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俞京：公开的“检讨书”，是爸爸和我隐秘羞辱憋屈的脏尿布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俞京，1948年6月生。上海松江中学高中，上海水泥厂工矿再教育。新三届78级大学生，1985-1989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8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至今。

原题

爸爸的“检讨书”

作者：俞京

今年三月到六月，在中华艺术宫我爸爸俞云阶的画作又一次展出。尽管，前三年为了探视照顾年迈多病的妈妈，我先后往返于现在我居住地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和上海有八九次之多，但我还是无奈地错过了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展览会。

展出很成功，我看到了媒体报道，在上海的朋友也向我做了转叙。我感谢上海美术界的领导和专家朋友。爸爸的画作在上海展出过好几次。展览会展出了我爸爸娴熟的油画技巧，写实朴实题材的生活，还有就是爸爸那活生生真挚热情的为人。

不过，这次中华艺术宫的展厅里，除了画，作为展览的一部分，还放了一些爸爸在各个时期的“检讨书”“认罪书”和“思想汇报”。这使我陷入长久的不安。

1958年的俞京

 “检讨书”始伴随我识字作文

我是家里的长子，从小到大，除了亲随这一张张画作的诞生，爸爸的“检讨书”也几乎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和青年。我对这些“书”太熟悉。这里有爸爸的屈辱，愤懑和希冀，也有我的隐痛，羞耻和反省。

我生于1948年，和大家一样，有着不长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这种懵懂的欢乐一直持续到195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记得那天，妈妈生起了平时很少用的壁炉，我和姐姐都被换上了新衣。出生不久的弟弟也被不断及时地换上干净的尿布。我们在等要从北京回来的爸爸。

爸爸那时离开我们一年了。他在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院的油画训练班。上海被选送的只有他一个人，还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带着红领巾的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然而，那天晚上，我没有等到期望中的“大拥抱”。我看到终于回家的爸爸，茫然地看着家里的喜庆而闷闷不乐。

从那晚开始，无休止的反右派批斗和“认罪”，“检讨”，“思想汇报”就萦绕着我们的家。不久，我读书的小学校长也被揪出来，她在校门口跪着，当着我们这些进出校门的红领巾。现在回想她好像只有三十多岁，很漂亮，平日里很和蔼。淮中大楼，当初上海美术家协会所在地。那些叔叔阿姨也一下都变了脸，不愿意逗我，也不和我玩了。那年我八岁。所以，我的“原罪”认知要早于常人。

家庭一角，1957

我的学文识字是和爸爸写“认罪书”一起度过的。我的作业一会就写完了。爸爸的“功课”则永无休止。伴随着我自己的长大，我的作文也从记叙文，论述文，到自己娴熟的“文革体”。“东风吹，战鼓擂“ 信手拈来。随着我自己的“作文”能力提高，我也渐渐由帮爸爸抄抄写写到直接冒名充数。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我深深地介入了爸爸的“检讨书”。爸爸那时五十多岁，身体很好，眼也不花，照理一两篇“作文”难不倒他。我越庖代疽，替尔操刀，一是因为我“年少气盛”，另是为了压在我爸爸身上的良心，政治良心。他适应不了千变万化的形势和由之而来各种政治术语的变化。他更不会将看似完全不搭界的政治罪名和自己的右派根源联起来批判自己。“文革”中我在“检讨书”“大批判”中学到的“革命”，真是不能用“胡闹”两字所形容得了的。

爸爸的“罪行”我都能背出来，也就几条。都是在1957年被揭发出来的。不用核实，毋需旁证，翻脸的叔叔阿姨口号一呼，那就是你的罪。以后二十年里，翻来翻去的，也就是在这基础上的上纲上线（阶级斗争的纲，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线）。不断更新，不断接合新的革命形势，不断重新认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迷茫：为什么伟大领袖的定冠副词中要加“伟大的舵手”。写了“检讨书”才渐渐明白“舵”是要一会儿右，一会儿左的。船一往“左”，你不动，那就是“右”。“右”就是“右派”，反革命。我努力地做个好水手，总是要积极靠到左边。我还很迷茫，不太理解，“右派”，一顶要命的政治帽子，当初为什么只起了个听起来，不太恶毒的名字。

俞京像，1957

与时俱进的“检讨书“

“检讨书”内容不断更新。譬如，批孔子时，你就要结合孔子，将自己的右派罪行根子归罪于孔老二。再譬如，批“二月逆流”反文化大革命，你就要把自己右派的阶级本质靠在这些老帅老总们身上。当然，以后“二月逆流”平反了，不要紧，那又再把自己当初犯右派的罪行根源再栽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就是了。没有人追查，没有人来管你，人人有份。

记得1980年代了，有一次，爸爸被军用飞机接到北京给一些老将军画油画肖像。面对一位大名如雷贯耳的勇士，爸爸怎地就想起那些“认罪接合”。他莞尔忍俊不禁，“竟然我的’右派罪行’曾经跟你的’小爬虫’罪行结合过。”

我爸爸的“认罪书”最严重的一次是“文革”初期，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要把自己抄写好的“认罪书”贴到大门外。那一次，爸爸非常痛苦，怕给我们小孩带来伤害。苦憋了大半天，最后还是我一把抢过，贴了出去。过半天又给我撕了。太原路那三条弄堂，家家户户都是“牛鬼蛇神”，路过也少有爱管事的革命群众前来“监督”。万事开头难，贴认罪书，抄家，游街也是这样。难挨头一遭，后来就“顺”了。这样的体会，爸爸不止一次对我说起。

 “相信群众，相信党“

“认罪书”“检讨书”“思想汇报”作为现在民间已经近乎消失的文体，其实也有一定的格式：一国际、二国内、三自己、四将来。而这个“将来”一定要写上“相信群众，相信党”。对我来说，这是“格式”。对爸爸来讲，这像是宗教般的，虔诚的，真心的 “希望和寄托”。几十年如一日，就像是“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写“检讨书”时，这一句是他最心甘情愿写上的。

演员张瑞芳是爸爸心目中的朋友。她是1930年代的老革命，她在北京的家曾是党的联络站（后来知道她的关系“通天”）。我爸爸和她相识于1950年代文艺界的下基层慰问。1957年反右，很多文艺界的上层人士都断了关系，而她，倒让爸爸为她画了张肖像 “载谊归来”。这张肖像画在1962年春节画展中轰动上海。可惜在“文革”中，爸爸自己用糙白漆塗没了，如今无法修复。

爸爸相信她，她不像其他的领导，板着脸。有一段时期，“文革”进入高潮，上层夺权，下面反而松一点，当然“右派”的出路仍然渺茫。那几年，每周日上午，我会陪爸爸从太原路走到永嘉路衡山路，后来是淮海大楼，去看望张瑞芳、严励夫妇。然而又常常长时间闷坐不语。星期天的探访只为听一句“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1979年，爸爸1957年的问题“解决了”的那年。张瑞芳带着赵丹，带着李准（剧作家）来到太原路，不知怎么谈着谈着又谈到了“相信群众，相信党”。那天，我看见和听见了赵丹爽朗的音容。

 1962年为张瑞芳画像，原作毁于1966年6月

2007年上海美术馆举办“岁月印痕”俞云阶画展，年迈的张瑞芳作为嘉宾和领导出席了开幕式。面对被涂抹的“载谊归来”油画肖像，我告诉这位爸爸的挚友兼心中的政治支柱，爸爸是怕这张画会被拿去示众害你，作为罪证，批斗你“白天李双双，晚上阔太太”（李双双是张瑞芳饰演的憨厚农村妇女），才进而下决心涂抹的。张瑞芳顿时泣不成声，抽泣起来。

几年前，我在墨尔本网上惊见张瑞芳仙逝的讣告，于是委托上海一位可爱的小朋友替我爸爸，也替我，送去远远的、默默的追思鞠躬。而她竟机智地进入了戒备重重的灵堂，替我在她的遗像前放上了一朵小黄花，还接通了国际长途手机……今年八月，我回到上海，在青浦福寿园墓地又见这对可敬的夫妇时，我泪流满面，哎：“相信群众，相信党”！

 “苦中作乐“和“真心检讨”

我很迷茫，这些“认罪书”“检讨书”“思想汇报”又是交给谁？谁来审查的？油雕室就是这些人，“科”级单位。人和人的关系远好于其他的文艺单位。支部书记陈必扬后来常常上家来聊天。康勤福很和气，业务水平很高，陈逸飞入党后还一度做了油画组组长。然而“革命”这个词有时反而“实在”。师生，朋友在革命面前变得抽象空洞。运动来了，“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还是要写的。尔等小民，跟来跟去，苦中作乐。

就像小孩玩老鹰捉小鸡。被捉住的倒霉，逃掉了的兴奋。（好像现在游戏还在继续。老鹰和小鸡也有时换位。刚刚做完大报告，结果被捉了。换个玩法，心惊胆颤。）不过1957年，反右斗争时不同，小小的领导就是老鹰，没商量的。我不怕油雕室的领导，冒名检讨认罪的时候，简直玩世不恭，今天倒是真心感谢他们的宽容。爸爸则不同。他不是怕这些同事学生，他是真心在挖思想根源。我不恭也玩不了世，爸爸真心，但却越挖却越难圆其“根源“之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反党。他视党员同事，学生，朋友为“组织”。生命最后的日子，他还把党员同事周长江拉到身边：“……我没有反党。”

炼铁工人 1957

生活中的爸爸是个真挚热情的人

我从小有点怕爸爸。吃饭时怕坐在爸爸的右手边。他不是左撇子，右手很有力。坐在右边时，不能乱话三千。学校功课好了，坏了，都只给妈妈看。家里从不挂我的得奖证书（我跳高跳远学校第一名）。当然学校的批评，我也是能瞒则瞒。直到1983年，我瞒着父母考取了上海电视台，换到的也就是一句：“这种是非之地，你去干什么啊。”

爸爸很健谈，也喜欢听健谈的人说话。我水泥厂的一位平凡的工友，在我读大学的四年里，坚持每个月帮我送工资到太原路，我由衷地感谢他。可他倒不以为然，“你老头子见我去很高兴，常常听我讲水泥厂工人中的人事笑话。”那四年，这位工友和我爸爸讲话的时间恐怕都要超过了我。而我却在谈恋爱，忙结婚，忙学生会，忙全市的大学生美术摄影协会。

孵 1962

和写“检讨书”的认真不同，他有很多生动的话语留给学生：“人不能有傲气，却不能没有傲骨。” 自嘲时他常说，“我是鲁迅笔下的阿Q，想革命却不让我革命，又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想诉说却又没人愿听。” 爸爸还常说趣话：“我的学生我总以为都是住到女方家的’巴勒斯坦’，谁知道却是占着别人地方的精刮’犹太人’。”当然爸爸也揶揄我的“玩世”。

国画画鸟、画虫、画花朵。一朵花一个鸟是个人英雄主义，两个是’黄色’，三个是攻击革命三结合，四个四人帮，五个黄吴叶李邱（林彪大将）…… 爸爸还说：“颜色本身没有干净龌龊之分，只看放在什么地方。酱醋放在床单上叫脏，放在大闸蟹旁边就叫干净”；“大红大绿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水果店里都是大红大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画。” 

1970年代批苏联灰调子油画，他不齿于那些连什么叫调子都不懂的把门恶刹。爸爸和陈逸飞说：“他们要大红大绿，你就给他们个大红大绿”。  陈逸飞的 “南来北往” 应运而生。运载着大红色东方红拖拉机的火车正和大綠色的火车机车头飞速交驰而过。正中前景，铸铁塔般耸立着一个金色的朝辉下凝视前方的铁路扳道工人。大红大綠的对比，动和静的对比！“金银黑白灰，再对比跳跃的颜色都能稳住”，陈逸飞深得此道。

“油画民族化”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难懂的名词：“油画民族化”。我问爸爸。他很生气的回答：“三几年，四几年吵到现在，总喜欢造出个高明的词来证明自己高明”。不久，他画出了“人勤春早”（下图）…….看看是油画吗？是民族化吗？

人勤春早 1963

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爸爸谈到“文革”中因为受样板戏影响，人物创作受制于红光亮的”色彩也要为政治服务”，从而产生舞台上”逆光照”的夸张颜色和生活实际逆光情况下油画人物脸色的“红润”要求相去甚远。我自以为是的谈论着油画领域里的色彩关系。这次爸爸没有直接回答我，不久他得意地画了我妻子刘英目视镜头的肖像画，土黄颜色为脸色主调的“逆光照”。画上俏皮的表情，似乎在 “挑衅” 我稚拙的艺术概念。

我爸爸是个大师，他不断在“玩弄”艺术上的“不可以”。

刘英画像 1981 

焕发青春

生活上，社会上，他常常真诚地相信那些报刊的套用语。1979年有大约两个星期，爸爸去给巴金画第三次画像，每天太原路武康路去巴金家的路上，都由我陪伴。他想的是“焕发青春”和“把被四人帮夺去的青春夺回来”。但，巴金书桌上，萧珊的小照片（巴金夫人，“文革”中受害去世）明白地告示着：人死了，不能复活。画完成了，巴金写到：“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

1979年2月28日，中共上海画院支部委员会（加盖了大红印章）给了爸爸一张右派反党集团审核后出具的一百二十五字的文件。上面写着：“……根本没有，纯属错案……”。他感动地给每一来访的客人看，后来又压到小圆玻璃桌玻璃下（那阵子拍的标准照，他也题字：白雪洗青山）。他希望如平反文件所愿望：“……恢复其政治名誉，及你单位以前所摘抄，俞云阶有关1957年的材料，望予以销毁”。他问我：“要给我工作的水泥厂寄一份吗？”爸爸有时比我还童真。

学习组长

1980年代，改正了的脱帽右派有一两年时间里做了“官”，上海画院、油雕院的老人学习组组长，没有行政级别。但是爸爸干得很欢。“画院有封建码头，油雕院是资本主义各自为政，派我做组长是装装样的”。做学习组长至少是“正能量”，不必写检讨了。

读报读文件的之前之后，我们太原路的家常成了另一个学习场所。唐云的绍兴官话，程十发的松江吴侬，胡问遂跟我这个小孩大谈中锋用笔，含而不露，现在想想多有劲，爸爸这个学习组长人缘挺好，“团结大多数”。

“真诚的无奈”和“玩世的真诚”

生在画家的家里，每天醒来就是松节油的气味，但我却很晚动笔画画，甚至可以说是“偷偷地”在学。有同学朋友结婚搬新家，我也想大笔潇洒一番，但这不可以在父亲的眼皮底下，因为“画画必须这样地画”。有一次，我见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左手书法家，我也跃跃欲试，心想书法是另一个领域，不碍事的。爸爸只回了我一句话，“如果你的右手写字也无人能及，那么你何必去用左手！”

认真地去做一件荒唐的事，和玩世地去对付荒唐是不同的。史上，世上对付荒唐，也只有“认真的无奈“和”玩世的实用’两种办法。只是有时颂扬坦率的真挚，有时盛行玩世的实用。艺术上他调皮地挑战墨守成规，不断尝试新的可能。可是做人、写“检讨”却从不“玩世”。我爸爸在待人接物上一味地真诚，变不了，也改不了。对于“证据早就牢牢地掌握了，只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的责吼，他还真的会“挖思想根源”。他确实心惊于“帽子掌握在革命群众手里，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他应付荒谬的政治指控远不及挑战艺术千变的城府来的自如。

据说，吴作人夫人箫肃芳整理的吴作人纪念册用的也是“文革”“检讨书”。俞云阶画作展览一侧的玻璃柜台里一叠叠“认罪书”“检讨书”“思想汇报”。如今暴迹于天下。这些“有关1957年的材料”不但没有“销毁”，今天却自觉地交给了前来观赏艺术的人们，换来一双双茫然的目光，这世界怎么了？

“故乡的云”

我在公共传媒做过记者，懂得怎样煽情。1986年如日中天的歌手费翔给我上了一课，又让我懂得什么叫尊重。那年我从满满一间房间中堆积得比人高的观众来信中挑出一封来自盲人女孩给费翔的来信：“我从小失明，不曾见过太阳、天空，当然也不知道《故乡的云》。但是，我听了你的歌，你让我感知到了金色的阳光，蔚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 多好的“炒作”材料！在海南岛的阳光沙滩上，我将此信亲手交给费翔，要求费翔回信并交回给我公开刊登。生长在西方的费翔和我有着不一样的“人权”思维，他对我说：“我很感动，我一定回她信。但这只是我和她的私信。不能公开也不能伤害……” 

今天我也在西方待了近三十年，反省着荒唐的“检讨书”，对于这个“尊重”和“社会关注”的权衡，我不后悔当初认同的决定。“检讨书”和《故乡的云》好像没什么联系，但今天却放在一起让我联想起来。

我自己狹溢的经验告诉我，真理，真正的道理，且不会只有一条。不同学派，不同理论的主要叙说要点，都应该有机会应用实践。还有，我知道了，原来，我们并不能改变世界，重要的是赶快适应世界。如何去适应？这又存在着“认真”和“玩世”两种不同态度。

面对中华艺术宫俞云阶画作展览会上展出的，看到爸爸的“认真”的“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我倍感无力。“创意”是种心灵感受。“创”的人和“受”的人都有自己的认定。现代的艺术有现代的理论，但我还是深感不能适应，因为这样的展示，把我清晰的童年、青年还有现在的老年联系了起来。被公示的是我和爸爸共同的，隐秘的，羞辱的，憋屈的脏尿布，还有我羞愧的自省。

巴金在《随想录》后记里写道：“《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我悲于我爸爸的那些认真的，被迫写下的那些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不仅见了鬼，还在为盛世而建成的、庞大的“中华艺术宫”中见到了童真可爱、心中期望美术的孩子们。看着爸爸的照片，他也看着我，真想听听他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喜乎？悲乎？

爸爸的画作能再次展出而且是在上海最高级别中华艺术宫的主厅。我很高兴，也感激为此努力工作的领导和专家朋友。当我爸爸去世那么多年，上海美术界又重新开始将他的画画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时，甚至俞云阶已不单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家庭的时候，由我来谈论对“检讨书”的不安，希望也仅仅是我自己内心遭遇的感受，一家之言罢了。人微言轻，轻言咏叹我的爸爸。

很多朋友补写了回忆，让爸爸那活生生真挚热情的为人跃然纸上。也有不少朋友选择沉默不语，我知道他们也由衷地希望看到爸爸重新受到关注的这一天，只是不愿再锦上添花罢了。在这里，大儿子，诚恳地叩拜了，替父检讨！

焕发青春 （1978年，第三次为巴金画像）

修改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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