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同学胖老赵
蒙古文翻译家赵文工教授
赵文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教授
我的大学生活在祖国正北方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学院（现为师范大学）度过，77级各专业同学中出类拔萃者开起名单来长长的一串；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俊杰纷出，一数就是一把，胖老赵——赵文工当然名列其中而且别具传奇。他原本是天津插队知青，汉族，中年之后却是著名蒙古语文教授、翻译家，列名于将近400位国家级“资深翻译家”之中。还对蒙古史有深入的研究。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差很大。入学那年最长者1946年出生，入学时已经32岁，年少的生于“大跃进”高潮中，当时不到20岁。所谓前者成熟练达，后者青春飞扬。胖老赵属于前者。他胖，体重80公斤以上。这里或许有遗传因素，我猜想还与他插队在内蒙古草原深处有关。他在四子王旗草原（如今是中国宇宙飞船返回舱着陆点）生活将近10年，养成吃牛羊肉习惯并保持至今，也使体重一直保持了下来。因为喜欢吃肉，我们刚成为同学的时候胖老赵倒是遇到一个关卡：“文革”刚刚结束时的内蒙古，他一旦离开草原，也就离开了鲜美的牛羊肉。改革开放将要起步时，文革劫难还待消除，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很紧张，胖老赵食量大，又是插队知青，粮票和钞票都属于短缺项目，需要亲友接济才能闯过“吃肉”这一关。77级大学同班同学在上课。这张照片摄于1981年春天，是我班4年大学生活中仅有的两张上课照片之一。照片中，笔者在后排，赵文工被一位同学遮挡了那时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没有充足的肉食供应，胖老赵要吃肉怎么办呢？人常说天无绝人之路，刚入学的时候，农民兄弟的钞票与粮票比我们更短缺，不时有农民提着柳条篮子走进校园用烧鸡换粮票，大约7斤粮票可以换一只大烧鸡。老赵在牧区时由于肉食奶食丰富，供应的粮食吃不了；加上亲友相济，还积攒了一些“全国粮票”，比区内粮票的含金量要高，拿着它可以走遍全国。因此胖老赵下手换的烧鸡比大多数同学要多。据说他曾用15分钟将一只烧鸡一口气吃净，身边另一位老三届同学老陈为之惊讶不已。胖老赵性格憨厚，然而极聪慧，学习基础扎实且勤奋。本来高中毕业那年他打算报考医学院的，“文革”风暴袭来，打碎了他的医学梦。下乡近10年而不得出，乃因他家庭出身与“资本”天生挂钩，和上大学也就绝缘了。1977年10月，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已成为草原中学临时代课教师的胖老赵终于报上了名。这时旗里一位“高干”的女儿前来向老赵借复习材料，得知老赵也报名考大学时竟十分惊讶，她对老赵不客气地说，你怎么上得了大学？估计她是按照“老皇历”推算的。结果，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这位旗高干的女儿名落孙山，胖老赵却金榜题名。胖老赵回顾说：“那时刻，她哭了，我疯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抬起胳臂咬了一口。”其实，胖老赵实力明摆着，当年的数学卷满分100，老赵考了96分。
赵文工教授和夫人许馨文
不但数学好，胖老赵的中文底子也非常好，来到中文系如鱼得水。我们都以为他将来要当中文系教授，我对他只有仰望。胖老赵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家乡都在沿海，自幼喜食鱼蟹，但在1970和1980年代相交之际的内蒙古，螃蟹这东西，许多人还闻所未闻。但是这样的窘迫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逐渐坚冰消融。1981年秋天，有一天胖老赵上街归来，很神秘地对我说，我买回来4只海蟹，我们一起享用吧！那可太好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尝到海蟹的味道了。老赵有一只小酒精炉，也许是小电炉，我已经记忆模糊了，反正用那个小炉子做熟了海蟹，我们两人在傍晚时分凑在了一起。那几只海蟹，每只蟹的一半已经烂如浆糊，但另一半蟹肉基本保存了下来，大致可以食用，被我们细细品尝了。虽然没有酒，我两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才大发感慨说，如今能在内蒙古吃到海蟹已经很不容易了，海蟹来到这里至少有千里行程。将来，我们到天津，或是到上海，如果还坐在一起，一定要好好饱尝一顿梭子蟹！一言为定。莫非是听到了我们那天的交谈，海蟹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若干年后渐渐成为寻常之物来到了内蒙古，但是我和胖老赵却在大学毕业后身居两地，相隔千里，再坐到一起吃海蟹还要等很久很久。
77级我班同学龚小凡即将上台演出，78级同学珊丹为她化妆
毕业时分，惊人消息传来，胖老赵去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系当了教师，不久就用蒙语为蒙古族学生授课。要知道我们班中有3位蒙古族同学，作为“金七七”的学生，早就被盯上了。毕业前夕校方找他们谈话，请他们留校到蒙文系任教。谁知道他们纷纷表示，留校虽然是心愿，可惜蒙古语水平达不到教学要求，只能谢绝了。不过胖老赵要去蒙古语专业授课并非不可思议，他的蒙古语文水平在我们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拔尖的，甚至超过了许多蒙古族同学。胖老赵在天津上高中的时候，临近高考信心不足了。他知道，大学录取时对“家庭出身”的管控越来越严。“三年困难”刚刚过去的两年里，对于”资产阶级“或可视为”民族资本家“，看作”革命同路人“；因了这个出身的，如果成绩特别优秀，尚有被大学普通专业录取的可能。但从1964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社教”运动以来，阶级斗争之弦绷紧，“资本家”逐渐被视作革命的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后，资本家排列在“不可录取”的第六位。很不幸，老赵恰好投胎在这样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开办墨水厂，产品行销北中国。既然开了墨水厂，子女该喝些墨水了吧，老赵的兄妹自幼学习成绩出色，他也不例外，原本是鼓足了劲想上大学的。入学志愿填哪个大学呢？他打算报新疆石河子医学院。那是在遥远边疆，报考的人少，录取时对家庭出身可能不会盯得太严。就在他反复掂量的时候，“文革”爆发了。赵文工的”大学梦“没有来得及填写志愿就破碎了。他“上山下乡”了，1968年秋天和妹妹一起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草原当牧民。他迷茫过。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不知道命运会把他带到哪里？来到草原，不懂蒙语就不能和蒙古族牧民交流，他开始从最基础的蒙语学起。但是苦闷的心境持续了很久。一年后他探亲回天津，妈妈也从下放劳动的地方回家了。母子两人闲谈，母亲问儿子，在乡下学习读书吗？儿子的回答是沮丧的，说那里没有书，原有的两本教科书，看着看着已经没有了，那里没有学习环境。不过，他谈到了，自己开始学习蒙古族语言，发觉有点意思。
母亲开导儿子，你要这样想，你没有下乡，是去“留学”了！学习蒙古语，你会有学习的方向和动力。可以把蒙古语看作小语种语言，外国语学院不是也有小语种专业吗？关键看你学得怎样。赵文工认同妈妈的开导，待他再回到茫茫草原上，就踏上了自修蒙古语的道路。由于是成年人学语言，他对语法的依仗要多一些，领先一些，细细琢磨，逐渐深入。到后来就在语法修辞上比一般人走得远了。成为77级大学生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他没有放弃对蒙古语文的研修，不时主动邀请蒙古族同学前来对话，提高口语能力。天资高，更兼勤奋，终于机会垂青，我对胖老赵作为汉族学生去当蒙古语系教师虽感惊奇，但并不觉得不可思议。更大的惊异在于，他朝着“蒙汉兼通”方向发展很快有了名堂。一开始他的蒙古语口语还弱一些，不久就赶将上来，直接使用蒙古语讲课，包括为蒙古国博士留学生讲授科技汉语课。老赵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功底扎实，博闻强记，在蒙古族重要文献的汉译方面后来居上，先后参与翻译的名著有《江格尔》《蒙古族祭祀》等近20部，曾连续担任两届内蒙古翻译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他独立翻译《鄂尔多斯史诗》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赵文工教授在厦门大学鲁迅故居前
我在远方听到胖老赵的好消息，总是为他高兴。我还有一桩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毕业30多年后，终于得到一次机会在北京相聚，而且是在梭子蟹饱满时节。我请到了胖老赵，煮了满满一大盆蟹，红通通地搬到餐桌上，请老赵和几位同学共享，得以实现了当年和他在内蒙古吃螃蟹时许下的愿望，且以美酒佐餐。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就是为时晚了一些，我们的食量都不如当年，而且失去了当年那种追求饱餐一顿海蟹的强烈愿望。这样的强烈愿望，看来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再有了。他在2007年到了退休年龄，当即被返聘，继续蒙古语教职。他的工作忙碌得很，许多以蒙古文写作的学者，若请到赵文工教授翻译自己的作品，会感到踏实和幸运。作为知青，胖老赵才是响当当的“扎根派”。以他的学问，北京大学早有聘请之意。按说，退休之后，当年是北京知青的夫人叶落归根回京定居，胖老赵也应该以北京为归宿之地。可是他觉得，作为蒙古学研究者、翻译家，内蒙古才是他的学问生根的地方，所以至今仍执教于内蒙古大学，继续从事着蒙古学研究和翻译。我到过他在内蒙古大学中的宿舍，那才是学者之屋，堆满了图书，还有一个房间，是他藏石之处。原来自毕业以后，他喜好收藏名章石的业余雅好发展起来，日积月累，也已经成果斐然了。2020年一年将尽之时，我从美国返回北京，和胖老赵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我原本以为当此新冠病毒依然猖獗于世的时候，老赵应该在北京的家中为他的学生们上网课。然而我错了，很快收到他的微信，原来他还在呼和浩特，还在大学坚持蒙古语教学。算起来，胖老赵应该是孔夫子先生获麟之年了，他依然热爱教学，依然深沉地爱着他曾为知青奉献了青春岁月的内蒙古大草原。他的执着、坚韧，实在是无愧知青翘楚、无愧为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他是我们班的骄傲！
2020年1月5日，上完该学期最后一课的赵文工教授（右1）和留学生们
我想，2021年的春节快要来到了，胖老赵会回北京吧？希望我们相聚，向老同学胖老赵——赵文工教授献上一杯酒，祝愿他健康，在蒙汉文化交流交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2021年1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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