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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温大勇：我的爷爷，一个老中医的“革命晚节”
作者 ：温大勇
爷爷去世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每当我看到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伟人名人溢美文章时，总忍不住想为爷爷也写点儿什么——爷爷的一生与彪炳的勋业、显赫的声誉无缘，直到去世，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正如浩瀚无垠大海中的一滴水，然而没有涓滴，何以成江海呢！
我家祖籍山东潍县。大致是清代后期，老祖宗背井离乡，赤手空拳闯了关东，在辽宁辽阳北门外落下户，以耕种为生。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传到曾祖父时，已是小康人家。但爷爷幼年丧母，只上了几年私塾，就不得不离开缺少亲情的家庭，进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谋生。长年累月的学徒和药铺伙计的艰苦生涯，爷爷落下了一双老寒腿，却也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中年之后不仅考上了“医证”，自己还挂牌行医了。
爷爷刚强了一辈子。他年轻时有吸烟习惯，一次串亲戚，不巧亲戚家失火，有人就说是因为爷爷酒后吸烟所致。爷爷一怒之下撅了烟杆儿，从此烟酒不沾。爷爷有三男二女，长期困窘的生活令爷爷认定只有让子弟读书才有出路，便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为了供我大伯父和父亲上学念书，爷爷奶奶备尝艰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清贫的乡下中医家庭，竟先后培养出来两个留学生——当然，大伯父和父亲留学时都争取了“官费”，父亲读书也曾得到过两位兄长的资助，但这仍让爷爷一生引以为傲。
时间大概是1946年，长春，抗战胜利团圆后拍摄的不全的“全家福”，内有爷爷、大伯父、大姑和我父母
“新社会”到来后很长一段时间，爷爷住在长春大伯父那里。虽衣食无忧，老人家仍然主动要求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家工厂当厂医。后来，严重的关节炎越来越不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在我父亲再三恳请下，爷爷才迁到北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爷爷个子不高，精神矍铄，脸庞虽清瘦，但气色挺好；眼睛是我所熟悉的和伯父、父亲一样的眯缝眼，已经有些浑浊了；头发很少，头顶泛着光；每当操着东北口音说话时，稀疏的山羊胡子便会一翘一翘地动起来。那时，爷爷常戴一顶瓜皮帽，身罩旧式的棉布长袍，一年四季穿着皮裤，脚蹬黑布老头鞋，走起路来拄着一支普通的手杖，一点儿也看不出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爷爷的生活简单、朴素而有规律。他醒得很早，起床漱洗后，多会坐在床边，有节奏地拍上一阵子巴掌作为锻炼。白天，爷爷不常上街，一般要找些事情做，修个椅子啊，绑个笼屉啊，磨个菜刀啊，洗件衣服补个袜子啊，闲不住；即使偶尔出门，也要在访亲会友之余，时不时到旧市场转转，我卧室墙上的挂钟就是爷爷从那里淘换来的二手货。
当时我家有位阿姨帮忙，可直到爷爷去世前不久，他都坚持自己做饭：爷爷每天早晚喝一杯牛奶，只是在中午吃一顿饭，他嫌我们的伙食缺油少盐，会津津有味地把自己做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等到手头的事情干得差不多了，爷爷便把家里订的报纸看上很长时间，高兴了还要晃着头，抑扬顿挫、有腔有调地朗读起来；困了就许打个盹儿，报纸盖在脸上，被气息吹着发出轻微的声响——我有时也想看报，悄悄进屋走到爷爷床前去抽报纸，爷爷没准儿会忽然张开眼，攥着报纸，从老花镜后望着我，说还没有看完。
春天，爷爷让我帮忙，把房前的一小块空地翻松，打算种上蓖麻和向日葵。当我们满头是汗地把地平整好，撒下种子，爷爷又脱下棉袄，只穿着贴身小褂，喘吁吁地在地里用力踩起来，说是这样才容易出苗，于是我也不好偷懒。过后，爷爷每天都要亲自浇上一遍水，倒背着手，围着这块地转上几圈，盼望着种子破土而出。大概是我们过于热心了，直到来年，这块地才长出苗来，不过不是蓖麻和向日葵，而是稀稀落落的玉米。看得出，爷爷是颇有些尴尬的。
每天晚上，爷爷都眼巴巴地等待着儿子回家。我父亲回来得迟，爷爷就闭着眼睛坐着，摇晃着身子，轻易不会关灯睡觉。有时遵照母亲的示意，我轻轻推开门打探，爷爷会睁开有些矇眬的眼睛，见是我，便又失望地闭上，继续晃动着……父亲到家后，往往不理会母亲的劝阻，一般都要先去爷爷那屋看看，爷儿俩聊上一会儿，下上三盘象棋，这是爷爷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光。
爷爷关心天下大事，报上的消息能牢牢记下来，且立场鲜明，不是赞颂国家的点滴进步，就是批判“苏修”和“美帝”，间或愤愤地加上一句“妈拉巴子”。父子二人对弈的结果多是二比一，爷爷总是赢家。他会像孩子似的开怀大笑，眼睛成了一条线，宣布“这回你可没救了”，然后热心指点着自己在哪一招上让儿子上了当。但说老实话，爷爷的棋艺实属平常，我都能看出破绽来，父亲怎么会输棋呢……
我放学回家了，爷爷爱跟我打听学校里的事情，翻看我的课本，听我神聊。有兴致时，爷爷要考我几个字，写对了或许会奖励一块糖。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写的“臭”字少了一点，爷爷把笔拿过去，一笔一划地写出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这个字好记，记住，自大一点即为臭。”我上初中学了俄语，爷爷听说后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也能讲几句“老毛子（东北人对俄国人的通称）话”，仿佛怕我不信，眯缝着眼睛认真地说：“他们把中国叫柯达基，水桶叫威得罗，面包叫列巴，稀罕的是把小孩叫姐姐……”不知为什么，爷爷没说过他可能还懂一点儿日语——这是我猜想的，因为东三省沦陷十四年，大伯父亦曾留学日本。
爷爷是位慈父，可这种父爱并不自私，而是深明大义。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父亲从德国学成归来，此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侵略者封官许愿，动员研修兵工化学的父亲回到久别的故乡，建设“大满洲帝国”。爷爷托人带话，让我父亲坚定了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远去南京为国效力，后又随民国政府迁到重庆，直至光复才与爷爷团聚，只是没能和先已病逝的奶奶见上一面，留下终生遗憾。
爷爷常住北京后，更是支持、鼓励钟爱的老儿子（小儿子）努力工作，多做贡献，每天只要见上一面就心满意足。到了年底，假使我父亲评上了“先进工作者”，爷爷会把奖状要过去，端端正正地贴在毛主席像下面，以便让每一个进到他房间的人一眼就能望见。
那时，因家庭背景、生活习惯、脾气秉性等不同，母亲和爷爷虽住在一处，但有各自的活动空间，平日难得交流，爷爷不会主动去儿子的客厅与卧室，母亲也多是在大年初一才会到公公那屋拜年。尽管如此，我从未听到过老派的爷爷在我父亲面前流露过对我母亲的不满，所以翁媳倒也相安无事。
父亲说爷爷是“我们家里思想最进步的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温家人丁兴旺，爷爷难得地赶上了五代同堂。他希望子孙努力争光，事业有成。每当爷爷得知他庞大的家族又添丁进口了，他众多的孙男弟女又有人入队入团了，一定念叨着“托毛主席的福”，兴奋地把来信或照片保留好，给他见到的每一个熟人都看看，不厌其烦地在一旁介绍，然后等待着对方的夸赞和祝颂。
爷爷热爱“新中国”，常常自觉地“忆苦思甜”，给我们讲述父亲小时上学的艰辛，动感情地谈起为了帮助哥哥和小弟弟读书，很年轻就去世了的二伯父和二伯母；爷爷诚心诚意地拥护“人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无条件响应共产党的各种号召，即使在国家最困难时期，也是毫无怨言，一句“有毛主席主事呢”让老人家信心满满。
因爷爷年高德劭，家里的亲朋、父母的同事来做客，按例都要先去看望“老太爷”。此时，爷爷就是积极的“红色宣传员”，比如，不管来访者职业、身份如何，爷爷总会把时政新闻扼要简明地介绍评论一番，当然不用说也是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他会勉励人家干好本职工作，报效国家；他会问对方储蓄了没有，说是多储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来人年纪大些，爷爷不会忘记在谈话中顺便提几句让子女自由恋爱和火葬的好处；若有小孩子在场，他会摆上自己的点心盒，或象征性地给一点儿钱，肯定要叮嘱他们读书上进，“听先生的话”。
爷爷不时会冒出几句旧词，把“机关”说成“衙门”，把“学校”叫“学堂”，把“爱人”称为“媳妇”，说得客人们会心地微笑。一般来说，带访客过来的父母总得不失时机地打断爷爷的话头儿，熟悉的亲戚则另当别论，必须耐着性子接受老爷子的教诲。
印象中，爷爷似乎挺抠门儿，平日不会给我零花钱，但有时又大方得很，我要说买学习用品爷爷准掏钱。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有了困难，交不了学费买不起纸笔，爷爷听说后一定尽力襄助。1966年春天邢台地震，爷爷给灾区汇去了两百元钱，家里人还是在收到当地政府的感谢信后才知道这件事。
每年大年初一清早，我们都要给爷爷拜年，按照老礼儿，男人磕头，女人鞠躬。爷爷难得地穿上那件珍藏的暗色紫花绸面皮袍，用手轻捻着胡子端坐着，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拜完年后，爷爷会给每个孩子一两元钱，让我们留着“买书本”；接着，爷爷便会讲起从前过年的情景，回忆小时看到邻家吃饺子，自己只能咽口水；再下去，爷爷就要背上几句治家格言，像“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像“谦受益，满招损”……这时，父母哥姐恭敬地站在一旁，我却寻思着怎么花掉刚到手的压岁钱了。
别看爷爷岁数越来越大，可有一颗年轻人的心，到北京一段时间后，闲得难受，老人家竟闹着要工作、要上班了。父亲苦苦相劝，爷爷却执拗地说：“你别小看你爸爸！我是图几个钱吗？我不能在家当老太爷，我还能给国家做贡献！”于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耄耋之年的爷爷居然被允许在家开业门诊了。
爷爷珍藏的“医证”照片
爷爷高兴极了。他请木工师傅做了一块写有“中医师温景临”的木牌，刷上油漆，钉在街门口；又找出由辽阳县警察事务所于民国七年颁发的“医证”，镶嵌在镜框里，挂在“诊室”的墙上——“诊室”就是爷爷住的那间小屋，白天用来为人看病，晚间当做卧室。求医人进屋后，爷爷指指桌对面的椅子，示意他或她坐下，让把胳膊搁在自己亲手缝制的黑绒布号脉枕上，然后从桌上庄重地拿起一块已磨得露铜的怀表，打开，闭上眼睛开始号脉……
爷爷脾气很倔，也非常自信，不喜欢患者多嘴多舌，倾诉病情——他架在鼻尖上圆圆的老花镜后射出冷峻的目光，会让患者不敢多吭声。待慢条斯理地说出患者的症状，并得到点头认可时，爷爷就露出笑容，自负地说：“我不能骗你。”开完处方，爷爷还要公事公办地撕下一张收费单据，郑重地递给对方保存。
那几年，房前的小院子经常很早就有人排队“挂号”，甚至还需要我家阿姨“维持秩序”，也幸亏爷爷人缘好，倒没听说过街坊邻居抱怨。因为挺忙，有时甚至饭都吃不踏实，可爷爷仍很开心：“救人如救火。不是万般无奈，人家不会来找我。”上门求医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也有人用轿车接送爷爷出诊，但爷爷一视同仁。遇到经济条件差的患者，爷爷不仅分文不收，往往还要亲自抓上几服药送给人家。
听阿姨告诉我们，有一次，“老太爷”帮助一位郑州来的病人买了车票，还把他送到大门口，叮嘱他回去好好将养身体。那位病人给爷爷鞠了大躬，千恩万谢地走了，为此让爷爷感慨多日。
时间久了，有些痊愈的患者成了爷爷的座上客，有事没事就过来聊聊。直到爷爷去世后好几年，还有外地朋友路过北京时，专门下车来看望“温大夫”呢！当然，也有人想拜爷爷为师，甚至下了跪，爷爷只推说年纪大了，不能误人，一口回绝。
家人为照顾爷爷身体，门诊时间只限定半日。午后，如果没有其他事，爷爷就戴上老花镜，一丝不苟地记下当日病例，整理成册。多年来，爷爷积存的医案有几十大本，精心保存在一只旧柳条包里。那时，姐姐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爷爷曾拍着笔记本对孙女说，“这些病案都给你留着，将来有用。”
为了工作问题，爷爷还曾两次上书，一次是给卫生局，一次是给市长。后来政府确曾派人来我家向爷爷了解情况。尽管父亲为此事不安，可爷爷很高兴，他老人家觉得自己尽了一个国家主人翁的义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爷爷就对西医抱有“不可调和”的成见了。他常常得意地举出西医误诊的病例，无情地嘲笑。搞了大半辈子卫生防疫工作的伯父偏偏看不上中医，每次进京探望老父亲，爷儿俩非得“吵”上一架。后来，看着古稀之年的伯父和已经90多岁的爷爷还为了一个小小的学术问题争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而孝顺的父亲着急上火却不敢轻易表态相劝时，我总有点儿“幸灾乐祸”，忍不住笑出声来。
还有一次，爷爷自己针灸，由于睡着了翻身，针断了，有一半留在身体里，发了炎，不得不进了医院。过了几天，当爷爷红光满面地出院后，跟不少人抱怨说：“医院我是再也不能去了，这哪是看病，这是糟践人呢——除了妇科，哪一科都给我检查过了！”听到这话的人都笑了，可谁也没反驳：有什么办法呢，这位老人家是大清同治年间出生的，民国初期就有了孙子！
爷爷就是这样健康愉快地工作、生活着，他觉得满意极了。医生们甚至断言，这位倔脾气的老爷子准能活过一百岁。
然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共产党内部揪出了数不清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爷爷认定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竟然一直贯穿着一条又长又粗的“修正主义黑线”，我家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不知道从哪儿闯上门来的红卫兵小将砸烂了爷爷的诊所招牌，高声斥骂爷爷为“封建余孽”“老兔崽子”，“勒令停业”……
当时我在清华附中读高二，平日住校，这件事是阿姨事后悄悄告诉我的，说正在接诊的爷爷、她和来看病的人都吓坏了，万幸的是老爷子没有挨打。紧接着，在我家待了多年的老阿姨被剪掉头发，轰回了外地老家，罪名是“反革命亲属”，而且造反派还当众宣布，绝不允许再“雇人剥削”。
据我后来所知，爷爷是“暖房的花朵”，我们家族对爷爷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的，比如，老人家就一直不知道，跟外人提起来总是自豪不已的两个儿子，因历史缘故，成了历次政治运动都躲不开的“运动员”，日子绝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所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变乱，让头脑单纯的爷爷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爷爷沉默下来，好在生活尚能自理。虽然每天晚上的棋赛照常进行，照样是爷爷以二比一取胜，可是轻易看不到爷爷的笑脸了。又有空闲的爷爷看报看得更仔细、更认真，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之一，爷爷问我怎么没有参加表哥所在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我只好支吾着说，我们观点不同，我的出身也有“问题”。
不过爷爷似乎始终弄不明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和“高级革命干部家庭”对子女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有时，爷爷向偶尔来访的客人打听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来人走后，他就闭上眼，长时间地左右摇晃着身子；还有时，爷爷带着欣慰的表情，眼睛紧凑在病愈的患者寄来的感谢信上，一字一句地读，一遍一遍地翻看，然后把来信扎成一捆，小心地收藏起来。
如此这般过了一段时间，笑容又重现在爷爷脸上。爷爷打心底欢庆挚爱的中华民族被从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诅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各地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赞美当时的每一个伟大号召和英明决策，并且不断教育他的所有亲属和来客要正确对待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爷爷在胸前别上了红光闪闪的领袖像章，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导师语录。晚上，父子二人的政治话题仍然继续，爷爷说的是国内外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原本健谈的父亲却情绪不高，话越来越少。
1967年夏天，几年不见的大伯父进京看望爷爷。伯父是民主人士，对于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屡次被冲撞，未免有些牢骚。爷爷眨着昏花的红眼，气愤地扯着嗓子质问：“怎的了，你就不许批评？你就没有埋汰思想？伪满的时候，你没端过日本人的饭碗吗？我不知道你们现今都是怎么想的，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想着自个儿，国家谁管啊？我看你真该触及触及灵魂了！”以往并不怵头与爷爷争辩的伯父，苦笑了笑，看看我父亲，没再吭气。
1967年春天，兄嫂婚后回京，我和姐姐、兄嫂与爷爷在院内所照
那一时期，我家的生活就像绷紧的弦。秋天，母亲学校里的对立面在军宣队的支持下，诬陷母亲是“现行反革命”，扭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母亲被“拘留审查”了。家人不敢把这一消息告诉爷爷，爷爷单吃单住，像是也没有察觉。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偷空回家，照例到爷爷那屋看看。爷爷脸上盖着报纸，正长一声短一声地轻轻打着鼾。我刚要退出，爷爷醒了。他叫住了我，坐起身。
几天没见面，我觉得爷爷又显得苍老些，眼睛深陷在眼眶里，目光稍许呆滞，鼻子尖瘦，两腮似乎更瘪了下去。爷爷摘下老花镜，盯住我，迟疑地问道：“大勇，你妈犯错误了？”我吃了一惊，愣了愣，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点了点头。爷爷没再问下去，闭上眼睛摇晃起身子，半晌，朝我摆了摆手，“你去吧。”
初冬，爷爷病了，医院诊断是胃癌。爷爷信不过西医，固执地不肯住院治疗，只是自己给自己开出一个又一个药方，让我到中药店去抓中药。爷爷的字迹已经很难认了，我只知道药方不断改换。常去的几个中药店的伙计都熟悉爷爷的字，他们说，老大夫的用药剂量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爷爷放下已使用多年的粗笨老式钢笔，不再开药方，让我想办法去菜市场买一只活鸡，要试试当年流行一时的“鸡血疗法”——爷爷从来不信旁门左道，看得出很无奈，也有些难为情，声音微弱地说：“大勇，你再给爷爷跑一趟吧，爷爷不想现在死，以后还兴许能帮帮你们。”我忍住泪，骑车几乎跑遍了全城。
几天后，爷爷拒绝继续服药了，凭着一生的经验，他老人家明白自己没救了。
爷爷的病情发展很快，卧床不起，呕吐不止，几天后滴水不能进了。即使到了这时，爷爷仍然让我每天给他读报纸，仿佛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接到爷爷病危的消息，年迈的伯父和两位姑姑都赶来守候在爷爷床前。最后十来天，爷爷瘦得怕人，说不出话了，可神志还清楚。他疼得难受时，就让我用力揉他的肚子。大姑含着泪对爷爷说：“爸，你老早点儿走吧，别遭这个罪了……”爷爷看看周围的亲人，摇摇头，紧闭上眼，从眼角迸出几滴眼泪。
有时爷爷精神好些，常双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迷信的姑姑以为老父亲中了邪，忙敞开房门，用扫帚在爷爷身上轻轻朝外扫。爷爷气得干瞪眼，挣扎着坐起来，用手比划着，好半天才让我们明白他要写字。我找来铁簸箕和粉笔。爷爷靠住我，哆嗦着，用一只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颤颤巍巍地在铁簸箕背面写下几个字，从此昏迷不醒了。
费了好大的劲儿，我们才勉强辨认出，那歪歪扭扭的粉笔字是“火化”和“我想国枢（这是我母亲的名字）”。
1968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爷爷忽然睁开眼，吃力地要抬起头。姑姑和我赶紧过去，扶住爷爷。爷爷的目光越过我们，直瞪瞪地看向屋门，招了招手，靠在二姑怀里，喉咙“咕噜”响了一声，闭上了眼。我抓起爷爷的手，已经摸不到脉搏了。
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老中医治愈过许多患者，可最后无人可以救他。望着爷爷毫无生气像个小孩子似的脸，我忽然感到在我和比我大七十多岁的爷爷中间，有着深深的隔膜，是不是了解爷爷，我竟说不大清楚。
爷爷终年九十有六，到底没能熬到百岁。遵照老人家的一贯意思，爷爷的遗体被火化，丧事办得极简。
半年之后，母亲仍关在公安局拘留所里未下结论，父亲工作的单位又来人抄了我家，勒令我们退出“多占的房子”，并将无党无派的父亲关在机关大楼“隔离审查”，定性为“敌我矛盾”，受到“革命群众大批判”。此前，哥哥大学毕业早已在东北参加工作，姐姐也分配到西北农村公社卫生院，无奈，我腾退了几间房，将爷爷亲手抄写整理好想要留给姐姐的那些医案和一些旧书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久，我即报名去山西晋中农村插队落户，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广阔新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离开北京之前，我甚至暗暗庆幸，亲爱的爷爷走得“正当其时”，否则他老人家不知将要怎样面对这一切。
这篇回念爷爷的文章原本是我在大学期间的练笔，旧标题为《忆爷爷》。这次修订时我想了又想，决定还是改成《爷爷的幸福晚年生活》——这或许更贴切，也更显主旋律。除了那一年多时光不堪回首外，爷爷的晚境总体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直心情舒畅、称心如意；况且“十年内乱”结束，我们家族迎来新的春天，爷爷在天有灵，肯定无比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