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付颀：红卫兵"最后通牒"与遣送原籍的邻居们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付颀，1956年出生，种过地，做过工，当过兵，退伍回京后，一直在金融业工作，当过八年支行行长，十多年金融公司的高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过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及几十部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

原题

最 后 通 牒

——“文革”往事

作者：付颀

“文革”开始那年我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就知道傻玩疯闹。在我记忆中残留下的那些关于“文革”的记忆，是从一天早晨我们铁路宿舍区门口贴出的那张"最后通牒"开始的。

我们铁路宿舍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北京铁路局及其相关单位的职工，大家既是邻居又是同事，老爷们儿同在一个单位上班，家属们同在一个大院生活，大家都特别注意维护好邻里间的关系，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大院人与人之间特别友好，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我们大院有一个小女孩叫小碗儿，和我同岁，是我在幼儿园的小伙伴，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姑娘，她妈妈和我妈妈又同在新六栋铁路宿舍家属组织的“缝毛衣小组”里干活，所以我们两家比较熟。小碗儿的妈妈个子不高，不大爱说话，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她在外貌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小绺头发是白色的，特别显眼。现在街上有些时髦的小青年也会故意染成那个样子，但小碗儿她妈的那一缕白发绝对是“天生原装”的。

“文革”开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特别紧张，大批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破四旧”（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些招牌啊路标啊什么的砸的一塌糊涂，比如说，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帮助建的，把牌子砸了，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是苏联人帮助建的，牌子砸了，改名为“反修医院”，等等。

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加强了对“黑五类”实施坚决的无产阶级专政，所谓“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子女），按那时候的定义，黑五类都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打倒和镇压的。

有一天早晨，我们新六栋铁路宿舍突然来了几个身穿旧军装、扎着腰带的红卫兵，在墙上贴了一张公告，我们赶紧凑上去看，最上面是四个大字：最后通牒。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最后通牒”是个什么意思，一位在旁边看公告的大叔告诉我：“这个‘最后通牒’的意思就是说，我最后再通知你一声，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噢，看来事情还挺严重的呢！

现在回忆起来，红卫兵那个"最后通牒"的大概意思是：

住在新六栋铁路宿舍的黑五类分子你们听清了，北京是中国伟大的首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方，不允许黑五类分子居住在这里，我们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住在这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原籍，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监督黑五类的活动，如有胆敢违反本最后通牒者，立刻向红卫兵指挥部报告。

公告下面还有我们院几个被红卫兵认定为“黑五类”的名单，我惊讶地看到，小碗儿的妈妈也列在其中。妈呀！真想不到，看上去那么老实可亲的小碗儿妈竟然是个地主分子！她什么时候当的地主？她逼死过杨白劳吗？她怎么跑到北京来的？我心里头不大相信小碗儿的妈妈是坏人，可既然红卫兵都说她是坏人，那她应该就是个坏人吧？

院里的居民们议论纷纷，都关注着"最后通牒"里被点名的那几户人家的一举一动。在那样一种高压的形势下，没有人敢违背红卫兵的意志，从第二天上午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些人陆陆续续提着简单的行李，低着头匆匆离开了我们大院。在离开的几户人家里，我没看到小碗儿一家人，我想，他们大概是还没收拾好行李，也许会在晚上走吧。"最后通牒"规定的离开时间是公告贴出的第二天晚上，当晚再不走就超过红卫兵规定的时间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大院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尖厉的喊声：“地主婆跑啦！地主婆跑啦！”

大家跑出去一看，叫喊的人是与小碗儿家住在同一楼栋的一个老太太。她是属于革命群众队伍的，看了"最后通牒"后，就自觉按照红卫兵的要求暗中监视着小碗儿一家的行动。昨天晚上她注意到，小碗儿一家已经违反了红卫兵规定的最后期限，竟然没有走！于是她准备今天一早儿去向红卫兵指挥部揭发此事，但一大早她又发现小碗儿一家提着行李悄悄离开了。

按理说，虽然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但人家既然已经走了，就让她走吧，故土难离，毕竟收拾行李是需要些时间的，只不过超了几个小时而已嘛。但这个“革命老太太”可不这么想，一场“文革”，使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昨天还是互敬互爱的好邻居，今天双方就已是“敌我矛盾”了。就像是现在某些外国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刚才还是一群温文尔雅的文明人，一转脸就变成了长着獠牙的变异人。

老太太一定是觉得，一个黑五类分子竟然胆敢违背红卫兵的"最后通牒"，这是阶级敌人对红卫兵小将的不尊重，是向革命群众示威，必须受到惩处。于是她一边大喊，一边跑到路边去找红卫兵报告。

恰巧当时有几个红卫兵经过我们大院，他们是附近五十七中学的，胳膊上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扎着腰带，一个个斗志昂扬的样子，像一群到处寻找猎物的小狮子。当他们听到老太太的报告时，立刻兴奋起来，啊！有个地主婆违反了红卫兵的"最后通牒"，并在今天早晨畏罪潜逃了！他们立刻派了几个人在老太太的带领下赶到北京火车站去追人，剩下的几个人来到小碗儿家里进行搜查。

大院里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走了就走了吧，反正是回原籍了，还追她干什么？”有些人不同意：“明明规定昨天晚上必须走，她为什么不走？就是拿红卫兵小将的‘最后通牒’不当回事，这下有热闹看了！”

我是小碗儿的好朋友，心里为他们着急：快走啊！快走啊！千万别让红卫兵给抓回来！

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几个红卫兵押着小碗儿一家人从火车站回来了。我听到一个红卫兵得意地说：“好悬，再晚一点，就让这个地主分子溜走了！”他说话时那个豪迈气势，就像是当年的解放军在战场上抓回来一个国民党俘虏一样。

小碗儿的妈妈脸色惨白，低着头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能感觉到她的浑身在哆嗦，一个家庭妇女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就被吓傻了。

几个红卫兵好像在商量怎么处理这个“畏罪潜逃”的地主分子，其中有一个红卫兵喊道：“让她低头认罪！”

立刻有人响应道：“对！让这个地主婆低头认罪！”

于是几个红卫兵把小碗儿的妈妈押到了大院当中的水泥乒乓球台子上，让她弯腰低头，大声质问：“你为什么违反我们的‘最后通牒’？”

“你是不是狗地主？”

“你是怎么剥削劳动人民的？”

“你是怎么混入北京的？”

小碗儿妈妈的头垂得很低很低，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小：

“我没有。”

“我不是。”

“我……”

其实，没有人在乎她怎么回答问题，红卫兵们要的就是这个斗地主的过程，他们觉得这很神圣，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

一个女红卫兵带头喊口号：“打到反动的地主阶级！”

围观的人也跟着喊：“打到反动的地主阶级！”

一个男红卫兵接着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围观的人也跟着喊：“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我起先有点犹豫，要不要跟着喊口号呢？小碗儿是我的好朋友，让她看见了会不会生气呢？但很快我就被周围的气氛感染了，我的耳边响起一个伟大的声音：“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的胳膊好像不是自己的了，自动地就跟着大家举了起来。

批斗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像是一场大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唱主角，大院的街坊邻居是观众。这时有一个人喊了一声：“把她的头给剃了！”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批斗黑五类时，为了羞辱他们，就把他们的头发剃了，有的是剃成光头，更多的是剃成“阴阳头”，就是用剪子乱剪一气，有的地方有头发，有的地方没头发，越难看越好。

剃了头，小碗儿的妈妈就更像一个坏人了，我清楚的记得，她那一缕白发剪掉之后，头上留下一个圆圆的白点。她痛苦地闭着眼睛，不再说话，因为她知道无论怎么解释也是说不清的，今天这一劫是逃不过去了。

红卫兵越斗越勇，从喊口号，到推推搡搡，再到动手打、用皮带抽，批斗会不断升级。有人给小碗儿妈妈的胸前挂上写有“地主分子”的牌子，后来又给她脖子上挂了一双破胶鞋，我看着心里挺难受的，就悄悄跑回家了。我家住在二楼，从窗户里依然可以看到批斗会的现场。

后来红卫兵不知想起了什么，又把小碗儿的父亲也拖出来进行批斗。小碗儿的父亲是铁路局的职工，一副知识分子的摸样，微胖，戴着眼镜，当红卫兵揪着他的脖领子走出来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地向红卫兵解释：“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搞错了，我只是她的配偶而已，我并不是地主啊！”但红卫兵哪听这些？踢倒就打，一皮带抽下去，他的后背上就是一个血道子！看得我心里一激灵，妈呀！真打啊！

批斗会一直开到下午两点多，最后估计是几个红卫兵也打累了，肚子也饿了，这才宣布收兵，他们走的时候再次宣布了“最后通牒”，勒令小碗儿的妈妈必须在当晚离开北京返回原籍，否则将面临更严厉的批斗。

黄昏的时候，伤痕累累的两口子在红卫兵的押送下，含泪离开了我们大院。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很是担心，因为那个时候，凡是被红卫兵押着并被剃了头的人，会被路人随意追打。他们一路上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难，真是生死难料啊。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他们走得还算早，如果再晚几天，就不仅是剃头和挨打了，能否保住性命都是个问题。

进入到八月份，北京“文革”的气氛更热，与之前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味道少了，而“革命”的味道浓了。

“文革”刚开始时，红卫兵们常背诵的“最高指示”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到了八月份，红卫兵挂在嘴边的“最高指示”则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红卫兵爱唱的歌也不一样了，以前他们爱唱的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歌词很真诚，曲调也很好听。但到了八月份，他们唱的更多的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敢反对毛主席，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同样是唱歌，但歌曲里开始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杀气！

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小将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上街破“四旧”，砸商铺招牌了，他们开始直接对社会上的“黑五类分子”实施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

那时候我所在的北京铁五小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我无所事事，整天跟一帮小伙伴在大院里疯玩，但时不时的会听到一些让人心里有点害怕的传言。比如说某某名演员被打了、某某大作家自杀了、某某熟人的父母被红卫兵抓走了等等，但都是传说，我们也没亲眼看到。

有一天晚上，我爸下班回来后突然问我：“你有子弹壳吗？”问得我一愣，因为我爸从来不关心我的玩具中都有些什么东西。要说子弹壳嘛，我的抽屉里还真有一个，那是一个半自动步枪的子弹壳，黄铜的，是我用四个玻璃弹球跟小伙伴换的，我非常喜爱，擦得锃光瓦亮。

我点点头说：“有一个。”

我爸严肃的说：“赶紧扔了吧。”

我有点蒙，问道：“为什么？”

老爸突然就暴怒了，大声吼道：“哪那么多为什么？让你扔你就赶紧给我扔了！”

老爸发起脾气来还是很吓人的，吼声如雷，我不敢再说话，连忙点头答应。

我从抽屉里拿出心爱的子弹壳溜出房间，但是我实在舍不得扔掉，便去找那个跟我交换子弹壳的小伙伴，提出换回我的四个玻璃弹球，但此时的行情已经变了，小伙伴只同意还给我三个弹球。这显然是讹诈！趁人之危，逼我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我也没其他选择了，只好忍痛同意了这笔令人心碎的交易。

那天晚上我假装睡着了，听到我爸和我妈小声聊天。

我妈问：“孩子玩子弹壳你也管？”

我爸说：“你知道什么？现在外边的形势乱的很。我今天听说，大红罗厂南巷有一户人家，就因为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搜出了几个子弹壳，最后一家五口都被活活打死了。”

“啊？为什么啊？就因为几个子弹壳？”

“因为那家人是地主出身，红卫兵觉得是地主肯定就想变天，恨共产党，他们有子弹壳就一定有枪，红卫兵问子弹壳是哪来的？那家人说是捡来的，又问枪藏哪了？那家人说没有枪，红卫兵不信，认为他们不老实，就让他们跪在院子里，拿皮带抽，拿棍子打，最后就打死了。”

我妈惊讶地“哦”了一声，说不出话。

我爸又说：“听说，师大女附中一个姓卞的女校长，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了。惨啊！”

我妈说：“师大女附中那是名校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学生，还都是女孩子，怎么会……”

我爸说：“所以说咱们得小心点呢，你家土改时的阶级成分是富农，也属于革命的对象，千万不能惹事啊！”

我本来心里有点紧张，我刚刚把子弹壳还给了那个小伙伴，他家的人会不会被红卫兵打死呢？我要不要再把子弹壳换回来扔掉？听到最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的那个小伙伴的爸爸是个解放军，绝对的红五类，他家是不可能被抄家的。

过了几天，我和小伙伴在街上玩，在会城门商场门口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传单，传单上有一张照片，是一个闭着眼睛的老头。我们仔细看那传单的文字，是一个红卫兵组织控诉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说他们用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打死了他们学校的老校工。传单仔细描绘了老头被打死的过程，我记不清全部，但我记得一个情节，就是老头被活活打死后，红卫兵为了验证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还用滚烫的热水浇在他的头上。我们再仔细看那照片，老头一只眼紧闭，一只眼微睁，头发蓬乱，脸是肿的，样子很吓人。我们几个小伙伴互相看了看，都没敢说话，赶紧走开了。

又过了几天，我亲眼看到了打死人的恐怖场面。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听说会城门公社在批斗地主分子，就跑去看热闹。批斗会的地点就在会城门照相馆后边的空地上，我们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经开了半天了，黑压压围了一大圈的人，我们好容易挤到圈里面，看到地上跪着三个人，一个老头，两个老太太，听周围的人说，他们都是地富分子。几个红卫兵在审问他们，无非是问一些诸如“你是不是狗地主”“你为什么剥削贫下中农”等无论怎么回答都得挨揍的问题。

我发现这拨红卫兵打人时下手特别狠，一个红卫兵左手托起那老头的下巴，问了一个问题，我没听清问的什么，还没等老头回答，那个红卫兵就扬起右手的军用皮带，直接用皮带环抽在那老头的脸上，顿时就是一个血印子。跪在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脸已经被打肿了，一只眼睛的眼眶青紫，肿得只剩一条缝。她身体微胖，看上去好像有点扛不住了，身子往一边歪，眼看着就快歪倒了，一个女红卫兵过来，抬腿就是一脚，老太太一头栽到地上不能动弹，那女红卫兵过去，揪着头发把她拉起来，继续暴打。

我们当时虽然是一帮调皮捣蛋爱打群架的孩子，但看到这个打人的阵势，我们都惊呆了！心里直哆嗦，看了一会儿我们就走了。

天快黑了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闲逛到会城门派出所门前，看到那里停着一辆卡车，周围有一些人在看热闹，便也凑了过去。

车旁边站着一个外号叫“屁篓”的孩子，跟我半熟不熟的，他一脸坏笑地凑过来问我：“你敢爬到这车的上边去吗？”我心说，这算什么啊？再高一点的车子我也能爬上去！我说：“敢啊，怎么着？”他说：“吹牛吧？你上去我看看啊！”我当时手里正拿着半张烙饼吃，就说：“吃完了我就表演给你看。”他说：“就现在吧，这车马上就开走了。”我也是逞能，就用嘴叼着半张饼，一脚踩在车轱辘上，用手扒着车帮，一纵身就窜了上去。

这时我的半个身子已在车帮上边，虽然天快黑了，但因为离得近，车里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妈呀！车上竟然是十几具死尸！有男有女，身上都是血迹斑斑。离我最近的一具尸体是个老头，很像我们下午看到的那个被批斗的老头，但认不准，他的眼睛竟然是睁着的，直勾勾地看着我，差点把我吓死。我赶紧跳了下来，“屁篓”和其他几个坏小子哈哈大笑，一个劲儿地问我：

“你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

我胃里一阵恶心，手里的半张饼也吃不下去了，想扔掉，还有点舍不得，犹豫一下，最后还是扔掉了！

那年八月北京发生的事情非常恐怖，很多文章有详细记载，我就不多说了。有两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一是“文革”中那些用皮带抽打自己老师的人，与“文革”前学雷锋扶着老奶奶过马路的人是同一拨人吗？是什么让他们的心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竟然能够下这样的狠手？二是怎样才能不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这样恐怖的事情呢？

我能力有限，至今没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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