感激的同时心生敬意!
在3号银行宿舍院里，有位模样俊俏的大婶。她为挣份临时工的工钱，冬天一大早儿，就得赶去六中，给各个教室生着煤球炉子。她总是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制服棉袄，干完活回来，你真看不出她曾被烟熏火燎过。
总之，这些妇女们共同具备的，是那个时代推崇的妇女贤良的品貌：贤静、内敛、温良自守、不多言语、更不见争吵。她们之间不同的只是有的衣着讲究、烫发、粉面黛眉，更多的则是干净、整洁、盘辫子或齐耳短发、素颜。她们各自以不同的形态，表达着自尊与自重，信奉着“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德古训，从而共享良好氛围。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风土与文化会孕育出不尽相同的居民个性、价值取向与社会风貌。
岁月匆匆过，物变人亦非。如今，居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家，愈来愈少了，路上多见的是去天安门、故宫等地旅游的外埠人。
今昔对比，深深感到：街景即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物化反映；风貌则更是地域精神文化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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