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迄今在美国高校教学、管理近四十年。
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发展很快。到1946年底，党员已经从抗战胜利时的2000多人增加到了5000多人。人数多了，活动也多起来。培正小学成了地下党和解放区的交通中转站，有些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常被安排到培正小学当教师作为过渡，再由交通员到培正来接他们，把他们带入解放区。同样，交通员从根据地带到上海的同志，一般都在培正住一夜，第二天再分散到各处去。在这看似宽松，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每天都在进行秘密活动。父母的责任，就是营造维护“宽松”的错觉。父亲不动声色，周旋于三教九流，游走于龙鱼之间；母亲灵活机智，胆大心细，保证来往人员的安全，他们是绝好的搭档，不但保证了地下活动的顺利进行，还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父亲决定把培正办得更加正规，他四处筹款，顶下了华忻坊201号的房子，扩大了教舍，开辟了操场，扩组了校董会。并以校长的身份向校内别的系统的地下党员打招呼，暗示他们不要太暴露，努力使培正这个革命据点能够站稳脚跟。考虑到培正小学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加入国民党，以便更好地掩护地下活动。可能父亲比较能干，人缘又好，几个月后，莫名其妙被委任为国民党区党部委员。这件事，曾经得到地下组织的赞许，然而，在解放之后，却成了“历史”问题，给父亲带来无尽的灾难。母亲经常走访夜校学生，对杨树浦一带脏乱拥挤的贫民区，迷魂阵似的七拐八弯的小弄堂，熟门熟路。跟学生拉家常，让她掌握了不少信息，大工厂的前门后门边门在哪儿，厂里有哪些重要车间和部门，谁的大哥在水厂看门，谁的表弟在纱厂维修机器，谁的阿姨在弄堂口卖香烟，这些看似无用的信息随时都可能变得有用。有一天，母亲在弄堂口发现两个陌生人，正向人打听，“XXX你认得吧？住在几号？”母亲一听，问的是一位准备撤离到解放区去的培正老师，赶紧转回身去。她怕那两人盯梢，走到离开培正还有几栋房子的一户人家，看到前门开着，就走进去，穿过天井和客堂间，从后门出来，早一步赶到培正，让那位老师出去躲避一下，等那两个人到了，母亲正在隔壁邻居家的后门口聊天，她走过来，客客气气，“哎呀，你们来得不巧，那个老师前两天就辞职离开学校了。”在险恶的环境里，父母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出门注意有没有尾巴，别人多看他们两眼，就得多绕几个弯，多走几条街，多穿几条弄堂，多换几部公车电车。说话更是小心翼翼，得把应酬的话说得顺顺溜溜，又没有实际内容。带点敏感的文字材料，看完及时销毁。需要留下的文字，藏在棉袄的夹层里，鞋垫的下面，包书纸和书的中间，装满大米的米缸里，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力求完美。任何事情，都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经过五年的共同办校，父母终于走到了一起，1947年11月他们结婚了，没有拍结婚照。婚礼那天唯一留下的是一张五彩的结婚证书。上面写着，他们是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的结婚典礼，主婚人是家里的亲戚，介绍人是父母的朋友和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这张证书，实际上是一张表格，凡是去青年会举行婚礼的都需要填写。也许母亲的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看，那天是她填写的表格。那对新人的信息，除了姓氏和籍贯以外，名字年龄都不是真的。因此，这只是一张半真半假的证书。哪怕是在举办终身大事的大喜之日，父母依旧保持着外弛内张。1946年的时候，地下党工委系统有三名党员在培正小学任教，于是成立了党小组，由市工委委员王中一直接领导。1947年，教委也在培正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内有七八名培正老师。虽然能察觉到彼此的党员身份，但在培正小学，工委和教委系统的党员没有组织联系，只保持一般的同事关系。父母地下工作时期的朋友熟人见了面，不约而同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王中一，很多故事都跟他有关。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时期，王中一又被频繁提起，许多跟地下党有关的冤案错案都由他而起，不少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坐牢劳改，甚至迫害致死，更多的人则因为历史不清，审查不断。据说王中一本人也在运动中含冤而死，之后得到了平反。他究竟是谁呢？提到上海地下党，王中一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是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委员，负责丝织、法电、市政行业。1948年，由于他的疏忽，大批共产党人被捕。这中间有个曲折的故事。1933年王中一在法电当职员。一天，来了一名同乡，请他去管理层为一名叫丁锡山的卡车司机说情。丁驾驶的卡车撞上了法电的电车，被抓进了法租界巡捕房，罚款一千元。王中一去管理层为丁锡山说了不少好话，丁因而获释，还被免除了罚款。为此，丁锡山对王中一十分感激，称他为王大哥。丁锡山可不是等闲之辈，他的老家在上海奉贤，曾经是一名草莽英雄，绿林好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自发组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任第三大队长，后被改编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淞沪第八支队，任上校支队长，曾跟日军交战多次。1939年在日伪军的胁迫下，丁锡山又成为日伪和平军十三师的中将师长。因对日伪不满，跟下级军官商讨起义，被人告发，日军逮捕并判处他无期徒刑，被囚禁在镇江。1944年新四军组织了一次武装劫狱，救出了丁锡山。出狱后，他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了一阵，虽然共产党挽留他留在根据地，但是他过了三个月，就决定回浦东，重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任少将副总队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计划把丁锡山部改编为交警总队，丁锡山对此大为不满，萌发了把部队拉到苏北解放区去的想法。为此，他带着手下的一个团长洪关康，去找王大哥征求意见。王中一听罢，也不再隐瞒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鼓励他们拉着队伍去解放区。丁锡山1947年到解放区后，中共华中工委特别批准他成为共产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1948年2月丁锡山率部乘船南下，到达奉贤，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围剿，双方展开激战，丁锡山终寡不敌众，中弹牺牲。牺牲后，头颅被砍下，挂在城门墙上示众。丁锡山手下的那个洪关康趁着混乱偷偷逃到了上海，携械向国民党自首，还主动请缨要帮助捉拿共产党，戴罪立功。洪知道王中一是党员，但不知他住在哪儿，四处打听，得知丁锡山的副官是王中一的妹夫，就对副官谎称，自己准备回解放区，却苦于找不到组织，希望跟王联系。1948年3月18日的地下党市工委会议上，王中一提出要与洪见面。工委主席张祺和工委委员陈公琪、毛齐华都不同意。那时，报上已报导了“丁锡山匪部被歼”的消息，张祺告诫王中一，“丁锡山已经出事了，你不能再同他们碰头了，要切断与丁部的一切关系。我们是地下党组织，不能像解放军那样策反，会暴露身份的。”在会议上，王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3月20日，王中一违反了地下组织的纪律，擅自与洪见面，被特务当场抓捕。洪想带特务去王家搜查，就骗王说，你带国民身份证了吗？有个身份证，给这几个先生一看，马上就会释放你。王信以为真，带着一拨人回家去拿身份证，特务就此搜查了他的住所。在搜查的时候，搜出一份地下党员的名单，上有180多人，除了工委系统，还有法电、英电、和其他系统的一些地下党员。王中一为什么会在家里放这样一张名单呢？几个月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曾经要求工委准备一份党员名单，最初的想法是，在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时候，党组织可能会遭受较大的损失，当时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万一党组织被打散或接线人牺牲了，解放后可以用这份名单确认党员的身份。后来党组织考虑到这么做不安全，撤销了这一决定，并让工委马上销毁名单，但是王中一没有及时销毁。在王家，特务还搜到一些地下党的工作报告。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祯根据搜查结果断定，王中一是地下组织的重要干部，急电蒋介石报功：“被获共匪工运机关，所有奸匪大部工运名单、组织计划均已搜出。”王中一被捕的第二天一大早，地下党警委系统就把情况汇报给了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告知他搜到了一份党员名单。张承宗立即通知了工委和其他系统，让可能在名单上的人及时转移。可是，国民党也及时展开了大搜捕，因为这张名单，前后有125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父亲。西方把结婚一周年称为“纸婚”，内含两层意思，一是两人的关系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需要双方同心协力，共同画出美丽的图画；二是结婚才一年，婚姻关系薄如纸，需要小心呵护。父母婚后的第一年，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狂风巨澜。1948年3月20日，父母结婚还不满四个月。当时，组织上让父亲负责地下党员撤退去解放区的工作。那天，他去警察局老闸分局找一名地下党员商讨工作，不巧没有遇到，在回来的路上，转到王中一的住所向他汇报情况。那时王中一在八仙桥会稽街18号开了一家杂货铺。父亲到了杂货铺附近，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他觉察到四周的气氛有点儿不对，没进杂货铺，转身走了，却被王中一的小女儿看见，她轻轻说了声：“叔叔来了。”守候在四周的特务当即将父亲抓了起来。那天夜里，母亲正在刻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准备油印散发出去。突然听到楼下有人砸门，特务到培正小学来搜查了。母亲随手将没有刻完的腊纸放在垫被下，把被褥弄凌乱了，自己披衣坐在床上，好像是刚被吵醒。特务进来后，翻箱倒柜的，一无所获，最后只拿走了一套翦伯赞的《中国通史》和几本音乐书。特务走后，母亲一夜未眠，牵挂着父亲。见父亲一夜未归，母亲估计他被捕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学校里没有人。母亲怕敌人再来搜查，把暗藏在华忻坊193号扶梯下工人地下军的枪支弹药取出来，转移到201号的阴沟里，并将所有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文字书籍全部销毁。“1948年，我爱人及上级领导被捕，我和党失去了联系。那时，我们办了一所小学，作为党的据点，半夜里特务到学校里来搜查抄家。第二天，有一位同志来联系工作，我告诉她已出事，叫她快走。她让我也走，先避避风头。我想，我不能走，要是走了，学校怎么办？这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党的据点，同时更难和组织取得联系。要是不走，也有被抓的可能。考虑后，我决定挺下去，一方面我想好了口供预备给抓去，一方面我以家属名义出面主持学校工作。”
母亲的上线是父亲，父亲被捕后，母亲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地下党教委在培正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培正小学的教务主任。党组织考虑到母亲的安全，就让他以同事的身份，劝母亲离开学校，可她拒绝了。为了防止学校被封，他们俩商量后，把培正小学的校产造了清册，转移到校董会名下，母亲自任代理校长，在教务主任和教师们的协助下，学校工作照常进行。父亲是作为“政治犯”被捕的，一开始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幸亏地下党在警察局安插了不少内线，没几天就确认父亲被关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警察总局内。不久党组织把王中一的党员名单上有哪些人也搞清楚了，通过四马路的一名狱警传递消息给父亲，这张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也没有培正党小组其他成员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写？是王故意不写还是疏忽？随着那一代人的逝去，成了永远的问号。当时，地下党有一条非常严格的纪律，万一被捕，就是牺牲，也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父亲被抓之后，就谎称是王中一的表弟。狱警传来的信息更说明父亲没有暴露身份，被捕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父亲和王中一都是浙江镇海人，他们通过狱警，串了口供，坚持两人是表兄弟。到了那年的6月，由王中一案引发的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告一段落，母亲也跟地下组织失去联系两个多月了。有一天，培正小学的一名教师（地下党员）带了一张陈公琪写的条子给母亲，让她去五芳斋接关系。母亲去了，在那里等了一阵，可是没有人来。那是地下组织为了安全，确认没有人跟踪母亲。过了几天，那位老师又通知母亲，让她第二天去外滩的中国银行的储蓄部，见一个拎着旅行袋的熟人。母亲到了中国银行，见到了地下党市工委委员陈公琪，就此恢复了党的关系。因为工委一直在培正活动，陈的妹妹又是母亲的挚友，母亲跟陈公琪很熟，陈公琪常像大哥一样关心她。当时，当局不允许探监，母亲怀着身孕，想到父亲生死莫测，悲哀难抑。见此情景，陈公琪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一次短暂的“隔街相望”。父亲被关押的牢房有一个靠街的窗口，与马路对面一家居民的窗户相对。地下党跟这家人家联系，付了酬谢金，那家同意出借窗口半个小时。内线把时间通知了父亲，于是，母亲隔着车水马龙的街道，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亲，他们无法对话，互相做了一些手势，绝大多数时间，就这么默默不舍地远远相望。这是我知道的父母婚姻中最浪漫凄美的瞬间。那时候，他们结婚才半年多，而父亲已经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在监狱中，父亲几次被提审，他和王中一都一口咬定是表兄弟。敌人见二人口供一致，又抓不到父亲的任何把柄，同意释放父亲，但是必须有十家店铺联保。为了怕引起敌人注意，这件事地下组织不插手，完全由母亲出面解决。那时候她已经有六个多月的身孕，冒着酷暑，四处奔走。幸亏她娘家亲戚里有若干地主、工厂主、商铺老板之类的有产阶级，不久凑足了十家商铺。然而，一般人对保释犯人这类事存有戒心，母亲只得厚着脸皮，多次游说恳求，方才办妥了联保。过分劳累使母亲早产了，她在上海的平民医院生下了只有七个月大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大哥生下来不足三磅，在暖箱里住了九天就夭折了。母亲不止一次提到我那只活了九天的小毛头大哥，“那个孩子长得很像你爸爸。”1948年9月，父母婚后的第十个月，父亲终于被无罪释放了。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在警察局门口接到了苍白瘦弱的父亲。两人再见，恍如隔世，百感交集。父亲出狱后，依旧受到特务的监视，无法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地下组织决定让父母撤退到解放区去。为了跟交通员接上关系，商讨行程，组织上定好了时间和暗号，让母亲身穿深蓝色旗袍，咖啡色大衣，左手拿一份报纸，右手拿一只橘子，在外白渡桥英国领事馆附近走动，届时会有人跟她联系。那天，母亲缓缓走过领事馆门口，有一个人跟上来问她：你是不是要去汉口？母亲说：是的。他再问：要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母亲说要乘飞机。这样，暗号就对上了。这人告诉了母亲出发的日期和时间，约好在火车站见面。到了出发的那一天，父母在上海火车站跟联系人碰头，他把他们交给了交通员老郁。老郁跟父亲工作上常有接触，是熟人。1949年1月，父母离开了上海。他们先坐火车去无锡，转乘汽车去江阴，再从江阴渡江去靖江，那里是国统区，看守很严。交通员带他们沿着江边走了很久，在人烟稀少的乡下，走到一条小河边，对岸有人在放哨，腰上别了带有大红绸子的手枪。交通员和父母坐了木盆过了河，交通员跟岗哨对了口令，把他们送到根据地的第一个交通站，交给了第一站的交通员。接下来，父母跟着交通员，从一个交通站到另一个交通站，步行了二百多公里，终于抵达淮阴的华中党校。在华中党校，他们被编入了“南下干部纵队”，准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同年5月，父母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双双被分配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或许父母已经习惯了隐姓埋名，习惯了低调行事，习惯了不拍照的生活，拍照这件事儿在我们家难得发生，父母从来没有带我们去照相馆拍过全家福。每次去同学家，看到人家的墙上挂着大幅的父母结婚照，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几代同堂的全家福，还有大镜框里密密麻麻三姑六婆的亲友照片，我都会留步多看两眼，我羡慕人家的红火热闹。在我们家，墙上和书桌的玻璃板下没有一张照片。只有两张风景画——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在父母的房间里挂了几十年。为此，母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说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母亲留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照片中，很难找到父母的合影。最后我终于发现一张一九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苏州与武文斌（时任苏州市公安局长）夫妇的合影。为了搞清楚父母的历史，我托哥哥在国内查找资料，他在张承宗的回忆文章里，发现父亲曾经跟武文斌在1944年去华中党校参加过整风学习班。原来这是一张老同学重聚的留念照片。1950年代中期摄于苏州，从左至右：武文斌、父亲、武文斌爱人、哥哥、母亲父亲、母亲、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都已化为尘埃，回到了无垠苍茫的宇宙中。为了了解父母不拍照的岁月，我竟然有幸从历史纪录中，从老一代人的回忆文字中，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热诚、他们的故事。最神奇最有意义的是，我再次走近了父母，隔着时空告诉他们，我理解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选择。这一选择为父母短暂的人生注入了意义，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评说，于他们、于我，都无关紧要了。父母没有留下年轻时代的照片，却给我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启示：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于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地下党员中，有四位：父亲、陈公琪、刘长胜、王中一，在十年浩劫中，毅然选择了用肉体的死亡来换取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谨以此文追思七八十年以前，为了抗日，为了理想而奉献一切的一群年轻人。
方俊：《往事追忆》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文印中心，2006年《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激流网2017年刘宇：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学习时报》2020年
毛齐华《风雨征程七十春》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文史资料选辑，3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张祺《中国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2013年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党史办公室《播种、育人、战斗——沪东地下党领导的工人夜校》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党史办公室1996年中国共产党杨浦史编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杨浦（沪东）史，192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周武：二战中的上海：毁灭与抗争，《解放日报》2015年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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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