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 庄稼婴：1942年日军刺刀下的上海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在美国高校教学、管理三十余年。业余写作，发表过多篇小说和散文。

原题

不拍照的岁月

（二）

作者：庄稼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加紧了对抗日爱国力量的打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地下工作变得更为谨慎，更为隐蔽。当时主要的目的是保障地下组织的安全，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不少地下党人撤离上海去了解放区。地下党也改变了以前积极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做法，暂缓发展党员，取消党小组，改为单线联系，严格执行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相遇1942年

1942年，女青年会在上海办的工人夜校基本停办，包括在沪东的工人夜校。地下党让父亲在沪东筹办新的工人夜校，继续发动工人抗日。那年夏天，父亲完成了勤新工人夜校的筹备工作，准备租用培正小学的校舍，秋季正式开学。

培正小学创办于二十年代，学校在今杨树浦路1991弄华忻坊193号，那是一栋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原培正小学的校长无意继续办学，提出把学校转让给父亲。父亲考虑之后，觉得接办这所小学，不仅可以解决勤新夜校的经费和校舍问题，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地下党员的社会职业问题。那时，有些地下党员没有固定职业，不但生活没有着落，也不利于开展工作。

父亲向地下党沪东工人工作委员会（工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工委讨论后，觉得父亲说得有理。培正小学位于工人聚居区，学生家长大多是工人，接办后可以通过与家长的联系，在周围各工厂活动。那时候，日寇控制很严，几个人聚在一起说话都有可能被抓进宪兵队。培正小学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很正常，还可以成为地下党的活动据点。

可是，党组织没有足够的经费。沪东工委委员沈涵慷慨地拿出了个人积蓄300元，不足之数交由父亲设法解决。父亲一个夏天游说熟人同乡朋友，多方筹措，终于将培正小学盘了下来。父亲就此成了培正小学的校长。

《三毛流浪记》里有一幅画是我最爱看的，前前后后看了无数次，画的是旧上海的弄堂小学。那张画里没有暴力，三毛被好心人收养，背着书包去上学。我没有去过华忻坊，这幅画成了我想象中的培正小学。

事实上，培正小学比我想象的好一点儿，父亲主管学校之后，学校有了两栋石库门房子，还在空地上修建了一个小操场。

张乐平笔下的弄堂小学

1942年夏天，为了办好勤新夜校，地下组织特地把母亲从沪西调到沪东，专做夜校工作。那年，父亲二十九岁，母亲二十一岁。

培正小学，因原来的校长无心经营，校舍年久失修，破旧简陋，底层教室的上方还保存着原住户草草搭建的二层阁，稍有动静，天花板就簌簌落落掉下碎片尘土；教室墙面高低不平，油漆剥落，色彩斑驳陆离；木头地板有的松动了，有的快断裂了。父亲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修校舍。

为了盘下培正小学，父亲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求爷爷告奶奶地东拼西凑，才凑足了经费。至于整修的费用，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父亲把他最值钱的资产，挂表和毛衣卖了，买来了建筑材料，亲自动手拆掉二层阁，修理地板，粉刷墙壁，布置教室。

母亲到校的那个下午，在门口就看见父亲大汗淋淋忙着清理教室过道，他放下手中的活，提起母亲的行李，把她领进学校。母亲顾不上休息，立马跟父亲一起忙起来。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父亲洗了一把脸，脱下沾满了灰尘、湿漉漉的汗衫，换上一件短袖衫，急匆匆地出了门，他还要去外面卖晚报，赚些钱来修理校舍。

多年之后，母亲告诉我，从第一次见到父亲开始，她就被父亲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为了事业，他什么苦都能吃。”

父亲接手的培正小学，经过一番筹备，终于在1942年8月正式开学了。白天办小学，晚上办工人夜校。

抗日堡垒

沪东聚集了许多工厂，又曾是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淞沪会战时，沪东成为日寇进攻的重点，遭到狂轰滥炸，一座座工厂被夷为平地，一片片房屋被大火吞噬，街头巷尾，火光冲天，横尸遍野。据《申报年鉴》记载，沪东被毁坏的工厂达70%，还有将近半数的居民住宅被毁，难民人数高达百万，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

日本人强取豪夺，控制了沪东大部分幸存的工厂。工人说，在日本人的厂里，“是在刺刀尖上做生活”。日本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工人在车间里讲话，稍有违抗，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还随便把工人抓起来送宪兵队，有的工人甚至惨遭杀害，抛尸街头。有一名纱厂的女工夏天发痧，厂方一口咬定她得了瘟疫，被拖到空地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另一家纱厂的四名工人因为反对日本工头无理打骂，被说是游击队，全部枪毙。

面对日寇的暴行，工人敢怒不敢言。沪东工委讨论后，决定不跟日本人正面冲突，组织工人用迂回的方式反打骂反侮辱。每当日本人打骂侮辱工人，被打人就大声呼叫，其他工人闻声后，马上停止工作去“看热闹”，以此对打人的日本人表示抗议。频繁的中断生产，影响了日商的利润，迫使日本厂方减少了对工人的无理打骂。

有的日本兵一有机会就到纺织厂去调戏女工，只要他们走近一个女工，别的女工马上一齐关机，团团围住日本兵。日方主管看生产停了，又觉得众怒难犯，只得劝退日本兵。

还有些工厂，要求工人进出厂门，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工人就商议好，在同一时间进厂，逐个向日本兵毕恭毕敬、慢条斯理地行礼。日本兵开始很满意，可是上工汽笛响了多时，门口还排着长队等着行礼。几次一来，厂方怕延误生产，只好取消了这种侮辱工人的做法。

由于日寇监视控制非常严，地下党那时候都是单线联系，横向没有接触。父母同属工委系统。培正小学开办后，又有多名地下党员来校任教，他们来自不同系统的党组织，跟父母没有横向联系。母亲说，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自己人，但是彼此之间从不谈论地下工作和时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由此可见当年地下组织严密的纪律性。

培正小学是一所公开合法的学校，有进出集议之便，人来人往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沪东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从1942年父亲接管这所小学一直到解放前夕，沪东工委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工委领导也常在这里碰头，每次都由母亲为他们放风。

为了保证学校能生存下去，父亲的责任很重，学校的经费靠他落实，场面上的应酬由他出面，还要负责招生、招聘、组建校董会，与当地警署救火会邻居商铺搞好关系，跟家长保持沟通等等。父亲好学努力，不久就把学校办得像模像样了。他还请了一名教导主任，分管教学上的事，

初办学校时，经费捉襟见肘，校长和教导主任，事无巨细，都要亲力而为，经常是马不停蹄从早忙到晚。有位曾经在培正当过教导主任的孙老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来看望母亲，回忆起一件往事。

“有天夜里，我已经上床睡觉了，庄先生（父亲）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叫我跟他一道去贴招生告示。夜里十一二点钟了，马路上冷冷清清。我们俩一个刷浆糊，一个贴。大概太专心了，没注意日本巡逻队突然围上来了。日本人以为我们在贴抗日宣传，把刺刀顶在我们背上。幸亏我在日本人厂里做过，会讲点日文，我连忙解释，贴的是招生告示，他们听不大懂我讲的日文，叽里咕噜不知道说什么，真是急死人。庄先生聪明，想他们大概认识汉字，就拿着告示，指着上面的字给他们看。日本兵总算看懂了，叽里咕噜又骂了我们一顿，还拿刺刀比划来比划去。我听听，好像是警告我们以后只能白天贴，半夜不许出来。我就说，哈意哈意。他们才放过了我们。”

办培正小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办工人夜校。当时，地下党员不可能去各工厂发动工人，夜校成了一条捷径，一方面培养教育工人，一方面开展工人运动，在工厂不便谈的话，在夜校都好谈。

母亲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勤新夜校的招生。她有目的地动员各厂的工人来夜校读书，培养工人骨干，尽可能使主要工厂和关键车间没有空白。与此同时，一些工厂的党组织，让党员带头，带动积极分子到勤新夜校读书，通过夜校，为沪东区培养了许多工人运动的骨干。

迎接新四军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节节胜利。美国飞机不断轰炸上海的日本军事设施，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勤新工人夜校无法继续上课，只得停办了。1945年，因局势不稳，不少工厂商家关闭，培正小学也暂时关闭了几个月。

这时候，新四军正从四周向上海合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华中局要求上海工委组织一支工人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父亲被派去沪西的龙华飞机场和龙华水泥厂筹备工人武装起义。他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帮助工人制定了接应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如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建立纠察队维持秩序，准备筹建工会等。

当时，父亲借住在龙华镇一名篾匠毕师傅的家里，毕师傅的儿子才十八九岁，是工人运动的骨干，生龙活虎，胆大心细，他跟随着父亲张罗组织工人地下军。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介绍他入了党。毕师傅见他们俩感情很好，又非常欣赏父亲的沉着老成，执意要他们结拜兄弟。于是，父亲在龙华镇住了几个月，不但组建了工人地下军，还多了一名能干可靠的弟弟。

龙华地区的任务完成之后，父亲又前往江南造船厂，协助那里的工人组织，准备迎接新四军进入上海。

那时候，沪东地区也成立了工人地下军，还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武器。他们把部分枪支弹药存放到培正小学，交母亲保管。母亲将枪支弹药藏在华忻坊193号后门的楼梯下，在阁门上钉了块木板，并把木板全部涂黑。

沪东工人地下军藏枪处，照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杨浦（沪东）史》

1945年，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决定成立上海行动委员会，由张执一和陈伟达任正副书记，领导上海的武装起义。并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

广大市民从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和日本鬼子失魂落魄的表现中，知道抗战即将胜利。经过了八年的坚忍抵抗，终于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曙光。地下党也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宣传，动员大家一起努力，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那时，上海人把日本鬼子叫作“矮冬瓜”或“萝卜头”。有个地下党员就在工厂的厕所里挂只小萝卜，墙上画一把刀，写着“天快亮了，大家起来磨刀切萝卜。”

刀切萝卜头的漫画

1945年春节期间，沪东工委也用“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名义给各界人士和社会名流发送“恭贺新禧”的贺年片，里边写着：

“德意日，法西斯。

德意降，日将亡。

胜利近，团结紧。

贺新年，齐欢庆。”

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上海各处，人群熙嚷，鞭炮齐鸣。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组成二三人的小组，带着浆糊桶和扫帚，连夜四处张贴标语。电线杆、墙壁、甚至警察岗亭，都贴上了“欢迎新四军进城”和“拥护刘长胜当市长”的标语。

父母没有在一起庆祝胜利日。父亲穿梭于江南造船厂各个车间，检查落实工人护厂。母亲锁上了校门，加入了街上欢呼的人群。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终于盼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开办女青年会

第三女工夜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过了几天，美军空运的国民党军队赶在新四军之前，进入并接管了上海。8月21日，上海地下党接到上级命令，取消武装起义，继续隐蔽，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工人地下军分批转移到新四军去。

当时，上海地下党已经从抗战初期的600多名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党员，还有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分散在各行各业。地下党组织改组成六个委员会，分别主管工人运动（工委）、学生运动（学委）、教育界（教委）、文化界（文委）、警察（警委）和近郊。为了安全，各委员会都由华中局直接领导，委员会之间互不联系。父母依旧留在工委，搞工人运动。

这时，迁到内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迁回上海，努力恢复女工夜校。到1946年，上海已有女工夜校六所，学生增至1000余人。因为勤新工人夜校已经停办，女青年会就在培正小学开办了第三女工夜校，这所夜校由母亲负责。

1946年秋，第三女工夜校来了一位年轻的地下党员聂老师，她刚从高中毕业。聂老师描述了她初到第三女工夜校的情况：

“抗战胜利一年后的杨树浦，市面仍旧十分萧条。8路有轨电车过了八埭头，车厢里的乘客已寥寥无几。临近黄昏的马路上，冷冷清清，使人感到凄凉。当走进培正小学时，我却见到另外一番景象：狭小的教室里，坐满了青年女工，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齐耳的短发，整洁的衣衫，一个个是那样纯朴……下课放学了，在一般的学校里，学生背着书包就跑，这里的许多学生，好像舍不得离开课堂，亲昵地围着老师，有说有笑地提问题，谈家常。第三女工夜校的负责人王老师（党员），等夜校学生走完以后，介绍我认识了其他两位老师。这个晚上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学生有礼貌，守纪律，求知欲强。这里的老师，很热情，很诚恳，爱学生。”

小聂老师提到的王老师就是我母亲。

小聂老师刚到学校时，一心想让学生多学点知识，上课讲了很多内容，下课布置一大堆作业。有一天，母亲跟她一起批改作业，就启发她要了解自己的学生。根据聂老师的回忆，“王老师对我说，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逢到加班或是倒礼拜，工作时间更长。女工比男工更苦，在厂里受剥削压迫，回到家里，男尊女卑，也没有地位。她们能到夜校来读书，非常不容易。”在母亲的指引下，聂老师走访了一些学生，看到了她们居住的阴暗狭小的“鸽棚”和极端贫困的生活，夜校成了她了解工人阶级的一个窗口。她根据女工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了教学方式。

杨树浦发电厂寻阿哥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被日寇关在集中营的外国侨民也被释放了。

被日寇关在集中营的上海外侨

1945年9月美商从日本集中营返回上海电力公司（上电），决定废除日伪时期的规定，恢复原来的规章制度。厂方宣布，华籍工人的基本底薪一律降到日伪时期的66%，华籍职员降到82%，而外籍职员则提高到116%。这一决定让华籍职工忿忿不平。

那时候，地下党正在帮助上电筹建工会，面对种族歧视，工筹会及时向厂方提出“同职同薪”的要求，得到了上电华籍职工的一致支持。

可是，美商对工人的要求不理不睬。于是，上电下属的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在1945年9月底举行了罢工。罢工期间，国民党市党部和公用局的代表出面调解，美商勉强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同职同薪和工会合法化的要求。

家里只要来了父母地下党的朋友，就会聊起往事，说着说着，他们就会说到杨树浦发电厂1946年的大罢工。

这场大罢工是因为美商口头上接受了工人同职同薪的要求，却迟迟不调整中国籍员工的工资。相反，美商制定出一套名目繁多的工资方案，为的是减少职工的福利。这让职工非常气愤。不仅如此，美商还借故解雇了几名工筹会的代表，并扬言说要解雇日伪时期进入上电的几百名职工。

这一系列行动使职工忍无可忍。1946年1月23日，爆发了大罢工。上电2800名员工集中到杨树浦发电厂驻厂罢工，要求同职同薪，被裁职工全部复工，保障职业，保护工会。罢工延续了九天八夜，震惊了全上海。

为了争取市民的支持和同情，工人决定罢工期间不断电，这样不影响市民的生活。他们的口号是“只发不修，只供不收”。就是说，发电管发电，供电系统出了问题他们不修理，而且只管供电，不收电费。

罢工第一天的下午，国民党政府就派警察进驻发电厂。驻厂部队国民党新六军与工人关系融洽，同情罢工，与警察发生冲突，新六军架起了机枪，赶走了警察。

罢工期内，国民党政府几次出面调解，劳资双方也进行过几次谈判，均无结果。

到了罢工的第九天，1月31日（小年夜）上午，国民党突然调走了驻守发电厂的新六军。得知国民党将武力镇压罢工后，地下党市工委委员陈公琪来到培正小学，让母亲赶紧去发电厂找上电罢工总指挥沈涵沈涵跟工人一起住在厂里，已经八天没回家了。

母亲自称是沈涵的妹妹，纠察队让她进了发电厂。她在厂里找了一圈，东问西问，最后在厂对面的理发店找到了他。母亲推门进去，对他说：“阿哥，爷叔叫你马上回去。”

沈涵跟着母亲赶回培正，从陈公琪那儿得到消息后，立即回厂加强了纠察队，防止敌人破坏。

下午，一群特务带着几十名从三星牙膏厂被骗来的女工，打着“要丈夫回家过年”的横幅，以“索夫”为名，冲进电厂大门，见人就打。大批军警随后开进电厂，驱赶罢工工人出厂，逮捕了十多名工会代表。当局随即向外宣布，发电厂因罢工发生动乱，军警被迫采取措施，维持治安。

2月1日（大年夜），一部分职工被迫复工，他们仍旧“只发不修”，磨洋工，或借故离开岗位，造成发电量急剧下降。

总指挥沈涵和其他一些未遭逮捕的工会代表带领了由2000多名上电职工参加的请愿团，包围了社会局，要求释放被捕者。上海法商电灯电车公司（法电）工人也来声援，法电的工人还故意让有轨电车在社会局门口排起长龙，以阻止军警采取武力镇压。同时，一些进步报纸，如《大公报》和《时代日报》都报道了“索夫团”事件真相，揭穿了当局动用军警维持治安的谎言。

社会局的劳工处长是地下党卧底，在商讨是否动用军警驱逐请愿团的关键时刻，说服了社会局长缓解矛盾，避免了更大的流血事件。

当天晚上（除夕夜），上海市长钱大均正在官邸宴请高级文武官员，突然断电了。这是法电工人借口上电发电不足影响了法电，故意切断了杜美路（今东湖路）市长官邸附近的电源。那一带有不少外侨和高官的住宅，市长觉得这时候断电影响不好，上电罢工的事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除夕夜12点，所有被押的上电工会代表都被释放了。

这次大罢工的结果是美商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开除罢工总指挥沈涵。根据地下党保存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沈涵主动辞职，离开了发电厂。

我喜欢听杨树浦发电厂大罢工的故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就像在看一场电影，可是又不像我们平时看的电影，好人坏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场大罢工中，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好人里有坏人（比如打人的女工，来找“丈夫”是受骗，打人是受骗吗？），坏人里有好人（国民党军队为了工人居然赶走了军警；市长居然会释放工会代表）。虽然有不少疑问，但是我已经比较懂事了。父母应该不会骗我，我相信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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