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赵雪，195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内蒙古呼和浩特。1974年到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插队。197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生物系。1982年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2002年调入山东烟台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植物学和生态学教授。2016年退休。
作者：赵雪
93岁的家父于2018年8月13日离世，至今已将近二年。这期间几乎每周都能在睡梦中见到父亲，而且不是什么“托梦”一类的见面，就是如同仍然作为家里的成员共同过日子一样。值此父亲节之际，有了想将与父亲相关一些往事写出来的冲动。父亲一生，30岁以前动荡激昂，30～60岁坎坷磨难，60岁以后晚年安康。这既有大环境因素，也是其个性使然。父亲赵佩珩于1925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辽县（也称辽州，即现左权县）。我家祖上有一些村医郎中的传承，虽非大富贵，却也小康，家中子弟都能读书。我祖父不甘于此，总想做些生意，又常赔，所以家境时好时坏，家也就在县城和乡下（桐峪镇南冶村）之间摆动。土改时这个家被划为富农，因当时祖父已殁，让作为长子的父亲顶名，虽然当时父亲是解放军干部，正在前线作战。“文革”时也成为父亲的罪名之一。辽县处于太行山主脉中段，境内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又是晋冀豫三省交界区，管理薄弱、信息闭塞、民生困顿。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对这里人们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进入以辽县为中心的太行山中段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我祖父担任过抗日政权最基层的村长，带领村民和民兵进行反扫荡、抗日动员和为八路军供应物资等工作。我父亲先是在村里参加儿童团，同时在抗日政府办的“民族革命小学校”读书，后进入太行中学。太行中学是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培养青年干部建立的学校，1942年与其它几所学校合并为太行联中。学校实行战争、教育（学习）、生产相结合的方针，生活条件清苦，但父亲觉得很充实。1943年父亲离校后，由于他有一定的文艺天赋，先参加了抗敌剧团，后于1945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几个月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父亲所获荣誉证章、证书，包括三级解放勋章、朝鲜三级国旗勋章，华北解放、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华中南、解放西南等多个纪念章。父亲将其精心装在相框中，十分珍惜
父亲亲历了整个抗日战争，但真正参与军队作战主要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在秦基伟将军领导的部队，从中原野战军9纵到二野第15军，从战士、文书、连指导员，到入朝时任15军45师135团宣教股长。参加过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贵州剿匪、抗美援朝第三、第四次战役和上甘岭等战役。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回国在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学习，后留校任教。1955年被授大尉军衔。获得国家三级解放勋章、朝鲜三级国旗勋章和多个奖章、纪念章等。1958年转业离开军队。2005年、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60和70周年都获得抗战老兵纪念章。2018年建军节，李瑞先生发表的美篇《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参战部队》，其中列举了15军45师135团立功受奖人员，我父亲在列。名单中还有该团2营的黄继光。
父亲参加了多个大战、恶战，却毫发无伤，实属少见。据他讲，135团入朝时有6个股长，战争结束时仅他一人未受伤，其他几位有的牺牲有的重伤残疾。他也零星讲过几个惊险的经历，如：解放战争中，他任连指导员时身上总挎着一个文件包，有一次一发子弹紧贴他身边将文件包洞穿，包中叠着的文件和一些解放区钞票每张有两个窟窿。在朝鲜，有一次美国飞机来袭，投下凝固汽油弹。当时他躲在山坡上一个散兵坑中，顶部有树枝编成的伪装盖。一枚汽油弹正落在他那个坑的上方，仅仅裂开了，其中的凝固汽油裹着疏松的泥土从他的伪装盖上滚到了山下，竟然没被点着，否则根本躲不脱。有一次他下到连队，在山顶林间夜间休息时睡着了。部队突然转移时由于跟他不太熟，忘了叫他。等他醒来发现人都走了，而山下美军已渡河。他赶紧循足迹往前赶，走了一段才遇到回来找他的人。再晚就可能成战俘了。对于战争年代的事，父亲没有系统地讲过。他离休地方的老干部管理部门也曾动员他写回忆录，他谢绝了。零星片断的事也都是在聊到某个话题时带出来的。如：一次谈到人的应激反应能力时，他讲到1948年解放洛阳时，他当指导员所在连进攻路上有一座铁路桥，桥墩已塌，仅剩两条铁轨和部分枕木连着两端，下面沟深有水。在枪林弹雨下，全连除一人迟疑未能过外，都踩着悬空的铁轨和枕木冲过对岸。战斗结束后休整时，连长突发奇想带部队再去那里演习（父亲未去），回来说竟有过半数的人不敢过了。一次说到南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时，他说解放战争时他们将俘虏国民党军士兵教育后补充部队，但有段时间总有人逃跑。后来了解其原因，竟然是来自南方的兵觉得老吃面食“肚里不和平”。而他们渡过长江后，米多面少，吃南方的米在行军中很快就饿了，不耐饥。等等。其它还有些记忆不甚清楚的就不列举了。让我印象最深，也是父亲讲述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2000年。那时网上有人发了一张“黄继光唯一照片”，是一张遗体照，其面部模糊不清。此照发出后，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人质疑其真伪。其中有一篇帖子写的是采访一位也是当年135团的干部，他说“如果找到赵佩珩可能会弄清楚，因为他是团宣教股长，当时只有宣教股有照相机”，而在我父亲名字后面的括号中说是“现去向不明”。我看到这篇后，马上问父亲是否了解此事，他摇摇头，告诉我：① 当年宣教股虽然有相机，但他自己不会摄影，相机在干事手里，选择拍什么他不能事事干预，脑子里没有当时的清晰记忆；② 在上甘岭最前沿，每天都有许多烈士英勇牺牲，其壮烈程度与黄继光不相上下。这些烈士的遗体有些能被送下来，有些根本都找不全了。在紧张多变的现场第一时间，不可能对哪一位烈士的遗体给与特别的“关照”，包括拍照等。黄继光的事迹是与其他烈士一同上报的，随着逐级上报才逐渐突出，最后成为特级战斗英雄。到那时，遗体掩埋处理等早已做完，不可能重做。因此他也不能帮助鉴别那张照片的真伪。当我问他是否可就这个事情通过网络找到他的一些健在的老战友，建立联系，但他不让那样做。过会儿，又讲起了另一件事：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父亲到师部任秘书科科长，曾陪同军旅作家陆柱国（代表作《上甘岭》《踏平东海万顷浪》《大进军》等）采访45师师长崔建功。崔将军的一席话给他留的印象至深：“你看，我的这些战士都很年轻，有的只有十七八岁。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小伙，在家里是好劳动力，是父母的希望；我也知道他们上去就回不来了。可是，我还必须命令他们上去……”父亲忆及此，老泪纵横，不能自已！联想到父亲对自己待遇方面的事从不去计较，总说自己看着身旁那么多人倒下而能完好地活着已经足够了。我从中看到了他们这一辈老军人的情怀——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接到召唤与命令能够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但同时也清楚战争的残酷、尊重所有人的生命，珍爱和平，向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厌恶战争、动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算计和以整人为主的政治运动！父亲个性的第一点是责任与担当。他一生经历坎坷，受到许多不公正对待，婚姻家庭也诸多不顺，但他都坦然面对，与命运抗争，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我祖父作为共产党抗日政权的村长，竟于1943年在康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延伸中，被关进自己人的监狱，冤死于狱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左权县委给那一批人平反。父亲当时从太行联中结业，丧父之痛及政治上的压力和周围人的眼光，使他想通过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来显示自己的忠诚，也是他下决心参军的驱动因素。在部队参加征战期间，是父亲感觉受重视、心情相对顺畅时期。他的“初恋”也发生在此期间，对象是与黄继光同期应征并入朝的文艺女兵，在135团的文工队工作。父亲作为宣教股长，是文工队的直接领导，在较多接触中，相互产生好感，发展至爱情。1953年朝鲜停战前父亲奉调回国，在长春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学习。朝鲜停战后15军回国驻湖北孝感。两人远隔千里，靠书信传情。但当他们确定要结婚，向组织提出申请，组织审查时，却由于女方父亲原为商人，在建国初的几次运动中莫名失踪，因而组织坚决不批准他们结婚。这个结果使他们一段时间內都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最后也只能分手。父亲的第一段恋情结束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母亲，母亲是长春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结婚审批很顺利。我对母亲记忆不多，据周围长辈谈及，母亲温淑贤惠，与父亲感情甚笃。1958年在大跃进的声浪中，父亲转业到内蒙古支边，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体委工作，母亲也随之从长春来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唯一保存的父母合影
到内蒙古后，母亲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与治疗条件均不济，终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在1961年，我五岁时离世。而当时父亲正在一个下乡工作队中，赶回来时竟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成为父亲终生之痛。母亲走后，父亲不愿让童年的我流落街头或寄人篱下。但身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总免不了被选调去农村、基层去做各种莫名的、时间长短不定的所谓“中心工作”，被选调者只能服从，不能讲任何个人条件。父亲可说是 “老工作队员”了，从他到内蒙古体委后，这种工作，如征购粮、核算单位下放、地方铁路建设、社教、四清等，没完没了，一次也未落下。这种情况下，如何兼顾工作和照料我成了父亲最大的难题。此时，父亲一位原来的战友向父亲介绍了一位与我母亲同医院的护士。这位护士开始积极追求父亲。父亲本不想早续弦，但她对我特别好，一次次从幼儿园接我回家，给我各种关照，甚至我很多时候都想跟她去。父亲见到如此，觉得能这样也可对得起我母亲，便接受了。但当她成为我的继母后，尤其是有了弟弟后就觉得我是累赘了。当父亲在内蒙古党校学习时，让她母亲将我直接送到父亲身边。难题又重新摆在父亲面前，幸好有曾经工作队的同事在内蒙古教育厅工作，联系到了呼和浩特唯一有住校生的小学，我就从一年级开始住校，直到四年级遇“文革”停止。期间父亲从工作队回来直接买上点心送到我的教室，记得非常清楚。放假时便与父亲住在他单位的一间宿舍。有一年暑假正赶上体委举办一个全国性的单项赛事，父亲是赛会的工作人员，很忙，就带着我，坐着单位的挎斗摩托车跑场馆、跑印刷厂等。“文革”肇始，学校停课，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和父亲又到了一起。从1966到1971这几年中，我的家分成两个生活集团，有两个户口本和两个购粮证：继母和弟弟，后来还有妹妹，以及继母之母住在附属医院家属院的两间屋；父亲和我住在体委宿舍中的一间屋。而两个单位是相邻关系，中间只隔一条新华街。那时，父亲要两头跑，工资要用到两边。我也要每周两次去给继母住处挑水（那时自来水还未接入平房住户）。父亲对我等于是父母双兼，甚至包括缝补等。当家属院中的孩子们兴起自装半导体收音机时，父亲就出钱给我买元件，大家玩斗蛐蛐时，父亲又带我和弟弟到郊区去捉。人言“有了后妈，爸也成后的了”，我从无此感觉。实际上，父亲那时也是挨整的对象，有一段时间被集中劳动、揪斗，夜里不准回家。继母那边，也曾因为笔误，被人揭发写“反动标语”遭关押、批斗。父亲不仅未落井下石，反而为她多方奔走、申诉，终使未予定案。1971年，“文革”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到了下放机关干部阶段。父亲被下放农村，在原单位的宿舍要交回。因我差一个学期就要初中毕业，继母同意我在她那里居住、读书。但当毕业前传达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普及高中，升学不考，我也表示想继续求学时，继母及其母亲又坚决不让我在家住了。父亲从下放地赶来帮我安排。当时呼和浩特的中学没一家有住校生，幸我同学鄂贵京和他母亲尹姨伸出援手，让我在他家暂住。我从家搬出的第二天，父亲便返回农村，我和几个同学到车站送行。那天天空和我们心情一样阴沉，父亲为感谢鄂贵京家给送的点心，尹姨又让贵京带了来，从车窗递给父亲，父亲又给我们扔过来，无人去接，在站台上洒了一地……在同学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学校在当时的“红卫兵纠察队”中组织夜间保卫学校人员，我就搬到了校內，在老师灶上吃饭。高中期间，换了几个住处，最终完成了学业。对尹姨、贵京和当时的校领导、老师们我是非常感恩。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与继母的婚姻也终结了。之后继母带我弟弟妹妹调往外省。父亲支付抚养费的义务直至弟妹成年，并时常前往探望，他们也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联系。客观地讲，这位曾经的继母除了遗弃外，并未对我施行过家暴。与她亲生的我的弟、妹之间相互都尽到了抚养和赡养义务。尤其最后，由于多种疾病，无意识地卧床4年，全靠妹妹照料，用胃管进食，于2019年11月去世。父亲夸赞妹妹是做了“人间正道的事”。父亲个性特点的又一方面是原则性与恒心。从他在解放军政治学校所做笔记中可见，在人与人关系上，他崇尚“内心有话，当面讲清，意见分歧，真理是从”，而且到哪都坚持这种原则，不谄媚，不讲违心话。也由此使他在在单位中常不受领导待见，每次下乡工作队都必派他出去。但他始终不予改变，惟调整心态，认真工作，适应环境。
在“文革”中，那些整人者们通过翻档案加联想，以“富农分子”“敌特嫌疑”之名将父亲与“走资派”及其他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起来，晚上不准在家住，白天大小会批斗和做各种体力劳动。父亲对此淡然处之，利用晚上时间将新版《毛泽东选集》全本通读，并自己编制了一套学习毛选的“索引”，复写几套在他们“黑帮队”中流传。此期间，还教会了我做一些普通的饭菜，以备一旦运动进一步升级，我可自养并给他送饭。对下放农村，父亲早有思想准备，他总说“农村不是洪水猛兽”。在1969年，集中整人批斗停止，他回到家处于待安排状态。他利用这段闲时间，找单位后勤维修处的工人师傅，学木工、钣金、锡焊、钳工等技术，学的很认真、掌握的也快，也购置了相应的一些工具。自己按照图纸做出过铁皮水壶、手摇风箱等。我曾想，如果父亲当年在军队不是上政治学校，而是去学技术，日后很可能成为一名有大贡献的专家。1971年7月，父亲被下放至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现为乌拉特中旗）乌加河公社宏伟大队第五生产队。当时曾有传言，这批下放干部先带几年原工资，后将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完全成为农民。某省曾将方案上报，最高领袖批为“唯恐天下不乱”，就不了了之了。不知此说法的真假，总之父亲的公职待遇始终未变。父亲下放时自定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绝不介入村中的家族和权力纠葛。在下放初期，也确有些村中不同家族和不同派别的村民（社员）来向父亲“反映情况”，希图获取支持，大队领导也曾对父亲说另一个生产队“干部弱”，希望父亲能去那里主持工作。对这些，父亲都是一听了之。在村中，父亲用自己学到的各种技术为村民免费服务，包括修理自行车、做电石灯、补铁锅、焊各种铁皮容器，修锁配钥匙，画炕围子等，在周围几个村中获得很好口碑。下放地处于河套平原，灌溉绿洲，村民大都勤劳、朴实。他们对父亲的免费服务都心存感激，虽然生活都不富裕，但只要父亲给做过活的，他们都会将自留地生产的瓜菜、家养的鸡蛋、冬天杀猪杀羊后的肉，甚至偷捕的鱼、鳖等送些来，使我们父子在农村的生活饮食上达到了充分和多样。农闲时，许多村民常到家来与父亲聊天、打扑克等。有一年春节前有人见我们没贴对联，主动拿来了裁好的红纸，我编了一对，贴在正房门侧：父亲字写的很有功底，每年过年时都会为村民们写春联。当父亲要到城里探亲时，也有人托他代购当地买不到的用品，如娶媳妇用的布料等。父亲对大家的各种要求，能做到的基本来者不拒，尽量做好，而且一视同仁。1974年我高中毕业，只有当知青上山下乡一条路。按当时政策已可以自选下乡地，我就选择了到父亲所在村插队。虽然到我们离开时这里也未通电，但有父亲共同生活，特别是父亲与村民和社队干部的良好关系，使我在生活和劳动上得到了较多关照，我的知青生涯也少了很多集体户知青们的艰辛和困顿。在扎根还是离开农村的问题上，父亲不认为待在农村有什么不好，如果我愿意在农村结婚成家，他不会阻拦。他曾表示坚决不为我离开农村走后门托关系，也确实做到了。另一方面他知道我还想找机会离开，又将我的中学毕业证和一些书籍等妥为保存。1977年恢复高考，他极为拥护，并且在我准备高考复习时给予鼓励和后勤保障。我考完回来觉得自己考得不太好，可能要半年后再考第二次，他说既下决心考出去，就要集中精力地复习，队里的劳动就暂时不要参加了。当公社通知我可以去体检（内蒙古那次高考是上分数线的体检），并且全公社130多位报大专的考生只有我一人获此资格时，以及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为我高兴，也为他自己卸下重大压力而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父亲也曾联系办理回原单位工作。但当他觉得经办人言语中似有索贿意思时便毅然离去，成为当年的下放干部中少有的在乡村一直到离休的人。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中科院兰州沙漠所工作并结婚（妻子是大学同班同学），同年将父亲接来与我们共同生活，至2002年又来到烟台，36年再未分开。从一家三口，到四世同堂，尽享天伦之乐。 父亲处理人际关系时界限感十分清晰，如我和弟妹子侄，大至上学、工作、婚姻、迁徙，小到居室用具等，他认为都应由每人自己决定，而从不置喙。当然也绝不允许别人干预应由他自己决策之事。对家中共同事宜，则一起讨论，择善从之，从不以辈压人。这种界限和分寸明晰的相处方式也是我家风的组成部分，是从我高中毕业以后至今，家庭内部及与周围人的关系能一直和谐互助，从无倾轧、无算计、无暴力、无恶语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亲一辈子对亲人和熟悉的人表面的话语和肢体亲近极少，哪怕对他的孙子。我儿子很小的时候，父亲感觉自己身体不能盯着看护，就提前向我们打好招呼，但当孩子上学后不需要盯着时，他又承担起了在我们夫妇同时出野外工作期间对孙子生活的照料。他爱的方式就是心中总是挂记着对方的主要需求并尽可能着手去满足。到晚年，随着生活条件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与各位亲友的联系往来越来越频繁。2000年以前，每隔几年，父亲就要出去看望亲人，包括他的弟弟妹妹，和我的弟弟妹妹。2000年还与我的姑姑叔叔们一起回到阔别近40年的左权县老家重游故地。进入本世纪后，父亲年事较高，未再出远门，以亲友们来家看望他为主。包括妻侄儿到我们这里来读初中，我的老姨在姨夫去世后情绪低落不能自拔，我将她接来长住一段时间调理，父亲都积极欢迎，并时时关注着他们饮食起居中的问题提醒我们。
2009年，二位姑姑和三叔来我家看望父亲时一起翻阅老照片
2015年是父亲90寿辰，我们本想把亲属们都请来好好给他办一下，但他说了几次坚决不做寿，我们也只得作罢。但年內确实有几拨亲属们先后来看望他。不仅生日，父亲对于生活中几乎所有仪式性和表面性的事务都不很重视，受他的影响，我家的年、节、假日都与平常差别不大。父亲自己的生活中，在意的是实效，在我们几次住房改善中，他自己用惯了的家具都不让换，甚至他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动手改造物品。父亲晚年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他保持健康的要素一是豁达的心态，再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最重要的是坚持。父亲每日的作息规律，包括起居和用餐时间近乎刻板。甚至基本只吃自家做的饮食，包括因病住院期间及亲属们来家，都能一以贯之。尤其是早餐，根据自己身体状况和学到的养生知识设计、实验，制定配方后严格执行。在最后几年我们不让他动火后，将配方写好交付我们执行。父亲年轻时曾吸烟，下放农村后决定戒烟，从决定的第二天起，几十年再未重新捡起。太极拳是父亲最喜爱的运动，当年在体委时学会，一直坚持做了几十年。80岁以后开始改做一些更舒缓的健身操等。离开农村和我们一起生活的36年中，父亲过得舒心、安逸。原来在战争和紧张的工作中落下的肠胃不适、腰肌劳损，关节疼痛等，慢慢也都减轻或消除了。在最后这几年，虽然食量减少，步履有些蹒跚，听力下降，但始终头脑清醒，说话底气十足。父亲讲，他年少时曾跟随我祖母参加过一个叫做“黄香道”的小教门。教主为本村人，宣称跟上他可以“刀枪不入、百病不侵”。一次日寇扫荡，这些教众们没有跟民兵一起转移，而是跟教主留在村中躲藏，结果被发现，教主一人逃跑时被日军一枪毙命。说不清什么原因，日军那次还是将这群以妇孺为主的教众放了，这也成了“文革”时父亲被整为“日特嫌疑”的来由。从那时起，父亲便对所有宗教及鬼神等说法全然不信（当然也不褒贬那些信奉的人）。加之经历过战争，他对生死之事看得很透彻。他说他注重养生，不是为了追求有多长寿，是为了使自己尽可能始终生活自理，不给亲人们增加负担。他的确做到了。在离休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只住过3次医院，最长的一次不到20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有最后十天！2010年他因肺炎住院时说他感到自己这次能过得去，果然好了。从那以后，他多次交待我们，以后无论遇上何等病情，他都不做任何开放的、有创伤的检查和治疗。也是从那时起，他就不出门了，身体状况也开始衰退。主要的表现是动作缓慢，而且用播放机听我给他下载的单田芳评书（已十多部）取代电视成了他白天最重要的精神享受。由于听力衰减，听时或用耳机或关房间门，防止干扰他人。似乎冥冥中有什么感觉，2017年他又提出了要在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医疗部门的想法。我通过了解，在红十字会人员的帮助下，父亲在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上郑重地签了名，同时交待：丧事从简。 2018年夏天，烟台多年不遇的持续高温天气击垮了父亲，吹熄了他已近油尽的生命之灯。疾病来势凶猛，高烧、无力、气促，但他先是坚决不让送医院，也不让开窗。后来我们看着不行，还是把他送进了医院，根据他的嘱咐，只用无创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等来了所有在外地的子女和孙子女。在医院，醒来时多次在我的手上写字，并在查房时用力告诉主任：“我要回家”。经商量，还是接受他的要求将他接回了家。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午，他精神状况较好，先是将自己从外地赶来的女婿误认成我们请来帮忙的“义工”，说我们不要义工。然后要求所有从外地赶来的子女、孙子女回去上班，不要耽误工作。最后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有你就行了”，我心里一震！回家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018年8月13日上午，父亲吃过半碗粥后，安然睡去，在昏睡中溘然仙逝，走得十分安详。经红十字会见证，山东省眼库和滨州医学院来人进行了取角膜和接运遗体工作。老人的所有子女孙子女一起送到目的地，整个过程庄严、简约。据红十字会的人说，父亲捐出的角膜可使2或3人重见光明，捐出的遗体可在至少20年中为医学教学和研究做出贡献。父亲此举赢得了所有知晓者和离休原单位的赞誉。他生活的有质量，离去的有尊严。
我和父亲在烟台养马岛海岸
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你就行了！在我看来，这区区五个字，却涵盖了我和父亲这62年的一切：我幼时丧母，但有父亲；父亲中老年失伴，但有我（还包括我的妻、儿）——行了，没问题了，无虞，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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