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丨萧正辉：忆恩师许世瑛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萧正辉，1944~194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从师周作人和许世瑛。后考入北京大学建筑工程系，1950年毕业。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专家，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分会终身成就奖。1996年旅居澳洲，现回国定居。主编、参编、专著多部医院污水处理专业书籍，并出版散文集《雨中悉尼》。

原题

忆恩师许世瑛

作者 ：萧正辉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许世瑛先生为教育界名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他去台湾之后，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42~1946年间，我在北京成达中学高中二、三年级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二年级受教于他。许世瑛先生曾为我个人安身立命奠定了基础，他是我的恩师。

许世瑛，字诗英，绍兴人，许寿裳长子

在成达中学里

我于1942年7月考入北京私立成达中学高中二年级，这所学校在北京中南海公园内，环境十分幽静。那时正是日伪统治时期，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统治手段十分残酷。不过当时有些私立中学的教师是请大学教授兼任，教师素质较高，也较少有奴化教育的色彩。成达中学高二、三年级的各科老师多半是由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名校教授兼任，施行跟班制。世瑛师便是从北京大学请到成达中学里兼课的国文课教师。

成达中学的教务主任是毕奂午先生，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名人，与巴金、靳以齐名，出版过《掘金记》，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丛书。他曾被日本宪兵队抓起坐过大牢，脚腕、手腕都留有受刑的伤痕。日本投降后才知道他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成员，解放后毕奂午先生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训导主任是赵介眉，他穿着一身黑色中国式短装，腿上绑着两条绿色裹腿，以此显示他的军事化。他很少发笑，对学生要求很严，训起话来颇为刻薄，不讲一点情面。那时，高中二、三年级有两位同学爱在课间休息时练京剧“走场面”，有时上课铃响了，他们仍在聚精会神地踢打。赵介眉看见以后，对他们严厉斥责。

成达中学的校训是“成德达材”。有一块民国十年、署名“大总统书”的蓝字大匾，看起来十分庄严。我对这所学校的历史渊源不甚清楚，但从学校所处的位置和这块匾额来看，似乎很不简单。成达中学初中部每个年级有二至三个班，高中部每个年级一个班，全校约计四百人左右。比起当时北京市的育英、汇文、志成中学来说，这是一所中等规模的中学。

这所学校曾出过一些名人，1957 年台湾有位为修建横贯台湾东西公路，在溪畔白龙桥以身殉职的靳珩工程师就是1944年与我同班、由成达中学毕业的校友。1948年，靳珩由北京土木专科学校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与我又是同学。现在将白龙桥改为靳珩桥，勒石立碑上铸铜像，受到人们的敬重和怀念。

受教于世瑛师

我入学时，正是许世瑛先生教授高中二年级国文课，华粹琛先生教高中三年级。因此，我十分荣幸地与世瑛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缘。

世瑛师个子不高，一头短发，虽然刚刚三十岁出头，却有些驼背。不论春夏秋冬他都是一袭长袍，到冬季，只是在外面多披一件黑呢斗篷。他手中总是提着一个装满资料的皮包，一副像瓶底一样大圈套小圈的眼镜，紧紧地扣在他清瘦的四方脸上。由于患高度近视，他讲课时都是把课本放在鼻子尖底下。世瑛师讲课十分投入，时而进入角色，讲到有趣处，往往是边讲边摇动身子，怡然自得。他不爱管课堂纪律，有些不爱听课的学生在下边看小说或小声聊大天，师生互不干涉。我对世瑛师讲课很感兴趣，似乎是他讲得越投入，我听得越入境。

有一次世瑛师结合课文讲汉语平、上、去、入四声。由于我带有家乡口音，怎么也不懂入声的读法，世瑛师就用口和头联合动作示范书、熟、属、数四声的读法。这种声情并茂的讲授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受到大家的欢迎。还有一次世瑛师讲的课文中有句“有板有眼地……”我提出：我懂得京剧唱腔中“板”的意思，但我不懂什么是“眼”。世瑛先生似乎感到有些意外，沉吟片刻以后，看着我说：“啊！等我回去查一下告诉你。”第二天上课时他特别走到我的座位前，向我做了十分详尽的解释。从这些事情来看，世瑛师对学生谆谆教诲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是十分负责任的。

老师认识学生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渠道是通过作文。有一次世瑛师出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有趣的事”，使我们的师生关系更加贴近。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太平洋争夺关岛、塞班岛之战，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即将灭亡的前夕。北京当权的汉奸们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指使下，向北京市民宣传防空知识和布置统一的防空演习。他们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面的十字路口竖起一个三米多长的黑色炸弹模型，市民们感到紧张起来，人心慌慌，战时气氛笼罩着北京。

有一天晚上，训导主任宣布防空演习开始，全校灯光熄灭，要求学生们一律各自趴在床铺下面，不准走动，也不准讲话。当时室内室外一片漆黑，鸦雀无声。突然，从一位同学的床铺下发出了如雷贯耳的鼾声，随后这边发出了学狗叫、那边发出了学鸡叫，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更有人唱起京剧来，此起彼伏，惟妙惟肖，好似一个大舞台。

正在这时，训导员拿着手电筒过来检查防空演习情况，却想不到遇到这样的场面。他走到谁的床前，这个床底下马上哑口无声，刚刚迈开步子，叫声便又开始。训导员喊了几句，却仍然是压制不住床下的声音，便无可奈何姗姗走去。这时，四面八方的狗叫、鸡叫、猪叫的声音更大起来，这不啻是对敌人极大的嘲弄和讽刺。

我把这个场面绘声绘影的写下来，成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防空演习”。世瑛师在当众发作文本时，笑着对大家说：“这真是一篇十分有趣味、十分有意义的作文。”

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举行全校作文统考。题目是“我们的学校”。我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写道：“旖旎、幽静的中南海，竖起成达中学的校牌，以成德达材为宗旨的校训，培养出千千万万国家栋梁之材……”但是由于时间不够，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世瑛师是评委会主任，他硬是给我一个98分。并对全校同学做了介绍，让大家相互传抄。

安身立命

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开学不久，那是1943年9月份。日本军国主义在南洋和中国战场节节败退，他们进行垂死挣扎，在中国大陆农村更加疯狂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搞得民不聊生。在城市里，他们随意逮捕老百姓，监狱里人满为患。我和通县潞河中学的两位同学秘密商议要到大后方去参加抗日救亡。由于世瑛先生的父亲寿裳公是社会名人，曾任教育部秘书长、中央研究院秘书长、江西教育厅长、北平女师大校长、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并且与蔡元培和鲁迅是莫逆之交，我便去找世瑛先生帮助，希望予以关照。

世瑛师对我参加抗日救亡的想法十分赞同，并让我当晚到他家中去。他家住在北京后门南锣鼓巷南口，路西的一条胡同里。世瑛师和师母对我热情接待并详细地介绍了寿裳公的情况。他交给我事先用绵纸写的一张小纸条，地址是重庆市歌乐山静石湾（现在记得不太准确），还嘱咐我要带一些金鸡纳霜药品。世瑛师和师母留我吃晚饭，我当时感到十分拘束，只是意思一下，夜里便饿了肚子。

后来，因为日本人在灭亡前夕垂死挣扎，对各交通要道进行封锁，穿过封锁线的危险很大，故而作罢，未能成行。高中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上课，世瑛师在点名时又发现了我的名字，有些惊讶地说：“啊？未走啊？”随后又说了一句：“战事很快便要结束了，不走也好。”

在高中三年级第二学期这一阶段里，我与世瑛师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差不多每周我都要到他家去一次，因此，可以说我是受世瑛师亲自教诲最多的学生。

世瑛师家是在一个四合院的外院，南房五间，西头三间，两明一暗，进门两间是客厅，里间为卧室。客厅中间靠南墙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有一张太师椅，旁边立着两个书架，墙上孤零零地挂着吴稚晖为世瑛师写的一幅中堂。因为是南房，室内有些阴暗、潮湿，墙面灰皮有些已经脱落。室内陈设十分简单，似乎除了必须的物品以外，绝无其他奢华陈设。客厅东隔壁为厨房，厨房隔壁为杂物室，世瑛师当时乘坐的人力车，即通常北京人通称的包月车就停放在这里。一般的包月车精致、华丽，车上的铜件擦得锃亮，穿过繁华地带时，车铃叮铛作响，显示主人身份的高贵，而世瑛师的车却只是代步的交通工具，那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像这样外表朴实无华的包月车是绝无仅有的。师母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据说是一位著名学者的女儿，出自名门。她的衣着十分俭朴，很少言笑。他们雇用的女佣叫夏妈，每当我一进大门，夏妈总是老远地打招呼。

高中三年级是决定我前途的关键时刻，我不知道各大学都有什么学院，更不知道各学院都设有什么系。那时北京像样的大学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以及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我最早的志愿是报考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查封。此后我便想考北京大学医学院，但在征求世瑛师意见的时候，他却开门见山地说：“我看你就考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吧！文学院毕业以后就业的范围广，不致失业，最低限度可以到中学教书。其他院系的求职范围较窄，毕业以后工作难找。”从此，我便下定决心报考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因为中文系和我最早的志愿还是相近的。

许世瑛之父许寿裳先生

考入北大

那时国立大学的收费很低，报考的学生很多，平均每二十五个人录取一名。在最后半年里，我忐忑不安，没有把握是否能够进入北大，如果考不上北大，下一步再考哪个大学则是个没有办法进一步考虑的问题。1944年夏，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在北京沙滩红楼西头二层向南的一间教室举行。工作人员和监场的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白色夏布长衫，表情十分严肃，记得作文题是“我所敬爱的师友”。古文今译是《世说新语》中一段记叙司马光幼时和某人一段对话的故事。总的来说我的答卷是比较满意的。但在发榜以前我心绪不安，就到作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的世瑛师家中想探索一点消息，可每次刚刚谈入正题，他却总是笑着把话岔开，所以之后的许多天里，我还是处于憧憬、向往和等待之中。

喜讯终于传来，1944年夏未，我接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录取通知，心情十分激动，虽然不是意外，却是感到侥幸，自认为我就是天之骄子。那时周作人是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北京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系主任。

记得那时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有：许世瑛、华粹琛、陈介白、朱肇洛、赵荫棠、容庚、孙楷弟、徐祖正、沈国华等，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赵荫棠的声韵学、郑骞的古诗源、陈介白的文学史、沈国华的大学国文。世瑛师教大学三年级的《世说新语》，我们很多一、二年级的同学争着前去听课。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在各条战场上节节败退，已成瓮中之鳖。北京物资匮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京城内已显现战时景象，有些人已经准备逃难了。很多过去不问政治的同学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每天早晨抢着看报，希望能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在文学院学习的日本同学，一批批被调走，据说是参加日本的“神风队”，支持太平洋战场。他们临走时，个个泪流满面，没有一个人说出话来。

入学报到以后，我被分配住在南锣鼓巷北大文学院宿舍，这里住的都是各系一年级同学。这所宿舍约有住房十几间，每间住三至四人。凑巧的是这宿舍距世瑛师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因此，在下课后每周都有一、二次到世瑛师家中去探视。这时他的心情十分兴奋，一见面就是谈中日战争的形势。我记得有一次他高兴地对我说：“战争很快便结束，国府就要迁都南京了！”对我来说，到世瑛师家中去是想听他讲的报纸上看不到的令人兴奋的小道消息。1944年冬我搬入文学院灰楼宿舍，这间房在二楼，向南。房内设有一桌、一床、一个书架，另有一个小的贮藏室，总计约为7平方米。一个人学习和生活在这里，确实是十分理想的。

许世瑛《王导政绩和晋元帝中兴》

抗战胜利

我的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是在十分新奇、兴奋和期待中度过的。

日本投降前夕，老师们继续按部就班地上课，但同学们却似听非听，我不记得在这一段时间学到了什么东西。那本《古诗源》和沈启无主编的大学国文到现在仍然留在我的书架上。就在此时，我发现文学院尤其是中国文学系高年级的同学却有的有些麻木不仁，他们有时喝醉了酒在院子里耍酒疯，似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因此，我对中文系产生了厌烦心情。

在欢腾和喜悦的笑语中，迎来了1945年的新年。老师们改变了那种正经八百的连头也不抬的讲课方式，满脸出现了笑容，有的老师还会在开讲以前对时局进行评议，还有的老师披露一些盟军胜利的喜讯。从同学们的面孔中可以窥视出大家越来越轻松的感觉。

令人兴奋的时刻终于到来，8月15日晚6时我正在西单商场旧书摊上浏览书籍。广播电台突然广播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我的热血在沸腾，近似疯狂地跨出商场大门。我看大街上的行人、摊贩，甚至于车辆、房屋什么都起了变化。

当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的同窗挚友常顺吾、贺子云、陈永盛、祖国藩、白辅仁等人在一起唱啊、跳啊，那个兴奋的、美妙的、真挚的情景，到现在仍然感到回味无穷。这时大家真正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们有了自己的祖国，我们也将有一个自由人的权利，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列强之林，我们每个人都将会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不久，在日统治时期被日本宪兵队抓起坐过牢的张恒茂（外号张大帅，为中文系四年级同学）召集常顺吾、赵振梅和我等几十位同学开会，组织北京大学同学会，其学生名单为：

学会会长：张恒茂。

联络部部长：常顺吾。

组织部部长：赵振梅。

宣传部部长：萧正辉。

组织部召集过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的学生会。文学院学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办事机构。联络部为欢迎国军空挺部队的到来，在“新新影院”组织过一次话剧演出还在北楼召开过一次欢迎会。宣传部则出版过北京大学学生会机关刊物《新生命》月刊。作为宣传部长，我邀到世瑛师的稿件：《论支应门户》，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新生命》将要出版时传闻当局即将宣布对沦陷区的学生进行甄审，所以临时增加了一篇几百字《论反对甄审》的社论。遗憾的是《新生命》月刊只出了一期便因经费不济而停刊，而学生会成立于1945年秋，1946年春便再无活动了。

1945年11月教育部决定将日伪时期各大学改称补习班，补习完毕，由教育部发给证书，并根据个人志愿转入国立大学相当系级，此时宣布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分别复员并决定当年10月1日分别在北平、天津开学。

许世瑛先生论文集 

世瑛师赴台湾的原因

民国35年（1946年）4月24日罗常培致胡适校长函：“现在雪屏主持下的大学预备班总班主任陈雪屏，总务长郑毅生，教导长张富岁，下设八个分班。（一）北大二院雪屏主任。（二）北大一院毅生班主任。教授有平伯、郑因百、容庚、孙楷弟、徐祖正、李九达、纪鹤轩、吴叶筠、刘盼遂、许世瑛等（除平伯、子书、盼遂外皆附逆，且不见经传）……”不久又在另外一封信中说：“兼士是苦节孤忠，全活留平一部分朋友的名节，非其他某派某系可比，应由先生斟酌请其回校。凡参加伪校者，即知堂亦在不赦，请先生万勿留情。”（节录《胡适秘藏书信》续集）

胡适当时为驻美大使尚未回国，在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不成文的规定。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日本时期的北京大学，被当局称之谓“伪北大”，除了个别教员以外，一律以附逆对待。这一决定确实打击面太大，与中央所派宣抚使张继提出的：“不问伪不伪，只问奸不奸”大相径庭。伪北大的学生虽未被称为伪学生，但对学生进行甄审却势在必行。由1946年春开始我因为忙于学生会的工作，很少到世瑛师家中去。那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我和我的挚友常顺吾认为：祖国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因此我们决定报考北大工学院。我在征求世瑛师意见的时候，他十分坚定地给我很大的支持。

由1946年春开始，我到北大工学院报到，到世瑛师家去的时间则更少了。听人说世瑛师于1946年下半年奔赴台湾。又听说华粹琛奔赴天津南开、赵荫棠奔赴张家口华北联大、郑骞奔赴台湾，而沈启无则早于1939年元旦发生刺杀周作人事件以后不知所终。现在回忆起罗常培先生那封给校长胡适的信，应该说对世瑛师和 “伪北大” 全体教师的打击都是很大的，这些老师们已被北大拒之门外。

世瑛师赴台湾以后，我们完全失掉联系，大陆与台湾虽仅为一衣带水，但政治隔绝却似万水千山。大陆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虽然能与各国友人取得联系，但仅限于建筑工程界，其他方面的消息则知之者甚少。

胡适先生

觅得世瑛师的消息

20世纪50年代，大陆《参考消息》曾刊载世瑛师的父亲寿裳公（字季弗），时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因被仆人杀害，法厅过堂时世瑛师号啕大哭的情况。1972年又从《参考消息》看到介绍他在台湾业绩的文章，据说台湾有四位国学大师均出自其门下。但是，因为两岸封锁严密，我直到1998年来澳洲以后，才从台湾《传记文学》1982年10月号中看到许世傈先生写的《鲁迅与先父寿裳公的友情》一文，方知世瑛师已因心脏病去世。

最近，从《传记文学》1999年1月号中看到何庆华女士写的《忆恩师哭师母》 “追念许世瑛教授及夫人”。才知道世瑛师及师母华珊女士逝世的确实年份。世瑛师生于1910年，逝于1972年，年仅62岁。一代国学大师天不假年就足以使人痛心，更何况世瑛师和华珊女士身后并无子嗣，而华珊女士又非正常死亡，得知这些消息悲痛更非一般。

近期《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中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校友撰文提及世瑛师往事，足以令人心酸，但却少有人知道他在台湾逝世前后的情况。中国文学、教育家毕生多是捉襟见肘，台湾又何以堪？

世瑛师离开人间已快50年，但其音容宛在。他的道德文章实实令人钦佩，他的身世遭遇更令人感伤不已。我以耄耋之年缅怀往事，谨以此文敬献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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