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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北大经济系77级：应运而生的改革时代之子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
改革年代
记者：邵媛媛
原载澎湃新闻
当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人民公社电报送至杭州老家时，黑龙江知青海闻发现自己从图书馆系被调剂至经济系，他疑惑：什么是经济学？
1977年，因“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570多万应考生涌入考场，最终录取率仅为4.6%，激烈的竞争空前绝后。第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那几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同学们常常为了一件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学术自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俯首可拾。
时隔40年，当年的学生林双林感慨，没料到经济学成了以后中国最热门的学科。
01
什么是经济学？这是当时不少经济系学生的疑问。
北京朝阳无线机加工车间主任潘慕平拿到报名表时，距离报名截止时间只剩一个小时。没时间琢磨学校了，匆匆填了招生目录上的第一个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和经济系后，同事小王立马揣上他的报名表，飞快地往区里骑去。
陕西农村娃林双林的梦想是学哲学“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至于经济学？他记得一位老师回老家说自己学经济，没人懂，老乡以为是“京剧”，硬让他唱。
就在姜斯栋去北京的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两个女生嘟哝着：“我明明报的中文系，怎么给我换成了经济系。什么是经济？”姜斯栋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经济政策研究，他喜欢这份一年里跑十来个县调研的工作。29岁了，还想学，姜斯栋三所大学报的都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和他一样，也有一批同学想学经济。
陶海粟出任陕西省延川县人民公社书记的第一天就下乡去村里转了圈。那年大旱，整个川道颗粒无收，而山上那块“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自留地倒是一片绿油油。在农村九年，28岁的陶海粟对当时处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农村积累了不少困惑。而在中国的南方，23岁广东青年何小锋则已经是单位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辅导员。
1977年8月8日，在科技教育知识分子的讲座上，邓小平确定恢复“文革”以来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4个月后的冬天，570多万应考生涌入考场。
就在恢复高考前一年，海闻到北京出差，在北大校门口往里面看了半天他都没敢进去。他特别羡慕，又特别失落。他想，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跨进大学校门？
17岁到26岁，北大荒九年，一批又一批地知青被推荐去读大学，海闻几次被公社选去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活动、被推荐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都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而被否。命运就像“菜场里的剩菜一样”。
海闻对记者说：“高考进入北大后，我就不再背有政治包袱，是高考把我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
在高考中断的十多年中，中学的教学也早已支离破碎。何小锋对澎湃新闻回忆，“学理科，会开拖拉机，但不会解方程。英语没有学满26个字母，而是学了几句口号，We love Chairman Mao，我们爱毛主席。还有‘缴枪不杀’，怕再打仗。”
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为4.6%，激烈的竞争空前绝后。时隔40年，林双林感慨，没料到经济学成了以后中国最热门的学科。
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只设一个专业政治经济学，学生共80人，分成两个班级。1954年是他们出生年份的中位数。32岁的张文祥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年龄最小的郭京平只有17岁。“像我们老三届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班级中年龄小的1966年的时候才6、7岁。”26岁的海闻正处中间。
姜斯栋29岁，年龄排班级第三，属于“老”字辈，老姜说：“其实对老师来说也不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教过这样一批学生，30岁上大学，在原来单位是干部，恨不得比老师还会管班级。”老字辈几乎都带薪上学，陶海粟每月拿44块钱，有时还敢上全聚德吃一顿烤鸭。
入校时，黄少敏很想当班干部，但他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很有资历：党支部书记于吉做过多年工厂厂长；组织委员姜斯栋是山西省委写作班子的大笔杆子；宣传委员吴小贺是京郊某村大队党支部女书记；青年委员张炜是武汉市教育局科长……像于华、海闻这样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员只能做小组长。
相比北大其他的学科，经济系的学生年龄偏大，党员比例更高。据姜斯栋和何小锋回忆，他们的高考数学接近满分。“到底是因为我们被淘汰下来调剂过来的还是因为被挑选出来的，不知道。”海闻猜测，“说不定我们是被挑选出来的。”
成分复杂与年龄跨度大是这届学生的两大特征。来自工农兵学各成分的学生构成了77级，他们如小溪汇入大海般来到北大37号楼二层，再上面是法律、政治系，他们则是“经济基础”。
1978年至1982年，77级的本科四年，也是举国上下除陈布新、新旧碰撞的年代。
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是这四年，包产到户一直艰难地前行，直至77级毕业，人民公社制度也未宣布解体。
而当整个社会和校园在试图全面反思和否定“文革”时，作为“文革”末期的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的尴尬与困惑，与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77级的优越自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拿我们自己来说，77级的学生当时普遍被认为是来自基层的精英，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刚刚走出那个荒谬的年代，在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上，都难免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陶海粟回忆。
即使每个人的特质是如此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姜斯栋说：“这个机会对所有人来说都太珍贵了。所以要说上进心，那是发自内心的。”
四十年过去，陶海粟对记者表示：“恢复高考就是中国在教育领域回归人类文明的大道。”
北大经济系77级2班六组（若未做说明，图片均由海闻提供）
北大经济系77级2班四组
北大经济系2班五组
02
“332路，开往颐和园……”天刚蒙蒙亮，唯一一趟公交车的报站声响起时，也是北大学生起床的时间。
醒来后，何小锋总要问一下自己，上北大是不是梦啊？“就觉得根本不可能，我那时候根本没出过广东。”何小锋广东口音重，刚入学那会儿，他都不敢开头说话，有些同学也不叫他名字，就叫他“广广广”。
在边陲小县下乡九年后初入北大，海闻的第一感受是自己的“土”：“就是乡下人进城了。”“北京的人天天讨论中央的事，他们还会对毛主席评价，我们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讨论毛主席呢？完全就觉得是一种很新奇的事情，给人很多冲击。”从陕西农村进京的林双林感受相同，“过去的环境下，啥话都不说，语言特别谨慎，来了北大之后，我发现同学的语言都特别敞开。”
为了班级“创三好”，团支书林双林挣扎着起了床，参加早上的集体体育锻炼。而此时，同宿舍的潘慕平已经在院子里背单词背了半个小时了。
图书馆学习
经历了“文革”后的中国，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追赶。在北大，学生的生活以读书和锻炼为主，每日起床后要绕校园跑两圈，如果哪天有远足计划，那么就提前几天多跑几圈。“那个时候大家都有种感觉，觉得未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准备好。”石小敏曾回忆。
早上，北大图书馆门前早已候着一大批学生。门一开，“哒哒”脚步声一阵，学生们鱼贯而入。如果晚自习不占座，就别想找到位置。
无论是走路、吃饭、坐公交车，林双林手里都拿着单词本。一个学期后，同在英语慢班的海闻纳闷，林双林怎么去快班了？他们常晚上凑在一起听美国之音。
林双林决定念研究生。在陕西农村，林双林一心想去“面外的世界”，当兵、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他全都报了名，用他的话说“奋不顾身”。来到北大后，他拼了命地学习，三个暑假都留校自学，同学称他在北大读了五年本科。
课余生活，编排英语剧
怀疑精神是那个特殊时代学生的另一个特质。大学前两年，石小敏对老师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怀疑，他模糊地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我们参加过工作的人再去学习马列主义，就会觉得这些跟实际不大一样。”
“不好学，马克思那逻辑咱也跟不上，开始也质疑，但考试要考这些东西，老师一字一句地念，学生呢就记。”林双林把笔记记得连老师的一声咳嗽都写了下来。
潘慕平对石小敏印象深刻，“他最大的特点是忧国忧民，相对来讲他悲观一点，所以总把事情想得非常严重。”
那些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济系尤甚，常常为了某件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何小锋记得：“那个时候风气很好，天天都在争，一个宿舍也争，开会也争，当时北大有很多讲座，如果听的不好，站起来就争。大家很强调个性和自由。”
1978年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为了能吃饱饭，在契约上摁下红手印，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给予支持，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海闻至今能记得当时的疑惑，“当时一个新旧思想转换的过程，我们一直批包产到户，现在搞包产到户，那大家怎么理解？还有剥削，私人企业到底算不算剥削？”直到经济学家孙冶方来北大开讲座，他说：“中国的发展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封建残余的问题，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民主、科学的建设还差很远。”
1979年初，由北大经济系77级学生自主创办的《学友》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运而生。邓英淘参加国务院农村改革课题组，探讨了包产到户等改革最前沿问题；丘小雄比较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利弊；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日考察后写下观感；石小敏质疑按劳分配等敏感问题，引发了77级、78级的讨论……
创刊9个月后，北大37号楼225室很忙碌，全国42所院校经济类学生的投稿信件纷然而至。
1979年夏，北大经济系与南开、厦大、人大、复旦、暨南、武大七院校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向全国各大学倡议创办《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和“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受到了全国经济类学子的响应，首期《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经选择、编辑，收集文章40多篇，9万多字。“那时候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潘慕平说。
林双林家里穷，一年只穿一件制服，冬天加件棉袄，但胸前别着一枚北大白色的校徽，就自豪得不行。“当时也不愁分配，我们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林双林说。
在当时，大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强烈到可以被一场球赛引爆。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来中国男排击败南朝鲜（韩国）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资格的消息。
整个校园沸腾了，学生敲打着盆碗涌出宿舍楼，烧了扫帚当火把，高喊着“中国万岁”。中文系的刘志达忽然高喊出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在队伍中迅速传开。那夜，伴随着这句口号，北大学生一路游行至中关村。
姜斯栋说：“整个北大就是有这个气氛，一方面是那批学生有一种一定要好好学习有所作为，因为国家正在振兴。就那么简单一个球赛，把年轻人激动了一把，一个晚上烧啊闹啊，那种振奋。”
喇叭裤、吉他和校园歌曲（来源网络）
在1980年代，新事物的冲击是应接不暇的。喇叭裤、迪斯科、邓丽君、朦胧诗、潘晓来信、伤痕文学、星星美展……当时的大学生几乎都是邓丽君的粉丝，有条件的买个砖头录音机，听得如痴如醉。“以前都是那种雄壮的，打倒美帝苏修，竟然会有邓丽君这种，抒发人的一点基本的感情，以前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陶海粟说。
在火车上，海闻读着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眼泪直往下淌。“其实人不会因为打击而流泪，但会因委屈而流泪。过去那么多年我认为我应该是需要被改造的，从来没想到这是对我的不公平待遇。”
大三西风东渐，社会逐渐开放，交谊舞流行起来。经济系男生多，女生少，找不到舞伴的男生就在宿舍里抱着凳子跳舞。一位女同学主动表示要教林双林跳舞，“我那时思想封建，还不好意思。后来追悔莫及，至今不会跳。”林双林回忆。
学跳舞（来源网络）
班级party
系运动会夺冠
密云水库春游
篮球比赛
03
在经济系，中青年教授被称为老师，老教授们被称为“先生”，这是当时大家表达尊敬最高的称谓。
经济系的多门课由几位老师合开，一些年轻老师只能做助教。
上课前，学生为老师带一个玻璃杯，再拎上一个暖壶倒上热水。
78岁的系主任陈岱孙被师生们亲切地唤为岱老。民国政府曾聘请他当财政部部长，岱老以志不在官谢绝。
"文革"时期，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的岱老从未被人直呼姓名，工宣队、军宣队都尊称他"陈先生"，在北大找不出第二人。
1980年，北大率先全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但这样的先行之举备受压力，也因此受到上级对其办学方向问题的调查。
随后，不少高校因仿照北大增设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而受到批评指责，甚至停止西方经济学课程。
在一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岱老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发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随后《人民日报》用半版重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岱老提出的“整体批判，个体借鉴”的态度，使西方经济学有了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
“据说陈岱老在‘反右’时有一句名言‘就是不开口，神仙难下手’，那时候他都没被抓住毛病，却在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下发表他的看法，这很不容易，80岁的老头，明显是斗争来了，他就挺身而出了。”
姜斯栋说在北大受到影响最深的是“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77级经济系的师资之丰富，令林双林至今感慨。“像陈振汉先生，那都是大师啊。”陈先生1941年就在美国经济顶级期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文章，北大至今无人再及。
而中国经济思想史权威赵靖先生每次讲课都讲到汗流浃背。赵先生鼻梁高耸，眼窝深凹，讲话时双目直视对方，语气斩钉截铁。
现今87岁的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在给77级教授“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时只有50岁。他把经济学讲得极为通俗易懂，“两条线一个点，经济学就是依赖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说着，林双林将两根食指交叉一叠。
学生喜欢向厉以宁提问，有些还挺尖锐，包括对政治的看法。厉以宁很坦诚，面对他没思考过的问题，他会直接回答，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或者我需要回去思考一下再告诉你。
海闻印象深刻，“一个老师居然很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东西我没想过。”
厉以宁也是较早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结合的人。
当时就有声音说他是投机，“我当时也觉得他有点赶时髦，因为北大很多老师，像陈岱孙是非常严谨做学问的，学问就是学问，和政治不搭边，你不能把学问随意地拿过来跟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然后做一个修正和发展。但厉老师后来有所坚守。”潘慕平说。
1986年春的北大五四经济学论坛上，厉以宁发表著名的“改革的基本思路”演讲，“中国经济改革可能会因价格改革而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定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他提出将股份制作为企业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
也是受到厉以宁“西方国民收入统计”讲座的启发，何小锋写下《劳务价值论初探》一文。
当时学术界批判西方把服务业也计入产值，何小锋则撰文表示，中国的经济统计只算“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是一种拜物教的表现。这挑战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劳务不创造价值”的说法。
1981年4月，最高权威专业刊物《经济研究》将其刊登，引起很多反响。
当何小锋赶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会议室时，已满满坐了50多人。权威经济学家孙冶方、国家统计局领导在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何小锋的观点。
会后，何小锋追上孙冶方，感谢孙老的批评，但不打算改变观点。孙冶方对他说，批评你不是压制你，我们是平等的，你也可以点名反驳我。
后来，中国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国民经济统计吸纳第三产业，服务经济学理论得到迅猛发展。
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左）与何小锋（右）（来源网络）
“北大那时还保持着一点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官僚气也不是那么浓，加之80年代初社会上思想解放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校内思想和学术是相当活跃的。但是对于马克思理论这种量级的体系，还是照抄照传、阐发诠释居多，鲜有不同声音发出。”陶海粟于今年回忆。
1982年初，经济系77级毕业了。在原本欢声笑语的全系师生欢送77级毕业大会上，一位年轻的老师突然站起来再次反对了何小锋的观点。这时，厉以宁站起来大声回到：“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的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何小锋至今难忘厉以宁对一个学生的解围，他将之称为“经济系的温情”。
04
毕业前，海闻收到了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的第一人——海闻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等名词充满好奇，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是怎样的？大三开始，他便骑车奔波于北大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递交申请。
而林双林正在图书馆看书呢，突然被叫去了陈岱孙的办公室。学校决定派他公费去美国留学。林双林立马表态，一定好好学习，早日学成归来。
毕业后去哪儿？陶海粟和邓英淘谈起这个话题。早就参加了农村发展研究组，常在各地调查的邓英淘说，国家正是急等用人之际，哪有再泡几年的时间呢？
北京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毕业照
毕业十年后，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经济建设。杨滨抓住了90年代中期的市场机遇，在汽车市场爆发期，做起了汽车贸易业务，后又在中国中产阶层飞速扩展时投入至艺术品收藏领域，成为现在77级经济系的“首富”。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来到中国，举办“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研讨会”。曾在北大是上下铺兄弟的海闻和易纲都曾在学会担任过会长。在举办地海口，他们见到了从英国来的张维迎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四人聊起来，是不是可以创办一个中国经济的研究机构？
1994年，易纲和海闻先后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回到中国。这年夏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北大勺园5号楼成立。随后，CCER发展成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发院），是现在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智库。
“当时出去就是为了以后回来参与经济工作、参与改革，那一定要了解发达国家是怎么样的，学更多的知识，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海闻说。
1980年大三，北大经济系77级2班欢送易纲（二排中）赴美留学
两年后，易纲去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央行旁边的民族饭店，潘慕平问易纲，你现在挣多少钱。900多块。当时，在投行的潘慕平一天挣的钱相当于易纲一个月的工资。
“但是他的作用要比我在投行重要得多。我对他说，如果由于你的努力，为中国参与制定了一个正确的货币政策的话，那你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后来他提升得非常快，在宏观经济上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和他对话了。”潘慕平说。
如今政、学、商界许多领军人为77、78级大学生，被称之为“77、78级现象”。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海峰曾撰文指出，“77、78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何小锋说：“我们这80个同学，第一没有私心，第二不会搞贪腐。我们这批同学正好反映了这段历史（恢复高考后至今）。”
在去北大国发院上班的路上，每每走过未名湖畔，林双林的心情就沉重起来。“就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觉得应该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40年后，面对记者的采访，陶海粟则严肃地提醒道：“人是活生生的人，在满足我们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再来谈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要把人都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或者口号。”
同学们攀上香山鬼见愁峰顶
附 北京大学77级经济系不完全名单：
毕井泉，国家药监局局长，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副秘书长，2018年8月因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引咎辞职
易 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丘小雄，原国家税务局副局长，原总理办公室主任
李铁军，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能源局局长
陶海粟，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
吴稼祥，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现为学者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于 吉，原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
张克洪，宁夏自治区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李锦平，原宁夏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曾担任宁夏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厅级）
赵慕兰，原北京市政府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刘 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 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
林双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经济学教授
何小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志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蔡曙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讲座教授
王家卓，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金融学教授，大史泰顿岛学院会计与金融系主任
黄少敏，美国刘易斯克拉克州立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张 菁，美国国家社保局经济学家
何 剑，美国俄亥俄州政府政策研究与战略规划部研究员
刘英莉，美国诺福克市社区服务局财务总监
于 华，摩根斯坦利华鑫基金董事长，原深交所研究所所长
杨 滨，北京达世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小贺，北京北方联盟公司董事长
潘慕平，曾任国际投资银行——洛希尔父子有限公司董事，已退休
任保山，曾任许昌市党校副校长，已退休
邓英淘，原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故）
郑学益，原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部长，经济学院教授（已故）
朱善利，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已故）
海闻（前排左4）和同学在图书馆前合影
（参考书目与文章：《百年华章——北大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集》、陶海粟回忆北大经济系77级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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