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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的今天丨卞仲耘：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
原题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
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逦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卞仲耘，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原先很穷，少年时到钱庄学徒，渐渐积累经验自己开了一家小钱庄逐渐致富，后来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卞仲耘长大时家庭已经比较富有。
但是卞仲耘的青少年时代充满了苦涩。她出生不久生母即去世，父亲重男轻女，不雇奶妈，让独身居家的姑母和卞仲耘的三姐用米糊糊把她养大。最初，继母不让卞仲耘上学，卞仲耘奋力争取，又得到了姐姐的支持，才勉强读完小学和中学。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这时又有热心抗战的同学拉她参加奔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后来确定，卞仲耘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8年填写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
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不料，地下党组织很快被国民党破坏，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党组织负责人要卞仲耘立即离校，前往内地大学继续求学。于是她来到了成都，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求学。
刚刚来到成都，与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接上关系，卞仲耘有意识地订阅了一份在国统区发行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
没过多久，《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来到成都，应邀到燕京大学演讲，演讲大教室里挤满了人。卞仲耘闻知消息赶来，已进不了屋子，就站在门外倾听。
这时，她发现身边还站着一个男同学，他们的目光对射到一起，互相打了招呼。他是新闻系学生，名叫王晶垚(Yao，音：尧)，是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负责人。卞仲耘初到燕京大学就公开订阅《新华日报》，引起了王晶垚的注意。
不久，王晶垚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吸收了卞仲耘。又过了些时候，文学研究会转为秘密青年进步组织“蓉社”，又一度改称“马克思主义小组”。名称几度改换，卞仲耘都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学生运动中，王晶垚、卞仲耘由一见钟情进而相知相爱了。
青年时代的卞仲耘，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不惜为之献身。她和王晶垚相约，待到大学毕业，就投身于推翻旧制度的战斗生活。
王晶垚于1944年秋经中共地下党员、川大教授李相符和著名民主人士刘清扬介绍，进入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图片部工作。王晶垚随后介绍燕京大学同学李肇基、陈浩、张学礼、孙贡三等中共党员进入了美国新闻处。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新闻处要发展建立西安分处，王晶垚又接受党的指派，到西安参加分处筹建。他到西安不久，接待了同样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指示到那里开展工作的何燕凌等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决定迅速建立北平分社，王晶垚又一次领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平。他于11月赶回成都，将卞仲耘接到西安结婚，婚后一起越过风陵渡进入太岳解放区。
王晶垚、卞仲耘夫妇同行者一共6人，3男3女，都是城市知识分子模样，很快就被解放区民兵截住了，送往太岳军区敌工部。王晶垚等向解放军首长详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要去北平的目的。
太岳军区对这几位年轻人不摸底，既然他们要去北平，就索性先将他们送到上级军区——晋冀鲁豫军区，从那里再去北平也是顺路。
几位年轻人在解放军战士护送下徒步跨越中条山、太行山，于1945年12月下旬来到晋冀鲁豫军区所在的武安县（现属河北）伯延村，住进军区司令部对面的招待所。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已经了解清楚了王晶垚、卞仲耘一行人的情况。他们住下才一两天，就有安徽老乡来看望卞仲耘。来者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记者吴象，他奉总分社负责人安岗的指示前来探问，看看是否有可能将王晶垚、卞仲耘留在分社工作？接着，分社领导安岗前来探望。又过了些时候，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张际春登门看望。他进屋上炕盘腿坐下，说话亲切，表达了希望这些年轻人留下工作的愿望。
晋冀鲁豫军区上下真诚欢迎知识分子的热情，使王晶垚、卞仲耘非常感动。
几天后就是阳历年底，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召开晚会欢度新年，军区后勤部为王晶垚、卞仲耘发了军装。军区的年轻人爱热闹，齐声叫着，要穿上了新军装的“大学生”出个节目，后来更是点名要卞仲耘唱歌。
王晶垚、卞仲耘站起来，来了一个男女声和唱《在太行山上》，博得一片掌声。正是这片热烈的掌声，使他们下定决心留在晋冀鲁豫，到新华分社工作。
卞仲耘给王晶垚的信
1946年上半年，王晶垚、卞仲耘都在河北省邯郸度过，迅速熟悉了新华通讯社的工作。这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首长邓小平、刘伯承决定创办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原《新华日报·太行版》编辑人员为主体，组成《人民日报》编辑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安岗原先就是《新华日报·太行版》成员，这时又率队归并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同时继续承担向新华总社发稿的任务。《人民日报》于这年5月15日在邯郸创刊。
当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于月底撤回武安伯延，《人民日报》编辑部随同领导机关离开邯郸，在伯延不远处的南文章村住了下来，不久又撤进山区，在太行山麓的河西村落脚，并且一直驻扎到1948年6月。
这年8月，卞仲耘生下了大女儿，她带着孩子来到了河西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
1947年3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后停止播音。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责成《人民日报》组建接替台，在新华广播电台3月29日停播当晚即发出台号电波，次日全面接替播音。王晶垚被抽调参加“临时新华总社”，赶到河北涉县西戎村参加广播稿编辑工作。数月后新华总社人员赶到，王晶垚继续留在总社工作。
卞仲耘留在河西村当编辑。这期间，又有一对颇有文艺天赋的青年夫妇丁丁和胡志涛来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他们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其中胡志涛还曾在延安协助冼星海抄写《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她和卞仲耘都喜欢唱歌，彼此很快就熟悉了。
丁丁、胡志涛夫妇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往育英学校。后来北平和平解放，胡志涛参加接管了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终生从事教育。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1949年初，卞仲耘在解放后的北平见到了胡志涛。胡志涛热情地邀请卞仲耘转入教育界，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当教师。
当教师，是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她曾三次短暂地当过教师。建国之时百业待兴，卞仲耘觉得自己喜欢当一名教师，就接受战友邀请，来到师大女附中这所著名学校。
卞仲耘，约摄于1964年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她有4个儿女，丈夫王晶垚从新华社调到中宣部，后来到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研究员。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盖子终于被打开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
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教师的尊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红卫兵贴在卞仲耘家的辱骂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红卫兵勒令卞仲耘校长去学校接受批斗的条子
红卫兵运动带着“红色恐怖”呼啸而来。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了。就在这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垚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现在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识的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根本不予理会。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就被墨水染黑了。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卞仲耘遗像及遇害时所穿的衣服，摄于遇害第二日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大声喊：“装死！”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家人的悼念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这天，另外4位校领导均受重伤。胡志涛遭受带着钉子的桌腿殴打，浑身血水，一度昏迷，后来发现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学校教导主任梅树民是1950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衬衣被打出许多小洞，布丝深深嵌入肌肉。
时间长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还活着的话，她将度过90岁生日。作为京城名校校长，她会迎来无数学生的鲜花和祝福。
现在，作为“文革”开端红卫兵运动最初的殉难者，她留在历史照片上，以温柔清澈的目光注视今天的生活。
1948年春天，当卞仲耘作为一名《人民日报》女编辑，在战火中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大卫和伊莎贝尔·柯鲁克不远万里来到太行山麓，用文字和照相机镜头记录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访问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也许是在无意中拍摄到卞仲耘的镜头。不久前，年近九旬的伊莎贝尔·柯鲁克教授将多年的若干照片送给报社。这使卞仲耘作为《人民日报》创建者之一的历史凸现得更加清晰。
河北省武安河西村的乡亲还记得她，将她的名字载入村史。
“文革”后，卞仲耘得到平反昭雪。在她的追悼会上，人们泪飞如雨。
卞仲耘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学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名动京城的“市重点中学”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考入重点大学。
今天是多么美好，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是留下了血迹的。记住卞仲耘的名字，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因为她的悲剧完全证明：“文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彻头彻尾完全荒谬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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