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庄稼婴：父亲出了家门，再也没有回来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在美国高校教学、管理三十余年。业余写作，发表过多篇小说和散文。

原题

不拍照的岁月

（一）

作者：庄稼婴

母亲离世之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父母留下的照片非常少，1949年以前的几乎没有。

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过父亲穿着长衫，戴着圆形眼镜，在照相馆拍的一张二寸正面照。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1967年底造反派来抄家，一个凶神恶煞的女人指着那张照片对我大吼大叫：“看看，这象共产党员的样子吗？共产党员会是这身打扮吗？这证明你爸爸是大叛徒大特务！”

照片，被当作罪证搜走了，而且一定是搞丢了，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张照片。那是个寒冷的黑夜，造反派抄完家，就把父亲押走了，他被押出了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就这么走了，照片也不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无声无息侵蚀了我记忆中他的影像，就像一层薄雾轻柔地飘进了我的记忆，眷恋上了我的哀伤，默默地与我相守，雾气越来越浓，一切都成了深浅不一的灰色。我使劲睁大双眼，希望看到青年时代的父亲，他却在雾里若隐若现，最后一点一点消失在一片灰色之中。

残存下来的几张照片，都摄于五六十年代，让我看到了父亲的中年时代，这些照片似乎成了他曾经路过人世的唯一证据。

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同样稀少，有几张摄于家乡罗店，十六岁以前的照片，那是抗日战争之前。照片上的母亲还是一名青涩的少女，不自如地对着镜头，背景是小桥流水，假山亭榭，石径古木。

三十年代母亲（右）与大姨摄于罗店

母亲照片中的背景在日寇的炮火中成了灰烬。

1980年代初，我居住在加州海边一个被树林围绕的小镇。有一天去散步，看到一棵冲天大树竖立在一条小路的中央，两边留下窄窄的车道。这对于生长在上海的我，无疑是一奇景。我把照片寄给母亲，她感叹道，“这棵大树让我想起了家乡，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那么高的树了。”

母亲的家乡曾是中日对战的战场，战后，那里一片焦土。母亲的话让我开始留意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粗粗细细、曲曲直直、仪态万千的树。每棵树的枝干里都隐藏着故事，就像那些来去匆匆，从我身边走过的人，一个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那些看了也记不住的人，谁不是一年老一年，一辈催一辈，一人一故事，一梦一人生？

我无法看到父母青年时代的模样，但是我是不是可以从史料文字中，从曾经听到的只字片语中，去追溯七八十年以前，他们不拍照的岁月呢？

一贫如洗的小学徒

共和国的每个时期，都有属于那个时期的语言。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常用的两个词是“新社会”和“旧社会”。童话故事的第一句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在黑暗的旧社会……”。于是，我们很小就能用富有象征性的语言，熟练地描述历史，1949年以前，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七岁生日那天，母亲送给我一本《三毛流浪记》，它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从栩栩如生的图画里看到了旧社会。原来，旧上海的小乞丐、小报童、小艺人、小学徒的生活，是如此惨不忍睹。那是我又爱又怕的一本书，我忍不住想去看，看到太悲惨太暴力的画面又不忍看下去，把书合上，定定神，鼓起勇气，再打开看一眼，然后再合上。

等我稍微有点懂事了，某一天突然得知,父亲曾经当过学徒，我还记得震惊之后的难受，因为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三毛当学徒的画面。三毛跟老鼠一起睡在黑洞洞的楼梯下。寒冬腊月穿着单衣在冰冷的水里洗衣服，在旁边观看的是老板的儿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抱着暖暖的热水袋。三毛辛苦工作了一天，饿得眼冒金星却没有饭吃，还被老板没有理由地拳打脚踢……我开始疼惜威严的爸爸，他小时候吃过那么多苦。

父亲是否经历过这些，我不知道。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又是一位“老”父亲，我出生那年，他已经四十岁了，对于我这么个小毛孩，他没什么可说的。好不容易等我长到似懂非懂的十四岁，还来不及跟我说什么，他就匆匆地走了。

因此，对于父亲，从大人的交谈中，我捕捉到一个没有细节的故事梗概：二十年代中期，十二三岁的父亲，从宁波来到上海。父亲出生于浙江镇海，家境贫寒，幼年丧母，我的祖父终年在外谋生，家里只剩下年幼的父亲和他的祖母。他在家乡才上了几年小学，就被祖父送到上海来“学生意”，即在商店里当学徒。旧时的上海，小商铺小作坊会收一些穷人的孩子为学徒，学徒期一般三年。在此期间，师傅管吃管住，不付工钱，小学徒一边从师傅那儿学点儿手艺一边打杂。父亲在一家裁缝铺学了三年生意。之后，他去一家袜厂做过工，工余在速成的文化补习班念完了高小和部分中学的课程，他的干部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填写的是初中文化。

父亲的经历太不可思议了，那不是吃人的旧社会吗？一个被资本家榨干了血汗的穷苦工人怎么可能有机会上学呢？母亲的解释是，“他是宁波人嘛。”的确，在老上海人看来，宁波人是勤劳务实节俭的同义词，所以父亲能去补习学校，日后能做成一些事，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好奇钻进了我的脑袋，旧社会是不是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故事？

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童年少年时代的照片，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小学徒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战乱中的失学青年

至于母亲，我了解得相对多一些。从1937年逃亡到上海到1949年上海解放，她没有留下照片。据她说，虽然她不去拍照，但也被别人拉着拍过合影，只是那些合影并没有留下她的面容。常常在按快门的最后一瞬间，她突然低下头，突然转过身，或突然躲到别人的身后。

旧日上海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母亲的老家在上海北郊的罗店镇，离上海市中心二十多公里。罗店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小河穿镇而过，小河两侧，房屋鳞次栉比，街巷纵横交叉，抗日战争前，罗店镇有三湾、九街、十八弄，商业手工业繁盛。在九街之一的北街上，母亲家经营着一家百年老店，家里的房屋宅园占据了半条北街，在镇外拥有数百亩耕田，足以维持小康生活。

1937年淞沪会战，日寇在罗店镇以北十公里的小川沙登陆，一路烧杀抢掠，向罗店杀来。镇上的居民悲怆凄惶，扶老携幼，逃离到附近的乡野去避难。病中的外祖父在东躲西藏的颠簸中，四十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留下外祖母和六个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中。

为了逃生，身陷敌占区的外祖母带着孩子，穿过封锁线，躲过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历经艰辛逃往上海。那一年，母亲不足十六岁，跟随着大批难民，通过了法国和安南巡捕驻守的徐家汇卡口，投奔到曹家渡附近公共租界的亲戚家，在那里躲避战乱。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以步枪轻机枪对抗日军的军舰大炮，以250架飞机对战日军3000多架飞机，最终中国空军全军覆没。冯玉祥曾说过，“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这是一场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悲剧。20多万将士用自己的生命，一寸山河一寸血，在上海抵抗日本侵略者。史料上说，不少部队的官兵来自一个省，一个村，一个家族，他们的全体牺牲给家中的父老乡亲带来的是何等的灾难和悲怆！

当我第一次看到1937年11月13日，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上海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体上海同胞书，我被深深震撼了。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我，一个没读过淞沪会战历史，没见过淞沪会战图像，历史知识奇缺的人，能从上述文字中真切地体会到痛彻心肺的悲愤，那么，亲历了淞沪会战炮火的母亲，面对国恨家仇，必然是怒不可遏，义愤填膺。

日军登陆后，中日两军在母亲的老家进行了最为惨烈，被称为“血肉磨坊”的罗店拉锯战，母亲家的百年老店和大部分住宅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战后的罗店，据文史记载，“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城镇片瓦无存，惟余焦土，惨酷之状，不忍卒睹。” 

战争结束后，要强的外祖母带着三个孩子返回家乡，在断壁残垣中，重整残存的家业，谋出一条生路。母亲则被留在上海，寄人篱下，照顾两个在上海上学的弟弟。家道中落，失学在家，前途渺茫，母亲心里非常苦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借到一本书，细细读了几遍，爱不释手。这本书像一束光照亮了她未来的人生之路，母亲追随着那束光，离开了家，投身于抗日救国。母亲多次告诉我，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改变了她的一生。

九十年代的一个儿童节，母亲被邀请去给徐汇区的小学生讲革命历史，在她拟写的草稿中，我读到：

“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逃来逃去，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出了火线，因为绕道而行，走了几天才走到上海。一路上到处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红了，惨不忍睹。路上挤满了逃亡的人流，扶老携幼，肩挑背负，有些人受了伤，许多人饿得走不动，浑身是灰是汗，成了一个个泥人。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时，我认识到，这已不是我们一家，一乡，一镇的遭遇，而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摧残，我满腔愤怒，我想去打日本鬼子，为父亲报仇，为乡亲报仇，为死去的同胞报仇，讨还这笔血债。到上海后，我一直想参加抗日，后来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终于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投身工人运动

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大批难民涌进上海，父亲当时离开了袜厂，在沪东公社难民收容所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地下党员周林（曾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当时正在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出入工厂和社会团体，物色合适的人选，发展壮大党组织。

地下工作，顾名思义，就是秘密工作，在敌占区，隐蔽地无声无息地工作，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可能失去生命。这等“好”事，多数人不感兴趣，赌注太大，个人又得不到回报。因此，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这些人必须比一般人更注重“精神”信念，有一颗热诚的心。同时，他们又必须是大胆、机警、低调的实干者，最好还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外貌和性格都没有特征，让人看了就忘的人。太英俊的，太张扬的，回头率高，不适合地下工作。

父亲是个不错的人选，沉着冷静寡言。他从小离乡背井，身边没有可依赖的亲人，没有可倾诉的对象，沉重的生活担子由他自己承担。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想法，好的坏的，都锁在自己心里。周林考察了父亲一段时间之后，1938年介绍他入党。那年，父亲二十五岁，却已独闯世界十年有余，故而为人处事已相当老练。

入党后，地下组织派父亲去上海的针织业，动员组织工人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物色发展地下党员，争取成立针织业的第一个党支部。父亲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之后，又被调离到沪东公社的女工夜校当教员。

沪东公社是美国基督教里的一个支派南浸信会创办的，主要做慈善，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救助，普及识字，救助流浪儿童。工作人员多半是行善的基督徒或希冀解决社会不公的热心青年。

沪东地区产业工人集中，也是地下党的工作重点。地下党利用沪东公社的合法地位，在工人中间组织了兄弟会、合作会、联谊会。还介绍了不少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去工人夜校教书，包括父亲，他们一边上文化课一边给工人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寡言的父亲，在课堂上是什么样的？我只能靠想象去回答这个问题。对我，父亲更像是一个符号，我对他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等我醒来，他已经去上班了，等我入睡，他才回家。比起邻居们的爸爸来，他更为严肃，不苟言笑。他从来没陪我搭过积木，办过小人家家，下过棋玩过牌。上学以后，他也从不检查我的作业，只有一次，因为我期末考试门门都是五分，他带我去了新华书店，把所有适合小学二三年级学生的读物统统买下来。我还记得双手捧着这二十多本书，在一个冬天的下午，跟他同行在被阳光染成橘黄的淮海路上。这个画面，陪伴着我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没有模糊，没有泛黄，光阴的流逝反而使得画面的色彩愈发浓郁，愈发清晰。

女工的“小先生”

母亲十八岁那年，看到了报上的一则招聘启事，曹家渡康复里小学招聘教员一名。那所小学离亲戚家不远，母亲决定去试试运气。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些，她特地向老同学借了一件长大衣，套在旗袍外边。工作面试比母亲想象的容易，校长问了她的学历，让她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母亲从小练过书法，字写得相当漂亮，校长见了，当场就决定聘用她。

母亲回到家里，跟亲戚提起外出教书一事，立即遭到反对。家里难道已经败落到需要女眷抛头露面去工作了吗？再说，母亲已到了婚嫁的年龄，嫁个合适的丈夫就行了，一个女孩子何必出去吃那么多苦。母亲不服，跟亲戚理论了几句，亲戚不高兴了，气头上甩给她一句话：“你这样出去，是坍我们家台，外人还会说我恶待了你。假使你非走不可，那就不要回来了。”母亲心里想，不回来就不回来，亲戚的嫌弃和冷言冷语她早就受够了。第二天她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亲戚家。

三十年代末，小学教员薪水菲薄，母亲买了米，剩下的钱就只够买几块乳腐。她就这样，吃了几年白饭加乳腐，有时候米不够了，有时候工作太忙，饱一餐饥一餐。没有钱租房子，每天晚上就把矮矮的课桌拼在一起，睡在教室里。

生活上的苦，母亲不在乎，精神上的自由，焕发了她的青春和热情。教书之余，她参加了合唱团，在上海租界四处义演。这个业余合唱团的成员是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高唱着《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呼唤民众投入抗日。“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团结奋起，奋起团结！”

这些抗日歌曲的旋律伴随着我的童年。文革以前的星期天，母亲经常一边弹着风琴一边放声歌唱。在我们家的书橱里，收藏着各个时期的歌曲集。

母亲参加合唱团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她就忙得没有时间去唱歌了。

曹家渡附近有不少纺织厂、绢丝厂、卷烟厂、灯泡厂和自来火厂，雇用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年龄在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女工，她们出身贫苦，没上过什么学。女工工作条件极差，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工资非常低，往往仅够吃饭。为了改善女工的境况，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在上海开办了女工夜校，帮助女工识字明理。

为了方便曹家渡附近的女工就学，女青年会借用了康复里小学的校舍，开办了一所女工夜校，并聘请了三位在康复里小学教书的女教员到夜校兼课，母亲是其中之一。

康复里女工夜校开了三个班，汤先生教初级班（小学一二年级），母亲教中级班（三四年级），陈先生教高级班（五六年级）。夜校分两个时段上课，清晨5点到7点上早课（为上夜班的女工所设），晚上7点到9点上夜课（为上白班的女工所设）。三位年轻的老师白天教小学，清晨和夜晚教夜校。她们吃睡在学校里，每天早起晚睡，非常辛苦。陈先生回忆，“为了办好夜校，三位老师共同努力，学校的确办得生机勃勃，红红火火，在沪西各工厂中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女工来说，在厂里，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还经常无故受到辱骂，因为得靠那份菲薄的工资养家，她们只能默默忍受。在家里，女人没有地位，也常受委屈。艰难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往往导致夜校学生中断学业。

三位老师想尽办法留住学生，她们把课程设置得更有吸引力，让母亲教学生唱歌，让陈老师组织学生演剧。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她们发现，光靠这些还不够，于是，到了节假日和学生的工休日，她们常去学生家家访，跟学生交朋友。

母亲回忆说，“大多数学生家都很穷，常常是一家老小挤在一间小房间里，房间里放了一张床，就没什么地方了。有的人家住在用竹子油毛毡搭起来的窝棚里，又低又矮，到了下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窝棚里的泥地变成了泥浆，滑碌碌的。弄堂里又挤又脏，垃圾成堆，臭得要命，路面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积水成河。”

家访让母亲看到了比她更贫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辛苦地工作，家里破破烂烂，老老幼幼都是满脸愁容，衣衫褴褛。看到那么多同胞一天天在风雨飘摇中苦熬，母亲更加同情劳苦大众，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三位老师年龄相似，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她们朝夕相处，感情日深，不久以姐妹相称。母亲不知道这两位正直善良的姐姐，都是地下党员。

有一天，大姐汤先生给了母亲一张电影票，告诉她，在影院里将有一名身穿灰条子旗袍，手拿一份报纸的女士坐在她旁边，那位女士要跟她谈话。至于谈话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母亲兴奋不安地来到影院，发现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熟人——女青年会的张女士。张女士低声问了母亲几个关于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问题，仔细听了母亲的回答。

原来，汤先生经过考察了解，决定介绍母亲入党，张女士跟母亲的谈话是党组织进行的“政治复审”。过了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汤先生为十九岁的母亲举行了简单的入党宣誓仪式。她特别强调了党的纪律，不该知道的事不要问，要听上级指挥，只能上下级纵向联系，不能跟其他党员发生横向关系。她还再三关照母亲要小心谨慎，注意一言一行，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从小就知道，旧上海有一个女青年会，因为父母跟地下党朋友聊天的时候常常提起，他们都曾在夜校教书，从那里接触到进步的思想，参加了革命。一开始，我以为女青年会就像抗日小说里的妇救会，可是，有一次母亲提到，在女青年会夜校教书的时候，外国修女拉她去做礼拜。我一听，竖起了耳朵，外国修女？做礼拜？这跟女青年会有什么关系？

母亲解释说，女青年会全名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慈善组织，教女工识字，组织女工参加文艺体育活动，救助贫困妇女儿童。我越听越不明白，旧社会奇怪的故事太多了，为什么我们的课本上没有这些故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民众和地下党曾经利用租界相对宽松的环境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全城沦陷后，日寇频繁的戒严、封锁、搜查、停电、断水，女工夜校难以办下去。形势的恶化迫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迁往内地，在上海的女工夜校，几乎都停办了。

夜校教师中的一部分地下党员也撤离了上海，其中包括汤先生（改名方敏，曾任铁道部铁道科学院党委书记）和陈先生（改名方俊，曾任河北省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她俩改换了姓名，扮作姐妹，撤退到解放区去了。

母亲在那几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成了地下党员之后，更是小心翼翼，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了。解放以后，有几位阿姨常来看母亲，进门就亲切地叫她“小王先生”，她们是康复里女工夜校的学生。解放后重逢，母亲才知道，她们中的不少人入了党，成了工厂和车间的领导。

1951年，陈先生来上海时，与旧日学生同事团聚，合影留念。

康复里女工夜校师生合影，第一排正中为陈先生，右二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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