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 | 俞京：上海水泥厂青春十年，跟着“形势”刷标语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俞京，1948年6月生。上海松江中学高中，上海水泥厂工矿再教育。新三届78级大学生，1985-1989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8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至今。

原题

十年再教育

1968/1978 

上海水泥厂的工矿生涯

作者：俞京

初到水泥厂

1968年8月，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一早上，我搭上厂车。伴随着兴奋，一晃就到了偏于龙华飞机場一角，黄浦江边的水泥厂。蓝天白云下，近乎粉白色的大烟囱和浓浓的白烟，醒目又诗情。我中学毕业分配的”工矿”被分配在水泥厂。

那个时候这个厂叫“上海红卫水泥厂”，全厂二千多职工都很兴奋地在“红卫”，吵得不可开交。

1958年，公私合营和大跃进运动后，上海社会上一下消失的黄包车和三轮车夫 (俗称三老板) ，还有，曾在上海到处走街穿巷的“小皮匠”们，原来也都进了这个工厂。

三老板和小皮匠的淳朴，智慧，狡佶和圆滑，似乎更贴近上海社会的底层。他们将成为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不知道旧上海”灯红酒緑”和“甜酸苦辣”一代“再教育”的老师。

水泥厂是“水泥大王”和“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产业。刘鴻生解放初期是上海工商联的主席，也官拜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他为人正直，乐施好善，1949年后，很多旧政府，洋公司里的华人高级职员，没了去处。找到刘鸿生，他二话没说，安排到他自己的公司，管高薪，不用上班。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工商业改造，这些人才天天挤着水泥厂厂车，一个一个老老实实地“坐班子”。

我进厂时，还要人人高举着语录小红书，向最高统帅，副统帅“早请示，晚汇报”。而被刘鸿生照顾下来的前朝遗老，四五十人队伍的”牛鬼蛇神”，午饭前，要面对着熙熙攘攘赶来吃饭的人群，低着头，排着隊，走向“石膏像”躹躬请罪。

水泥厂有我所见到过最漂亮的游泳池，长方形朝外的二条边，建在黄浦江一个大转弯的开阔处，龙华机場毫无遮拦视线的天幕，衬映在这个混天而成的游泳池背景上，白色的栏杆就是天际线……引得我后来梦中对水泥厂的忆念，总是充满着超凡脱俗和归尘还世的矛盾。

水泥工段

我被分配到体力劳动最强又最脏乱的一车间水泥工段。输送火红熟料的厚铁板行车运料时，钢铁和滚石混成巨声，弥漫的粉尘中，工友只能用简单手势交谈。地道里到处积满了水泥粉和水滴积成的鈡乳挂石，行走在内，像身处深深的矿井或者像是在原始的山洞里。

水泥工段最重要的设备是球磨机，三台三米多直径的大钢筒球磨机各装载了近三十多吨的钢球， 以每分钟五六十转，最大的燥音分貝，展示着水泥工业的气势。

我操作的烘干窑，每个班满运作时，能吞吐二十多辆次八吨大卡车的矿渣和满满的一车八吨煤炭。矿渣的翻斗一半倒在地坑的外面，需要用铁铲人力铲回地坑。而八吨煤则完全需要靠小推车运到炉膛口旁，再一铲一铲地喂入通红的烈熖中。

相比那些去农村边疆修地球的同学们，我头戴有披肩的工作帽，身著白色厚帆布工作服，脚蹬大头皮鞋，和电影中骄健的炼鋼工人一样的加煤的姿势，这也许是我作为“工矿”工人挺得意的一件事。

作为炉前工的福利，我每个月的定粮增加到四十五斤。这个岗位上还会发一件三班合用的厚棉衣，但要不了几个星期就变得脏兮兮，油兮兮，破损露出棉絮。穿着时，还常常还需要腰里再系上根绳子。

69年的春节大年夜，正好轮到做夜班，去厂食堂的路上，有点飘雪，我们班组的三位新工人，一溜儿这种又像工人又像是农民的装束，相视而笑：至少形式上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态度是多么诚恳！

接受再教育，重要的是参加“革命”。上面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隊(工宣隊)，到水泥厂来领导革命。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大会揪了这个揪那个。揪出来的叫坏头头，而一旦被揪出，马上就下放到我们水泥工段来”劳动改造”。昨天神五狗六的样子，一到我们水泥工段，马上也披件破棉衣，腰里系根绳子，一副牛鬼蛇神腔！

那时候的工宣隊还要斜背个装小红书的小包包，在厂里走来走去，寻找和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十年里穿着打扮可是革命的大事情，决定了你革别人命，还是被别人革命。

这次工宣隊发现我们这个水泥工段大家仍然乐哈哈，一团和气。革命“一潭死水”。私下里和好几个新工人谈话，鼓动起来革命。终于，我的昔日同学奋起响应，答应写大字报，闹革命。

而我呢，一有运动就少不了用毛筆抄抄写写，这些年，我的毛筆书法大有长进。记得我抄写了十几张纸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声嘶力竭地批判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派性。抱歉，谁是水泥工段的杜聿明？我也不知道。

更衣室外，轰轰烈烈的又革命了一下。而在厂的另一端，机修车间，我们一起进厂的一位新工人，不知道怎么和哪个工宣隊员拌了几句嘴。全厂大会上，那个隊长没搞清楚，新工人没有派性，竟然也要点名揪出，还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那个趙胖当塲顶撞起来，差点大家都下不了台。我们水泥工段的革命，以班组会上一个四类分子低着头，大家圍着喊了一阵口号告一段落。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人权”啊，“脱帽子”一说，有了运动，现存的政治敌人总得运动运动。很可惜，我现在连他姓甚名甚都没有能记得，不然，也应该为当时在旁呼口号的瞎起哄，道一声歉

红宝像

我很幸运，同厂同车间有位新工人画家，小夏。那时候全厂十几张巨幅的领袖红宝像全是他画的。红宝像竖在厂里最醒目的地方，画在每张比门板还大的大铁皮拼就的巨框上。厂里最大的一张有四十来张铁皮大小，四五层楼高。

小夏知道了我爸爸是画家，坚持要调我与他同画红宝像。之前我没有画过大油画，我爸爸妈妈并不希望我走他们的路，他认为艺术这个东西没有好坏标准可言，上海美协在1957年后批斗我爸爸最兇最理直气壮的几个理论家，都是不会画画的美术家。他们会把资产阶级艺术批判的头头是道。

在这片大地上，做个“又红又专”的艺术家，本身会不会艺术不重要，关健要有敏感的政治嗅觉，闻得出艺术中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来。艺术的发言权，不在艺术家，而在政治家！

一直以来，我会不会画画，父母从来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我在学校的“数理化”成绩。他们希望从我开始，远离上海美术界…谁知道绕了一大圈，还要回来拿起油画笔。

从进水泥厂的第一天开始, 我还瞒着他们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在所有要填的表格上，“本人成份”一栏 ，我从此填“工人”。

画四五层樓高的红宝像，需要搭好粗毛竹的手脚架。从防锈的糙白漆打底开始，打格子，放大样，爬上爬下，脚底下还要时时防滑，防跘。大意不得。

幸运的是，小夏终于把我推上了画画，搞宣传的不归路。

我这个人不笨之处，在于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依样画胡芦。在打格放样，描红临帖的基础上，再加一点“立体造型”和“色彩关系”， 蹣栅学步，跟上画油画红宝像的工作。

画面上的红太阳，一个眼睛就有一米多宽。衣服，背景少说也有二三十平方米。我们用铁筒调油画颜料，用二三吋宽的油画刷子作画。而要看看画得像不像？哪里形体对不对？颜色准不准？得从四五层楼高的竹架上，爬上爬下几十次，再往后退几十米才可以看全。

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体力活。我很自豪，别人学艺术是从闺房楼阁，纤细慎密，淘怡情懆开始，而我，一上来就轰轰烈烈，不同凡响：手脚架的“天上”学油画。

今天，每当我心定气静地在调色板上挤出一点点颜色，准备“艺术”的时候，就想起当年把几十支特大号的油画颜料，撕掉尾巴，往筒里挤的壮举来。

夏是个能人，油画，书法，插图，美术字样样出色。市里报社也借调他，所以他真心希望我能够独挡一面，顶下厂里的工作。从而让他能够在更高的社会舞台上锻练发挥。同时我又很希望能看着他一步步的示范，多学习一点。十几张的实践后，我也终于跃跃然，独自完成了好几幅红宝像。

文化大革命，战場和武器就是大字报，大批判。所以，各个单位里能够画画抄抄写写的年青人都是香饽饽。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工宣隊撤了，红宝像也不要画了。但是，一期一期的大批判还得有我来完成。完成了厂里的，还要保证完成自己一车间的。那位要把我调去厂部画画的工会干事，又要向车间领导陪笑脸，还要陪电影票 。

久而久之，也让我练就一身“混”的本事，报头画，大标题挑自己最熟悉拿手的方式方法，十分懂得掌握进程和时间。文章抄报刊，尤其是抄外地小报 。杭州的工农兵画刊有很多文章和漫画，都可以对付。大标题，粗黑体，宋体，新魏碑体，隶书文，都是那些年上班干革命时，拿着字帖，一边学一边用。

为了每次能够顺利让一车间领导放人，我在班组里干活很买力。挥鎯头敲大块（粘结的矿渣必须砸碎才能输进机器），空时帮忙搬大块石膏，从不偷懒，不希望被视为“表现不好”而调出受阻。

每个月一次的水泥工段大检修，换球磨机内衬钢板，手胳膊粗的螺栓要二个壮汉压上全身的重量才可以被固定。二三十砘重的钢球要从半米见方的机器口中搬进搬出。干不了多久，马上大汗淋漓，湿透里外。

我和工友们一样， 帆布工作服上，总是厚厚一层白花花的盐。我还主动要求参加全厂公认的脏累活“扫库” 。

从十几层楼高， 倒园锥密封闭的顶部小洞孔进入，穿戴着防灰的全付武装， 用绳子绑着身体吊下水泥库。在凌空晃蕩的情况下，用长铲把粘在库壁的水泥一铲铲除下。

每滑下一铲水泥，里面的粉尘马上就会膨然飞楊起来，朦住象潜水员一样的头罩和眼镜。扫库还存在塌方压身的安全威胁，要有勇气也需要经验和智慧。

参加“扫库”的工作，让我拥有勇于冲向最艰苦工作岗位的荣誉和一次一张的食堂“营养卷”。

十年水泥厂，我也不小心出过二次工伤。一次是右手食指轧在二块滾动的大石头中间， 食指最末梢骨折了。休息时间不长，一二个星期后就可以掤着固定夹板，翹着手指，做起“轻工作”了。

班组里一位“三老板”工友，私下对我说：“有福伤手，无福伤脚”！

还有一次是烘干窑改燒煤粉后，土办法导致机械故障，煤粉管道严重堵塞 。我们只好用压缩空气橡胶管塞进喷煤管吹。黑煤粉比水泥更脏。

我和另一位工友光着上身干活，飞揚的煤粉伴着充足的压缩空气，进入烬热的炉膛，一下点着。顿时眼前一个火球……

二个满脸滿身墨黒的工人，跑进水泥厂的医护室，吓得厂医马上叫来救护车……还好，煤粉爆燃，燒伤不深，除了用于挡脸的右臂有几平方厘米的二度燒伤，其他都是一度伤，开始时的样子很怕人，但我们脑子清楚。

医疗的重点是不要让暴露的瘡口受菌感染。于是，我们一个多星期就从医院转到了厂里的疗养院。这时候厂里，车间里的领导都来关心和慰问我们。班组里另一位新工人好朋友被按排负责照顾我们的端茶倒水。我们也从五子棋一直杀到围棋……

这次工伤有惊无险还有点“福”。

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我们厂对接一个在安徽宁国，黄山山囇旁边的“小三线”的水泥厂。需要动员一二百“精兵强将”去支援。好不容易学校分配，躲过去外地的上山下乡，又来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

我们工伤的时候，正是全厂红纸复盖，表决心和张红榜最厉害的当口。我这时躲回了班组，不想出了这个意外。厂里和车间的领导看望我们时，握住我没有伤着的左手，说：“安心养伤，外面的事情（看着我，略微停顿）……不要去多想”。

就这样，支援三线的“好人好马好刀枪”的名单里，没有我们二个伤員。

 文化宫美术班

日子过得很快，在水泥厂一晃四五年。我出大批判的本领大为提高。常来车间借调我的工会干事，帮我争取来一个“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班”的名额。简单的考核和面试后就录取了。

学员都象我一样，上海工人中画红宝像，搞“大批判”的美术活跃分子。

这是我第一个正式的美术“科班”。每个周末去市工人文化宫，画素描，画人物写生，有画得很好的画家来辅导，也有请专业教师讲美术欣赏和美术理论。以前，我没有正儿巴经的上过美术课，所以，我很认真的对待这个美术班的学习。

每到周未，人民广場边，西藏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里，除了美术班，还有话剧，舞蹈，唱歌，乐器等各种科班。各个科班都请专业院校的老师来辅导。教室里人声鼎沸，充满了活力和笑声。

我们美术班画人物写生时，常常会去话剧班，舞蹈班拖人做模特。那时候没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所以各级工人文化宫里聚集的，也就是上海最活跃的一批 文艺“精英”。

以后恢复高考，这批“精英”又各自成了新三届的同学和各种文艺专业单位中的业务骨干。

通过学习，我除了提高了绘画本领，也认识了很多上海工人画家。后来市里有什么展览会，专题活动等需要美工，都互相介绍，借调。我的活动舞台也从厂里扩大到全市社会上。最后还借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了一阵。

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约稿下，我完成了当时全国中学教科书中的《水泥》挂图。分“旋转窑”和“竖窑”二大张。拿到我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好像是人民币160元。

工人文化宫还组织創作“全国工人版画展览会”所需要的展品画。大家互帮互助，我創作了“雨夜送暖”。画了一个工人医生，给雨夜中的建筑工地送热水。还评了个“优秀作品”送全国工人展览。

现在看看自己的“作品”有点好笑。但这是一次从构思，草图，反复修改到最后完成的全过程训练。

社会是个大学校，我在这个学校里，不停地能够学到专业学校的本领。今天，身处国外，常常在回答洋人朋友的问题时，自己觉得有点自豪又好笑，“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美术？”少年宫？工人文化宫？需要解释半天，这好像的确是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中国时代特色。

“脱产干部”

再没有多久。厂里干脆把我直接调用到厂部宣传组。还是工人编制，叫“以工代员”。不同于工会，我属于只有三个人的党委宣传组。为了我这个非党员，又掛了一块“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牌号。

每年一次“工业学大庆”的先进模范表彰活动，从整理事迹材料开始，到拍照，出光荣榜，事务上的事情，我一个人担当。

社会上和厂里，有忙不完的“宣传”看似无聊的事情，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政治大事。无论哪一级领导都担当不起运动“冷冷清清”的政治帽子。所以水泥厂，养了我这么个“混混”，舵手的每次转舵，我们厂都还能“风生水起”，不致落在全国政治形势的后面。

我调到厂部了，也要常常想想全厂和全国的“形势”问题，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跟着“形势”刷标语……

适逢邓小平二次复出，整顿工业，整顿社会。全国“抓革命，捉生产”。水泥变得非常紧缺。可又逢重要的原材料矿渣短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水泥厂的张书记提出了非常豪气的宣传口号。“向天上要原料，向地下要产量”，全厂科室人员齐下放车间，把各个屋顶上尺把厚的“百年老灰”和厂区所有角落像石雕一样的灰粉清除出来做原料。

“人民战争”轰轰烈烈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之前，我还从未见到水泥厂全厂职工生产上有如此振奋的精神。但是，既然我们处于不断翻新花样的“继续革命”之中，那么总会有人用更革命的姿态和面貌，站到你的前面，让你永远也不会弄懂。这些和“民意”相左的运动和口号倒底说了些什么！天才的批判总会以更出乎意外的言辞来欺凌人们的智商。

“上天入地”的行为，变成“唯生产力论”，“拼设备”，“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成为那总是有理的挠舌。在宣传组，像我这样的工作，要是“没心没肺，”也真是很好混。但是如果一直朝三暮四，不停地让你变来变去的，抄诵报刊上，远开八只脚的政治混帐话。 如果还心存真心，那么，总有一天！会反胃呕吐，恶心不已！

工业学大庆运动，为了对付上级领导视察。几天之内要在厂门口主干道墙上刷上，一块墙一个字的“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大红标语。我先用小笔勾勒出字样，然后厂部三四十个科室干部一人一个饭碗装红漆来帮忙塗满。这样的政治突击行动谁也不知道多久又会来一次。

厂里的“厂史”展览会，也随着形势，一会变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一会变成歌颂新生事物的展览会。还有那不伦不类地“评儒法斗争”和 批水浒宋江投降派……

水泥厂的厂名终于需要从“红卫水泥厂”，改回“上海水泥厂”。我请老书法家胡问遂书写。老先生一改“凤飞龙舞，弯弯绕绕” 的草书，恭恭敬敬地写下端庄大气的五个大字：上海水泥厂。

胡老先生谦虚地说，“不滿意可以再写”。而我，一下有点不知所措，竟然回答，“带回去让领导看看……”“宣传组”的工作，竟让我这个不是“官”的工人，练就了脱口而出的“官腔”。

“上海水泥厂”的厂牌，掛在厂门口，一直掛到我78年高考离开厂，一直掛到2010年前水泥厂拆平变成“南黄浦”，变成上海市的梦工厂“創意中心”。

七十年代中期，是特别荒谬的年代，反反复复，层出不穷。“厂史”“阶级斗争展览会”因为建厂的老板是民族资本家，统战对象的“红顶商人”。所以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

文稿内容改了又改。展览会也拆了又拆。常常只是抄抄报纸，把二千多年前“儒家，法家，孔老二”的漫画拿来“开销”，当然还会有水浒招安了的宋江漫画。

为配合阶级斗争，不受二茬罪，不知道是谁又祭出了吃忆苦飯的昏招。宣传组，工会，食堂，好不容易做出二千多份，想象中的色香味恰到好处的糠团子，忆苦飯。再分发到各个班组。所有这些政治胡闹，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认真地在做！甚至那些翻来复去的展览，也不见厂部的领导认真地来“审稿”。

档案组拿出很多解放前的老照片，还拿出了刘鸿生的德国单镜反光照相机。照相机和大量旧档案放在一起，早已经腐銹不堪。铝合金机体已经像陈年橱房中取出的钢精锅底。那布质的帘布快门霉花花的严重损坏，但是，保卫科的同事再三关照，这是一架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的照相机，注意不要外传和丢失。

尽管如此，展览会的大量照片还是从我借来的各种照相机拍出，我成了一个不错的摄影师。厂部展览象是我的美术摄影展。老工人在二十年代旧机器旁的“传邦带”也成了可以歌颂的新生事物。子弟小学”，职工“七．二一工大”……当然，都是工人当家作主人的“新生事物”。

为了拍照，我特地挑黑板上“有字”的时候去拍，黑板上画有方块，圆圈和圆弧，大学招牌下的初中几何。

这个时候的“大批判”难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老百姓都象被牵着的玩偶，跟着那“二报一刊”，左左右右起舞。严肃的政治，变成一場場荒诞剧！……

我们厂的“上海民兵”也是市里编内的基干民兵，厂门外的一块空地上停放着四门高射炮。还好，水泥厂从上到下职工，都还没有政治敏感到把每一次的荒唐运动，和中央的生死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不然的话………这槍啊，炮啊，不是找死吗！

一九七六年，整年的政治宣传工作好像就是围绕着佈置灵堂。三位领䄂撒手西环，闷沉的气氛，想哭却是无泪。“世世代代铭记恩情”的大标语，是我在回家的厂车上听到广播，又自觉地原车返回，我知道厂里有很多朴实的老工人在等着帮我刷标语，做点什么，以表达简单的情感。做白色掛球，做小白花。

很多职工不管是下班还是上班都要来围着这白色的礼堂，默默地“做点什么”。人们不知道，国家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在私底下早就看过描写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禁书，“维克特．雨果”的《九三年》。屈从权力，势利，无耻的翻脸变态，争相出卖灵魂和无知愚蠢的盲从，古今中外都不能幸免，眼下就发生在身边！偏偏我的工作又是“宣传”！

打倒四人帮

厂部和每个车间，甚至大一点的科室都设有黑白色的灵堂。十月六日后，“大地一声春雷”，变了！白事变红事，我和厂里的同事们“創意”的用红喷漆把这些白色掛球喷成红色球。水泥厂瞬间变成红海洋。这时全厂职工才真正呼出了压抑在心里长久的心里话：打倒四人帮！这是一条好久以来，没有上级领导统一指示，统一规定的大标语，也是我做“宣传”那么多年来，我发自内心的宣泄！

现在，我们都事后聪明又轻松地谈论那十年，那人人有份的，社会群体的施暴和疯狂愚蠢的恐怖！但在这巨大的旋渦中，仍然能够保持沉默和心底存留有一点良知，将会显得多么珍贵和不容易！我在“宣传组”的这十年，那么多的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尽管不会有人来追究，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感到有逃脱后的侥幸。 

这十年的“再教育”, 尽管只是我生命中的七分之一，但却是一生中不宜翻过去的恶梦。怎样才算能交出这份合格的再教育考卷呢？荒唐的文革，把我从想法天真的学生，变成蹰步社会浪涛中的弄潮冲浪者。兇险中，我不想被人害，也不想害別人。别说是大浪淘沙，我只是大浪中越磨越没有棱角的石头，或是那，颗颗既不闪光又无生气的沙砾。

粉碎四人帮后，“上面”又派了工作组，要清查四人帮的余毒。逼着厂领导表态，参加自我讲清问题的“三大讲” 运动。我一无官票，二无党票。 一身轻，运动来了天地不怕。

可是，我倒突然同情起保有一点正直心的厂领导来。参与领导“厂史”展览的团支书顶不住压力，要我交出文稿，从而找出曾经参与荒谬的书证。这下子，我真的发火了！“哪有你这样不会玩政治的团书记！”

我又说，我们上海水泥厂的全体职工早就自觉地抵制着“批邓”。我们厂“批邓”的大字报，给文盲居多的“老弱病残”组，倒贴在食堂门前的墙面上几个月，二千多人的大厂，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举报这个“反革命事件”——說明我们厂有多么抵制！……”

这个我厂自觉反对四人帮的事例，不仅刋登在上海工人的通讯上，刋登在上海的大报上。我读大学的时候，竟然见到，刋登在全国性的人民日报上。这个批邓大字报倒贴的壮举，已经成了上海人民自觉抵制四人帮倒行逆驶的例证！宣传领域，永远不缺更高的智慧……光荣啊！ 上海人民！光荣啊，上海水泥厂的工人！……壮哉！悲哉！

高考离厂

恢复高考了，终于，一条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可以摆脱命运的道路展示在眼前。我必须抓住这最后不到半年的时候，温功课，复习数理化。我67届高中，高中读书时功课成绩不差，赶紧到技校去借书，十年荒废，那些函数和化学的符号已经那么地生疏。

当我最后要离厂去还书的时候，那几个技校老师朋友笑着问我，如今，你如愿大学化学类专业，可你还记得你刚拿到书的时候，你问了什么是“斜率”？什么是“卤素”？……

这时候我还要感谢“宣传组”的工作，给了我最大最后的福利，复习功课的时间。我睡在厂里，早起晚睡。熟读做通习题，还到徐汇区业余工大去听解析几何的课。

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上海交大，为教职院工子女参加高考而举办的补习班里，都有我蹭课的身影。走路，睡觉脑子里都是功课，都是题。

水泥厂有六七位志同道合，下功夫准备考大学的年青工友，互相帮助，互相测试。那年一道二十分的政治题目: “为什么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更危险的敌人”，就是我们午飯时，端着飯碗拖过报纸议出来的。

我清醒的知道，这是我能否最后摆脱这些年荒唐羁绊的机会。我很努力，自觉地努力！

我67届高中，高中只读到高二，解析几何和电磁学是高三的课程。

我在水泥厂里拜能者为师。电工班有位同济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的原高中生，他是我电磁学的老师。他分配来水泥厂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得了好几个市里，局里技术革新发明奖。我为他骄傲。

交谈之中，他告诉我，水泥厂太落后了，他得的那个奖，就是个在水泥包装车间用来统计水泥出厂包数的自动计数器。他说他仅仅安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在传送带上。而原来这份工作，是由一位老工人用手里一把竹签，一根一包数着完成，还会常常出错。

他告诉我，这个厂整体工艺技术太落后，恐怕不是小䃼小弄能够解决的。

听说德国西门子公司根据挡案，找到刘鸿生建厂时向西门子订购设备的记录，查找到这个用于高压大电流的球磨机啟动变速开关，因为防电弧火花，必须放在大容器内浸油操作，而操作时就像解放前驾驰有轨电车一样，用巨大的手把摇动。

当德国佬看到那仍然錚光上亮，保养良好的古董设备还在带电工作，他们瞪圆了不敢相信的大眼，提出西门子愿意高价买回，作为他们高质量的口碑广告……

我被告知，1975年时，半导体，可控硅元件的大功率，大电流啟动开关已经很普及了，只是我们厂还很依赖这些老古董。

当时厂里还发生另一件事，有来自日本的投资家， 带着全套最新的水泥厂的改建方案, 满怀激情地来要求合作。这应该是后来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引进外来先进技术的好机会。

参加合作谈判，文化程度不高，工人出身的老厂长，云里雾里听到最后，提了一个问题，那么原来的一二号窑怎么办？日本投资方和工程师竟一下被问倒。

几十年高温下运作的钢铁筒体，内部含炭结构成份早就起了变化，从而变形运作…….“扔了啊”。这下惹怒了这位工人老厂长。于是旧厂改建是“自力更生，土洋结合”？还是“全盘西化，洋奴哲学”。 这个中囯改革开放早期面临”姓社姓资的”政治问题，提早五年放到了上海水泥厂的面前。

今天, 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的制造工业一路走来，在思想上，观念上，曾经割去了多少保守遗旧的辫子，才能一点点开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才能放开脚步，挺胸迈步，走到了世界先进的前列！

当初的改建方案没有通过。如今的上海水泥厂已经拆平，成为上海风景美丽的南黄浦，成为創新中心的一点点亮光。我曾经奋勇而往”扫库”的水泥库房，还保留着一撇，装饰点缀着人们忆旧的思绪屏幕。

上海水泥厂七七年参加恢复了高考的同仁们，在漕河泾中学苦奋三天，梦境一般，一直到最后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共处十年的工友师傅，同事们，握手言别；和略微刺鼻的水泥厂气味; 轻轻的，恋恋不舍的，再会！

走进大学，校牌右一为作者

(感谢工友蒋金琪，刘思清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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