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记忆] 李其容：发霉的洋娃娃睡裙，红卫兵塞进我嘴里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在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有关洋娃娃，
我的幸福与悲愤记忆
等到商店里有那种洋娃娃出售时，我都过三十了，我自己刚生出来的娃娃让我操心还不够呢，就不妄想去操心摆弄洋娃娃了。但我这里实在不好意思地要向诸位承认，每当我在橱窗里看到那种两尺许、可以开阖蓝眼睛的洋娃娃，我总有抑制不住想买下来的冲动——可惜，我生的是儿子，要是个女儿，我早买了。
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都被国民党军破坏了，京沪线（南京-上海）暂不能通车。大约是六月上旬，才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不久的爸爸妈妈迫不及待地搭上了京沪通车的第一辆混合车到上海，住到了长乐路康乐里的安乐新村。之后，又住在高邮路。
我记不得是住在长乐路还是住在高邮路，总之有一天，我在阳台上望见了下面马路上，一个金发外国小女孩抱着一个两尺大的洋娃娃，那洋娃娃被她用大毛巾裹着，像抱着一个真的婴儿一样。我羡慕得要命，因为在这之前，我只玩过一尺大的洋娃娃。现在想来可笑：“在这之前”——我的生命历程只有四个年头。
爸爸后来说，那个小洋人跟牵着她走的高鼻子黄头发女人，是附近的一户英国侨民母女。1951年，上海还有许多英国侨民。
后来，我在爸爸的朋友相伯伯家也看到这样大的洋娃娃，而且，洋娃娃的眼睛是可以闭合的！相伯伯住在花园洋房里，他的女儿大我几岁。相伯伯是留美归国的，所以他的女儿有这样的洋娃娃应该是理所当然。
从那时起，我就嚷着让爸爸妈妈给我买这样的洋娃娃，因为这样的洋娃娃跟真的婴儿一样，过家家时，我会有真的当“妈妈”的感觉。
我的玩具很多，这一点爸爸妈妈倒是很宠着我的。大概，他们觉得我没有兄弟姐妹，而他们忙着上班陪不了我，就让玩具跟我作伴。我的那个老保姆陈妈，不是普希金家的那个会讲优美故事的乳娘，偶然给我讲几个故事，都是很恶心的，譬如讲济公和尚用脓血做药丸给人看病。
难得有空的礼拜天，爸爸在浴缸里放满水，跟我玩用柴油发动的小船在水里行使，看到小船“突突突”地前行，是我最高兴的时刻。
爸爸妈妈对我说，商店里没有那么大的洋娃娃卖，有卖的，一定给我买。那时候，商店里也没有会睁眼闭眼的洋娃娃。是啊，那时刚刚解放，买得起高级洋娃娃的人家不是逃离了中国就是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似乎，那时也不提倡玩洋娃娃。
1954年-1956年短短的三年间，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妈妈因养病可以在家呆着，能像一个真正的主妇那样管理着家庭。爸爸虽然忙，但因为我们宿舍就在学院旁边，他可以一日三餐在家吃饭。一个家庭，孩子与爸爸妈妈能时时在一起，不是幸福是什么？只可惜，我小学一、二年级住校，不能早中晚见到爸爸妈妈。
那时，世界上还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在东欧。为了表示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兄弟般地友好，东欧国家常常来中国开办展览会。是的，印象中只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举办展览会，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只经常派歌舞团来中国演出而不举办展览会。现在恍然大悟，名义上来举办展览会，其实就是来搞促销，推销他们的工业产品，而亚洲那其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比中国还要穷，拿不出工业品来搞促销啊。
当然，只是在中国的大城市搞展览，记得只是在北京和上海。不晓得有没有在武汉搞过。
杭州城市小，除了常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歌舞团来演出外，没有举办过展览。
但我却常常收到在这些展览会上出卖的商品，当然是人家作为礼物送给我的。糖果呀什么的就不屑提了，吃了就忘了，记得的是装糖果的小扁圆铁盒，那精巧的造型与华美的纹饰，让我珍视。
我有一个捷克皮球与一个波兰洋娃娃，它们是我的心爱之物。
捷克皮球——那时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皮球，但人们为了叫得不拗口，还是管捷克斯洛伐克叫捷克。这个捷克皮球，与一般中国产的漆皮花皮球不一般之处在：它是一个丝绒般的皮球，绛红色的。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它穿了一件绛红色的绒外衣而没有一处缝合的线迹？现在我想明白了：用沾满胶水的橡胶皮球往绒末末上一滚，不就天衣无缝了吗？可是8岁的我认知度是有限的。
波兰洋娃娃虽然不大，只有40厘米大，但眉目很清秀，脸儿是鹅蛋脸，跟国内千篇一律的圆脸洋娃娃长得不一样。她还包着三角头巾，跟国内卖的洋娃娃都戴着布睡帽的样子又不同。
这个洋娃娃不仅我这个孩子喜欢，连在杭州读美院附中的六表姐也喜欢，她用我们家的那个台式缝纫机，为波兰洋娃娃做了好几套衣裙，犹如现在为芭比娃娃换衣裙的那个劲。波兰洋娃娃原装的那条裙子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样了。六表姐做的那条是工装背带裙，方方的领口。
家里原先的那个穿红色睡裙的洋娃娃似乎从这时起不受我宠了，被冷落在一边。
哦，那时我还自己做一些小布娃娃。只有做布娃娃我一直很有耐心——我女红似乎样样会做，但都没有耐心做，无论是绣花、钩针、结绒线衣或踩缝纫机做衣服。我只在二十七岁时踩缝纫机做过一件短袖套头杉（当时号称“莫尼克装”），两只袖子还被我左右装反了，穿着不惬意才发觉，从此我就不尝试做衣裳了。
【1】大舅舅张友鸾都为我想要个大洋娃娃在北京商店里东找西找。有信为证：
（注：大舅舅年初说的十岁生日，是指我1955年12月虚岁十岁）
【2】因为父亲在1955年对华东局的夏衍如实反映了浙江省委不重视美术学院的工作（那时杭州的这个美术学院全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与浙江省委的领导结下了梁子。从此，省委一干人大有不把我父亲整下来不罢休的的决心。第一次整他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们从嘉兴公安局调了一个副科长来美院领导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把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的父亲当作叛徒靠边。
父亲是艺术家，性情中人，那受得了这委屈？当即跟省委领导顶了起来。此后日子便更不好过，省委一干人暗中令这个“肃反运动美术学院领导人”制造气氛，网罗小人给我父亲穿小鞋。父亲不能正常工作，于是要求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打算毕业后就留在北京。那是1956年秋天。
父亲到了北京，空余时间就寻找房子，几个月后便把我们母女接到了北京。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爸爸妈妈彼此之间通了若干封信，简直是日记一样的信。里面有关洋娃娃的内容，摘录于下：
妈妈信的片段：
我写的：
妈妈信的片段：
大约他们那时真的没有钱，所以我没有得到这个热望的日本洋娃娃。算来他们俩合起来的工资收入并不低，但爸爸老家的亲属要负担一些生活费，加之妈妈向来手松，不会计划过日子，故而爸爸去了北京多一份开支而我那两个月经常生病，此外还要划出钱来准备搬家路费，所以一下子生活变得拮据起来，甚至还要向邻居借钱应付当下。
我是独女，但他们两口子一直拿我当儿子看待，信中就把我称作“儿子”，大概这也是一种封建思想的残余吧。
1966年：我十九岁，
到了年底我才二十岁
这年我是高三毕业班的了，6月份我们班的同学跟全国所有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一样紧张而忐忑。我有点无所谓，因为上一届同学的命运暗示我，即便功课再好，也可能因“成份”问题跨不进大学门槛。然而，我们班上那些“成份”“好”的同学照样也紧张而忐忑，他们大多是怕功课不好而考不上。
突然，六月初，最高领袖的一份最高指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让这些“成份”“好”的同学，尤其是干部子弟（我们班除了一个高干子弟外，其余都是十三级以下干部的孩子）大有“解放”之感——他们终于可以摆脱复习之苦，不会怕考不上而面对自己父母的难看脸色了。于是，他们无比兴奋地“拿起笔做刀枪”，奋笔疾书大字报，“揭发”老师。虽然，这些老师于1964年教育界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后对他们礼遇有加，宠爱不迭，甚至考试时错了题也不扣分。
我很看不惯，写过了几张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之后，就借口身体不好躲回了家。那个时候，班上的“红五类子弟”（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弟）正在拉山头模仿北京中学生营造“红卫兵”组织呢，无暇管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弟）。不过话说回来，班上其他成份“不好”的同学都非常老实，乖乖地跟着写大字报呢。
（前天，住在新西兰的同学桂芝、立功夫妇来看我，说起这一段，我肯定地说：“我没有写过揭发老师的大字报，绝对没有！”）
一个暑假都平安无事，但随着班上的红卫兵9月份上了北京受到了接见，学习了“西纠”打人抄家“经验”后回来，便不得安宁了。
我不晓得会有此变化，因为我从报上看到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明确地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以为事事听党话的红五类同学，一定会遵守党的决定办事。
本来，9月份我应该去学校参加“运动”的，但听同学校初中部的邻家女孩说，从北京回来后，学校红卫兵在校门口两边张贴了对子与横批，人人过关。要是成分好的无事，成分不好的就麻烦了——
对子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如果成分好，会得意洋洋地进入校门，没事。如果成分不好，就得把对子和横批念一遍，在威风凛凛的红卫兵面前连连说：“我是狗崽子，我该死，我浑蛋！”
这种侮辱自己人格的行为我哪能作?我还是猫在家里得了。
但伟大领袖说“树欲静而风不止”真真的一点不错。
10月6日，同学们来抄家。
我家其实在6月，就被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来抄过。他们来抄，就那个环境来说还有一点由头：俺爸是美术学院的右派，是美院的“专政”对象。但我班上同学来抄家，就说不过去了，我又不是阶级敌人。
再说，那次美院红卫兵抄走的只是父亲的文字（信件、日记等等）与小说《红楼梦》。《红楼梦》是大舅舅的赠予，本来大概不会抄走的，我估计被抄走是由于爸爸的“欲盖弥彰”——好好儿的，别的书他不藏，唯独把这本有大舅舅大段题词的《红楼梦》藏进了衣柜叠整齐的衣服中，当然就引起抄家者的怀疑啰。
这次同学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
我爸是右派，他们肆无忌惮。家里的书籍他们装了两大麻袋，把数百张清代晚期的工笔仕女册页抄走并第二天付之一炬。红卫兵敲敲板壁、跺跺地板，真恨不得在其间（板壁夹层、地板下）找出什么“变天账”来证实我和父亲的反动。忽然，一个红卫兵大叫了起来：“看，这是什么？！”他们觉得看到一只定时炸弹的定时器。
我晓得是小闹钟，但我想故意作弄他们一下，就说：“是定时炸弹！”
他们犹豫了一下。大概他们从我的脸上看到一丝讥讽的味道，便猜到这不过是一只放在铁罐头里的小闹钟而已，马上就不紧张了。
他们一窝蜂地来，一窝蜂地走了，带走了我们家二十年中积攒的一切——爸爸妈妈没有存款，钱都用来买书，买艺术品。现在，所买的绘画与书籍都被装在大麻袋里拿走了，画要烧掉书籍要捣弄成纸浆。
最可恶的是，他们临走还在我家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右派分子女儿李××，抗拒参加文化大革命”云云。
他们走后，院子里的小鬼头们来告诉我：“大姐姐，他们在你家大门上贴了大字报了！”
这样，我就不能从屋里开门了，否则大字报会撕破的，那岂不犯了“破坏大字报罪”了吗？
我从院子大门走到我家大门外，小心翼翼地揭下大字报，卷了起来，第二天去学校，交给了我们班的红卫兵，说：“现在我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你们把大字报收回吧！”他们只好收回。毕竟，他们也都是快二十岁的人了，似乎没那么不讲道理。
他们见我听话返校，倒也没有怎么为难我，只是在放学时，一个女红卫兵郭××招呼了我一声：“我们要把从你家抄来的那些‘封资修’的东西烧掉，你也要在旁边看着烧！”
他们觉得当着我的面焚烧从我家抄去的那些字画很威风，会让我有一种“陪斩”感觉。
当我看到他们在操场边把那些百多张清末的工笔仕女册页堆起来点燃时，胸腔中的气愤终于按捺不住了：“这些古画，你们可以缴到博物馆去，干吗烧掉？！”
接着，我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这些无知无识的“革命小将”们，去车棚推出那辆自行车，骑出校门。
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我隐隐听到脑袋后他们愤懑的叫喊，大概是指责，大概是勒令我回来，但我没去听他们的，因为我的心里也满是愤怒、鄙视！于是他们更怒不可遏了，于是他们让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初中小红卫兵立即骑上自行车把我追回来，接受批判。
在我刚刚骑出校门时，便听得后面有人大声喝喊我的名字，要我停住。
我没停，我知道他们是撵我的人。我更使劲蹬着车踏，双手更紧紧地握住车把。我感到，这辆自行车在这长长的斜坡上，如同离弦的箭似地飞驰。
猛然间，我自行车后轮上的书包架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整个自行车也晃动了一下。幸而我车把握得紧，人和车没被撞翻，依然飞驰。
我觉得他们似乎没追上来，于是回头张望了一下。我看见什么了——远远地，撞我的那个初中部的小子，跌坐在马路中间，朝着我嘴里骂骂咧咧的，旁边是他那辆因撞我而摔坏了的自行车。
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放学的时候，有两个初中部的小子在操场边候着我了。
其中一人，冲着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他妈的狗崽子！”
我回答：“我不是狗崽子，我是人！——我爸爸妈妈没从狗洞里爬出来，他们没叛变，他们是堂堂正正从国民党监狱走出来的！”
对方骂：“你爸爸王八蛋！”
我回骂：“你爸爸王八蛋！”
对方骂：“你爸爸是老右派！”
这下子，可逆了龙鳞了，他们狂怒起来，把我拽走，把我毒打了一顿，鼻青眼肿。事后我知道，骂我的是某省委书记的儿子“米胖”，这几天，这位省委书记正“靠边站”，书记大人的儿子此时的滋味正不好受着呢，我的回骂正戳着他的心窝子呢。
他们把我拽到图书阅览室旁边的读报室，一间约十平米的房间。室内原本放置当日报纸的大阅览桌已经被搬走了，但沿房间一圈供人看报的木条长椅还在。
我被推进门后，就站在小房间的当中，七八个恶狠狠的初中部红卫兵跳到长椅子上，纷纷解下腰间的铜头皮带，向我头上狠狠地打来。
我大叫着：“打人了！打学生了！”“《十六条》规定，学生不准斗学生！”
（前天，来做客的桂芝说：“那天我是跟你一起做卫生的，打扫后，我跟你一起下楼——我去倒垃圾。倒完垃圾回来，就听见你在教学楼楼上大声叫喊。我赶忙去叫我们班的余小慎，他是烈士子弟，又是我们学校一司红卫兵的政委，让他去阻止。他跟我们班的一司同学石欣欢敲了好半天门，那些小鬼才开门，好像还打着他了。”我说：“是的，他一进门，就把我拦在身后，但那些小鬼的皮带没有住手，打到了他。他还说‘都打到我了！’他让小鬼们不要胡来，但那些小鬼却笑话他：‘嘿嘿嘿，你是不是想跟她要好呀？’听到这种话，他也知道这些小鬼在胡搅蛮缠，又告诫了一下就离开了。”）
余小慎离开后，这些家伙更肆无忌惮地抽我，我一面拼命叫，一面用手捂着双眼，心里想：我还要留着一双眼睛看看世道的变化呢！
此时，这些家伙已是轮换着抽我。我只听得为首的“米胖”把皮带交给另一个学生时，那人说：“我抽过了。”其实，那人并没有单独抽过我，我记住的。
已天黑了，去我家进行毁灭性抄家的一伙红卫兵已经来到这房间。他们还带来了“胜利成果”—— 我的几个洋娃娃。
见我还哇啦哇啦叫，“米胖”下令说：“塞住她的口，不许她乱叫！”
于是，他们把洋娃娃的头扭了下来，好剥掉那个穿红色睡裙的洋娃娃身上的睡裙。睡裙塞在我口中。
一股霉味。
那是个十年不玩的洋娃娃，但热衷保留东西的爸爸不知怎么没有扔掉，于是被这批家伙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翻了出来。
此时，我听到一个红卫兵谄媚地对“米胖”说：“打死她没关系！打死她等于打死一条狗——现在，公安局都是帮我们的！”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心凉了：我终于明白眼下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双手被缚、口中被洋娃娃裙子塞住的我，再也不去躲闪铜头皮带，而是默默地走到墙角，面对墙角，任令红卫兵家伙们在我背部恣意抽打。
走到墙角，只是为了眼睛不被打瞎。
我们浙大附中，在1966年秋打死了一个人，一个中年妇女。那是给某老师作保姆的女人，罪名是：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
打死她的女红卫兵没有被追究，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
【附写：我被男红卫兵毒打后，约晚九点左右，在地上睡着了（不允许我睡在长椅上，要我睡在水泥地上）。那天我只穿了一件衬衣，幸而那天有小雨，我为了骑自行车穿上了妈妈斗篷式雨衣（卡其布的），我把斗篷铺在地上睡。忽然，脚踝被一阵鞭打，痛得我醒了。原来是一群女红卫兵。她们用的是一种用玻璃丝编的鞭子，打得很痛，似乎要嵌到肉里那么痛。
我对这个为首的女生说：“你们明天打好不好，我要睡觉。”
她说：“好好，你睡你睡！”
岂料我刚睡着，她又一顿猛抽，把我抽醒……
这位为首的女红卫兵文革后也去了美国，嫁给一位导演，过着幸福的生活。】
【1】该年一月间，我给博友“俗斋主人”博文《制度比良心更重要》的评语——
博主回复：2013-01-16 18:17:17
结庐南山湖畔居2013-01-16 18:32:18
【2】3月6日，我去市场给娃娃们买了玩具。
【3】微博——
织围脖的姑姑：回复@俗斋主人:前几年，我每年花一千元捐助‘母亲水窖’。但现在我觉得这是该国家做的。不过，国家不可能给孩子们买玩具，于是我买。(3月11日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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