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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沈克明：上海培进中学的老师们
沈克明，资深媒体记者编辑，专栏作家，纽约资深物业管理专家，纽约曼哈顿舞台摄影学会会员，《美国摄影》杂志编委。擅长新闻事件、人物与舞台摄影，近年来集中于用摄影记录个人、行业、社区的历史。
原题
培进中学的老师
校友、女作家程乃珊（2013年）4月22日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了。程乃珊1964年毕业于上海培进中学，她是64届，我是66届，应该说有一年时间都在这所以花园洋房为校园课堂的中学里。不过印象中没有见过她，即使见过也不会记得。后来，我在报社当记者，见过好多次面。
程乃珊给我的印象是，她的小资情调很浓。小资情调的全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公私合营，工人当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步一步深入，原先的资本家，银行家，金融买办，影院舞厅老板，社会政要，大学教授等上海的大户人家都不能适应，他们表面上接受思想改造，内心仍然怀念以往的生活，媚外崇洋。他们的子女受家庭影响，在读中学时穿的别致，要吃点西餐，喝的英国红茶，周末在家里搞个小舞会。这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批判为小资产情调严重者。而建于1925年，由几所私立女子中学合并的上海培进中学老教师几乎都出生於大户人家。
培进中学创办初期的宗旨为: "教育青年学生，提高女子教育，以上追我国曩代女德之隆，远继欧美各邦女权，不以女性自薄，肩起时代责任。"
2012年与老同学蔡传清、郑正恕、乌维礼会面，他们送了我一盘录像带，录像带记录培进中学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晚年的生活，我细细数了一下，被拍摄到老师几乎都居住在上海的老式洋房里, 他们没有爆发变富，没有钱搬进新建的豪华公寓，他们没有庸俗，鄙视当今社会上的各类腐败，躲进上一代留下的小洋房, 那怕还剩有一间房间, 沿袭家风, 看看书，种种花，喝点咖啡，晒晒太阳。他们虽然老了，但气质风度依在。
但是，这些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受尽了折磨。
程乃珊在2008年5月31日博客里写道：“我中学时代的语文教师苏建国，我已多次撰文怀念他。据说他曾任旧军队的随军记者。他太太是白俄后裔，解放后仍在南京音乐学院任声乐教师……苏老师个性内向，沉默寡言。犹记得他暑天一把折扇，是他自己的楷书：‘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衣冠入中年。’ 苏老师在文革中投缳自尽。”
苏建国老师，矮矮胖胖的身子， 头发不多，平时喜欢穿中式服装。与学生交流也不多，但一上课，狠不得把中国的礼仪道德、“四书五经”都灌到学生脑子里去。文化大革命中抛出的材料，说他在国民党的报社当过记者，是国民党特务。
他与老师之际交流也不多，我见过他与学校的一位杂务工詹生穗在走廊里聊过几次。詹生穗，女，文化革命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那天深夜，3号教育楼的底层传来一阵阵悲惨的呼叫，红卫兵造反派拉她头发，把她头往墙上撞，拳打脚踢。要她交待与汪精卫的关系。我见到的时候，她已被拖在校门口的康定路上，造反派叫她女儿来领回家，她女儿都不敢认。
她被造反派打得头颅出血，肝脾破裂，肋骨断了11根。
这样的暴力与悲惨场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近年，我在网上搜索，怎么也找不到詹生穗是汪精卫秘书的资料。去年，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詹是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生活秘书，一同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没有多大罪行，上世纪五十年代释放。不知何因，安排在培进中学工作。
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也是培进中学校友，62届毕业生。他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提到中学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
不知什么原因躲在培进中学里当个教师的人太多了，易古、李景华、吴兴瑞、徐文先、王铮、蒋锡古、施志声、刘启均、许立为、陈耀荫、赖年斌、刁攀桂、桂兆华、沈珏等等。
穆尼老师的真名叫汪穆尼，与苏建国老师相比，他比较洋派，话也很多。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有点名气。汪老师的相貌不太好，脸上的皮肤很粗躁，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但西式头发很光亮。复旦大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排演话剧《年青一代》，邀请他去当导演。
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揭发汪老师四十年代在上海大世界开歌舞团，生活腐败，玩弄女性。
我1966年毕业遇上文革，那时我参加保皇派，反对打砸抢，反对体罚老师。但那个年代儒家保皇派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慷慨激昂的造反派。我们用毛的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为挡箭牌，获知造反派要到哪个老师家去抄家抓人，我们会提前去，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暗示，指使我们去的。
我去保护过两个老师家。一个是李敏智老师，她住在镇宁路的一栋洋房里。另一个就是汪穆尼家，汪老师住在陕西北路，近威海卫路的一个街面石库门房里。到汪老师家最激烈的一件事是，造反派要汪老师交待怎样玩弄女性，造反派拍桌踢凳，动手动脚。我们立即围着汪老师，大叫：“抄四旧，不动手打人，抓人！”与造反派僵持很久。临街的大门开着，街上都是看热闹的人，我们在楼下客厅里，造反派要押走汪老师再抄家，我们认为抄四旧可以，不能抓人走。后来，汪老师没有被抓走，叫他坐在客厅里，不需乱说乱动。造反派与我们各派两人看着。
汪老师说，我的书与资料都在阁楼上，他的老婆吓的躲在楼上，于是我们上了阁楼，很惊讶！整个阁楼都是书，上万本。墙上还有些歌舞团海报，外国明星照片。当然，这些海报照片统统撕掉。汪老师的老婆看着造反派找四旧，不时是说一句，“这是我女儿的”，我们就阻止造反派撕毁带走。我记得那时，汪老师的一个女儿在复旦大学读书。至于造反派用黄鱼车（那时常用的一种人力三轮车）拖走了几车书籍字画，我记不得了。我们的任务，没让造反派打汪老师，没有抓走汪老师算是成功了。
最近，我途经陕西北路汪老师家门口，那一带都变成卖服装店面， 弄堂口有个摆摊卖DVD的男子。我问他：“汪穆尼先生知道否?”“怎么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五十年，就是前面一间。”“他还住在这里吗？”“早就搬走了。” “还健在吗？” “这不知道了，离开这里很久了！”
张婷真老师，我一生中最敬重的老师。那个时候，她只有三十余岁。梳着短发，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人民教师装，算是一个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大户人家小姐。她唱女高音，文革前，学校有联欢会，她与外语老师肖耀德唱二重唱，肖耀德也是大户家的少爷，后来去了香港。
张老师不像苏建国、汪穆尼老师有课时到学校，下课就回家。那时的中学是坐班制，张老师每天早早到学校，晚晚离开学校，除了教我们语文之外，兼班主任，安排我们的好多活动。张老师的语文课教得特别好，我深刻的记得，她教歌德的《最后一课》，朗读时，全班同学都在流泪抽泣，我看到她脱下金丝边眼镜，也在拭泪。
张老师的先生在金融界，为了支援内地建设，被国家派到安徽的银行， 夫妇分居两地。张老师带了两个孩子与婆婆住在一起。但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
张老师因在上课时流露过一点小资情调，说我们怎样教家里的保姆工作等。文化革命中被造反派剃光了头，逼她在烧四旧的大火边上一遍走，一遍叫“我是牛鬼蛇神”，但张老师无比倔强，她就是不叫我是牛鬼蛇神，衣服被撕了，脸上被涂了，但坚贞不屈，为此受尽苦头。
文化大革命后，她被调到爱国中学。我在上海工作时，每年过节都去看她。后悔的是，我到美国之后 ，返沪期间，只去看望她一次。去年返沪，打电话给张老师，她女儿接的电话，告知张老师已经过世了。听完张老师生病治疗直到去世的过程，我控制不着情绪，竟在电话里责备起她女儿来……
张老师的女儿韩竞英是上海青少年体校领导，是培养姚明、刘翔世界体育尖子的摇篮。她忙，忙得不可开交，张老师忍，不愿打扰女儿，治病时机耽搁了。
回到母校，楼在，树在，草坪在，操场在，我读书时代的老师不在了，哪怕是1965年分配到中学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年轻老师也都退休了。
培进中学在2004年改名为上海戏剧学院附中，外界都认为校友余秋雨是上海戏剧学院校长，是余先生的关系，把普通中学改成戏剧学院的预科学校。实际情况是，中国实行一胎制，到了2000年，上海许多中学招不到学生，无法维持下去，教育局制定了中学合并制度。眼看培进中学这块校牌就要消失，经过多校协商，附近的胶州中学等并入培进中学，由培进中学出面与上海戏剧学院协商，改成了一所专科中学。
上海的中学是国营的，每年国家拨款上千万元不止。学校现在只有500个学生，4栋小洋楼，2栋教育楼，1号教育楼没有变，3号教育楼已经改建加高，安装了电梯，最高层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剧场。5号小洋楼是图书馆，现在还是图书馆，程乃珊出名后，早已改名为程乃珊图书馆。
2013年5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