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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李其容：小学一年级住校，男孩子向我拜大王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咸鱼翻身”：
班上的男孩子
——小学低年级我住过校
“杜鹃”是新浪博客的博友。她写的文章我时不时要去看看，评论评论。
那天我在“杜鹃”那里评论，说着说着，一不留神就冒出了一句：“我一年级住校，受男孩子欺负……”
杜鹃很纳闷，问：“小学一年级就住校？有自理能力？”
我回答：“建国初期干部子弟小学是寄宿制，没有自理能力也被培养有初步的自理能力——上学前，我的长辫子是保姆梳，住校后，因我不会梳辫子，两条辫子总是毛茸茸的，而其他从保育院来的女孩子的辫子梳得光溜溜的。过了大半年我自己终于会梳辫子了。我们有洗衣阿姨，每个班还有一个生活阿姨，具体关照我们。”
我接着又说：“我应该就此写一篇博文。”
是该写写这个话题了。
1954年我就读的这所学校的公章上是这么写的：浙江省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一般就直呼“干部子弟小学”，标明其收纳的学生均为机关干部子弟。
这所干部子弟小学的前身是1949年建立的“浙江省直属机关保育院”，接纳的是省级机关的干部子弟，是当年的省委书记谭震林叮嘱建立的。那时，全国各地已有干部子弟小学42所，除了机关干部子弟小学，还有军干子弟小学。杭州的另一所寄宿学校叫“西湖小学”，生源均为军干子弟。
这所“浙江省直属机关保育院”后来衍生出了小学部，就是“浙江省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用“衍生”这个词有点不当，错位，但我想不出替代的词了。
1954年我进该校读一年级的时候，校舍还在南山路上，面向西湖，隔条马路跟一公园相对。一年后这所小学搬迁到松木场盖有绿色琉璃瓦的新校舍后，就改称“保俶塔小学”了。
我到现在还很诧异爸爸妈妈怎么舍得把宝贝女儿送到寄宿制学校读书的。当然，爸爸那时工作忙，妈妈那时高血压达220度，要对我进行家庭辅导是有困难，但他们难道不会想到我会受欺负吗？
也许，他们是存心要我过集体生活，自小适应这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模式，好让我成人后进入社会上的集体组织里自在得如鱼得水？
我爸妈是很教条的马列主义者，我现在不得不这么想。
入校后的开头一两个月，确实有点恐怖。
用“恐怖”这个词可能是有些言过其实，但对于一个7岁的女孩子，对于一个任何人都不认得的环境，现在我回想，只得用这个词。
南山路最北头的地段有条弯进去的小马路，小马路与南山路交汇的那个拐弯角，有片被围墙围起来的房子，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这片房子具体怎么样我想不起来了，总是平房，因为我不曾记得爬过楼。这片平房里有教室、有寝室，这片平房被高高的围墙围着。但我住过楼，那是小马路另一边的拐角，对着围墙大门的小楼。那座小楼现在还在，我认得它，因为它很有特色，它长得像外国人。
五十年代的杭州，长得像外国人的建筑只有两座，一座是北山街的新新饭店，一座就是我们学校的隔离室，没错，就是隔离生病孩子的病房。这个病房所在的小楼，有着欧式尖塔，就像积木中的那块我们搭积木房子最后放上去的那个尖塔木块。新新饭店的外国面孔是三层楼上有个圆形的穹顶，就跟画报里俄罗斯建筑的穹顶一样。尖塔屋顶或穹顶屋顶都是小小巧巧的屋顶，因为这两座洋楼都不大。搁在上海或哈尔滨这样的房子也许很多，不足为怪，但杭州那时城区多数都是破破烂烂木结构的板壁房，起码有百多年的历史了。
一座座板壁房躲在被抹上白石灰的夯土墙后面，深藏在小巷里，倒也能引发外地游客怀古之幽思 ，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什么的，但7岁的我不会对此产生怀古的诗情画意，而只会喜欢有尖塔屋顶或穹顶屋顶小楼，觉得它们有种异国情调，很像我看过的外国卡通片里的房子，在那种房子里说不定住着灰姑娘。
躺在隔离室，大约是我来这所小学的两个月后，我发烧了。我扁桃腺一发炎，常常会发烧，现在亦如此。我记得我当时的发烧，让老师很紧张，她们把我当作猩红热，所以隔离了。这么多年来，我只在干部子弟小学听说过猩红热，在别的地方从来没听说过，不晓得怎么回事。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小床上，记不得有医生或是有护士，只记得小小的病房内只有我一人，我望着窗子外的法国梧桐树树冠上的树枝树叶打发时间，很无聊。
刚刚读一年级的最初几个月我非常非常无聊。
好像，班上只有我一人那么无聊，因为其他小朋友都彼此熟悉，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听到他们嘴中总念叨着“我们保育院”“我们保育院”这个让我新鲜的词汇，我隐隐约约猜到，他们都是从一个叫“保育院”的地方来的。因为1954年我来到这个学校，女生都穿着一式一样的连衣裙，是那种没有腰身、胸前打细褶的连衣裙。我还记得那连衣裙的花纹：白底淡淡天蓝色的大花朵，很素雅。男生穿的什么记不清楚了。不过到了二年级，班上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都不穿一式一样的衣裳了，保育院时期的衣裳一定是小了，要家里给做衣裳了。
大多数同学穿得虽然很合身，但并不考究，甚至可以说相当普通：女孩子们夏天穿的一般是白衬衣、花裙子，男孩子们也是穿着白衬衣，只是下身是一律的蓝布裤。脚蹬皮鞋或球鞋的也不多，大半穿的是家制的手工布鞋，不过男生穿的却是圆口无袢的，女生穿的是方口有袢的。
其实，这些干部子弟都生在弟弟妹妹众多的家庭中。像他们这样出身在战争年月、又能活下来的孩子真多亏了保育院的战士们和老区的大伯大娘们。当他们被接回到城里当了首长的父母身边时，差不多都已当上了哥哥或姐姐。处在和平的环境，又在“学苏联，争做光荣妈妈”的口号下，弟弟妹妹接二连三地踊跃生出来，使并不宽裕的家庭陷入拮据的状态中。解放初期的干部，有些权力，但纪律更严；工资高得有限，而负担却是没底——家乡有老迈的双亲，身边有成群的幼儿。加上夫妻二人都有要职在身，不得不雇请奶妈或保姆，实行薪给制之后，保姆费不能报销，这又是一大笔开销，能动用的钞票真是数也数得过来。好在这时的干部还不很虚荣，生活上还能将就着对付，所以他们的小孩穿上老家捎来的或保姆手做的布鞋，是不足为奇的。
我是独养女，妈妈又是学美术的，所以我穿得要讲究些。记得我深秋穿过一件用大人细呢子衣服改过的小外套，我惊讶地发现，这件衣裳跟别的衣裳不一样，水洒上去不会有水滴流下来，全被衣服吸进去了。于是，我高兴地对同学们夸耀：“我有一件吸水衣！”同学们尽管也惊讶，却没怎样我，因为这是一件藏青色的外套，不令人注目。
可我穿着妈妈为我精心打扮的那套很洋气的衣裙与法兰西帽，就遭霉运了，让我成了全校同学奚落的对象。
那时穿灯芯绒的同学很少，我记得全校只有几个男孩子穿咖啡色的灯芯绒茄克衫。可妈妈给我穿上了一件朱红色的灯芯绒短外套，配了一条不过膝盖的暗红格子线呢百褶裙。这也倒罢了，虽注目，却挑不出什么毛病。让那些男孩子们跟着我身后喊“死人吊孝”的是因为我戴了一顶白色的法兰西帽。那几天我走到哪儿，那群男孩子就围牢我骂到哪儿，足足骂了整整一星期，我气得哭起来，没有什么办法好想，因为这星期不能回家，我只好穿这身衣服被他们一再骂。
全校只我一人穿这么洋气的衣裳，所以我接纳的都是女孩子们冷冷的眼光。男孩子们这么追着骂我，是不是女孩子们在后头挑唆的？不得而知。反正，我经常受到女生们不友好的对待。
现在想来，这些男生骂什么不好偏骂我“死人吊孝”，真也是够土的。
多年后，听说过一句俗语曰“咸鱼翻身”。总之，我后来咸鱼翻身了。且听我慢慢叙来。
既为“干部子弟小学”，当然收的都是干部子弟，五十年代初，“干部”这词算是专用名词，指的是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了官的那批人。官有大小，干部子弟小学不是哪个干部的孩子都能进的，用级别界定官阶的大小有一条杠杠：13级。一般说来，13级以上的算做是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干部了。
进干部子弟小学是不是要13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才够标准我不太吃得准，但干小学生的父母都是清一色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则是一定的。学生家长的级别有大有小，记得同班两个孩子的家长是话剧团的虽低于13级，但都在解放战争中部队文工团干过。他们两个能进入干小，大概是与同一个保育院的同学们一起升上来的吧。
不过，我们一年级的孩子人小鬼大，刚刚进小学就懂得攀比了，比谁的爸爸官做得大。
“我爸爸有两个警卫员！”
“我爸爸坐小包车！”
“你爸是几级？”
“那你爸是几级？”
“你爸是干什么的？”
“那你爸是干什么的？”
我不晓得。
于是星期六下午回家后，看爸爸在家，就问：“爸爸，你是干什么的？”
我根本不知道爸爸是党委书记，爸爸从来没向我脑子里灌输这个概念。倒是比我高一年级的莫大林，晓得他爸爸是美院的院长，动不动就向人炫耀：“我爸爸是院长！”我爸不知从哪儿听到莫朴儿子有这德性，就在饭桌上笑谈。
那天我这么问，引起爸爸的警觉：“你问这干什么？”
大概此刻我也觉得这么问总不大好，就支支吾吾地说：“嗯，是小朋友这么问我的……”
爸爸脸上漾起了讥讽的笑意，对我说：“星期一你去告诉他们：我爸爸是教书的！”
我虽然还不到8岁，但觉得“教书的”似乎不是特能傲人的工作。星期一当我被问起“你回家问过没有，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就故意很神气地说：“我爸是教授！”
其实，那会儿我根本不知道“教授”是份什么工作，但听上去总比“教书的”有身份、有地位似的。
我们班倒是有一个全省最大官的儿子——江华的儿子。江华是省委第一书记。他跟他哥哥都在干部子弟小学读，他哥哥是高年级，他是低年级。为了显摆他俩的爸爸最大，他俩星期一不跟全校同学那样坐校车来，而是坐三轮车来，这我印象很深。
吴小白（江华小儿子）被安排跟我同座，大概是我功课好，老师让我有意无意地带带他。这是一个长得平平、学习成绩平平，个子不高的孩子，连调皮劲也是平平。
记得一年级我跟吴小白被指定为班长，我是正班长，他是副班长。那年我们都被指定为值日生。每班两个值日生。这值日生不同于我后来在平民学校读书、放学后打扫卫生的值日生，我们被斜挂上镶有黄色流苏的红缎子绶带，神气活现。值日生除了喊“起立”之外，每天下午上课时负责给进入教室的同学们点一滴鱼肝油。
是为了加强营养。我们每个月要交十五元的伙食费，这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常常是我星期一带着这十五元到校交出去的，是交给老师还是交给生活阿姨这我忘了。这十五元除了一日三餐，还包括早上的牛奶、鱼肝油，大概还有钙片。
早上的牛奶是被放在一个浅浅的搪瓷碗里，放在每人的课桌上的。浅浅搪瓷碗是绿白两色的抽象花纹，像水波那样无定势。由于是浅浅的碗，等我们在食堂吃完早饭后进教室，课桌上的那碗牛奶早就结了一层翳，牛奶味特重。我是不吃牛奶的，尤其那层滑溜溜的翳更让我腻心。老师（或生活阿姨）动员几次后就随我去了，反正学校不吃亏！
星期六中午的那餐特别好，我记得常常是虾仁炒茭白，还勾了一层特别鲜美的芡汁。晚上在家里的饭桌上，爸爸总会问我“中午吃的是什么”时，我就如实回答。当他听说炒虾仁只会在星期六才能吃到，眼中便露出讥讽的神色。
再回过来说鱼肝油。
值日生在同学们吃过中饭休息过一会上课前，就堵在教室门口，让每个人歪着头张开嘴接受带有橡皮捏头的玻璃吸管滴出来的那一滴鱼肝油。值日生的手当然要高过同学的歪着的脑袋。
那日，是吴小白给我们滴鱼肝油。
我头歪着，等着这一滴落到口中。
五秒十秒过去了，怎么带有腥味的鱼肝油还不落在我的嘴巴里呀？
我直起头，看到吴小白一脸坏笑：吸管里并没有鱼肝油！见我瞪他，就连忙补起了这一滴。所以我说他只是小调皮而已。
二年级他好像转学走了。我再见到他，是1968年，在西湖边某个不大的院落里。他们这些住84号省府大院的孩子们都集中住这里，因为他们的爸爸都成了走资派，被造反派软禁了。我去这不大的院落是去找我的要好朋友盛小露的，她爸爸是省委宣传部长盛华。盛小露当时是杭一中高三的。当我从盛小露住的屋子里走出来，看到另一间屋子门被打开了，里面有两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大的男生，其中一个看到我就说了一句：“李其容，大右派！”
我瞧了一眼这个人，认出是长大了吴小白，因为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头是标记。我冷冷看了他一眼，没理会他的挑衅。真不明白，他妈妈吴仲廉在文革初期就自杀了，爸爸被软禁了，他竟然还……真是“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
再回过来说干小。
我不是说过穿得漂亮被男孩子追着骂？那是二年级的事，还是别的班的男孩子，他们仅是骂骂而已，而我刚刚到干小的一年级上学期，我还被几个男孩子打呢！起因是什么我忘了，当下我脑子里的镜头就是我被两三个男孩子压在教室的地板上，他们骑在我背上用拳头揍我。
我虽然叫喊，但没有哭。而且不知怎么一来，我突然使劲翻身过来，他们没弄稳，便一下子全摔在地板上。这回我仗着自己个子高，力气比他们大，就骑在一个男孩子身上也用拳头揍他，其他两个男孩子并没有来帮他。这男孩子服输叫饶了。
班上数我个子最高，不仅比女孩子高，比男孩子们更高，甚至比某几个男孩子要高出一个头——男孩子发育迟，本来比同岁的女孩子矮一点，他们要到初中才蹿个子。
大概我自小营养好，所以才长得高。再说，我爸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硬生生让我一而再地读幼儿园大班，跟苏联孩子一样七足岁才上小学故而我七岁半的我（我生日月份小，在12月）比全班同学都大几个月，所以力气也大些。
男孩子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转而欺负班上的其他女孩子。一日，我正坐在空无旁人的阅览室地板上看地板上堆着的小人书，忽然，班上七八个女孩子被男孩子们赶着到了这里，于是男孩子们就开始打那些女孩子们却没有动我。女孩子们哭作一团。我赶忙把校长叫来，才制止了男孩子们的欺负。
忽然间，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跟我很好了。我脑子里的另一个镜头就是我在课桌上应他们的要求画画，好几个男孩子伏在我身后看我用蜡笔画，最后头的男孩子看不见，就站在我椅子后面的那条横档上看，幸而这孩子体重比较轻。
因为我读书迟，所以我智力比岁数小的同班同学高，在班上成绩最棒，这一点也是男孩子们最后服了我的原因吧，总之，他们让我做了班上的“大王”。
是真的，就是“大王”。在我们干小，有“拜大王”的风气，班上往往还不是男孩子当大王，是那些学习成绩好、有凝聚力的女孩子当“大王”。
一年级两个班，乙班是我这个班长当“大王”，甲班是他们的女班长周×怡当“大王”。
现在想来，之所以有“拜大王”的风气，是不是跟这些孩子们的老子身上有某种流寇习气有关？中国几千年一路过来，占山为王、强者为王、胜者为王已深为烙印了。这种烙印，到了1966年就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出现，干部子弟的口号，红卫兵的口号。
周×怡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她比我顺，她爸爸没有当右派，所以她成了杭一中最早的学生党员之一。1965年杭一中发展了第一批学生党员，两个。另一个是我的好朋友盛小露。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学生党员在文革中都患了精神病，大概是受不了父亲突然变成“走资派”，自己成了“狗崽子”的翻天覆地变化所致。而我，十岁起就成了被人唾骂的“小右派”，到二十岁文革时，已是“城墙上的麻雀——见过炮火”的“运动员”，精神格外坚强，即便被红卫兵毒打后也想得开。当红卫兵们要“遣送”我去老家，我还自得其乐地想：“正好我老家一趟也没去过，他们送我去我就顺便玩一趟……”
七十年代末，当我回了杭州住南山路的美院宿舍，时而看到穿得花枝招展而不入调的周×怡在南山路上走来走去，疯得不轻。市委书记的宿舍就在南山路。
盛小露前些年去世了，大半生都在这个病中。
咦，怎么扯到这上头来了?不过我的主题“咸鱼翻身”的故事讲完了，说的是被男孩子打的我是怎么成了“大王”的。
七十多岁回首往事，有一点感触最深：环境是最能改造人的。如果……如果……
文革后，我母亲家的一些怕事的老亲戚们跟我们恢复了来往。说他们怕事，是因为他们无论是家庭成份也好、个人历史也好，都是“有问题”的，我母亲家族还是我父亲家族，没一个是“根正苗红”的。所以，他们1957年之后不敢跟我们这个右派家庭沾边，是唯恐被左派们指责“立场不稳”，罪上加罪。
文革后，他们来看我们了，这些老亲戚不是省灯的油，顺便把以往不敢说的话肆无忌惮地对我说了：“你要不是你爸后来当了右派，你也会跟文革初期那些红卫兵一样很凶的！”
我有点不服气，虽然懒得跟他们辩，心里却想：“文革初那些打人的红卫兵，都是些不爱看书的家伙们，没有人性……爱大量看中外名著的干部子弟一般不打人。以我诗礼之家的教养，我怎么会打人？看扁了我，哼！”
然而这些日子我写“小学低年级我住过校”系列，却反思了。
说不定……当然，动手打人是不会的；说粗话是不会的，但也许，我管“五类份子”子女叫“狗崽子”是可能的，认为自己血统高贵是可能的。
因为，我想起自己当“大王”的二年级。
二年级，1955年。那一年，校址在南山路的干部子弟小学搬迁了，有着绿色琉璃瓦的宫殿式校舍突兀地矗立在宝石山附近的一片农田中。当然，现在那片农田已然变成大街小巷纵横的居民区，校舍被湮没其间。
面对西湖的宝石山上有一座实心宝塔，但凡来杭州必去断桥的游客一定见过那座美丽的宝塔，但大多数叫不出这塔的名称。我来告诉你们,这叫“保俶塔”，而搬进新校舍的干部子弟小学改换了个新校名，曰“保俶塔小学”。为什么要改名字，不那么直白地称“干部子弟小学”？不得而知。可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们的情绪、照顾工农群众的情绪——把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所享受的特权隐匿起来大概比较妥当。五十年代，给工农群众造成的印象是“我们工农当家作主人了”，主人的孩子“小主人”们却不能随便进入干部子弟小学，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校名不那么直白为妥。
有关改校名之说是我现在的想当然，诸位可以不苟同。
然而，那时——我这么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悄悄地滋长了高人一等的感觉，尤其是我傍晚在校园里坐在荡船上荡啊荡的时候，发觉稀疏的竹篱笆外，一些附近的农家孩子脸贴着竹篱笆，从缝隙中眼巴巴地看我们嬉戏的时候，洋洋自得便油然而生。
更让我产生幸福感的是我二下年级时不仅加入了少先队，还被选上了中队长，尽管我们那个中队够年纪入队的连二十个人都不到。
我是全票被选上的，一共被选上的是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中队长，一个是学习委员，一个是体育委员。那时的三好生的标准是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
因为我在班上学习成绩最好，所以班主任王德华老师要我当学习委员。我坚决不干，我说：“我要当中队长，我票数比他们多！”
之所以六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个细节，是当时王老师很不悦地说了我：“人小，官瘾却不小！”但拗不过还是让我当了中队长。
我不晓得“官瘾”是什么意思，但不敢回家问爸妈，我晓得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说法，若被爸妈反问为何要这么问，不是要被他们批了？我才不傻。但“官瘾”这个词一直存在我心中，后来课外书看多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顺便说说，我这人不喜欢死记硬背一切东西，但一些中文词汇不知不觉就记住了，要写什么的时候就会蹦出来。现在更好了，仅仅记住词汇中的一个字，都能百度出来写上，好像我这个人词汇量很大似的。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想弄懂它，所以脑子里很多地方是空的，说明我这人很懒。
当了中队长，我这民间的“大王”擢升成官方的头目，在班上成了说一不二的人物。产生了权力感。开始滥用权力了。
前些年，一个老朋友来看我，告诉我一件事，这事我写到博文里了，博文题目是《小薇来看我》。
博文里有这么一段——
小薇也笑着说；“知道吗，我高中考到杭一中这个新学校时，班上有个叫胡静的女生刚开始老也不搭理我，后来才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是我小学的同学李其容呢——骄傲的大王！你们实在长得太像了！’”
我知道胡静为什么十年后还那么恨我，因为那时我滥用了权力。我还记得。
起因是什么我忘了，反正我跟她吵嘴了，不跟她“好”了。我自己不跟她好、不理她还不解恨，仗着自己的威风，我要全班同学都不跟她好，都不理她。
一连好几天，大家果真都不理她，孤立她。可这丫头也真倔，宁愿一个人孤零零地玩，孤零零地吃饭孤零零地在寝室里谁也不搭理她，她也不搭理大家，就是不来求我。临了我也觉得这样下去挺没滋味的，把她叫到一旁，说：“我们还是好了吧！”她点点头。
这叫什么事啊，到头来，还是我求的她。
以后我就再也不这样做了。说到底，我本质上并不跋扈：三年级时保俶塔小学专收干部子弟的属性变了， 不能住校了，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作鸟兽散转到一般的小学里去了，我在其他小学里还是很有亲和力，总是被同学们选作中队长或大队长。不过，慢慢地是我自己倒是不大合群了，我喜欢看书而除了一个叫汪祥辉的男生喜欢看书外，没有同学可谈的。六年级，正好碰到一个极为势利的班主任，他不许同学们选我当中队长，说我爸爸是右派，这时我彻底被孤立了。我也尝到被孤立的滋味了。
如果…如果…
如果干部子弟小学不解散，我父亲没有戴帽子，我一直是那么顺的话，我不晓得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太顺的人会太自我，太自我的人则往往目中无人，到文革初期，目中无人的人，哪怕是女生，对受虐待的“五类份子”及其家属，不会同情，哪怕不打人但她们眼中射出的冷冷的目光如同利剑那样会刺伤人。
我二年级相当顺。
当了中队长、三好生不说，我还在歌舞剧《花儿朵朵开》里充任主角春姑娘。
是新来的体育女老师杨梅林选中我的。
大家都很喜欢浓眉大眼的杨梅林老师，就连耷拉在她胸前两根粗粗的辫子也喜欢。甚至，有同学故意到我面前说给我听，希望我听了不高兴：“杨老师的辫子比你长！”
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第一，我知道自己的长辫子全校最长，我这个人总是很自信。其次，我本人也很喜欢杨老师。
到了二年级，我自己已经能把长辫子梳得光溜溜的了
三幕歌舞剧《花儿朵朵开》表演的是随着春姑娘的到来，所有的鲜花都绽放了——桃花、梅花、李花，只有讨厌的牛蒡草来捣乱，春姑娘就团结众花儿们驱逐了牛蒡草。
主角春姑娘是在好几个女孩子当中遴选的，其中有当时的副省长霍士廉的女儿霍玲，她现在作为少将退休了。
我们几个女孩子在杨老师的钢琴弹奏下试音：1 3 5 3 1（啊-啊-啊-啊-啊），反复唱这几个音阶，逐次升高调门唱。我记得我最后使尽力也“啊”不上去了，杨老师这才把手从琴键上收回。
我是在小花骨朵们伏在地上时出场的，轻盈地蜻蜓点水般地舞着出来，舒展着双臂边舞边唱“啊 ～～啊～～，亲爱的祖国 亲爱的大地 春天又来到了， 来到你身旁…… ”
起先的这几句是开场，所以印象深，后面的记不全了。好像有“小种籽，快快长……”“起来吧起来吧，快快长啊开成一朵花……”昨晚在网上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优美的儿童歌舞剧了。这个剧作被大家遗忘了。遗忘，是人类的秉性，所以人们拼命要做点什么好名垂青史，而小老百姓用自拍杆处处留芳。
尽管整个剧记不大清了，但我的春姑娘扮相我还是记得很分明的。这齣剧是要到市里参加什么汇演的，所以校长陈朱帘不惜工本让学校给我们这些女孩子们做漂亮的行头。我这个春姑娘当然是竭尽老师们的想象被打扮啦——
用薄绸子给我做了一身连衣裙，苹果绿的薄绸子。裙裾与露出光胳膊的袖口，是用荷叶边镶上的。最为巧思妙想的是我的发式：像维吾尔姑娘那样给我的长辫子分梳成24根小辫子，上面还戴了个压发花环，用苹果绿的皱纸做成一朵朵纸花，串起来编成花环。
但是让我光着脚跳舞。现在想来，一是为了显示春姑娘的自然气息，二来没有合适的鞋子让春姑娘穿：布鞋皮鞋都不合适，只有芭蕾舞鞋还可以，但哪儿去找芭蕾舞鞋呢？就是找到了李其容也不会跳芭蕾舞呀！
记得那天在市里演出后，校车把我们一个个参与演出的同学与老师送到家门口。那天是个什么节日，美院礼堂里也在演节目，我就穿着春姑娘的戏服直接走到后台，找充当报幕员的六表姐在后台看大学生演出。我还特地让自己在后台演员出口处若隐若现地露一下，让台下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看到我穿得这么漂亮（戏服让我星期一还给学校），还梳着24根小辫子。当然，压发花环是不戴了……
那时那刻，我心里充满着幸福感。
在没有建立博客的多年前，我还会觉得五十年代的孩子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博客打开了我的眼界，由此我知道，五十年代有家里大人被镇压的、被抓走的、被批斗的，他们这些孩子没有幸福的童年。
李其容：幼儿也会有坏心思，
我曾讹诈过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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