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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届 ] 胡正敏:​中学毕业证是一纸下乡通知书

免费加盟☞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胡正敏,原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1969年赴吉林省怀德县柳杨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后辗转于公主岭、徐州、南通、上海;先后在机械汽配、石油管道、有色合金以及出版行业谋生。2000年后以网名“柳杨公社”在网络发表文章。多已不见踪影。


原题

家住“五四”旁




作者:胡正敏

上海市五四中学离我家不远,百度地图上测了一下,152米。不过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没有“五四中学”,只有“大同大学”(附中),紧挨着五四中学西面的弄堂(新闸路1378弄),我们都叫它“大同里”。

理所当然,我们家三兄弟都曾在五四中学求学。我的大哥1953年进入五四中学,1959年毕业赴京;我的二哥1962年考入五四中学,1965年毕业转投他校;而我自己则在1964年踏入五四中学的大门之后,就再也不记得有过毕业这回事了。

大概到了1969年二三月间,在过了毕业季近两年之后;在工宣队员雄赳赳上门,无助惶恐的我乖乖地在“献忠书”上签了名,向伟大领袖献出自己的红心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学校发来的一张32开粉红色80克单胶纸上打印的“通知”书,这张小小的“通知”确定了我今后的身份——“知青”,“知青”这个标签从此粘定了我,估计一直要跟着我入土。

眼看家中又一个孩子要出门远行,外表却平静如常的老妈凭着这张上首是伟大领袖最高指示“很有必要”的“通知”,在康定路、石门二路、南京西路一家一家商店跑,为将要离家远行的我买了咖啡色线毯一条、草绿色橡胶解放鞋一双,半人高白色大帆布行李袋一个,一定还有其他的。购完一件,店员就在粉色“通知”书的背面用力敲上一个印记,以免重购,因为那些是只有“知青”才能享受到的“特供”的紧俏物资。

在老妈拿着户口簿到公安派出所在我的名下盖了“户口迁出”章后,我打起背包被敲锣打鼓送到关外,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农村插队落户去了。

这张粉红色通知,结束了我在五四中学四年多的“学生生涯”。

可以说,这张上山下乡通知就是我在五四中学的“毕业证书”。

三兄弟中始终未能在五四中学正式毕业的我,不用说学习成绩也是最差的,我大哥是妥妥的学霸,二哥要比我强很多。大哥虽然成绩好,但是在班主任王老师的眼里依旧“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就在上个月,在老屋中竟然发现大哥1958—1959年度高三时的“学生手册”,见到认真负责的王老师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对我大哥四百来字的“操行评定”:

“本学期来政治思想有一定发展,对党的教育方针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提高,一般能参加党的政治活动,劳卫制虽有一项未通过,但锻炼还是努力的,学习抓得很紧,炼钢中劳动态度总的说较好的,有时还带病参加工作。通过思想小结,已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这是很好的。但,我们绝不是旧时脱离实际的行星,更不是那些说了也就“算数”的“庸人”,我们不仅要正视缺点,而且还要进一步认识和批判那些不正确的思想,不仅要坐而言,还要起而行。诚然,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自我思想斗争),然而我们不能因痛而不治,使‘毒疮’蔓延开来,影响整个人体机能,一定要割除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又臭又脏的‘毒疮’,要咬紧牙关让它痛一下吧!但绝不要忘记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战士,这点痛算不了什么的,何况我们还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们有团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只要有决心一定能取得胜利的,这样才配得上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青团员。”

被班主任老师判定生了“又臭又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疮”,要求进行“痛苦”“思想斗争”的我的大哥,那时才满17岁。

我的大哥胡正凡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建五版)时还不到18岁。正因为是学霸,大哥难免恃才傲物,在提倡又红又专的清华大学里,在蒋南翔的“拔白旗”运动中,被我父亲寄予厚望的大哥果然磕磕碰碰,身心俱疲,一路坎坷。但直到老年,大哥耿耿于怀的依然是五四中学留给他的心理阴影:大跃进年代,五四中学曾拉起广播线,在全区范围对我大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5年后,当我进入五四中学的时候王老师已经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了。

我的学习成绩差,倒没多大压力,因为那时更是“政治第一”了。因此更大的压力则来自于老师要求学生的“思想改造”。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在五四中学其实只念了两年都不到(1964年9月—1966年6月),要正经八百说学业,我只能是小学毕业,说“相当于初中文化”那是吹牛。

在五四中学的两年,化学课竟然一节都未上过,我的化学知识是零。虽然自己体内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化学反应,从光滑小脸一天天演变成惨不忍睹的皱皮老脸。

及至就业,因为有七八年时间在医学院校工作,不少同事更是从附属医院转调而来的,外行的我自然对学医出身的同事们内心仰视。为应付工作,自己勉强死记了一些医学专业词语挂在嘴边,但因为是化学盲,也常常为“电解质”“酸碱度”“血氧浓度”犯晕迷糊,更别说“生物化学”“化学胚胎学”“分子细胞学”“分子遗传学”“药物动力学”之类了。

后来半路“脱逃”,转换山头,但终究发展停滞,业绩平庸,也在所难免。自己文化浅薄,学识不够,当然最主要是自己努力不够。

想想愧疚,真真有负于五四中学。

关于五四中学的记忆,十多年前我曾写过《刚满十四岁》《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工宣队向我宣布)》,后来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五四中学初中记忆碎片》等,那倒是我对五四中学最初的真实记忆和思考。

因为家住五四边,所以常常会在路上见到五四中学的师长,因为自卑不免躲避,避之不及,也就慌慌张张叫声“老师好”,虽然那时主流媒体已在批判“师道尊严”,直到1966年6月后,见到老师已是形同陌路。挥之不去的,是在家门口,眼见路上经过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步履蹒跚的背影远去。

忆之叹之,心痛不已。

因为家住五四旁,所以常常会在路上遇见五四中学的同学,有学长有学弟,有帅哥有美女,见到帅哥不免惭愧,自叹弗如;见到美女不免心悸,暗暗记在心里。正值骚动的青春年华。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师长或已古稀或已仙逝,只是老师当年的容貌依旧在心里。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同学四散飘零各有天地,但是同学们的情谊依旧绵绵不息。

自己曾经身在五四中学,却从没有细想过“五四”的内涵。

现在的人更喜欢“五八”,或者“五一八”吧,不过凝神想了一想,“五四”,这两个字还算不错。

2017年10月21日

2023年9月11日改定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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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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