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 | 汤唯：大学是独立自学之地，北大法律77级的如歌岁月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汤唯，1958年11月4日出生，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获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得法史学博士学位。1982年-1999年在新疆大学法律系任教；1999-2020年在烟台大学法学院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国家级立项4项、省级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6部；获得“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获得20余项省级以上教研成果奖励。曾任新疆大学法律系代主任，烟台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等职。

原题

北大法律人

我心中的最爱

作者 ：汤唯

岁月如梭，岁月如歌，岁月蹉跎。对我而言，虽然时不时地出差到北京，但都是匆匆而去，忙忙离别。最有意义的三次聚会，是毕业10年、20年、以及北大法律系诞辰100年纪念。而最遗憾的一次，我未能返回燕园参加入校30年庆典，则是因为我远赴美国。每每想起30年前在北大法律系就读的日子，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亦总是感慨万千，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语言……

老汤进京

“老汤”并不是我的自称，而是大学同学和新疆同事对我的昵称。实际，我在班上算小的，又在40岁之前长了一张娃娃脸，为什么大家叫我老汤，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称呼很顺耳，很亲切，于是我的网名也叫“老汤”。

老汤进大学时还是小汤。小汤第一次乘了3天4夜的火车从新疆到北京，又是上北大，又是学法律，充满了好奇、激动、兴奋的心情，真像进了“大观园”一样。1978年2月底的一个晚上，乘着学校接送新生的汽车，走过长安街来到北大，我激动得不得了：长安街真宽阔，天安门真雄伟，未名湖真秀丽，“北京大学”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真气派。

大学的老汤既是自信的，又是不自信的。自信的是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专业则是我十分喜爱的“政法”。更让我自豪的是，北大法律系77级只在新疆招收了我这唯一的一个考生。据说，当时进法律系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现在想起来，我是这种审查的“漏网之鱼”。我的父亲的“问题”在我大三时才平反，不知为什么政审时他的“历史反革命”没有被查出来。在这里，我一是感谢邓小平，正是他的恢复高考招生的英明决策，才使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机会进中国最优秀的最高学府；二是感谢我的中学老师于维芹和虞继宏，他们让我当班里的“最高官”团支部书记，并在我的档案中好好地“夸奖”了我。于是，北大法律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朱启超老师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我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团支书则由学生党员王建平同学担任。

但我同时又是很不自信的。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三门”学生，出小学门进中学门，出中学门又进大学门。其间，虽然赶上最后一批下乡，在农村也“度了半年金”，但总体上没有社会阅历。比起已经是中学校长的王绍光，比起武树臣老大哥等，我的底子差远了。北京大学人才济济，法律系老师博古通今，我们的同学青出于蓝胜于蓝。每当上课或讨论时，那些优秀的学生可以在老师讲了一、二、三、四之后，说出五、六、七、八来，而我们这些社会阅历短浅的学生，只能照本宣科、照猫画虎。因此，相形之下，我只有自叹不如的“份”。

现在我却很自信，这自信也来源于同学和老师给我的肯定。前不久，民法专家老郭说“你可是我们班唯一的法学院院长，而且是法学界少有的女院长之一！”这到提醒了我，我也算是“法学黄埔一期”的“老大姐”了，有什么不令人自信、自尊、自豪、自傲、自强、自立的呢？

在北大，我和其他77级的同学一样，首先学会了自学。

记得在学前动员的时候，时任党总支书记的赵震江老师说“你们上大学是学习自学能力来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并将它传递给我自己的学生。

每逢新生入学，我都要向我的学生重复“你们上大学是学习自学能力来的”，然后让他们去体会其中的涵义。

自学是什么？自学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奋斗、独立行为、独立选择。

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我们有很多“保姆”，他们养育着我们、关爱着我们、呵护着我们，但到大学了，我们必须自己做事、自我调节、自我充实。

我上大学后，考虑到父母负担太重，3个春节都是我一个人在女生宿舍里渡过的。直至今日，我仍然为北大培养我的这种独立性感到自豪。

北大赋予我的，再就是理性的思维能力和精神信仰。在我看来，法律人也好，法学家也好，理性的思维要远远大于感性的领悟。

4年的学习生涯中，老师教会了我们一些法律技能、经验和实用知识，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立体地、宏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比较地，甚至抽象地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法律。陈守一、沈宗灵、孙国华、张国华、龚祥瑞、刘升平、沈淑平等老师的教诲，长久地萦绕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

也许是受北大自由、开放、民主精神的熏陶，我对法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和诱导功能尤为关注，这也注定了我未来的命运——选择法理学、法史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北大精神渗透于我们一生的，亦在于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献身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每当庆祝校庆的日子，我们都会追忆“五·四时代”的那段峥嵘岁月，以及我们前辈的师长父兄。虽然，我们入学时处于和平年代，但十年浩劫留下的印记，也使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被文革耽搁了青春的学生们不敢懈怠、不愿惰贻。

我们每天都在上课、读书、去图书馆、听各种讲座，真正叫做“如饥似渴”。

曾记得图书馆的大门玻璃被蜂拥而入的学生挤破；

曾记得买上一个馒头就去教室占座；

曾记得为考试取得好成绩在未名湖畔刻苦复习；曾记得为写论文彻夜不眠、奋笔苦书。

有一年，也是快毕业的一年，北京的天气格外的热，我头上长满了痱子，又痛又痒，但为了毕业论文拿个优，我咬牙坚持下来了。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肩负使命感而出生的，这种使命感在北大得到了升华和培育，并伴随我们的一生。以至于当我看到现代的年轻人缺少吃苦、奉献、责任心之时，除了可惜他们所拥有的天堂一样的美好处境而外，更为急切的，就是想“强迫”他们懂得珍惜和付出。

毕业后若干年来，我一直靠在北大的积淀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并自始至终信奉“我努力了，努力就是一切”的人生格言。正因为如此，我爱北大，爱法律系，爱我的老师，爱我从事的法学专业。这是我的力量、青春、生命的源头，是我未来路途的根基，还是我梦牵魂绕的一片领地、一座靠山、一波汪洋……

师恩难忘

北大的老师那真叫绝，真叫棒，真叫有风度也有水平，有气质也有能量。

老师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朱启超教授，他多次连任北大法律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可以说与学生再熟悉不过，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他把每一个同学都当成孩子、亲人一样对待，因此在他面前我们从不拘束，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让我对他有一份特别感情的是，我是在他的关心之下，从遥远的边疆奋斗17年后调到烟台大学的。

记得在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朱老师对同学们说：“汤唯在新疆大学工作了十几年了，在边疆工作的也只剩她一人了，你们谁能把她调回来？”

当场，在烟台大学当法律系任主任，后来又当上副校长、校长的郭明瑞就表态说：“到烟大来吧，我负责把你们两口子都调来。”

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朱老师专门自掏腰包请我吃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一个主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但面对老师的关心爱护，的确不知道怎样报答。

老师中记忆比较深刻的，有教授法理的孙国华、刘升平教授。

孙教授精神焕发、声如洪钟、腰板挺直、言词精准。成为著名的法理学专家后，我在会议上多次见到他，他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让我们这些作学生、作晚辈的十分惊叹。

刘升平老师在孙老师之前就给我们开法理学课。由于是第一门专业课，也由于我现在也教授法理学，我对刘老师的音容笑貌极为熟悉。他所教授的法学原理细微、深入、透彻，发人深思、引人入胜。虽然，我们那时候对一些抽象的法学理论还难以理解，但他的诱导和奠基使我们终身受益，这样说绝不夸张和过分。

何勤华已经提起的由嵘老师，也使我十分感恩。他并没有直接教我，但我从事和热爱的外国法制史研究却与他有关。在我眼中，他是一个平和、善良、充满爱心的长者，从来不急不慢，从来与世无争，从来谦和做人。他的学问作得深入、扎实、圆满，在外法史界很有名气，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

我毕业后，在厦门会议、新疆会议、兰州会议上遇到过由老，仍然接受着他在专业方面的指导和教诲。尤其从老师身上，我体会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滋味，最初把这种滋味视为一种痛苦的历练，而今却知晓这实际是一种快乐的积淀。

老师中最受我们喜爱的，还有教党史的沙老师。沙老师的名字我不知，但他的讲课风格却是我最欣赏的。他总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本子，里面似乎仅仅记着一些历史故事发生的时间。每当他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的时刻，我感到他特别伟大。2006年，当他70多岁高龄之时，我班的何山大哥（我一直这样叫他）伴他到烟台出差，我和老郭又见到了他，他风采依然，让我们欣赏和敬慕。

老师中最与我们有“缘”的，是北大法律系著名的“三杨”。

“三杨”中的“大杨”杨春洗老师，在北京大学援建烟台大学时任烟台大学副校长，可以说是我的间接领导。虽然，我调到烟大时他已经返回北大，但他在烟大所开创的事业，为我这个“后任”院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杨”杨殿升老师与我有着相同的缘分，他也在烟台大学创建时在烟大工作5年，是烟大法律系的第一任系主任。烟大法学院20年庆典之际，他作为嘉宾返回，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三杨”杨敦先老师，可能并不认识我，但我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有一张圆圆的、红润的脸，什么时候都笑嘻嘻的。关键的是，他的刑法课讲得太好、太精彩、太幽默了。

与烟台大学有深厚感情的，还有北大教婚姻法的李志敏老师。他的书法在当时的法学界很有名气，但由于他为人清正，求他的字很难。所以他给烟台大学法学院留下的墨宝——古体的“灋”字，就显得格外珍贵，一直挂在烟大法学院会议室正中，我常常说那是我院的“镇院之宝”。而且，我院在成立20年院庆期间，制作了一个“院徽”，也是以这个珍贵的、独特的“灋”字作为标识的。

如今，李老师已经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正直品格，连同他的潇洒的字，永远地留在了我及同事们的记忆之中。

北大老师中从政的，要数罗豪才教授，他最近才从全国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休。但即使在他任职期间，我们仍然把他作为敬爱的老师。90年代末，他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前往新疆开会，在姜明安的安排下参观新疆大学时，曾亲切地指示我：学问不要搞得太杂，要有主攻方向；论文不必发表太多，发表则应有水平和特色；在边疆工作的同志要有吃苦奉献精神，不盲目攀比求全；等等。

这些教诲，至今历历在目。2008年，他又亲自到烟台调研，在烟台大学举办了“软法研讨会”，仍然精神焕发不减当年。

我最崇拜我们班的男生

我从不掩饰对我班男生们的欣赏，也渴望对关心和支持我的许多学长予以回报，因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在同学之间，没有功利感，没有条件性，没有官本位的顾忌，也没有太多太累的礼仪，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可近可亲。

首先，我最应该感念的还是郭明瑞。

老郭把我从新疆大学调到烟台大学整整花费了7年时间（从1992年提出此事到1999年正式调动）。但在这之前，我和老郭由于岁数的差异、又不在一个组等原因，甚至很少“说过话”。

在北大读书期间，班里罕有集体活动，只是小组讨论比较频繁，因此男女同学4年间很少交流的状况习以为常。老郭的个人贡献和地位在法学圈里自不用说，不然他也无法被称为“权威民法专家”和“综合院校的法学校长”了。我这里所透露的，只是一种“个人的交情”。但我在他面前仍然很发怵、很拘谨。

他是校长，当我调到烟大初期，特别怕工作能力不强给他脸上抹黑，更怕别人议论说我靠校长吃饭。直到有一次，学校无记名投票选拔后备干部，我被荣幸地纳入其中，才真正地以为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全校其他人的认可。当然，从我内心深处，是十分感谢老郭与夫人的。在我未到烟大之前，我爱人先行一步来到烟大，举目都是陌生人和陌生事，老郭夫人帮助找人粉刷房间、收拾地面；她甚至还亲自打扫厨房、擦洗污垢。仅此一事，也够我记一辈子。

其次应该“表彰”的，是已当了多年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我和他的关系有点复杂，他既是我的同组同学，也是我的博士导师。当我作为一个“老博士生”考博士的时候，我决定让他作我的导师。

他开始有点顾忌，怕别人说闲话，我却不然。我想，他的学问很大、水平很高，作我的导师绰绰有余；而我则已经是教授，谈不上硕果累累，但如果当他的学生，也不会有人认为我是在“走后门”。

后来，在他的指拨之下，我以47岁的高龄顺利地通过了博士答辩，博士论文也获得了同行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学中，何勤华的勤奋和造诣是有目共睹、可圈可点的。有一个小例子很有说服力，也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敬意。那是2005年大年初一，我因为博士答辩的事想与他联系，顺便问候他春节愉快，于是找他的助手李秀清老师要他家的电话号码。

李老师告诉我，“你直接打办公室电话，他准在那里”。我有点不信，电话打过去，他果然在办公室做他的学问。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拼搏、奉献——这就是我的可敬、可爱、可感恩的同学。

如今，我的孩子也成为他的学生，我仍然有很多事麻烦着他，这让我心里过意不去，但谁让他在北大和我一个组呢？

我们的组叫4组，从我们组出了很多人才。有老大哥武树臣，曾经是北大法律系副主任，大有学术大家的风度和底蕴，他的作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很早就在学界叫得很响，后来他当了北京市第二中院的副院长。

另一个老大哥何山，总是对我们这些小字辈充满了关爱。他不仅事业有成，写书、立法、打假，又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且在同学聚会时常带我们大家爬山。最有趣的，是他到各地出差时，每见到我们一个同学，都把他收集的带有泥土的瓷器碎片精心地、认真地、庄严地交给我们几片保管，让我们也像他一样爱惜这些“珍贵文物”。

4组中最出名的，当数3位留过学的、做律师的、很有金钱和地位的同学，他们是陶景洲、刘凤鸣、庄宏志。刘凤鸣是微软的总监兼法律顾问，但他的根在中国，他也为北大法学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陶景洲由于比我小一个月，我一直把他称为“小陶”。小陶绝顶潇洒，又绝顶聪慧，是我们班的佼佼者。加之，毕业后他去了法国，染上了许多法国人的风流倜傥、浪漫情怀，越发显现出了他的风度翩翩、帅气冲天。

但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法。我以为，作为国内国外知名的律师，作为亚太律师协会的主任委员，小陶在事业上是极成功的，因此，有一次我请他到烟台大学给同学作讲座时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令我诧异，但同时也很欣赏。

他说：“我成功的秘诀是团队精神”。

是的，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一个强化个人的世界，我们并不缺少金钱，我们恰恰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利、关爱、友情与和谐，包括上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亲戚之间、甚至陌生人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同学中还有两个当官的，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一位在国务院工作的同学，那一年，因为我和我的新疆少数民族同事到教育部出差，而国务院的同学“分管”教育部事务，我找到他，有幸进入中南海，在紫光阁前留了影。返回后，我的同事感叹：这一辈子没有想到还能到国务院所在地看看，真是托了你同学的福气！

还有一位当上了“国家领导”，但仍然被视为“普通同学”。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时，女生预测他将来会“事业发达”，纷纷与他单独照像，他开玩笑地说“我成了你们的道具了。”而真真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毕业前夕同学即将分别依依不舍之时，许多同学买了日记本，互相题词、签字留念。这位同学因为我只身赴疆而留言道：“有的人不以强力取胜，但却以真诚、善良、自信感人，其实这是真正的强者。”

如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也希望低调的活着，但我仍然记着这份题词所表达的“作为同学”的他对我的理解和鼓励。

我们班最小的男生之一徐友军，一副文弱书生、秀才秀美的模样。毕业20年聚会，他给我们呈现出了青年才俊的英气，只是说出话来引得我们无数成熟苍桑的感叹。

当时，主持人说：“请我们班最小的男生讲话”，徐友军说：“在大学时，许多同学比我大十岁，我比你们小十年，但你们的经验、成就、示范，等于给我增加和延长了十年的生命！”

他还说：“20年前，同学在火车站相互道别、抱头痛哭的情景如在眼前。”

后来，大家聚餐时，我正好与他同桌，我说：“你刚才讲的同学惜别的事就指送我吧！在西去的列车上，我旁若无人地整整痛哭了半个小时，后来列车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我说，你不要哭了，回到你座位上休息吧！”

听到这里，20年没有见过面的倪振峰眼泪汪汪地插嘴道：“你们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也要忍不住掉眼泪了。”

真正让我“忍不住”提到的，是我们大家经常怀念的周振想。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个人秘密，那就是，振想是我的“半个红娘”。在毕业以后，我第一个见到的同学也是振想。那是1983年暑期，我受命要到西南政法大学进修一年，这时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也即现在的丈夫肖明。

考虑到我一个星期内就出发了，又不相信一见钟情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于是我并不打算去“相亲”。恰巧，振想到新疆结婚，他的岳父岳母家就在肖明原工作单位农大，还有同事朋友之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在拜见振想之时，“顺路”的情形下“勉强”去见了肖明。

当我从重庆进修一年回来后，就与肖明结婚了。

事后有一次，我对周提起此事说，如果你不到新疆来，我就不会认识我现在的丈夫，也不会有现在的幸福家庭……

关于女生的点滴记忆

说实在话，我们班的女生没有男生“成功”，但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在我看来，女生有女生的优势、女生的特点、女生的善良、女生的智慧、女生的生活、女生的魔力，它们已经通过点点滴滴的事例在我们77级“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女生中，有入学时就是学生党员的王月园、牛嘉，以及入学后第一批入党的赵国玲，在同学眼中，她们是那么优秀，勤勉、严谨、聪慧、正直、善良，几乎把一切用于形容女性优秀品质的词汇送给她们都不过分；有京味十足的王爱萍、叶小青、兰晓玫、李俊玲、郭彦东、戴霞，她们是我们几个小妹妹的小大姐，上大学时总觉得有点高攀不上；有年轻、率真、开朗、乐观无比的宋健和陈鲁涛，她们俩成天搭伴出出进进，情同姐妹；有美丽动人的王燕、小翟、苏岩、严冶、笑梅，我们班82人只有17朵花，而她们是我们班的5朵金花。

在这17位女生中，我和严冶这个江南女子走得最近。原因不仅是年龄相仿，更主要的是爱好相投。我俩一起上自习、查资料、听讲座、看电影，“爱玩”在女生中是出了名的。袁伟明带领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俩到工人体育馆去听他作报告，被鼓舞得豪气冲天；“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们凯旋而归，我俩到清华大学报告厅听汇报，“手都拍红了”。那时，我们不管什么“政治因素”，看到那些18、19岁的比我们还小的青年“能活着回来”，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毕业后，严冶嫁给了一个特别中意的郎君，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里面所透露的甜蜜和幸福，让我至今想起都为她高兴。后来，她随丈夫转战西北，我与她的联系渐渐少了，但内心的牵挂却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她托人给我捎来的两个小工艺品，一个铜鹤，一个陶狗，也一直放在我家客厅百物架的最显眼的地方。

美丽的胡笑梅也是我“言必提”的大学密友。她很聪慧，复习考试时我背书的速度总跟不上她；她爱照相，我们一同在未名湖留下了许多倩影；她又刚强，谈吐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我眼中，她不仅秀美，还特善良。

我家远在新疆，每逢寒假一人在校过年，笑梅初二就到学校来陪我，还死缠活缠地让我到她家去过年。她家只有一个老父亲和一个已经结婚的哥哥，她伴陪父亲生活直至90多岁高寿。

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她陪我买了许多我这个年龄段的时髦衣服，还送我一套红色的套裙。至今，每当我遇到隆重的、典礼的、喜庆的场合，都穿着这套服装出席。

翟建萍和我同组同龄，又同一个宿舍，还是上下铺，每天碰鼻子碰脸，直到4年以后分别。小翟外秀慧中，外柔内刚，人也长的漂亮。最让我羡慕的，她是北京人，每逢周末可以与家人团聚，不像我们外地同学，想家想得可惨了。北京同学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不为分配发愁和无奈。而且本科毕业后，小翟考了当时难得考上的研究生，留在北京并有一份好的前途是理所当然的事。

考上研究生又留校工作的还有赵国玲，国玲是我们班最为勤奋、努力、优秀的女生。她个子并不大，但总是精神爽烁、斗志顽强。她毕业后家安在西单，生有一个美丽的像外国小姑娘一样的女儿，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骑单车到北大上班，传为佳话。

我们班最小的宋健格外惹人喜爱。也许确实小，她的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活力。无论她想什么、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会给男同学和女同学们、给老大哥和老大姐们带来快乐，这就是宋健！

而且，最让我们嫉妒的，是男同学都太喜欢她，使得我们其他女生失去了不少和男生交往的机会和可能。但再小的宋健也要长大。2007年，我两次见到她，她已俨然为成熟的法官和可亲的妈妈了。而后一种身份，是我们这两个多年未见的同学更为置重的，这种身份还带给我们很多的共同语言。

记得她在我家3个多小时，我们不停地聊天。回想起来，聊天的内容竟然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她说她的女儿居然在写剧本，我说我的儿子外语如何棒。

再就是离我们而去的苏岩了。苏岩的一生很短，当然谈不上成功或者贡献，但一提到她，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心疼无比，我也一样。她不仅大气、聪明，而且贤惠、善良，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她的爱心也普照到了我的身上，使我终身难忘——那是我毕业前夕离开北京的日子，20多位同学给我送行。她拿出了两件礼物：一是北京烤鸭，那时的北京烤鸭店刚刚恢复运营，要很早、排很长队才能买到；一是刚刚流行的玩具魔方，她说，西去的路程太远太长，用魔方消除你的寂寞吧。

这一送竟是永别！我难以描述苏岩对我的关爱，以及我对苏岩的念想，只能说这种关爱和念想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上至天国、中达人脉、下及地心……

1998年5月4日，北大举行百年庆典的纪念活动，除一些同学作为对北大有特殊贡献的嘉宾特邀参加之外，我作为77级的两位代表之一，从新疆赶赴人民大会堂参与了庆祝活动。

5月2日，丛培国开车接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到刘凤鸣家做客，在途经北大西门的时候，我说：“我是冲着北大的荣誉感回来的”。丛培国笑称：“你还有北大荣誉感吗？我们似乎很久都不说这个话题了。”我脱口而出：“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北大的荣誉感了。”接着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北大真是一个学习的天堂，人才的摇篮，知识的圣殿，思想的海洋。作为北大的学子，我真真地爱她，爱她的风格，爱她的内涵，爱她的底蕴，爱她的建筑，爱她的师长，爱她的学友。爱的有些陶醉，有些豪迈，有些盲目，有些夸张。但这份爱，是从我、从我们这些北大77级法律人的内心里流淌出来的，它说不清、道不明，却是一份永恒不变的真情和爱恋。

本文写于2009年，入学三十年聚会之后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谢思敏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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