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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 王晋:老师领我闹革命,斗的却是我的妈

王晋 新三届 2022-01-14


作者简历

1978年北京天安门留影


王晋, 1957年生于山西芮城, 1977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本科,1985年考入中科院光电所获硕士学位。先后从事过教学、科研、外企高管工作。现退休。


原题

一九六六年

我九岁当上了"红卫兵"




作者:王 晋


 
196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一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被定义为“十年动乱”的开始。对于我这个九岁的“小屁孩”来说,当时根本弄不懂这场政治运动的性质,但却也随波逐流地加入了红卫兵,经历了贴大字报和大串联这两件最具历史特色的活动。这一切都与我的两个老师有关。
 
一.  薛老师领我“闹革命”


我的小学是个山村四年制学校,一共只有三四十名学生。两个年轻的男老师都才二十几岁: 薛老师是公办,师范毕业生;王老师是民办,中学毕业的本村人,工资只有薛老师的一半。薛老师理所当然地当了校长,去公社和县里开会都是他去。

突然有一天,薛老师从上面开会回来,宣布学校不再上课了,要“停课闹革命”。这事很新鲜,也让同学们兴奋,革命怎么闹先不管,但可以不上课就是天大的好事呀。特别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平时搭拉着脑袋不敢正视老师,听到这消息立刻就挺直了脖子,两眼放光。

薛老师接着说,我们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造反,写大字报,批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这么大的事,同学们都干不了,但都表示一切听老师的指挥。

成立红卫兵组织很简单,用不着找谁批准,起个“XX战斗队“的名字,制作一批红袖章带上就成了。只是薛老师技术有限,印字没有黄色油墨,就土法上马用广告颜料替代,结果刷得字迹模糊不清,质量很差,一看就是那种伪劣产品。记得我们在公社参加集会时,被别的学校同学指指点点地讥笑,让我们很不自在。

薛老师指定的战斗队队长是四年级的王狗噙。农村人起名字喜欢用猪狗牛羊等字,认为名字贱好养活,这狗是家畜中最好养的,所以王狗噙家兄弟几个都是狗字辈的。王狗噙比我要大三四岁,因为在每个年级都留级,长得人高马大才到了四年级,所以他对“停课闹革命”的支持是最坚决的。
 
这第一张大字报该写给谁,薛老师颇费了一番脑筋。这村里最大的官是生产队长,可人家对他不薄,给学校专门拨了几亩地,由学生种,收成归老师,老师有了粮食又养猪,肥猪能吃肉,小猪能卖钱。这生产队长是恩人呢,不能恩将仇报。剩下的村民挨个捋一遍,基本上都与学校没什么关系,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妈妈。

我家与学校是邻居,学校里没有劳动工具,连扫地的帚把和撮箕都不置办,要用时就派学生到我家借,用完还经常不还。长此以往引起我妈妈抱怨,有时直接拒绝,学生回去向老师汇报,薛老师很生气。

所以一想到我妈妈,薛老师立刻义愤填膺,这样我们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就诞生了。薛老师亲自起草并书写,我当时还傻傻地站在桌子旁边,从头到尾看着老师用毛笔写在零楷的大纸上。写的内容不完全明白,但识得妈妈的名字。

然后老师组织了全体同学,排着队敲锣打鼓来到我家,由王狗噙和几个高年级同学把那张大字报平平整整地贴在院墙上。只是那大字报用的是红纸,远看起来像喜报一样。可能薛老师还没见过真的大字报,后来才知道大字报应该用白纸写。

老师又领着我们振臂高呼了一阵囗号,要把我妈打倒批臭之类的话,我妈被吓得躲在窑洞里,没敢出来。离开我家时,王狗噙挤眉弄眼地冲我说: “你家这张大字报我用了很多浆糊,贴得很结实。” 我这时才明确意识到,这“闹革命”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
 
按照程序,贴完大字报,接着就要开批斗会。为了制造声势,一炮打响,薛老师又联合了附近的另外两所小学,这样就有了一百多人的学生队伍。并且时间选在晚上,地点就是村里的打麦场,目的是吸引尽可能多的村民来观看,制造影响力。

我们早早就集合好了队伍,一时间打麦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果然吸引来众多围观村民,人山人海。其中包括两位在县城上班,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被锣鼓声吸引来到现场。就在薛老师精神抖擞,正要宣布传唤我妈上台时,这两位干部走过去询问他这是做什么,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闹革命“: 毛主席都写了大字报,他也要写,要开批判大会。这两位干部告诉他,上面传达的指示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老百姓。像他这样把矛头对准农村家庭妇女的行为就是干扰运动大方向,问题很严重。这一说让薛老师立刻泄了气,理屈词穷,半天答不上来,最后只得悻悻地宣布解散队伍。

精心策划的“批斗会“流产了,薛老师很快认识到,我们这小山村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闹革命“还是要找大舞台,他没给我们战斗队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投奔公社和县上那种正规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二.  王老师带我“大串联”


薛老师走了,红卫兵战斗队一时失去了方向。王老师无处可去,他就是本村人,不能解散学生回家,家长不干啊,好在很快红卫兵“大串联“的活动就开始了。就是红卫兵可以自由旅行,坐车不用花钱,各地政府都设立专门有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王老师对这事兴奋起来,他说我们也去串联吧。但我们年龄太小,想去北京见毛主席,路太远了。即使去省城太原,也有几百公里呢,没有信心。最后选定我们地区行政所在地运城。

运城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王老师认识一条山道,先从我们村后直接上山,翻越中条山,步行十几公里到达解州,从那儿坐火车一站就直达运城。这对我们来说,一可以看看大城市,二可以体验一下坐火车,真是机会难得呀。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小井胡同》,讲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半大小子,在这期间抓住机会到处旅游,天南地北到处玩,每次回来还带些外地的特产,邻居大妈都很羡慕。这小子有句很感叹的话,非常经典,他说:“咱毛主席要管得地方再大些就好了,我这辈子就准备干这个了!”
 
言归正传,愿意参加串联并得到家长同意的一共只有七,八个男生,我是最小的一个。自从经历过那次“大字报”事件后,我妈妈对学校的事都是百依百从,我说是老师组织的活动,她就不敢阻拦,只是给我兜里塞了两块钱。

红卫兵串联需要自带铺盖,那时已是冬季,我卷了一床老棉被,捆了个背包就出门了。到学校集合后,王老师一见我就皱起了眉头,那个沉甸甸的大背包和我的个头实在不般配,老师果断地决定: “算了吧,你不要带被子了,就和我钻一个被窝吧。” 这样我一下子就成了负重最轻的人了。

翻越中条山是最艰难的一段行程,在我心目中相当于体验长征一样。首先那路并非真正的道路,只是由牧羊人和打柴的山民趟出来的“路迹”而已,路面犬牙交错,崎岖不平,你必须小心地为每一步寻找落脚点,上下坡处,还时不时地需要手脚并用。又赶上前不久刚降过大雪,朝阳的路面雪己融化,满地泥泞,而背阴的地方还有厚厚的积雪,深及膝盖。

破旧的土布鞋里灌满了泥浆,凌烈的寒风又让老棉裤上的雪结成了冰,走起来哗哗地响。没走到一半我就感到体力不支,腿脚发软,后背虚汗淋淋,肚子空了。但老师说不能停下来,因为汗水经风一吹就会结冰,更难受,还有生病的危险,他建议肚子饿了可以边走边吃干粮。我掏出自带的玉米面馍,已冻得坚如磐石,拿在手里无论是形状还是质感都更像是一块方砖。用门牙奋力地啃,每次只得一撮细末,嘴嚼起来只有冰的感觉,竟没有粮食的味道。
 
这二十多里山路,我们走了一整天,傍晚终于到达了解州火车站。我以前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最多到公社所在的镇上,仅有十里地,而且是平坦大道。这次艰难的山地徒步给我的脚留下了伤病,此后在运城几天,每天早晨起床脚都疼的不敢沾地,一直要一瘸一拐两三个小时后才会缓解。后来长大以后,还是不能步行走远路,否则就会出现同样问题。

那天从解州上火车是晚上,黑灯瞎火,还没把火车是什么样看清楚,就被人群簇拥着上了车。果然不用买票,但车箱里早已人满为患,以至于我一直站在车冂口,昏暗的灯光下,只看到人头,就没看到座椅。火车开起来了,伴随着“吭哧,吭哧”的声音,感到脚底下的地板在上下起浮,有节奏地晃动着。

“红卫兵接待站”里的住房是大通铺土炕,一眼望不到头,能睡几十个人。炕上铺着干草,入住者自己铺上褥子,放上被子就算床位了。但我们为了减轻行李,都只带被子不带褥子,睡觉时把被子迭成筒,人钻进去身下也会有被子垫着就可以了。我没有被子,与王老师共享被窝,虽然两人小心翼翼地各从一头钻入,但夜里难免翻身弄乱了被窝,常常会被身下的草秆扎醒。王老师个子又很高,一双大脚直抵着我的脸,让我一晚上都处在严重的空气污染之中。

站里的伙食相比我们家好的多,有白面馒头和炒菜。每天伙食费八分钱,一天三顿管饱。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盛玉米糊的大木桶,和我个头差不多高,我根本够不着,每次都是王老师帮我盛。

站里住的都是南来北往的红卫兵,有四川云南来的,要北上去北京,也有北京天津南下去延安、井冈山的。有一个天津的学生生病掉队了,一个人孤零零的整天躺在床上。招待站里免费補鞋、理发,但没有医生。
 
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去街上看游行、看大字报。游行队伍有的步行,有的是大卡车,一边行进,一边呼口号,并时不时地向空中抛撒出花花绿绿的传单,引得围观群众抢着接。每天拣回来一大摞,我都认真地看,虽然不完全懂但觉得新鲜。街边墙上的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一层盖一层,每天都会刷新。从大字报上我了解到山西省的最大走资派是“卫、王、王”。他们的名字都被倒写着还打了红叉。
 
到了下午街上就平静了,红卫兵都回去休息了,商铺照常营业,行人各奔各的事。我们就去火车站看火车,去盐湖边看风景。

那时的火车站是开放式的,随便进去可以上站台。第一次近距离的看火车让我吃惊不小。那火车头是烧煤的煤气机车,头上冒着黑烟和白气,底下有几个并排的巨大轮子,比人还高。好奇心使我靠得很近,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着。突然这大怪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震耳欲聋,我只觉得天崩地裂,大地在颤抖。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吓得我顿时灵魂出窍,在本能的反应下,撒腿没命地跑,闹了个大笑话。

傍晚的盐湖边,霞光绚丽,暖暖的阳光撒在岸边的堤坡上,金光灿灿。湖里不时有大雁结队起飞,鸣叫着越过头顶,排着人字队形,迎着夕阳渐飞渐远。堤坝上有一些扛着猎枪的人来回游走,看到飞的很低的鸟就开枪射击。命中率很高,打下来就现场售卖,我看到有长脖子的大白鸟,应该是天鹅吧。

就这样半天革命、半天观光,我们在运城住了五六天后,收拾铺盖打道回府,结束了“大串联”。回程还是原路,但没觉得辛苦,可能是这几天的生活很舒坦,像疗养一样,让我们得到了养精蓄锐,元气大增。另一方面,山上的积雪己经化完了,路也好走了许多。

离开前我去了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人书《平原游击队》,回来后同学们争相借阅了许久。
 
三. 结束语
 
“停课闹革命“仅持续半年左右就被叫停了,开始“复课闹革命”。现在看来,当年我这个九岁的“红卫兵”其实根本算不上主力军,顶多是个“儿童团”,但这段人生经历却是深深地刻在记忆中了。正是:

薛师领我“闹革命”,

斗的却是我的妈;

王师带我“大串联”,

同吃同睡赛亲爸。

荒唐年代荒唐事,

历史原来是故事。

  

2021年9月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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