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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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李其容：同学父母自杀后，她收留无家可归的同学弟妹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要不是我们身边还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善良小人物，在那黑暗的十年，成千上万受迫害的人会窒息而亡……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我和洁同学受到过这份善良，来自66届的同班同学，虽然她们给予的善良用不同的形式体现。
01
善良的美珠，是我首先要介绍给大家的。
她善良的施予对象，并不是我。
我父亲一直教导我怎么看人：“看一个人，不要看他如何对你，而要看他怎样对别人。”
历经坎坷、人生大起大落的父亲，识别人的方法，是经验、是教训的总结。
美珠是跟我在性格上、喜好上都是迥然有别的同学。所以，她那会儿唱的越剧段子，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我们这个班，从本校初中直接升上来的不多，绝大部分同学都是从外校考上来的，我和美珠亦是。
我刚进高一，就被指定为班文娱委员。
才“上马”一个星期，就要组织和高三共开一个联欢会，因为高三和我们班结为了“友谊班”，要开个联欢会以示庆祝。
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我就一一落实。听说美珠会唱越剧，我就约她唱一段，她挺痛快地就答应了，并不要我一再动员。
那时候，小型联欢会风行“击鼓传花”：随着急促的鼓点，一朵硕大的纸花迅速地在围成一圈的同学中传递。一旦敲击小鼓的同学住手了，接到纸花的同学就得离开座位去表演节目。所以，大家都如同避瘟神似地把这纸花急急忙忙地掷给挨着坐的人——那时的学生都不习惯抛头露面。
我们这个班是刚组成的班，对众位同学的“演出水平”我心中无底，又怕万一有谁不高兴表演，冷了场就尴尬了。于是我就跟高三的文娱委员商议，让接到花的那位同学上台抓阄，揉成一团的纸条上写着的是事先安排好的小节目。
话说那日某同学抓到了一个小纸团，打开并读出了上面的文字：“高一班越剧清唱。”
美珠站在圈子的中心，倒也不怯场，落落大方的样子，开口便唱了起来：“从前是，婆婆媳妇不和气；现在是，大家开开心心过日子……”
我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竟然在同学联欢会上唱起了这个，分明是在宣传婚姻法么！也怪我大大咧咧，事先没想到去问一下她唱什么内容！
在座的两个班级的同学，先是跟我一样，都愣了，接着听明白了，互相就笑开了，像传染病一样。我也想笑，但只得使劲憋住，因为我知道站在讲台上的我要是笑了，全场会哄笑的。但毕竟还是忍不住，我就冲到教室外，站了几分钟，听到了击鼓声重响起才溜回教室……
她的性格温和，是一板一眼的人，很听话的。老师大约是看中了她这点吧，高三就安排她跟我坐一张课桌。
老师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之前，我跟好几个女同学坐过，因为我爱在上副课或自修时，总引发身旁的女同学跟我聊天，老师奈何我不得。
我跟魏娜坐过。她可是功课特棒的女生，数理化与俄语都比我强，但她爱听故事。于是，在上副课的时候，我就小声地给她讲我将要写的小说：里面的情节，里面男女主人公的性格与情缘。她先是听得一愣一愣的，但到末了，就抱怨我：“李其容，跟你坐一起，上课都没心思了！”
老师知道这一情况，就安排我和宁同学同座。
当我知道宁同学的爷爷是著名的中医生后，瞅着上自修课了，我就对她说：“我知道你爷爷住在怎样的宅子里！”
她不相信，我就画给她看：“喏，你爷爷家的大门是在又厚又高的青石门框里的，两扇木门都涂上了黑漆。”
“嗯，是的。”
“一进去，就是一溜排着的水缸，有一只里面养了荷花，有一只里面养了金鱼。”
“你怎么晓得？”
……这么着，宁同学的成绩也下降了。
最后安排美珠与我同座。
这回我没辙了。
任由我怎么逗她说话，她就是像泥菩萨似地闭着不开口。一回两回，搞得我很没趣，于是就再也不想着跟她说话了，只好闷着在课桌底下看小说。
顺带说一下，我是个忍受不了枯燥生活的人。我可以大段时间沉浸在阅读中（因为被阅读的那些不枯燥），却忍受不了老师在课堂上枯燥地照本宣科——所讲的那些，只是反复说道，一点增加的知识也没有，分明课本看上十几分钟就可以明白的，何必要听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又讲呢？所以，到了中学阶段，我上课就不那么“专心听讲”了。
我生性倔，碰到不讲道理的事，就非得把道理说明白不可；而她生性平和，所以常会来劝导我：“算了，算了……”
那次物理单元考试，我分明估摸着会得90分以上，可发下来的卷子却被判为70多，只因为我把题目某处的计算单位换算错了，一道主题被扣了20分，虽然我解题思路、解题的公式是对的。
正在此时，前面坐着的班团支部书记（省委秘书长的儿子）扭回头，乐滋滋地把他考了90分的卷子给我看。不看不打紧，一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一道大题，他不仅答案错了，引用的公式也不对头，根本是理解上出了问题嘛，但老师才只稍微扣了几分，于是便是90分了。
我不干了，立马站起来，要找校长把道理扯明白。
美珠连忙拉住我：“不要去，不要去，会说你‘为分数而学习’的！”
我哪听得进啊：“你别管我！”
就这样，我依然找了校长。校长大概批评了物理老师了，于是这位身为班主任的物理老师恨透了我，在文革中甚至想把我弄成反革命。
谁承想，性格朴实温和、行事循规蹈矩的美珠，后来竟做了一件大家都没想到的事，那是特仗义、特善良之举，一般人做不到的。
……直到文革开始，我才突然发觉，班上除了我和另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之外，还有好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哩！
我们这个班，是由两拨人组成的：一拨是成分好而功课不太好的，一拨是成分不太好而功课较好的。那些成分好的干部子弟或工农子弟，在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都特爱显摆自己“根正苗红”，于是大家都迅速地知道了班上哪些人是“红”的。
那时像我这样成分不好的自然是灰溜溜的，但除了我和那位男生之外，其他几个都没有暴露，而那个男生也是偶尔在参加飞行员体检及格而未被录取后，大家才知道他没通过“家庭成份”这一关。以现在的说法，那些没有暴露的同学，都是处事“比较低调”，不引人注目、不招风。
洁同学的父母都是国民党员，大家一直不知道却也是有道理的：普通的国民党员只算一般的历史问题而已，并不划在“五类分子”之列，所以混混也就过去了。
虽然同学们不知道，洁同学自己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她平时表现得也比较积极，还努力靠拢团组织，准备入团。
哪知道，文革还没开始几年，就传来了她父亲自杀的消息——她父亲不在杭州工作，是在下面的某县里工作，职员。
我们都愣了，而偏在此时，她报名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事被批准了。她要离开母亲和弟弟妹妹远行了。
不知那是第几批赴黑龙江的，送行时我也去了。
载着知青驶往遥远北方的列车，并没有停在正规的火车站里，是停在离钱塘江大桥不远的闸口站，一个货运站上。
列车下，送行的人远望过去黑压压的一片。
只有亲人可以上车送行话别，我就只能和别的送行同学站在列车下，看着这一切或跟车内的同学喊上毫无意义的几句话。
我清楚地记得，初中部某同学的姐姐哭肿了的双眼和她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跟妹妹叮嘱又叮嘱、交代又交代的情景：当姐姐的手里还不停地给妹妹收拾着，把一个旅行包放在货架上也不是，放在座椅下也不是。而那位当妹妹的，根本没有心思听姐姐所说的，却只顾自己东看看、西看看，有时还会对我们车下的人做出一个勉强的微笑。
我已记不得是不是铁路员工发出了什么信号，总之，送别的亲人都纷纷下了列车。
最后一刻的道别……再拉拉手。
这是我看到的那最后的一刻。
洁同学的妈妈踮着脚，在车厢下拉着女儿的手，而泣不成声的女儿却把头扭了过去，她不愿意把自己的难受给妈妈留下最后的印象。
快乐是要分享的，而难过，就留给自己吧。
就在火车徐徐开动并尖锐地发出鸣笛“呜——”地那一刻，突然间，车上车下人上千的人同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哇……”，撼天动地。
某同学把洁同学与妈妈告别的最后一刻拍了下来。
岂料这一瞬间是她们母女生离死别的最后一刻！
一个月后，洁同学回到了杭州——她接到了通知：母亲也自尽了……
倏忽几个月间，做父母的狠心抛下了三个孩子，相携共赴黄泉。
洁同学回杭时，正是我在杭州的最后几天，因为我也要回老家插队了。不过，为了洁同学，我与她姨夫正面“交火”了一次。
她姨夫是个处级干部的料儿，官不大却官腔大，说的净是些没有人味的话。他要洁同学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父母划清界线，要她尽快地返回黑龙江，不要因此而影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云云。
我火了，问他：“那她的弟弟妹妹谁照管？”
回答是：“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之类的混账话。
过了几天，我就走了。以后便跟同学们断了联系——大家都各自去了插队的落户地，天各一方、散落各处。我是独自走的，我父亲怕我怕受委屈，特地安排我回老家。那时插队落户，除了学校安排，尚有可自己“投亲靠友”这一条路。我叔叔是县供销社干部，但他的家属是农业户口，在生产队，所以我父亲把我安置在那里，真用心良苦。
刚刚插队的那一阵子，我也会想一想洁同学：不晓得她怎么样了，回黑龙江了没有，若回去，她上初一的妹妹和上小学的弟弟谁管呢？看来有这样的姨夫，她姨妈是不会管了的……虽然，这一切让我牵挂，但日久天长之后，我也就淡忘了。
插队两年后我回到杭州，户口却被老家地方上的人卡住不放，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连我的粮票油票也被那些老乡瓜分了……“亲不亲，家乡人”，唉！
那几年，我除了跟父亲学画而外，就是找代课、替美院校办工厂画假冒的“农民画”（国家换外汇需要）的工作机会，但就是这样的机会也很少。
这段时候，下乡的同学，除了少数干部子弟开后门入伍外，其他同学基本上都还在天南地北的农村或农场里，我不晓得他们在哪里。
嫁人生子、随着父亲的平反正式在美院工作后，我就更忙了——为小家庭、为熟悉新工作而操心、而忙碌。
我依然没有与同学们联系。
不是没有可能联系，因为这会儿，同学们陆陆续续地被“抽”了上来，上到城市里工作。自然不可能全部都回杭州，但在杭州工作的那些同学，我还是基本上不联系。
我怕触动那块结了痂的伤口。与他们联系、见面，如同揭去痂，那些不堪的回忆会使我的伤口依然流血。
再说了（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交结的朋友都在校外、在单位外，不知怎么回事。自1972年回杭后，经常跟我一起的女友是杭一中的双辉与杭四中的丁珊。但她们两个，结婚生子之后，与我也疏于往来了……女人间的友情总是在小家庭之下的，呵呵。
直到1992年，逢浙大附中整数的校庆（恕我忘了是多少年），几个同学找上我去母校参加校庆，但我还是婉拒了，不愿见那些人。
我自忖我并不是记仇很深的人。因为，那次参与毒打我的一个初中部的女同学，文革后期被查出其父是叛徒、找对象很不顺当的时候，她的干妈（我的忘年交）找到我，要我帮忙，我还是帮忙的，虽说我并不热衷于替人介绍对象之类的事。介绍成功：男方是我同班同学，现在在华尔街工作，他们的儿子则在微软公司工作。
这次，就是在来探望我的同学口中，我知道了美珠的义举——是她，帮助了洁同学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洁同学的姨夫左得发狂，一直逼着洁同学返黑龙江，却又不肯收留洁同学的弟弟妹妹在自己家中抚养。
大约此时，洁同学的住所也被收了回去，因为这是洁同学母亲单位的房子。
这三个孤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怎么生存？
善良的美珠把他们三个接到了自己家里，一住年多，直到市政府安排了洁同学去牛奶场工作并找到了对象。
我听到这些，感动不已。
要知道。美珠的家境极其一般——我知道她住在工厂区，不晓得是工人家庭还是小职员家庭的，总之，不属于经济宽裕的家庭。
况且，在那讲“阶级斗争”“成分”的年代，把双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国民党党员的子女带回家，是要有勇气的，连洁同学的亲姨妈都没有这种勇气。
况且，美珠当时还在杭州附近的农村插队，自顾不暇……
我不知道，美珠是如何说服她父母的，想来她的父母也是极为忠厚、善良的人。
总之，我不晓得我处于美珠的那种环境中，会不会作出这样的善举、这样的义举。
再广而想之，当时有许多人，也许会在背地里咒骂当局、倾泻愤懑，但他们若碰到这样的事，会不会默默地、不计后果地向一个急需帮助的弱者，施以援手呢……
自此，美珠是我的表率。
02
文革，1966年的文革，已近六十年了，我是从聂元梓大字报被广播那天算起的——1966年5月31日，因为自从那天后整个中国就不得安生，搞了十年。
文革中，我这个“右派”女儿、“狗崽子”自然是吃够苦头，被抄家、被毒打不说，还险险乎被打成“现反”（现行反革命） 。要不是同班的张敏明同学坚持实事求是，恐怕我就会被进校的工宣队整到牢狱里去了。
1968年，我们66届高中毕业班的同学，纷纷接到通知，说是要“复课闹革命”。
我们下几届的同学“复课”倒有课可上，可我们早已上完了中学的所有课程，要不是两年前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这拨人已然作鸟兽散了——考上大学的在大学里读书、没考上的被动员下乡插队，要不，就是赖在家中做“待业青年”，那时叫“社会青年”。
其实在一年前的1967年10月，就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各个学校的师生“复课闹革命”了，但那时派仗闹得正酣，谁敢回学校？
现在，进入我校的工宣队都是杭州工厂里的造反派成员，有几个人我不清楚，派到我们班的是一个瘦长的人，那张黄脸也是瘦瘦的，此人约莫有三十多近四十岁模样。
何谓 “工宣队”？
原来，1968年大专院校文革搞得收不了场，于是北京61个工厂三万多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夏天进驻学校，要学生“复课闹革命”。到底学生是不是真的复了课、闹了革命，我不得而知，但我们外省总比首都慢几拍，我们浙大附中进驻工宣队大概是1969年年初。
我对于去“广阔天地”，一直是抗拒的。其间有我自小娇气、不爱劳动的原因，也有思想“落后”的原因——自父亲被划成右派我这个多年来的优秀生被排斥后，我就“不思上进”，这让“形右实左”的父亲很担心与恼火。
过了一年，浙大附中的工宣队进驻了，“形右实左”的父亲又把教育我的期望放在工宣队那里。
然而，父亲不知道他自己虽然思想紧跟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经把他定为“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的阶级敌人，但总归是阶级敌人。所以，他的女儿就是阶级敌人的女儿。代表党领导学校教育革命的工宣队对这样的学生，恨不能也打成小反革命才好呢！
于是，就出现下面的一幕：
那天，在教室里，瘦长脸的工宣队员让我们班几十个同学集中站着，听他说话。
我回忆不起来了，为什么教室里我们这些同学会站在一块堆？课桌椅都到哪儿去了？
环境描述无关紧要，反正那天我们这些同学一块堆站着的。
张敏明同学挨着我站。
就因为她挨着我站，所以才会险险乎产生“事件”。
在工宣队员说话前——写到这会儿，我想用“训话”，觉不妥；想用“作报告”，也不妥，只好用中性的“说话”了。
在工宣队员要说话还没说话的当儿，张敏明突然问我：“我问你，‘祖国’与‘国家’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我来说，这是很好分辨的概念，然而我没有迅速答复而是过了一两秒钟，很谨慎地回答：“‘国家’，是世界上一块块土地上一个个政府领导的地方，而‘祖国’，是我们出生的国家。”
但这样语焉不详的回答显然没能满足张敏明同学的求知欲，她锲而不舍地再问：“你举举例子看！”
我于是举例，同样是很谨慎地举例：“譬如阿尔巴尼亚，那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我们的祖国。”
这回解释得很清楚了，张敏明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我俩的对话，因为在教室内很静的环境中，所以许多人都听到了，听得很分明。瘦长脸的工宣队员也听到了。
哪知过了两分钟，由他对我们“讲话”时，一张口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李其容，你刚才说‘美国是我们的祖国’？！”
我脑子要炸了，他这是要栽赃于我呀，要把我打成“现反”呀！
我虽然气愤，但我还是冷静：“我没有那样说，我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我们的祖国’！你问张敏明同学好了！”
“张敏明，刚才你是不是听到她说：‘美国是我们的祖国’？”
“没有，她没有那样说，她说的是‘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国家但不是我们的祖国’！”
工宣队员脸上挂不住了，他以为能配合他整我的张敏明居然不跟他合作！于是他恶狠狠地威胁张敏明：“你竟敢包庇现反李其容？！你要是包庇她，你也要被批判！”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时文静老实的张敏明这会儿涨红了脸大声反驳：“没有嘛，李其容就没有那样说嘛！”
“你再说一遍？！”瘦长脸简直气急败坏了。
“没有那样说就是没有那样说！！”
张敏明跟他顶起来了。
好在这期间班上其他同学没有呼应这位瘦长脸，大家的缄默是对我在此时此刻最大的帮助。
此事便不了了之……
那是一句话就可以把人送到监狱里的时代。
我不愿意参加“同学会”之类的聚会，因为在那样的聚会上我会遇到我不愿意见到的人，那些曾经深深伤害过我的人。所以，我们班的几位男同学这些年发起的几次小聚，会很体贴地不去邀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再来请我。
2011年，我邀请了几位女同学到我家聚会，其中有美珠与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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