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沈克明：​上海石库门老记忆，"我伲是本地人"

作者简历

沈克明，资深媒体记者编辑，专栏作家，纽约资深物业管理专家，纽约曼哈顿舞台摄影学会会员，《美国摄影》杂志编委。擅长新闻事件、人物与舞台摄影，近年来集中于用摄影记录个人、行业、社区的历史。

原题

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我出生在石库门里

作者：沈克明

01

石库门是上海建筑的一大特色，从两扇黑漆大木门进去便是天井，客堂，厕所，楼梯，厨房，后门，左侧或右侧是前后厢房，二楼是前楼，浴室，亭子间，左侧或右侧也是厢房。

以我现在美国眼光看，上海的石库门就是连排一家庭房屋，几排或十几排房屋连成一个居住小区。进小区有大铁门，在1950代初，石库门入口还有印度“红头阿三”看门。

我是上海人，听爷爷讲，他的爷爷出生在上海漕河泾，那是清朝的事了。我从三到五岁住在上海斜土路1179弄7号爷爷的“本地房子”里。真正上海出生的人常常称自己是"本地人" , 我祖母是浦东人，我小时候，她教我说话，常常说"我伲是本地人"。(上海人口有70%是从江浙等各省市移居到上海的。)

"本地房子" 实际上是木结构的青砖泥瓦房, 上海人叫自己房子是"本地房子", 我想，那时候上海人的这种叫法,应该是区别洋人在上海建造的房子风格。印象中爷爷本地房子的橱房是个大灶头，大锅底下是烧稻草，木柴的。

但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的三德坊石库门里。1948年，我父亲的叔父沈国安先生任职的美孚石油公司迁移香港，叔父举家搬迁香港。留下一栋石库门没人居住，叔父对爷爷说希望大侄子去居住。

那时我父亲与母亲结婚不久，我父亲在四川路上海邮政总局工作，石库门离邮政大楼不远。按理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去住，因为那时我父亲已经为共产党工作。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公司，叔父在美国公司工作，那时正处在中美政权激烈交战时刻，一般遵纪的基层共产党人哪敢与美蒋有关系的亲属或机构交往！

后来，爷爷告诉过我，他以死相逼我父亲搬入虹口石库门，我一直记着爷爷常说的一句话，“亲情骨肉相联，兄弟手足同胞 ”。联系犯什么法！直到他去世，他始终鼓励兄弟姐妹要团结互相。

母亲回忆说，虹口石库门房子很大，父亲去上班，她一人留在家里，怕极了。住了两个月，父亲把结拜兄弟张林福伯伯请来同住，张伯伯那时也刚结婚，两对年轻的夫妇住在一栋石库门里，白天男的去上班，女的结伴去买菜，烧饭。

一年以后，我与张伯伯的儿子相差一周，都出生在这栋石库门里。

父亲在世时，跟我说过一件事，1948年底，有个日本人在石库门附近转几天，父亲很担心这个日本人的动机不纯，于是找了块木牌，上面写“上海市邮政局职工宿舍”，征的邮政局官长同意，把牌子钉在大黑门上，日本人见了再也没有出现了。

1950年，父亲的叔父回沪把虹口石库门卖了，父母亲带着我回到斜土路本地屋子住。

张伯伯在三德坊另租了两间。五六十年代，父亲与张伯伯过年过节都有互访，我随父母去过那“三德坊”多次。张伯伯也是共产党人，文革时受到冲击，后来又疾病缠身，产生厌世念头，在石库门里上吊自尽！那个年代，共产党人自尽是被认为对革命的背判，档案上的一个结论会影响子女的一生，张伯伯老实忠厚，组织上最后手下留情，以“病故”处理。

我查看过父亲生前记事本，1950年，他因结拜兄弟、住过叔父的石库门写过检查，受过党内批评处分。父亲一生任职提升都因叔父关系受到影响。

1980年代，我在报社任职，我原公司组织一干部找我办事，向我坦白一事：文革后，国家外交部缺外语人材，特请上海培养法语学生，我被推荐，但被这位处长因我隐瞒我父亲的叔父在香港这一亲属关系，被他拦下。

我从未见这位非常爱国的叔伯爷爷。他在1990年代回上海定居，去世时，上海侨联也派代表参加了，我父亲主持追悼会并念了悼词。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后来知道，我们家谱中，爷爷这辈是“福”字辈，父亲叔伯是“全”字辈，我是“克”字辈。这位叔伯爷爷在年青时去掉名字中的“福”，改名“国安”，一生希望国家平安兴旺！而我父亲，叔叔及我，我妹都因他海外关系，工作升职都不平不安，坎坎坷坷！

02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得到上海市邮政局分派的房子，我们从徐汇区的本地房子搬到静安区的三星坊石库门住。

三星坊石库门分成前弄堂与后弄堂，前弄堂是沿马路带有店面的石库门，它没大黑木门，进出都从后门。后弄堂除有吊了铜环的大黑木门外，居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我从小被灌输不要与前弄堂小孩玩，他们都是野蛮小囡，他们的父母都是开老虎灶，烟纸店，大饼摊的小业主或是菜场卖菜阿姨，切肉阿伯，公共浴室搓背男人，每栋石库门住了五六户人家！

我父亲分到的是后弄堂30号，一栋石库门住二家，楼上住的是杨家庆伯伯一家，他在市邮政局的官职比我父亲高，我们住在楼下。黑漆大门上有二个敲门的铜环，天井是种了一个夹竹桃，每年春天开满粉红色的花。现在我才知道夹竹桃树有毒，不明白以前的房客为什么要种夹竹桃树。

左邻28号楼上是金家，据说金先生解放前当上海警察局副局长，他有九个小孩，个个大学毕业。金先生在四十年代末过世了。三星坊石库门的客堂是大理石磁砖，五十年代，金家在周末常在客堂举办舞会。

楼下是孙家，主人是市政建筑设计师，大儿子中学时爱上沪剧，自主考入上海沪剧院学习班，但被父母“打”的要死，决不让儿子去当戏子。后来父亲请来画家程十发等人教画，大儿子成了画家。老二读书用功，高中进入育才中学，复旦大学毕业后再到美国留学，一直读到博士，他与我相差一岁，我受他唯有读书高的影响较大。

右舍32号是顾家，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妻，独生儿子戴了金丝边眼镜，绅士派头，在电力公司任工程师。他们家有个老佣，帮助烧菜煮饭，我们叫他“大菜师傅”，那时他已经六七十岁，光顶，胖胖，和蔼可亲。夏天中午常穿了橱师服在后门口打个盹，我们小孩经常用扫把上的芦苇草去痒他。

顾家客堂墙上挂了两幅清朝官员的画像，是顾家的先祖。

搬到三星坊，我最出丑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深，那时我五岁，一个妹妹三岁，一个妹妹一岁。有天傍晚六点，父母亲都没有回家，我越想越怕，于是把石库门大黑门打开，坐在客堂中央大哭大叫“妈妈，妈妈，回来呀，回来呀！” 二个妹妹跟着我一起哭一起叫。左邻右舍好像没听见似的，大约过了半小时，对面14号后门沈家姆妈跑进来了，安抚我们三个小孩，说妈妈马上回来了，又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沈家是开五金店的，是个小老板，他们有五个孩子。沈家姆妈平时在家就是照顾孩子。我母亲很感激沈家姆妈，后来相处得不错！

现在网上经常贴出上海老弄堂的照片，也有老旧破烂石库门七十二家房客又亲和又混乱的照片。我住过的石库门大概都比较高档，邻居走动很少，尤其是冬天，弄堂里宁静的凄凉！住在三星坊，父母都去上班，我们三个孩子没人管，于是父亲把爷爷奶奶接过来同住了。

爷爷奶奶住到三星坊后， 在天井里养过小白兔、小鸡，为我们童年增加不少乐趣。爷爷常跟我讲《水浒》《三国》里好汉的故事。

住在南市区城里的爷爷的小弟林生每隔几个星期，乘24路电车来看望爷爷一次。住在富民路的侄女玉翠也经常来看望爷爷。

上海就近入学，上小学与中学，我与邻居的孩子成了同学，对同学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慢慢熟悉了。第一次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是与小孩时玩伴蒋友杰在24号里，坐在小橙子上，听他母亲讲的。24号蒋家培养了三个孩子从医科大学毕业，成为医生。

邻居的同学父母爷爷奶奶特别注重哪家的孩子读书成绩好坏，不让自家孩子与读书差的邻居小孩交往，幸亏我与两个妹妹在学校成绩优异，还当上班干部，没有被人看不起。

文革开始后，好几个同学的奶奶爷爷因地主婆、资本家受到折磨后自杀了。

我们楼上的杨伯伯被贴多张大字报，说他在国民党南京监狱自首，是叛徒，日斗夜斗。文革结束后，也没给出一个结论，后来肝癌去世了，老婆生乳房癌也死了。留下五个儿女，生活极其困难。

我父亲官不大，又是负责技术工作，得过发明奖，文革时没有受大冲击，但左邻右舍都是资本家、官僚、交际花、教师、学者，文革以后，人的思维发生极大变化，信任与和谐消失，于是我们搬离了三星坊石库门。

2018年回上海，重访三星坊，弄堂里每家门口堆放乱七八糟的杂物，弄堂变得又窄又乱。以前那种整洁干净, 人少安宁，冬天带有凄凉感觉没有了。见到一个小时玩耍的孩提朋友，他说90%的老居民都搬走了，现在住都是外省市来上海打工的租客。

我又赶到出生地三德坊，印象中记得它在虹口有百年历史的建筑救火会附近，但找来找去不见三德坊，我去附近的派出所打听三德坊在哪条路上，年轻的民警这个问那个，外面问里面，个个不晓，业务之差令人惊讶！幸好碰到一个老虹口，他带我去看原址，一个正在建高楼的工地，三德坊两年之前拆了！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但石库门的印象与记忆在上海人心中拆不掉！上海再也不会建造石库门居住小区了，但许多回忆文章与影像构成了独特的石库门文化，成为现代人研究与探索的课题。

2019年6月

沈克明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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