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商乐维：百孔千疮，北大老师发愁怎么给77级“打补丁”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乐维(商乐维)，1957年生于湖南洪江，1975年毕业于湖南芷江一中，插队知青三年。北京大学化学系77级。毕业后曾在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政府、湖南商品检验局工作。1991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化学博士、数学／统计／计算机硕士，图书馆信息科学硕士。著有《老爸与自闭儿》《转学的故事》《大教授的小动作》《友好邻居》《童年故事》《77级校园点滴》《知青往事》《妈妈的眼泪》等。

原题

77级校园点滴

作者 ：商乐维

原载：未名湖是个海洋

数学课

77级考生是文化革命积压了11年的毕业生，除了老三届以外，都是文革中上的学，基本上没有学文化知识。数理化基础都差。加上77年高考是以各省自己命题，考试时间，卷子难度都不一样，有的还是开卷考试，所以入学的标准都不一样。

入学以后，学校搞了一次数理化入学考试。结果发现，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比如数学，有些会微积分，有些解二元一次方程都有困难。

与很多同学一样，我在中学也没有学什么东西，就是在72、73年读初中时，邓小平复出，搞了两年教育回潮，老师认真教了一点东西。高中两年基本上就是学工，学农，加上开批判会，没有学什么文化了。像排列组合，二项式，概率论等都没有学过。对于能不能学好高等数学完全没有信心。

两位担任数学课的女老师于秀林，邵仕敏老师，频频来宿舍与大家交流，征求大家对于数学怎么教的意见。不少同学表达了自己基础差怕学不好的忧虑。老师们表示理解，说教了二十年的数学，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给大家补中学的数学，还是上来就讲高等数学，觉得都不妥。而且补中学的课从哪里补起，那些程度好的同学怎么办？她们其实比学生还愁。

第一次上数学课，于秀林，邵仕敏两位女老师笑眯眯地站在台上，非常和蔼可亲。正当我们准备听她们讲课时，她们却说，对于学生程度相差如此大的情况，她们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教，还需要再研究，让大家回去等消息，过两周再来。同时她们建议，所有觉得自己程度差的同学，去买一些数学书看，补上自己的课。本来一个小时的课，她们五分钟就让大家走人了。

70年代的北京王府井书店

大家也理解老师的难处，回来后赶紧去买书。

我们去学校书店，海淀新华书店，甚至去王府井买。我买了排列组合，二项式，概率论的书回来看，做题。因为我想两周以后老师就要讲高等数学，我不抓紧补上这些，到时就会跟不上。两位老师偶然也来宿舍看大家学得如何，辅导同学，听大家的意见。

两周以后，大家再去教室。老师宣布，因为发现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学数学基础太差，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补上中学的数学才可能上高等数学，而用上课的时间给大家补中学的课不合适，对程度好的同学也不公平，所以决定两个月不上课，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好好补上中学的课程。

她们油印了中学数学复习资料，大家可以拿去看，上面有很多练习题，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都做或者选做。不要求大家交作业，交了她们也不会改，大家自觉做就行。

最后我们每人领了一份有几百页的复习资料回来了。

那两个月我们就天天做数学题，搞不懂的就买书来看，问同学。老师也常常来看大家，解答一些问题。

两个月下来，我不但做完了老师复习材料上的题，还买了很多书看，做了上面的题，收获不小，将很多没有学过的中学数学基本补上了。

我中学四年，除了初中学了两年，高中两年根本没有学东西。相当于用两个月时间补上了两年没有学过的课。按照后来中学六年算的话，就是补上了四年的课。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用两个月的时间补上了几年的课。

数学程度好的同学，像我们班的老大哥是老三届的，基础很好。还有几个自学高中和大一数学的同学，他们基本上没有看复习资料。把那些时间花在了别的课上，学得更加扎实。

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开学两个半月以后，我们的高等数学课终于开始了讲授了。用的是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老师讲得比较快，因为要赶进度。同学们学得也很努力，不过一切顺利，到期末基本上完成应该完成的教学计划。

就是说我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学了一个学期的内容，最后考试成绩老师很满意。老师们最后对我们说，这是她们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关，这个巨大的挑战使她们开学的时候自信不足，觉得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不得已想出的办法最后成功了。她们同时感谢77级同学们奋发向上努力学习的拼命精神，感慨没有同学们这种迎着困难上的毅力，是不可能圆满完全教学任务的。

那是特殊的年代，于老师与邵老师她们因地制宜地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同时激励我们，最后完成了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也很感激老师们。我们年龄相差很大，水平参差不齐。我们知道基础很差，总有一种紧迫感让我们不敢放松，很想一下子把过去该学而没有学，现在应该学，甚至将来可能需要的都学会。

刚进入大学时

室友情

78年我们在28楼住了一年以后，79年搬到了39楼。由原来每间住五六个人变成住七八个人，我们班男生从四间宿舍压缩成三间。我在的宿舍被撤消，我们几个被分到其他三间宿舍去。我是被原来隔壁宿舍指名要的，因为我常常去他们宿舍聊天，他们对我印象不错。

新宿舍四张高低床，住七个人。一个空床位放东西，我们睡其他七个床位。77级来自十一年的毕业生，加上77年高考允许在校生报考，所以其实是十二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悬殊很大。

就拿我们宿舍来说，老大哥洪天德来自福建夏门，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当年三十。小广东来自广东潮州，在校生，刚刚十六岁。来自黑龙江的宪胜，北京的植源，和我一样二十。西安的西平应届生十八，山东的兴中十九。

入校一年多了，老大哥还不时看着小广东感叹：“我们俩怎么成了同学了？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除了年龄差距大，个人背景也非常不同。老大哥是工厂化验室技术骨干，宪胜是煤矿工人，植源与我是知青，兴中家在农村，而西平和小广东是从校门到校门。

学习基础也大不一样。老大哥中学基础扎实，文史哲根底深厚，社会经验丰富。而且在工厂期间从事技术工作，还在厦门大学接受培训，所以是各方面比其他同学好很多。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像是助教。大家化学上不懂的，问他基本上都可以回答。别人复习考试，他却轻轻松松，有时还出去玩。他的文史哲方面的底子很扎实，可以写古体诗词。

不过老大哥为人很谦虚低调，写的东西一般不示人，只是班里搞活动他有时会写一首朗诵一下助兴。社会经验也很丰富，有什么事大家喜欢听他的意见。宪胜，植源与我在社会上独立闯过两三年，兴中生长在农村，对社会有些了解。西平，小广东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社会的直接经验，但年轻聪明。

这种年龄上，经历上的不同，可以使大家从不同角度了解社会，相互学到很多东西，也学会怎样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室友们都很谦让，轮流打开水，打扫宿舍卫生，有什么困难大家相互帮助。北京的王植源还请大家去他家作客。相处很和睦。每天晚上11点，大家都比较自觉去洗脸漱口，上厕所。然后上床。

熄灯后一般都会聊半小时的天。学习问题，衣食住行，花边新闻，历史事件，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无所不谈。各抒己见，即是放松，也使得室友之间更加相互理解信任。

老大哥是厦门人，与来自广东潮州的小广东杨伟涛睡头顶头的上铺，两人老家的话又相同，所以常常讲他们自己的方言。

伟涛一头乌发，见人还有些腼腆。虽然年龄小，但很聪明，也很会管理自己。记得每年回家都带些潮州的特产花生。那是一种先将花生放些盐煮熟，然后再烤干的。很独特，也很好吃，他总会给我们大家尝尝。

生活中有时也会有插曲。

比如我的湖南普通话总是不标准，那个“湖”，总念成“福”。因为我们h, f不分。没少被大家笑话，说你是“呋喃甲醛”(一个很常用的化学试剂)。自己也常常发现别人问我哪里人，我想我说了“湖南”，但总有人会问：“福南是哪里？”。要搞半天才清楚，让我很丧气。过了两年才终于没有人要我重复了。

而山东来的徐兴中，也有口音。有一年冬天晚上下了大雪，早晨从窗户往外一望，白茫茫一片。兴中很高兴叫起来：“下大雪了”。那个“雪”听起来有点像“梭”。后来我们每年见下雪了，就喊“下大梭了”。大家哈哈一笑，兴中也跟着大家笑。

充斯文

除了老大哥，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文史哲方面欠缺，需要补足。就自己买书看。我当时除了能背诵几首毛主席诗词，对诗词一无所知，连李白杜甫都是上大学后才听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感到羞愧，就想恶补一下。买了两本唐诗宋词选，背诵里面的一些诗词。记得比较喜欢有岳飞的“满江红”，气势磅礴。也喜欢苏轼的“赤壁怀古”。都上大学了，才开始学，往往并不很懂里面的内涵，难免囫囵吞枣而不求甚解。

有一天我在宿舍摇头晃脑背诗词，老大哥见了，笑称我在“充斯文”。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潜意识，懂点古诗词，显得“文雅”。后来就只读不背了。到今天，我也背不出几首古诗古词来，还是不怎么“斯文”。

兴中与西平喜欢听广播里面的河北梆子与豫剧，还有就是评书杨家将。每天晚上准时听广播。我们这些被动听的也慢慢觉得好听，不由得也常常听听。最后我能学说几句评书，哼上几句豫剧，像《朝阳沟》里的：“你前腿弓，后退蹬······”，“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心话啊”，还满有味道。

丢钥匙

当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我丢钥匙的事情。

过去我在家乡，不论是城里还是下农村，从来就没有锁过门用过钥匙。当年社会很穷，但社会治安不错，加上我们家和邻居关系很好，所以我们从来不锁门。

下农村知青点也不用锁门的，因为农民很纯朴，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而且大家除了棉被和几件脏衣服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宿舍一人发一片钥匙，我拿了就把它放进口袋里。但是我是田径队队员的，天天要训练。加上那个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走路常常跑跑跳跳，钥匙不知什么时候就蹦出衣袋，掉到地上。一片钥匙掉到地上，声音很小。尤其掉在土地或草地上，根本没有声音。很快就把自己的那一片丢了。

丢了就只好借室友的钥匙用，周末再出去配钥匙。没想到，借的钥匙也被我弄丢了。那就只能再借另一个室友的，结果也弄丢了。好像一连丢过三个室友的钥匙。这下大家不干了，开始批评我。原来对我有好感，没有想到我这么马马虎虎。

我一面检讨，一面努力寻找不掉钥匙的办法。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买几个钥匙环挂很多钥匙，让它变得很大，不容易掉，而且掉下去声音大，回头找的话也容易看见。我去收集了很多废钥匙，挂上七八片钥匙外加指甲剪刀什么的，变成了一大串。从此我没有再丢过钥匙。

各一方

四年一晃而过。毕业以后，大家各奔东西，很少联系。我只见过留在北大做教授的荆西平，还有就是小广东杨伟涛。

伟涛毕业时考上公费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space Application)，于82年来美国留学。我91年来美国留学时，曾经想转学，索要了一堆申请材料。

一天在看杜克大学的材料，惊奇地发现一个新教授的名字是Weitao Yang，一看照片果然是小广东。后来给他打过几次电话，知道他在做量子化学。

听一个校友说，伟涛在美国量子化学界是属于权威式的人物。一般学化学的人都不去学量子化学，因为量子化学是很理论的，只有做教授一条路。而且还必须去一些名牌大学做，因为一般大学不会有专门的量子化学教授的位子。他却做了杜克大学的教授，而且不到40岁就在杜克做到正教授了。

不相识

2005年夏天我去北卡看望朋友。我先给伟涛打电话，他说这次他会在家，而且说就住在Chapel Hill。我说到了朋友家再给你打电话。

我先到原来威斯康星的朋友后来到UNC做教授的刘稚家。吃了晚饭，我们到阳台上休息。他家的阳台正斜对邻居家后院，晚霞余辉里，隔壁后院里有小孩玩耍。一个爸爸在看着孩子，背对着我们，脑袋顶上没有什么头发。

刘稚告诉我，那个是杜克的中国教授，人很好的。不一会儿，那位教授转过身来，见到我们，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

等到天黑下来，我想伟涛应该下班回来吃了饭了，就给他打电话。他问“你在那里？”，我说“在朋友家”，然后告诉了刘稚家的地址。

他一听就说：“你就在附近，离我应该很近”，我让他告诉我他的地址。然后我问刘稚：“你知道这个地址吗？”。

刘稚看了看说：“这应该就是中国教授邻居吧？”，我问怎么街名不同，他说这是两条接的交接处。

他让我打过去，伟涛接了电话，我把电话交给刘稚，果然就是他说的那位杜克教授。我们两相隔只有二十几米，却都没有认出来。只记得他的一头乌发了，谁知道知识多了，头发就少了。我自己的知识没有见多，头发也是见少了。

立即去了伟涛家，聊了个把小时。第二天，伟涛夫妇请我与刘稚夫妇在他家吃饭。小广东变成了大教授，说话也很成熟了。他说他带了很多研究生，总是很忙，讲课，做研究，到处做讲座。

我们聊起当年北大同学的日子，很感慨当年大家有缘在燕园同学四年。回忆我们晚上睡前的聊天，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如果还回北大，再做学生，晚上要谈的话题可能很多还是当年谈的那些，像什么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等。就像一个82级的师弟说的：你们77级的“毛病”就是忧国忧民。可能有点时代造人，那个年代的人就这样，还是书生气太足。

1977年元月，知青汇演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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