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王晋：老师领我闹革命，斗的却是我的妈

作者简历

1978年北京天安门留影

王晋, 1957年生于山西芮城, 1977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本科，1985年考入中科院光电所获硕士学位。先后从事过教学、科研、外企高管工作。现退休。

原题

一九六六年

我九岁当上了"红卫兵"

作者：王 晋

196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一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被定义为“十年动乱”的开始。对于我这个九岁的“小屁孩”来说，当时根本弄不懂这场政治运动的性质，但却也随波逐流地加入了红卫兵，经历了贴大字报和大串联这两件最具历史特色的活动。这一切都与我的两个老师有关。

一.  薛老师领我“闹革命”

我的小学是个山村四年制学校，一共只有三四十名学生。两个年轻的男老师都才二十几岁: 薛老师是公办，师范毕业生；王老师是民办，中学毕业的本村人，工资只有薛老师的一半。薛老师理所当然地当了校长，去公社和县里开会都是他去。

突然有一天，薛老师从上面开会回来，宣布学校不再上课了，要“停课闹革命”。这事很新鲜，也让同学们兴奋，革命怎么闹先不管，但可以不上课就是天大的好事呀。特别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平时搭拉着脑袋不敢正视老师，听到这消息立刻就挺直了脖子，两眼放光。

薛老师接着说，我们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造反，写大字报，批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这么大的事，同学们都干不了，但都表示一切听老师的指挥。

成立红卫兵组织很简单，用不着找谁批准，起个“XX战斗队“的名字，制作一批红袖章带上就成了。只是薛老师技术有限，印字没有黄色油墨，就土法上马用广告颜料替代，结果刷得字迹模糊不清，质量很差，一看就是那种伪劣产品。记得我们在公社参加集会时，被别的学校同学指指点点地讥笑，让我们很不自在。

薛老师指定的战斗队队长是四年级的王狗噙。农村人起名字喜欢用猪狗牛羊等字，认为名字贱好养活，这狗是家畜中最好养的，所以王狗噙家兄弟几个都是狗字辈的。王狗噙比我要大三四岁，因为在每个年级都留级，长得人高马大才到了四年级，所以他对“停课闹革命”的支持是最坚决的。

这第一张大字报该写给谁，薛老师颇费了一番脑筋。这村里最大的官是生产队长，可人家对他不薄，给学校专门拨了几亩地，由学生种，收成归老师，老师有了粮食又养猪，肥猪能吃肉，小猪能卖钱。这生产队长是恩人呢，不能恩将仇报。剩下的村民挨个捋一遍，基本上都与学校没什么关系，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妈妈。

我家与学校是邻居，学校里没有劳动工具，连扫地的帚把和撮箕都不置办，要用时就派学生到我家借，用完还经常不还。长此以往引起我妈妈抱怨，有时直接拒绝，学生回去向老师汇报，薛老师很生气。

所以一想到我妈妈，薛老师立刻义愤填膺，这样我们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就诞生了。薛老师亲自起草并书写，我当时还傻傻地站在桌子旁边，从头到尾看着老师用毛笔写在零楷的大纸上。写的内容不完全明白，但识得妈妈的名字。

然后老师组织了全体同学，排着队敲锣打鼓来到我家，由王狗噙和几个高年级同学把那张大字报平平整整地贴在院墙上。只是那大字报用的是红纸，远看起来像喜报一样。可能薛老师还没见过真的大字报，后来才知道大字报应该用白纸写。

老师又领着我们振臂高呼了一阵囗号，要把我妈打倒批臭之类的话，我妈被吓得躲在窑洞里，没敢出来。离开我家时，王狗噙挤眉弄眼地冲我说: “你家这张大字报我用了很多浆糊，贴得很结实。” 我这时才明确意识到，这“闹革命”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

按照程序，贴完大字报，接着就要开批斗会。为了制造声势，一炮打响，薛老师又联合了附近的另外两所小学，这样就有了一百多人的学生队伍。并且时间选在晚上，地点就是村里的打麦场，目的是吸引尽可能多的村民来观看，制造影响力。

我们早早就集合好了队伍，一时间打麦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果然吸引来众多围观村民，人山人海。其中包括两位在县城上班，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被锣鼓声吸引来到现场。就在薛老师精神抖擞，正要宣布传唤我妈上台时，这两位干部走过去询问他这是做什么，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闹革命“: 毛主席都写了大字报，他也要写，要开批判大会。这两位干部告诉他，上面传达的指示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老百姓。像他这样把矛头对准农村家庭妇女的行为就是干扰运动大方向，问题很严重。这一说让薛老师立刻泄了气，理屈词穷，半天答不上来，最后只得悻悻地宣布解散队伍。

精心策划的“批斗会“流产了，薛老师很快认识到，我们这小山村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闹革命“还是要找大舞台，他没给我们战斗队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投奔公社和县上那种正规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二.  王老师带我“大串联”

薛老师走了，红卫兵战斗队一时失去了方向。王老师无处可去，他就是本村人，不能解散学生回家，家长不干啊，好在很快红卫兵“大串联“的活动就开始了。就是红卫兵可以自由旅行，坐车不用花钱，各地政府都设立专门有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王老师对这事兴奋起来，他说我们也去串联吧。但我们年龄太小，想去北京见毛主席，路太远了。即使去省城太原，也有几百公里呢，没有信心。最后选定我们地区行政所在地运城。

运城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王老师认识一条山道，先从我们村后直接上山，翻越中条山，步行十几公里到达解州，从那儿坐火车一站就直达运城。这对我们来说，一可以看看大城市，二可以体验一下坐火车，真是机会难得呀。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小井胡同》，讲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半大小子，在这期间抓住机会到处旅游，天南地北到处玩，每次回来还带些外地的特产，邻居大妈都很羡慕。这小子有句很感叹的话，非常经典，他说：“咱毛主席要管得地方再大些就好了，我这辈子就准备干这个了！”

言归正传，愿意参加串联并得到家长同意的一共只有七,八个男生，我是最小的一个。自从经历过那次“大字报”事件后，我妈妈对学校的事都是百依百从，我说是老师组织的活动，她就不敢阻拦，只是给我兜里塞了两块钱。

红卫兵串联需要自带铺盖，那时已是冬季，我卷了一床老棉被，捆了个背包就出门了。到学校集合后，王老师一见我就皱起了眉头，那个沉甸甸的大背包和我的个头实在不般配，老师果断地决定: “算了吧，你不要带被子了，就和我钻一个被窝吧。” 这样我一下子就成了负重最轻的人了。

翻越中条山是最艰难的一段行程，在我心目中相当于体验长征一样。首先那路并非真正的道路，只是由牧羊人和打柴的山民趟出来的“路迹”而已，路面犬牙交错，崎岖不平，你必须小心地为每一步寻找落脚点，上下坡处，还时不时地需要手脚并用。又赶上前不久刚降过大雪，朝阳的路面雪己融化，满地泥泞，而背阴的地方还有厚厚的积雪，深及膝盖。

破旧的土布鞋里灌满了泥浆，凌烈的寒风又让老棉裤上的雪结成了冰，走起来哗哗地响。没走到一半我就感到体力不支，腿脚发软，后背虚汗淋淋，肚子空了。但老师说不能停下来，因为汗水经风一吹就会结冰，更难受，还有生病的危险，他建议肚子饿了可以边走边吃干粮。我掏出自带的玉米面馍，已冻得坚如磐石，拿在手里无论是形状还是质感都更像是一块方砖。用门牙奋力地啃，每次只得一撮细末，嘴嚼起来只有冰的感觉，竟没有粮食的味道。

这二十多里山路，我们走了一整天，傍晚终于到达了解州火车站。我以前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最多到公社所在的镇上，仅有十里地，而且是平坦大道。这次艰难的山地徒步给我的脚留下了伤病，此后在运城几天，每天早晨起床脚都疼的不敢沾地，一直要一瘸一拐两三个小时后才会缓解。后来长大以后，还是不能步行走远路，否则就会出现同样问题。

那天从解州上火车是晚上，黑灯瞎火，还没把火车是什么样看清楚，就被人群簇拥着上了车。果然不用买票，但车箱里早已人满为患，以至于我一直站在车冂口，昏暗的灯光下，只看到人头，就没看到座椅。火车开起来了，伴随着“吭哧，吭哧”的声音，感到脚底下的地板在上下起浮，有节奏地晃动着。

“红卫兵接待站”里的住房是大通铺土炕，一眼望不到头，能睡几十个人。炕上铺着干草，入住者自己铺上褥子，放上被子就算床位了。但我们为了减轻行李，都只带被子不带褥子，睡觉时把被子迭成筒，人钻进去身下也会有被子垫着就可以了。我没有被子，与王老师共享被窝，虽然两人小心翼翼地各从一头钻入，但夜里难免翻身弄乱了被窝，常常会被身下的草秆扎醒。王老师个子又很高，一双大脚直抵着我的脸，让我一晚上都处在严重的空气污染之中。

站里的伙食相比我们家好的多，有白面馒头和炒菜。每天伙食费八分钱，一天三顿管饱。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盛玉米糊的大木桶，和我个头差不多高，我根本够不着，每次都是王老师帮我盛。

站里住的都是南来北往的红卫兵，有四川云南来的，要北上去北京，也有北京天津南下去延安、井冈山的。有一个天津的学生生病掉队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整天躺在床上。招待站里免费補鞋、理发，但没有医生。

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去街上看游行、看大字报。游行队伍有的步行，有的是大卡车，一边行进，一边呼口号，并时不时地向空中抛撒出花花绿绿的传单，引得围观群众抢着接。每天拣回来一大摞，我都认真地看，虽然不完全懂但觉得新鲜。街边墙上的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一层盖一层，每天都会刷新。从大字报上我了解到山西省的最大走资派是“卫、王、王”。他们的名字都被倒写着还打了红叉。

到了下午街上就平静了，红卫兵都回去休息了，商铺照常营业，行人各奔各的事。我们就去火车站看火车，去盐湖边看风景。

那时的火车站是开放式的，随便进去可以上站台。第一次近距离的看火车让我吃惊不小。那火车头是烧煤的煤气机车，头上冒着黑烟和白气，底下有几个并排的巨大轮子，比人还高。好奇心使我靠得很近，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着。突然这大怪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震耳欲聋，我只觉得天崩地裂，大地在颤抖。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吓得我顿时灵魂出窍，在本能的反应下，撒腿没命地跑，闹了个大笑话。

傍晚的盐湖边，霞光绚丽，暖暖的阳光撒在岸边的堤坡上，金光灿灿。湖里不时有大雁结队起飞，鸣叫着越过头顶，排着人字队形，迎着夕阳渐飞渐远。堤坝上有一些扛着猎枪的人来回游走，看到飞的很低的鸟就开枪射击。命中率很高，打下来就现场售卖，我看到有长脖子的大白鸟，应该是天鹅吧。

就这样半天革命、半天观光，我们在运城住了五六天后，收拾铺盖打道回府，结束了“大串联”。回程还是原路，但没觉得辛苦，可能是这几天的生活很舒坦，像疗养一样，让我们得到了养精蓄锐，元气大增。另一方面，山上的积雪己经化完了，路也好走了许多。

离开前我去了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人书《平原游击队》，回来后同学们争相借阅了许久。

三. 结束语

“停课闹革命“仅持续半年左右就被叫停了，开始“复课闹革命”。现在看来，当年我这个九岁的“红卫兵”其实根本算不上主力军，顶多是个“儿童团”，但这段人生经历却是深深地刻在记忆中了。正是：

薛师领我“闹革命”，

斗的却是我的妈；

王师带我“大串联”，

同吃同睡赛亲爸。

荒唐年代荒唐事，

历史原来是故事。

2021年9月于青岛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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