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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姚锐:从小放羊到小放牛,责任之一帮母牛怀胎

姚 锐 新三届 2021-10-30



作者简历


姚锐,1953年生人,1969年初延安插队,1970年底入伍。1975年初回京在北京市政府局机关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参加中央驻七机部工作队。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就职于外企北京办事处及旅行社等部门。1994年下海从商。


原题
从当小放羊的说起
——延安插队散记





作者 :姚 锐

 
 麦收之后,生产队长让我当小拦羊的,陕北话拦羊,就是放羊,他可能是觉得我身体太弱,给我找个轻一点儿的活儿。
   
1969年2月2号,我从北京来到陕北的延安插队,那年我还不到16岁。现在回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像个嫩豆芽,个头差不多长上去了,但是哪儿哪儿都还没有发育好。由于我们在小学实验班只读了五年就毕业升了中学,因此成为“老三届”垫底的68届初中毕业生,年龄比正常毕业生小一岁。当时,“文革”中各学校停课,积压了大量毕业生没有分配,拍婆子的,打群架的,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随着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上下欢腾响应,一列列火车载着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的天地,我也和同学们到了陕北的延安。

我插队的村子叫新庄科,名字怪怪的,人家前后村子,都是什么沟什么坡的,而我们村是科,并且科里只有山沟中的二十几户人家。我们一起去的4个男生,都是1953年出生的北京八中老初一的,一同分来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还有5个女生,但都是女八中老高一的,个个大我们4岁,与“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标准稍有些偏差。作为知青集体,大家相邻而居,在一个灶上吃饭。

当年到村里的时候,正赶上春节,是一年中除了婚丧,唯一吃荤菜和油炸食品的日子。刚去的时候,我们兜里还有家里给的钱,乡亲们就给张罗着买肉炖肉和炸油馍馍。记得村里学校的马老师帮着炖肉,他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举着一个秤,称了差不多半个秤盘的花椒,全都倒进了肉锅。我问他为什么放这么多花椒,还要用秤来称?马老师笑着说,不是多放花椒好吃吗。我这才明白,一般村民炖肉舍不得放这么多花椒,这样炖出来的肉虽然有些麻嘴,但能略显欢迎我们的奢华。

马老师任职的学校,不过是村里高坡上的一孔窑洞和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娃,各年级的课程都由马老师一人教授。每当放学的时候,坡上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歌声,让村民们深感后继有人的踏实。马老师还是村里唯一梳分头的人,嘴里镶有一颗钢牙,言语间不时闪出光亮,是村里最具现代化的色彩。

村里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没有电,沾点儿钢铁的,就只有镢头、锄头、镰刀、犁头之类的简单工具和灶头的菜刀。村民们处于穴居时代,住在不同位置的窑洞里,条件好的,做个木圆窗,而大多数都是掏好窑洞,再把洞口用泥土封住,只留下一个进出的门洞和门上的纸糊方窗。从生存条件看,应该和明清时期差不多。

生存条件差,首先是缺粮。转眼到了青黄不接的春荒,村里有人地也不种了,出去要饭,把吃食留给家人。我们知青的粮食也见了底,开始吃队里的玉米种子。借队里的种子吃,是没办法的办法,谁让我们平时不知道节省点儿呢。队长跟我们盘粮时说,再熬到一个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看队长突然开朗的表情,以为有什么好主意,他说,那会儿小白菜和野菜就上来了,也就是说可以以菜充饥了。这让我大失所望,在这春耕大忙时节,正是毛主席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吃干季节,怎么可能以菜代粮,忙时吃稀呢?

那时是知青轮流做饭,我切的小白菜像个小山头,推下煮玉米豆的大锅,不一会儿就熬成绿粥,大家从地里回来,正是饥渴难耐之时,每人喝上几大碗,一撑也就饱了。那一阵子,本不起夜的我们,夜里都得起来一两次,黑咕隆咚的,又不想走远,早起一看,窑洞门口一缕缕的水迹。

当时,我在延安结识了一个当地干部,他说可以帮助我买到一些麻渣。陕北人吃油吃的是胡麻油,榨油剩下的麻渣本来是给牲口作饲料的,人也可以在困难时拿来充饥,比谷糠更有油性。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乡亲们,于是大家把能凑出来的钱都交给我,一共80多块,托付我去买麻渣。在当时商店里带鱼3毛8分钱一斤的时代,这可不是笔小钱。

从村里到延安有五十里地,因为要拉个排子车,就得步行。为了见这位当地干部,又是上延安城里,我把自己最好的一身行头,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和一件较新的军装上衣穿上,就和村里一个叫子胜的青年出发了。路上越走越热,我就把装着钱的这身行头脱下放在排子车上,只穿个背心继续拉车。途中跟在后面的子胜说要去路边沟里尿一下,让我继续拉车前行,但是等他赶上来又走了一阵子,我回头一看,我那身装着钱的行头怎么没了?拉起的排子车是前高后低,估计是放在车上没有固定好而滑了下去。

我俩儿往回找了一程,啥也没看见,只得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光着膀子、只穿着一件背心无功而返,还背了一身饥荒(欠了一身债)的我,一定是给等在村口翘首期盼的乡亲们,留下了一个少不更事、难堪大任的深深印象。

远在北京的母亲收到我诉说丢了钱的信以后,非常着急。她作为一个教育口的基层领导,在“文革”刚开始时就在中山堂的批斗大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继而又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在艰苦和危险的岗位上改造自新,结果被塌方砸折了腿骨,当时正在家里养伤。由于父亲被扒了领章帽徽在部队隔离审查,母亲只能自己拖着伤腿,急急忙忙给远方的儿子取钱汇款,用来偿还债务。我收到母亲寄来的钱后,挨家挨户的送还,虽然乡亲们一再安慰,但我好久也跳不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自责和遗憾。

姥姥听说我在这正长身体的时候以菜充饥,也赶忙为我制作干粮。经历过战乱的姥姥,用白面、鸡蛋、五香粉和盐和面后烙成干干的厚饼,再按照烙大饼前在饼面上划下的道道,切成菱形的小方块,名为“其子”。接到姥姥这一大包“其子”后,我觉得特像围棋子儿,都是硬硬的,不仅能当棋下,还是上好的口粮。然而,在当年的那个票证时代,粮食限量供应,我多吃了,家里人就要少吃,所以我写信坚决不让他们再寄了。同伴也收到家里寄来的挂面,但收到时,已经碎成了几截。还是姥姥的“其子”好,不仅禁蹬又禁踹,往嘴里扔几颗嚼嚼,还有滋又有味。

几个月一晃就到了麦收。春耕苦是苦,但是气温还不算高,而麦收应该算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农活。队长特别动员时告诉大家,麦收时不要请假。队长之所以在麦收后让我当小拦羊的,当半个劳力使用,正是看我麦收时顶不下来。其实麦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用镰刀把麦子割下,再打好捆背回来。

陕北在山上干活,无论是刨地、锄地,或是收麦子,都是一人一行横着干过去。第一人在第一行先干几下,第二人在第二行开始,以此顺序,干开了就在山坡上形成一个扇面。这样的好处是一个撵着一个,避免偷懒。初次参加收麦子,肯定是不得要领,镰刀也没有老乡的锋利,没一会儿就使尽了力气。中间休息,一边喘气喝水,压住饥饿的感觉,一边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大肉蒸馍,那真就是心中的共产主义了。

村里的麦子一般都长的不到半米高,坡地上亩产只有几十斤,因此,白面也就显得金贵。如果能吃上纯白面蒸馍,那就太奢侈了。一般来说,蒸的馒头都是两面馍,好吃的杂面,也是豆面里掺一些白面进去,叠起来擀,切出来的面条像纸一样薄,吃起来也像一碗纸,白面加的多口感才好些。对于这样产量低的高档农作物,队里种的并不多,有十天八天就收完了。但是,每天都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在用尽力气割下麦子以后,还要把所有割下的麦子打成捆背回来,顶着烈日,饥渴交迫,背着小土丘似的麥捆一步步往山下挪,三天下来,我就爬不起来了,必须得在炕上睡一天,才能恢复体力继续干。

那时候知青已经分散在各家吃饭,因为大家觉得我们是为参加三大革命实践而来,要抓紧分秒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轮流做饭当厨子上。分开后,我在队长家吃饭,所以队长看我如此疲惫,濒临崩溃,就叫我去跟着拦羊。

说到拦羊,也就是放羊,一般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一个牧民骑在马上,长鞭在手,挥斥方遒,羊群云朵般在绿地上移动,一只牧羊犬奔来跑去,按照牧民的旨意,驱赶羊群并担当警卫。

陕北这拦羊,就是一个大拦羊的走在高处,手持一杆丈八羊铲,吆喝着羊群,对贪吃不听招呼的,就铲起一块黄土,用羊铲摔打过去,落后的羊听到土坷垃打到身边,就会惊吓之后跟上羊群。小拦羊的,就相当于那只牧羊犬。

当一只牧羊犬,比起割麦子这样的农活可就轻省多了。把羊群赶到一个山窝里,看它们静静地吃草,我就可以歇下捉虱子了。刚到陕北不久,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一看,才知道和乡亲们混熟了,也就长了虱子。

村里的人不太讲究个人卫生,个个穿着藏污纳垢补丁落补丁的百衲衣,并且从来不洗澡,也没见过他们洗脸刷牙。聊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是吃八碗,就是一席八个荤菜,再一个就是去延安城里的澡堂洗个澡。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脚上虽然有牛屎,但是他们是最干净的。乡亲们来串门,我们就热情地请他们往里坐。常在地上坐的乡亲,有的一屁股就坐在我们炕头的枕头上,还曾有一位,穿着鞋就上炕,直接踩在我们的被褥上行走。

我们刚到村里时,还保持着城里的习惯,早晚洗漱,但是一进入春耕,就顾不上了。早上睡不到自然醒,天还黑着,队长就在村前喊开了:“动弹喽……,动弹喽……”。半睡半醒之间,就扛着工具上山,哪里还顾得上洗漱?在地里,抓粪下种,早饭送来之后,用黄土搓掉手上的粪,抓起混合面馍馍就吃。一有空歇,赶紧躺在地上眯一会,醒来后,站起抖抖,再拍打几下,就算干净了。回来也没有时间和力气烧水好好洗洗,浑身上下整个一个土人,也给虱子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当拦羊的,走在山川沟壑之间,看野花溪水,漫山青纱,心情是轻松而舒畅的。尤其是荞麦地,不像是种的庄稼,倒像是种的花。荞麦花开时节,满山满谷,一片粉红的世界。每逢这种情景,手持一杆羊铲、身披万道霞光的大拦羊的,就开唱了。大拦羊的叫昆儿,有一副明亮的嗓子。

信天游是陕北的民歌,曲调是固定的,填词各有不同,腔调拉得悠长,高远,所以特别适合在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和千山万壑中传唱,俗称山曲。其内容多为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又称为酸曲。

你要来——

就早早地来

来得迟了是门不开

哥哥你难进来

大门子闩来呦

二门子关

三门套个九连环

两旁把狗栓

哥哥你难进来

……

 
从一见钟情到你来我往,再到进入洞房;从高雅到肉麻,再到少儿不宜,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全套唱词我还能记住不少。当时正值青春大好的年华,我没有能够学习自幼喜爱的数学,却学了不少山歌情歌,在黄土高坡之上,对着不会叫好的羊群,吼了个够。也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数学考试,我在百分制下仅仅只得了3分。

拦羊让我喜欢的,还有吃饭。我们不带饭,走哪儿吃哪儿。那会儿玉米开始成熟,土豆和红薯也能挖出来吃了。到了饭点儿,找些干枝干叶烧成一堆炭火,把玉米棒子、土豆和红薯放进去烤熟,拍拍灰,用刚掐完虱子的手,剥开皮就开吃了,觉得享用这种野人式的野餐满幸福。一是当时年纪尚轻,对这种野餐觉得很新鲜有趣,再就是觉得吃的都是正经粮食。

在糠菜半年粮的陕北,顿顿吃正经粮食的人不多。乡亲们吃的枝子,是取得谷糠之前,扬场时扬下的毛细枝枝叉叉,用软糜子和在一起,蒸熟切片,称为“黑鞋底子”,嚼在嘴里沙沙的,不太好下咽。我们知青灶上,也是直接把麸子磨进面粉里,不敢有半点浪费。只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把粮食晾晒干透再收藏,所以大好的粮食都发霉变质,蒸出来的混合面馍馍吃起来苦苦的。在地里我愿意和老乡换着吃,他们的“黑鞋底子”软软的,没有苦味。老乡也愿意交换,觉得这个怎么着也是正经粮食。所以,当个拦羊的,能在地里吃正经粮食,算是待遇不错。

陕北的艰苦生活被反映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给延安知青派来了一批北京的管理干部,让北京市对口支援了延安的工厂,还决定每户发一套《毛泽东选集》。他批评延安的干部时说,是孩子们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还说,当年主席在时,老百姓家里还有一缸小米两缸酸菜呢。意思是说,怎么建国20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差呢?当然,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在地里吃正经粮食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就被队长通知下岗了。并不是我干活不卖力气,每当需要我去拦赶羊群时,我都会飞奔过去,在干燥的黄土坡地上连跑带出溜,趟起一溜黄烟,再挥舞手中的羊铲,又比划又吓唬,给羊群指明前进的方向。做饭的时候,我捡柴搂树叶子,四下寻找食物也都不惜力气。虽然当时不大懂得尊重领导,但也没有得罪。唱起信天游,虽不能男女对唱,但也是上下呼应,此起彼伏,有几分热闹。让我下岗,这是为什么呀?

队长告诉我,大拦羊的是担心我的安全,坚决不带我去了。这才想起两三天前,我在一处崖畔上赶羊,脚下的一块崖土在压力下突然坠落,我人也跟着掉了下去。好在不算太高,五六米的样子,下面就是一块耕地,比较松软,崖面上也没有什么植物,出溜下来没有蹭伤,仅轻微疼痛而已。大拦羊的在高处看见我掉了下去,一股黄色的土烟缓缓升起,在我绕道上来这会儿,一定是有了不祥的联想,所以从保护我的角度出发,炒了我的鱿鱼。

其实比我更玄的是同伴梅兄。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块地上开荒,把一个刨出来的大树根往山崖下推,没留神,大树根一滚,一个枝杈挑住梅兄的上衣,把他挑在了半空中,但是大树根还没有停住,缓缓晃动了一下,又往前一滚,把他摔下了山崖。山崖有十多米高,好在开荒时刨下了许多黄土,把陡峭的高崖变成了一个约有25度的斜土坡,尤其惊心的是,大树根竟然滚动了一下就停在了崖畔,如果直接滚下去,人非戳个血肉模糊不可。尽管如此,梅兄被抛下后在陡坡上接连向前翻滚,而每一次翻滚他都力图用双腿制止,但巨大的惯性把他一次次地掀翻。

当时我们几个在崖下干活的,仿佛看到了银幕上的慢镜头,惊得目瞪口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终于梅兄滚落到了崖底,我们赶紧冲上去抢救,心想这么高摔下来那还不得“光荣”了,可没想到,他坐在地上,缓了缓气儿,竟然站起来冲着我们挥手大笑,真是让人大大虚惊了一场。

另外,我们刚来插队不久,两里地以外的高家沟,就有一个女八中的女生在暴雨中落水丧生。入殓那天,我还去帮助给她穿上了乡亲们给做的花棉袄。也许正因为这些,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的安全开始担心起来。

队长让我继续留在牲口组,不拦羊了,去拦牛,当个小放牛的。

队里有十来头牛,多数是母牛,只有两头公牛。牛的主要用途是在春耕季节,之后,除了拉车跑点儿运输,就养起来。牛吃草是在沟里和一些缓坡上,放牛的自然不会有坠崖的风险。由于牛个头大,也不会轻易受到狼的攻击。队长告诉我,“文革”前这里还有不少狼,武斗时,枪炮声把狼吓跑了,这几年又有些独狼回来。他还告诉我,“文革”武斗时,他是敢把头露出战壕开枪的人,其他人都是不露头开枪。第二年冬天,队长还真是下炸药,炸死了一只狼,与我们分享了狼肉。

由于牛的这些特点,放牛看起来更加轻松,只要找到一块好草场,放它们去吃就是了。当时没有想到此时可以背背英语单词什么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需要我们去解放,与国际交往的工具不掌握怎么行?而我们眼睛里却只有与贫下中农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这件大事,其他的就都放在了脑后。无事可做,就在阳光底下捉捉身上的虱子、发发呆吧。

没有想到,牛群里的事儿来了。两头公牛开始较劲,低着头,角对角,不同一般地哼哼着,前蹄跺地,摇头摆尾,决斗即将开始。十五六岁的那个年纪,正是爱看打架的时候,我一下就精神起来,呼喊着跑上前去助威,想看看究竟哪条更厉害。大拦牛的却赶过来,用肩上的绳子把两头牛打开,告诉我说,可不能让它们打架,打伤就麻烦了。我听了感到很自责,是啊,这可都是集体财产啊!

队里这两头公牛,一头是有花纹的深棕色花牛,个头不大,但是体形健硕,一对弯刀似的牛角伸向前方,可以说是牛群中打眼的帅小伙。另一头则是牛群中体形最大的大黄牛,沉稳雄壮,一副大爷气派,牛角横着长向两端,像是专为作战时横挑使用。其他的母牛,都是大黄牛系列,像是它的妻妾和后代。两头公牛时常对阵,应该是动物的天性使然,为了争夺牛群的交配权。

拦牛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助母牛怀胎,壮大牛群,队里的农活全指着牛呢。有一天,发现一头母牛要发情,大拦牛的就先把大黄牛支开,赶它到另一条沟里吃草,又回来把那头母牛栓在一棵树上,再把帅小伙花牛引过来配种。还好,一切顺利,花牛左蹭右舔,胯下渐渐伸出一杆长枪,前腿抬起,趴跨在母牛身上。正在寻觅交配之时,只听“腾腾”一阵响动,在牛叫声中闻讯而来的大黄牛,像一辆坦克,地动山摇般从斜刺里驶来,非人力可以阻挡,一头撞向温柔乡中的花牛,又一侧头,横着的牛角直扫花牛下身。说时迟那时快,大拦牛的也冲到跟前,手中的背绳“啪啪”地打在大黄牛的牛头上,接连数下,才打退了满怀夺妻之恨的大黄牛。此时,花牛也调整好姿势,以弯刀角対恃,方才休战。在整个过程中,我不知所措,呆若木鸡,跟着受了一场惊吓。

此番角斗,后果相当严重,花牛的生殖器马上肿了起来,半米多长掉在胯间,竟不能缩回复位。回到牛圈以后,情况加剧,花牛趴在地上睡觉,与地面的牛屎接触,再有蛆虫、苍蝇在伤口不停叮咬,感染加重,不断肿大,脓血模糊,发出阵阵恶臭。

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花牛单独留在圈里人工饲养,用灰锰氧水每日消毒清洗。大拦牛的继续带领牛群外出吃草,护理花牛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也因为护理花牛的老二被同伴们嬉笑一番。

清理牛圈,每天铺上干净的麦秸,给石槽里填满铡好的饲料,再就是化开一小盆灰锰氧水,轻轻地给花牛擦洗伤处。刚开始,花牛被消毒水刺激,总是躲闪,不愿接受治疗,我跟着它转圈,脚上踩满牛屎,鼻子里充满牛圈和伤口的腥臭味道,又逢暑天,真是臭热难耐。

“这时,我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这是我当时为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准备的发言腹稿。

那个年代,凡是报道英雄模范人物,遇到困难和危险时,都是说这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伟大领袖的教导,如何如何。那个年代的上进青年,奋斗的目标,也是首先要当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被定为社会排行中的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经济活动是统一指挥的计划经济,不允许个人的商业活动,多养几只鸡也是资本主义。全社会视金钱财富为粪土,长大就是要当工农兵,而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就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北京干部老陈带领大家大段朗诵毛主席语录时,竟然全部是背诵,这让我十分敬佩。高中的徐学兄,在我旁边起立发言之前,挥动《毛主席语录》,用洪亮的嗓音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时的形象,也在我心里树立了学习和模仿的榜样。那时社会上的书籍大多都被焚毁了,可以阅读的也就是毛选和英雄事迹一类,“战斗”、“扑上去”等等英雄行为充满着头脑。

一次赶牛犁地时,牛突然拖着犁跑向崖边,渴望学习英雄的我,刹那间赶上一步就飞身扑了上去,本想拉住犁,可惜没有拉住,还几乎来了个嘴啃泥扑到了地上,铸铁的犁尖从我手上划过,至今还在大拇指旁留下两个小疤痕。旁边的老乡看着我的异常举动哈哈大笑,说,你跑过去拉住就行了。

我们队女知青中的吕大姐,是村里知青集体中选出来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她的形象朴实忠厚、体力充沛,言语得当又兼具时代色彩,是天然的知青代表。她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写得很长,中心思想是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革命。具体内容我都不记得了,但历经五十年不忘的就是她在文中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牛,是农民的宝贝。”

我佩服她在浩瀚的毛主席著作中找到这样一句话,给了我当花牛护工的勇气。改革开放以后,吕大姐去了美国,拿到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又学习了电脑专业,在那里扎根安家,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后话。

有了理论的支撑,我对花牛的护理也自然尽心尽力,花牛也从一开始的躲闪到顺从,再到享受,逐渐与我情感相通,胯下长枪也慢慢变成了短枪,最后刀枪入库,牛放南山。

牛是农民的宝贝,羊是农民的财富。年底时,生产队分完了口粮,还分给我们知青每人一年的分红现金:7块多人民币,这都是剪羊毛出售所得。可买了过年的一块猪肉以后,我们就没钱了。毛主席说,穷则思变。当我看见队长养了一窝蜜蜂能吃蜜,就也想养一窝试试,给生产队的集体副业寻找个出路。

我把这想法跟队长说了没两天,他就帮着我在外村找到了一窝转让的蜜蜂,还让村里的老地主白望凌和我一起去抬回来。

说起白望凌,并不老,当年不到五十岁吧。方方的黑脸盘,话不多,人多的时候,都是在旮旯里吧嗒着抽烟。之所以叫老地主,是一般的书籍里都称解放前的地主为老地主,我们也就如此称呼。他虽然号称为地主,却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有六七个娃,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所以不能冬天一起到窑洞外边的院子里活动。生这么多娃,据说也是因为买不起避孕套。他的身世没有人说的清,只是说他是地主的儿子。延安地区土地革命较早,他爹早死了,但是村里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他这个地主儿子也就简称成了地主。

我们刚到村里插队不久,公社的武装部长来村里开了一次会,首先是做备战动员,说苏修的伞兵降落下来以后还都糊鲁着,也就是昏迷着,所以大家不要怕,拿上老镢头照脑袋上直倾(使劲)砍就是了。动员之后,就是开批斗会,斗争老地主白望凌。整个会程,除了我们知青代表吕大姐发言表态,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外,都是公社武装部长在讲话。讲到后来,开始动手了。他用食指一下一下戳老地主的脑门,口中念念有词地批判着地主阶级。老地主双手始终下垂,脑袋随戳而动,挂在脖子上的烟锅烟袋也一震一震的,但始终一声不吭。散会之后,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并没有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村里除了地主,还有两户富农。从全村二十几户人家的人口比例来说,阶级敌人还不少。一个是五十来岁的罗圈腿老汉王经礼一家,还有一个是杏儿和他娘。杏儿就是给牛配种的大拦牛的,比我大几岁。他娘有点儿特别,耳朵上扎个小银耳环,到是挺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们去的第二年,城里又分到村里一户右派父女落户。

有一天,人们发现牛草料窑的草堆里有一张城里人才用的白色手纸。村里面大家都是拿土坷垃擦屁股,没有人花钱买手纸用,所以自然由此想到了刚从城里来的右派的闺女和大拦牛的杏儿。果然,过了些日子,右派闺女就嫁给了杏儿。右派嫁给富农,也算门当户对。洞房花烛夜一过,这城里闺女头上的发卷也没有了,衣服也换了,第一天出工,一身大蓝袄,手上跨个篮子,头上白羊肚手巾向后扎着,活脱一个电影《地道战》里偷地雷的,惹得我们哈哈大笑,羞得她直往人身后躲。

和老地主一起去买蜂,来回要走几十里路。不要说防晒了,稀里糊涂的我连水和干粮也没有带就出发了。走到饥渴难耐之时,经过一片西瓜地,没想到老地主和种瓜的认识,两人吧嗒着烟锅子聊天,我则在一旁吃招待的西瓜。尽管瓜农一再让老地主吃瓜,但是他只是在那儿抽烟,一块瓜也没动。

终于到了养蜜蜂那家,掂一掂蜂窝,荆条编的,里边黏土糊就,有大几十斤。我们两个用一根扁担把它担在中间,沉甸甸的,走平道还行,只是已经过了晌午,早饭和西瓜早在一路行走中消耗,肚子咕咕叫了。在半道上,不知怎么的,老地主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一看,这家刚办完喜事,饸烙床子还架在大锅上。

老地主和这家好像也认识,又是过去与人家聊天,还介绍我是插队的北京娃。大概是跟人家说了给我压一碗饸烙,他自己不吃,所以人家只下了一碗给我。那个卤锅里浓浓的洋柿子(西红柿)臊子,红油覆盖着,一满勺臊子浇上饸烙,味道酸咸香辣,让人胃口大开。

我接过碗几口就把饸烙吃完,可臊子卤却还剩下不少。卤是好卤,但是单喝还是太酸太辣,我又喝了几口就放下了碗,见主家闲话间一抬手竟把我碗里剩下的卤又倒回了卤锅。后来我才知道,当地就是这么个吃法,没有这么多卤,饸烙不好吃,卤剩下又浪费,所以这么轮流吃,吃成了百人卤千人卤,有点儿像四川不换锅底的火锅。有了这碗饸烙垫底,若遇上个灾年,我也算是有了外出化缘的基本功。

抬蜂窝我在前,老地主在后。上山时,我虽然得在前面奋力扛起,有很大压力,但是重量都压在了老地主的身上。大半天没吃没喝的他,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蜂窝抬了回来。对这个为我一路化缘的老地主,我也和村民们一样,自始至终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养蜜蜂是个有技术含量的事,虽然我也付出了不少辛苦,可也有两三次被蜜蜂把整个脑袋蛰的明光光的,最后还是把蜜蜂养跑了,只落下几块掺杂着蜜蜂肢体的、结成猪油似硬块的蜂蜜。
……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我们9个知青在两三年后相继离开了新庄科,大多数被招工去了大西北的厂矿,也有的回了老家,吕大姐被调到公社当了干部,以后又上了陕西的大学,我去部队当了兵。我们男女知青之间,与当地青年之间,虽然曾有情感迹象发生,但并无爱情结果,倒是前后两个村子里各有一位知青小弟与知青大姐相恋,并且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成就了“抱金砖”的古训。

改革开放后的2005年,北京到延安的火车通了,我们一些当年的知青,结伴返回延安。

一进村,我就遇见了住在村口的常士曾,说到村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可是吃上了(能吃饱了)。因为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免了,公粮不用交了,政府还给村民发粮食。正说着,他儿子竟然骑着一辆摩托车回来了,一副城里买卖人的打扮和做派。

记得插队那年春耕前,在两餐之间有时饿得慌,就到各家串门,名为访贫问苦,实为顺便化缘。那次走到他家,他婆姨正一手抱着这个儿子,一手推着个小石磨磨面。刚刚磨出的头茬面就是北京所说的富强粉,在北京城里的粮店也早就没有了供应。她见我来,把孩子交给常士曾,用那刚磨出来的富强粉给我和了一小块面,麻利地连擀带切,下了一碗面条,又从一个陶罐里舀出一勺早就熬好的洋柿子酱浇上。滑爽的面条和有滋有味的酱汁,在味蕾中化作无限享受,滚落进肚里,舒坦传遍全身。

当时我一口气吃完,把还留有一丁点儿汤汁的碗刚放下,她就在收拾碗筷时,顺手端起碗来,把那点儿碗底汤汁倒进了自己的嘴里。在白面十分金贵的陕北,化缘时能吃上这样一碗纯白面的,而且还是富强粉的面条,真是让我终生难忘!

如今,好日子来了,但是当年这个节俭到吃碗底的她,却已经驾鹤西去,过早病逝了。常老汉告诉我,封山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政策实施以来,不让再上山种地,而是由政府发粮食,第一次发粮,他家就领回了五十袋白面。算一下,一袋白面五十斤,没想到,改革开放的大风,一次就刮到这个普通农户家里的,竟然是金金贵贵的两吨半白面!

村里人口多的家庭,有的一次就领了八十袋。

老地主白望凌家新打了三眼窑洞,都是大圆木窗,一孔窑洞是羊圈。不允许羊上山吃草了,都在家里圈养。他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话说,兴奋地望着我吧嗒他的烟锅子。前些年,有一天他儿子栓殿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儿子来北京,在一个小区当保安。我赶紧请这老地主的孙子吃了顿饭,又给他打包一个红烧猪肘,还塞给他伍佰块钱买买生活用品。本以为他来北京是要长期打算,想帮他谋划,他却说只想干三个月,玩玩儿就回家,还是家里好。

大拦羊的改行种苹果树了,他家里的火炕四周,贴上了明晃晃的白瓷砖,和我北京家里卫生间的瓷砖像是一个品牌。队长一度去延安当了城里人,前两年才又告老还乡,落叶归根。

现在的陕北农村,农民不愁吃了,日子大大改善了,想一想,是因为什么改善的?他们还是过去的那些人,谁也没有多长出一双臂膀。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政策改变了。周总理当年的发问和批评应该有了解答。“文革”结束之时,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每年全国税收只有几百亿,而改革开放后,税收大幅增加,到了几万亿和现在的十几万亿。改革的红利不断惠及这里的穷乡僻壤,农村政策又是开放搞活,农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再耕种粮食的山坡,变成了果园、林地,植被保持水土,也不再有大量的黄土流入黄河。

半个世纪前,我在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中断学业,离开北京,满怀革命的狂想,去贫穷落后的山村里务农,放羊放牛,学习做人,穿越食与色的人性,成为至今也不懂数理化的人。在当今全世界都依赖科技进步的时代,回首往事,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

由衷地希望那个时代不再重演,也祝愿那忘不了的小山村新庄科,能在深化改革的政策下,村泰民安,山青水绿。毕竟,我在那里有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和依依难舍的情怀。

荞麦疙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

2020年8月16日于北京

2021年6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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